安倍外交，被称为价值观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以所谓价值观为纽带，形成包围中国的战略态势，然后再与中国谈判，获得利益。本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安倍外交的基本思路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价值观外交的特点，安倍想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和建立包围中国的价值观之弧，然后展开对华外交；其次，分析价值观外交形成的背景，包括美国重返亚太、中国的崛起和安倍的历史观等影响价值观外交出笼的基本因素；第三，分析价值观外交的局限性，主要指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历史和领土争端以及鹰派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姿态，指出这些都引起邻国的反感和美国的质疑，将导致价值观外交失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伊始便任命其亲信麻生太郎为副首相，任命前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为内阁官房顾问，麻生与谷内在2006年为安倍设了计价值观外交，包括对华“战略互惠关系”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其中，“自由与繁荣之弧”被认为是包围中国的战略之弧。2012年底，安倍上任之初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之后，他的亲信便对记者说，这意味着要形成对中国的包围网，[①] 尤其是他在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五项外交原则，核心就是所谓“普遍价值”和对海洋的法律支配，这些基本上是六年前价值观外交的翻版。安倍价值观外交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与美、印、澳建立安保对话机制，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海洋强国联盟对付大陆国家的霸权是取得权力平衡的有效方法，该理论与本文有关的部分包括：英国的“心脏地带论”，美国的“边缘地带论”以及英美地缘政治理论家都重点强调的所谓西方海洋国家的民主价值观。日本外务省的精英官僚为安倍内阁设计的价值观外交构想，是充满了这种地缘政治理论色彩的。麻生太郎也说过他要把“日本外交的地理视野从太平洋和亚洲进一步伸展开来”，[②] 他还在其著作中指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可以被想象成一条弧，可以作为外交资源给它贴上一个标签，”“价值观外交是一面新旗帜。”[③] 自民党议员三原纯子最近则把安倍2013年1月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尼三国的动机解释为“协商对海洋的法律支配，从军事角度牵制中国的崛起。”[④]。本文将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安倍价值观外交的特点、背景及其局限性。
一、安倍价值观外交的特点
        2006年，安倍曾提出过“日美印澳”四国安保对话的构想，麻生当时则把价值观定义为，“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制和市场经济”，他说推行外交政策时重视这些普世价值，就是“价值观外交”，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建立一条由“欧亚大陆成长起来的新型民主主义国家”构成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是以价值观之弧为外交筹码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基本思路至今并无变化，可以概括为三点：重视日美关系，加强周边关系并在此框架内改善中日关系。
        首先，重视日美关系是地缘政治思考的结果。战后日本一贯推行对美协调政策，其实，这一政策除了二战和冷战原因之外，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地缘政治论。麦金德是主张海洋国家组成联盟以应对陆上权力的，他认为，要想遏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扩张，就必须建立海上强国的联盟。[⑤] 战后日本的学者也认为，日本与美国维持一定的军事关系是必要的，从日本的安全保障看，在日美之间建立同盟关系是个好办法。[⑥] 安倍早在其2006年的著作中就强调：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经济力和最强的军事力，日美同盟是最好的选择，同时他还指出了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主义、人权、法制等基本价值观是自由主义国家共同的认识。[⑦]　2012年12月28日，他再次当选首相之后，再次强调：“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与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没有变化，要深化与在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价值观上相一致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这些价值，这个理念没有变化。”[⑧] 同日，他还对记者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并且表示了上任后的首站出访国家是美国。[⑨] 可见，安倍重视对美关系固然是从安保角度出发，但是从价值观角度考虑问题则是更深层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基于民主国家，即，海洋国家结盟思想的，同时这个思想也是地缘政治理论在安保问题上逻辑思考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加强周边关系是边缘地带理论的翻版。边缘地带理论是地缘政治学的重要延伸，麦金德在二十世纪初，曾担心德国与俄国结盟，因为这样的话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会被这两个国家控制，所以他强调“必须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由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构成诸多的“桥头堡”。[⑩] 这其实是包含了边缘地带思想的。