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是亚洲最为曲折的双边关系之一，其中既有两国的共同特点所体现的共同利益，也有地缘政治竞争所蕴含的脆弱特征。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显示某些固有的特点仍然存在，但两国的发展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另外一些性质，这是两国之所以要将双边关系定义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理由，尽管要实现这种愿景仍有很多变数。

      中印政治关系是当代亚洲最为曲折的双边关系之一。由于双方的发展中国家秉性，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因此很容易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去认识两国关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承认接受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这个事实指明了两国关系应该发展的方向。但两国关系的政治现实显然要复杂得多，除了冷战时期两国之间的高烈度冲突外，事实上在冷战后时期两国关系仍然面临着大量不确定因素，这可能使论者倾向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证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前景，即中国和印度在亚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果地缘政治的权力角逐仍然在亚洲具有中心地位的话，则中印两国不可能具有合作的前景。这被解释为中印政治关系相当脆弱的主要原因。尼赫鲁则早在两国围绕西藏问题产生争执时就似乎已经预见到这种状况，他认为“长远来看，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比邻而居的两个最大国家，两国都有扩张倾向，因为两国都充满活力。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不但对双方产生严重影响，而且对亚洲也有重大影响，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长期的影响……而相关的好处却落在他国，所以美国和英国都竭力张扬印中的敌意，甚至苏联也并不希望看到印中友好”。[1] 尼赫鲁的判断虽然是将近60年前作出的，但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他提出的“我们的未来”究竟是指印度还是印中两国，在这个备忘录中并没有清楚说明，但他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两国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这是本文的切入点。
一、中印政治关系脆弱性的内涵
中印政治关系起始点与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史上的重大节点几乎是
一致的，印度摆脱殖民统治时，中国的政治大局差不多也已告明朗。虽然中印两国的政治道路非常不同，印度共和国是从殖民统治之下脱胎而成，与中国的国内冲突以及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政权的道路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两国的其他属性却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相似之处，例如两国都曾经是世界大国，在西方兴起之前，都曾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工业国家的兴起则都将两国置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两国的庞大人口及贫困落后状态是战后世界政治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诸如此类，都指向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印两国在战后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亚洲的主要大国相继取得独立自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可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两国如果联手合作的话。这种状况在1950年代初两国终于解决了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后一度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前景，1954年4月周恩来首次访问印度，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两个亚洲大国的合作似乎铺平了道路。当然两国的精诚合作局面后来毕竟没有出现，而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状况处于勉强维持的水平，直至冷战结束的前夜，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访华启动了中印关系的新一轮和解。
      拉·甘地对北京的“破冰之旅”有两个重大的背景需要进行讨论。其一是国际体系虽然还没有完全从冷战中解脱，但其端倪已经显现，苏联的“公开透明”政策已然将这个庞大帝国的生存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美苏对抗即使仍然存在也已经从性质上产生了重大变化。印度作为苏联的盟友，对这个形势当然有新的判断。其二是中国的国内改革在经过10多年的努力后即将进入新的阶段，在外交上的体现是邓小平坚信“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复存在”，中国与美苏的关系都将进行调整，这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定也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印双边关系方面，虽然大部分分析都从非常积极的角度评价此次访问，但也必须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从1981年12月到1987年11月之间，双方就边界争端举行的8轮谈判无果而终，此其一。其二，1987年2月印度议会通过议案，