斯皮克曼在二战期间比较强调美国与英国、苏联合作对付德国，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一场争夺欧亚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斗争。”[?] 在他看来，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对于包围心脏地带，控制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还指出；“在菲律宾重新建立我们的军事势力，这些都是起码的措施。”[?] 当时，他强调苏联的重要性是因为共同对付纳粹的需要，而他关于美国在菲律宾等边缘地带拥有基地的梦想，战后成为了现实。如今，日本趁美国重返亚太之机，提议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麻生太郎说：我们日本今后要在从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到中东欧、波罗的海各国延伸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上成为在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路途上的各民主主义国家的“伴跑者”。[?] 安倍晋三则强调建立“日美印澳”战略对话机制，到了2012年12月，当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又表示：要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 还提出将日、印、澳、美（夏威夷）发挥成“安全保障菱形”[?]，“菱形”的提法虽有新意，但也不过是六年前“日美印澳”构想的翻版，意在控制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公海。直到最近访问东南亚三国，安倍明确提出“普遍价值”和对海洋的法律支配，对此，明眼人一看便知，安倍与麻生构想的价值观之弧或者“安全保障菱形”，是加强海洋国家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把二人都以价值观为由强调与心脏地带的俄罗斯改善关系的言论考虑在内，这个构想所包围的就是中国。
        第三，改善中日关系需要迂回作战。其实，上述安倍与麻生构想的对美关系和周边关系都与构建对日本有利的中日关系存在密切联系，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包围中国其实是为了获得与中国谈判的有利筹码。其实，安倍一直重视中日关系，2012年9月27日，他说“我认为日中关系极为重要，日本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市场，日中关系无法割裂”。[?] 12月17日，他又对记者说：“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之一，中国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要让政治问题发展成为经济问题。”特别是据安倍的幕僚透露，他选后不再提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说关于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问题是与中国谈判的选项之一。[?] 但是，安倍不想简单与中国谈判，而是先营造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2012年12月17日，他对记者说“应该以巩固的日美关系为基础实现对华关系的战略稳定。”[?] 其实，安倍在六年前也说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是马上能够实现的，特别是结构不改变的话，两国关系的好转是不可能的。[?] 他说的结构是指所谓“大状况”的改变，这不只限于中日两国关系，要俯瞰全亚洲，甚至要看全世界。首先是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与印度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与其他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安倍重新上台之后，旧调重弹，他说：“不能用狭窄的视野，只在双边关系范围内追求改善两国关系，我们不会像民主党那样只把中日关系看成是两国之间的关系。” [?] 他还说：加强与俄罗斯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善冷却的日中关系有帮助；日本与具有共同价值观国家，与越南的战略关系加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越南是对日本外交战略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也会使中日关系展开新的局面。[21] 这一次他又提起了关于改善中日关系“不能只看两国之间的关系，要一边俯瞰整个地球仪，一边考虑战略。”[22] 外务省官员表示，“这叫迂回作战”[23]
二、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背景
        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之所以表现为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与日本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地理位置有关系，作为大陆边缘的一个岛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于欧亚大陆的权力状况，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是十分敏感的。为此，日本必须思考如何重新构建权力的平衡，美国重返亚太的地缘战略构成了安倍提出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背景，其目的主要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给日本造成的现实和心理上的压力，而安倍的历史观则是其提出价值观外交的主观原因。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的地缘战略调整是安倍提倡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国际背景。事实上美国的“重返亚太”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至少在1997年日美之间达成“新版防卫合作指针”，其中提出将日美同盟的地缘责任从远东扩展到亚太地区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日美两国决定将日美同盟在远东的责任进一步具体化，还提出了互相配合应对所谓“周边事态”的问题，日本还在其后提出了《周边事态法》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法案。2003年5月，日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世界的日美关系”的概念，2005年10月，两国外长再次发表声明，修改了日美安保的范围，规定同盟应该对世界课题发挥作用。2006年5月，日美两国签署了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协议，成为美国调整亚太军事布局的重要一环。
        安倍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布局调整，早在2006年就认为美军在亚太的战略调整对于日本来说是个好机会，他说：虽然日本的安全依赖日美同盟，但是，由于美军的调整，日本也可以向美国展示自卫队的作用。[24] 于是，他提出了修改集体自卫权问题，认为日本既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就应该拥有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美国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1月发表了新国防战略，其中对中国的海洋意图极为重视，日本自民党趁这个机会，主张与美国加强合作，但是，他们深感日本政府关于集体自卫权违反宪法的解释是这种合作的障碍。其实，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早就主张日本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安倍也一直“借壳上市”，配合这种主张。最后，自民党终于在2012年的众议院选举公约中明确写进了关于修改集体自卫权解释的内容。2012年10月15日，作为自民党的新任总裁，安倍在日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他说：“他要是赢得选举，他将修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这既可以强化日美同盟，又可以为维护地区安全做贡献。”[25] 不仅如此，在去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还在另外一本《综合政策集》中写进了关于修改“日美防卫指针”的内容，目的当然是配合美国的新国防战略。[26]
        其次，中国的崛起是促使安倍价值观外交出笼的直接原因。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发展自然要在安全上给自称海洋国家的日本造成压力。对于中国的崛起，麻生太郎曾经说过：“日本至少从圣德太子以后，就是一个对华夷秩序感到不舒服的国家。因为人们的内心多少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又复兴了。”[27] 可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麻生是把中国看成威胁的。早在2006年，安倍就说过：“中国必须丢掉霸权主义的军事野心，通过国际合作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否则中国的增长没有可持续性，也不可能成为先进国家的一员”[28] 从中可以看出安倍对中国的态度是恐惧感和优越感兼而有之。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安倍经历了六年的在野生活，而中国则在此期间持续增长，并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与六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大幅增长，2006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4位，到了2010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2011年中国的GDP是7万3185亿美元，日本是5万9047亿美元，中日两国之间国力对比的距离已经大幅拉开。对此，安倍一上台就召集了2006年他第一次执政时的主要成员，其中包括麻生太郎和谷内正太郎，意在继续实行一边改善中日关系，一边建立包围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安倍打算在2013年的预算案中增加防卫费开支，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他的理由是日本的防卫费用已经连续十年在减少，2012年的总额是4万6400亿日元，而中国却在过去的十年增加了4倍，达到8万7000亿日元。特别是2012年在日本和菲律宾分别在南海和东海向中国挑衅的背景下，中国亮相了一系列的先进武器，令世界瞩目，中日之间的综合实力对比呈明显有利于中国的趋势，这些构成了安倍内阁急于建立对华包围网的直接原因。
        第三，安倍的历史观是其提出价值观外交的主观原因。安倍的历史观与他提出的以价值观外交为名义的地缘政治思考有内在联系。他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显示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荣历史，需要揭示日本军的残酷性，以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29] 麻生太郎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让国民有自信也是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战后的日本人在一定的时期所努力的过程就是证明自我的过程。[30] 显然，他这是让日本人对邻国中国有点自信，他说：战后日本取得了和平主义的“实绩”，对于“普遍的价值”，日本没有必要三缄其口，日本应该公开宣布关于“价值观外交”的宣言。[31] 也就是说，“价值观外交”的目的在于用西方价值的“自信”掩饰对过去侵略亚洲的自卑，树立对中国的优越感。
        其实，安倍根本就没有对日本过去所犯的错误有所反省。他指出，在甲级战犯中，既有被判死刑的，也有被判徒刑的，被判徒刑的包括贺屋兴宣和重光葵，贺屋被释放后成为法务大臣，重光被释放后成为外务大臣，重光还是日本恢复联合国席位时的外务大臣，还获得了天皇授予的一等勋章。安倍还不止一次提到所谓“民主国家”印度的法官曾在东京审判时为日本战犯辩护的事情，说印度将来可以成为抗衡中国的力量，因为印度与日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32] 这里，安倍非常巧妙地把过去的战争问题偷换成了意识形态问题，并找到了日本与印度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从而也与地缘政治扯上了关系，还找到了自信。他说：“因为我生在这个国家，所以应该对这个国家抱有自信”，“我所属于的自民党是一个具有保守主义理念的政党，其中也有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的党从成立时就否定共产主义。”[33] 到此，安倍的历史观也就与价值观及地缘政治联系了起来。
三、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局限性
        安倍在2012年12月10日出版的杂志《文艺春秋》中发表论文，主张建设“崭新的日本”，文中提出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重新审视战后形成的否定侵略战争的历史观，不仅给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而且也给日美关系蒙上阴影，呈现了他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破绽，也是其价值观外交的局限性所在。
        首先，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安倍地缘政治思考的缺陷。价值观外交虽然似乎找到了日本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但是，仅凭意识形态日美两国之间未必能够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并不是单纯地在美国战略框架下展开的，比如，对于所谓 “日美印澳”构想，安倍就明确指出：“日本应该发挥领导作用。”[34] 然而这是美国不能允许的，事实上，安倍在2006年第一次主政之时，没有选择美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而是实行了对华“破冰之旅”，特别是他还对北约进行了访问，试图单独与北约建立联系，突出日本的独自战略，当时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也许是因为当时的记忆还留在美国人的心里，所以，2012年底，安倍重新执掌内阁后，虽然发出了首站出访国为美国的信息，但是，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于是，安倍故伎重演，与2013年1月中旬派遣了自民党众议院外务委员长河井克行访问北约，并带去亲笔信，要求与北约一起遏制中国的海洋影响力，表示日本要为维护东北亚稳定与繁荣扮演积极角色。[35] 其实，利用边缘地带国家包围欧亚大陆是美国的基本战略思考，日本只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安倍要在这个弧上发挥领导作用，对美国来说是喧宾夺主，由此暴露了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目前还具体表现在“普天间”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问题上。
        关于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早在小泉执政时期两国就已经敲定，自民党政权积极与美国配合，努力说服冲绳地方当局同意这个协议。但是民主党的鸠山政权明显同情冲绳县的诉求，主张把该基地搬到冲绳之外，甚至搬出日本，从而导致了日美关系的冷却。后来的菅内阁与野田内阁虽然都保证要改善日美关系，并承诺努力说服冲绳县接受所谓的“县内搬迁”，但是，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使得美国对民主党政权彻底失望。现在，自民党政权要与冲绳县当局协调批准在冲绳县内名护市为美军修建V字形机场的问题，但是，能否实现仍然是未知数。拖延多年的“普天间”问题，其实是日本能否真正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试金石，美国不希望“普天间”成为其亚太地缘战略布局的缺口，而日本则由于国内牵制在该问题上显得心有余力不足。
        关于“TPP”问题，其实除了地缘经济侧面之外，还是美国牵制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步骤。日本媒体认为，中国为了对付美国主导的“TPP”，忙于建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协定（RCEP），日本外务省官员也称：“从对华牵制的观点看，‘TPP’也具有安保上的意义。”[36] 这是对华战略包围圈的经济基础。然而，自民党内以农业县选出议员为中心的势力，坚决反对日本参加“TPP”谈判。安倍本人虽然赞成自由贸易，也意识到“TPP”是一张对华牵制的牌，但由于面临2013年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他只是说要“追求符合国家利益的最佳方法”，还说：“重要的是日美两国之间进行冷静的事前对话。”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则直接告诉美国驻日大使，日本不想在参议院选举前过早与美国谈这件事情，[37] 但日本的表态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猜疑，因为这样一来，3月的“新加坡谈判”和5月的“秘鲁谈判”已经结束，日本的参加要拖到明年。看来价值观的一致掩盖不了日美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地缘经济上的利益相悖与地缘政治上的战略追求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第二，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安倍地缘政治战略的障碍。钓鱼岛争端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从去年9月，野田政府一意孤行将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之后，中日关系就降到了冰点，中国“海监”船的常态化巡逻已经成定局，中日“共管”钓鱼岛的事实不可否认。关于钓鱼岛问题，安倍在上台之前曾主张讨论派遣公务员常驻的问题，上台后，虽然未有更具体的措施出台，但是，表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2012年12月13日，中国“海监”Y-12飞机首次进入钓鱼岛领海巡逻，日本出动了8架F-15战机进行拦截，之后又多次出动F-15战机干扰和拦截“海监”飞机的正常巡航。2013年1月上旬，为了对日本出动军用战机拦截我“海监”飞机的行动作出反应，中国出动Y-8侦察机等在钓鱼岛所谓“防空识别圈”进行巡航。1月5日，媒体还爆出安倍命令内阁危机管理部门强化对抗措施，具体措施是如果中方无视日方的无线电警告，日本将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然而，日方的强硬态度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1月10日，中国海军又出动了包括J-7和J-10在内的十余架战机，逼近钓鱼岛领海，2月5日，日方又公布中国海军火控雷达锁定日本舰只的消息。自此，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出现了“军事”对峙局面。
        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至少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到2012年9月，日本宣布将该岛“国有化”为止，该问题基本上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然而，由于日本一部分投机政客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和南海问题的发生有机可乘，为了配合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他们大肆炒作钓鱼岛问题，安倍及其自民党在野期间也不遗余力推波助澜，使民主党政权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只好铤而走险，结果是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大局。现在，安倍上台，面临着如何收拾钓鱼岛残局的任务，然而，安倍本人是把该问题推向高潮的推波助澜者之一，当然也是受益者，所以，获得政权之后，目的达到了，应该理性处理，没有必要继续让这个问题发酵。但是，由于日本政府骑虎难下，加上2013年7月份还要准备参议院的选举，任何外交上的退让都会影响自民党的选票。
        价值观外交的目的是一边在地缘政治上构成包围中国的战略态势，一边与中国谈判，然而，领土问题若得不到相对的了断，并使之重新回到可控的范围之内，中日关系便无望恢复，还会把美国拖下水，价值观外交也就起不到对华外交筹码的作用。加上日本与其他邻国俄罗斯、韩国之间也存在领土纷争，这些纷争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对华包围网必然出现缺口，这是安倍价值观外交在地缘政治思考中的局限性。
        第三，摆脱“战后体制”掣肘价值观外交的推行。安倍是自民党内著名的鹰派人物，鹰派的基本主张是要使日本摆脱所谓“战后体制”。鹰派所称的“战后体制”就是以雅尔塔协定等国际协议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在日本国内就是以和平宪法为根据的战后秩序。日本鹰派要打破这个体制，具体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特别是该法第9条关于日本放弃武装和交战权的规定。2012年4月，自民党发表了宪法修改草案，提出了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的计划；11月21日发表的竞选纲领中提出降低修宪动议的条件，还将修改集体自卫权问题塞进了纲领之中。篡改历史是摆脱“战后体制”的又一重要内容，尽管安倍在2012年12月表示要继承“村山谈话”，但是，2013年1月4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记者说，安倍内阁将发表一个新的历史问题谈话，人们担心安倍可能是要以所谓“安倍谈话”代替“村山谈话”，特别是安倍还对于承认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有不同看法。
        在上述摆脱“战后体制”问题上，美国曾对日本采取放任态度，特别是对于日本右翼的历史观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如果日本右翼和鹰派走得太远，不仅亚洲国家会反对，美国社会也会出现反弹。因为摆脱“战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让人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动向，与美国的价值观并不一致。据2013年1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透露：美国白宫方面对安倍内阁近期有关修改“河野谈话”的表态有所不满，认为这会给奥巴马政府所重视的亚太地区的稳定带来恶劣影响。《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试图重新否认历史》的社论，指出安倍上台前后陆续发表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说明他是一个“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可见，摆脱“战后体制”，不仅亚洲邻国不会买账，甚至美国也不会纵容，比如，美国政府官员向日方表示了担忧。[38] 东南亚是日本重点拉拢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地区，但也是战前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如果日本篡改历史，实行再军备，就不会获得这一地区的信任，安倍最近访问东南亚三国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便是证明。可见，以价值观为名义构成的这个地缘战略包围网构想，因为所谓摆脱“战后体制”问题的存在，其内部已经包含了价值的不一致。
小 结
        地缘政治，至少从美国的马汉、斯皮克曼和英国的麦金德的理论来看，是一个海洋国家围堵大陆国家的理论，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说法，海洋国家主要是指西方民主主义国家，其中是包含着价值观因素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和谷内正太郎显然是从英美的这些理论中获得的启示，这便是以价值观为所谓“大义名分”，联合拥有这种共同志向的国家，先是模仿美国与西欧的样子，建立一个类似跨大西洋联盟的“跨太平洋”联盟，然后，再联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构成一个价值观之弧或者“安全保障菱形”，在此基础上，与中国谈判，打交道，即施加压力。然而，正如本文如上所述，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其实是有局限性的，单就他企图建立牵制中国的价值观之弧来说，他的军事和政治大国志向就流露了与美国争夺主导权的苗头，而他在历史问题上不能走出道德上的困境，不但邻国和日本外交的重点地区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也不会买他的帐，美国也不会容忍他在右倾的道路上继续滑下去，因此也就呈露了“弧上”国家间在价值观上的不一致。总之，安倍以价值观为名义，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欧亚大陆的边缘国家为纽带，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构想很难有什么具体结果。这一点，就连日本外务省官员也透露：“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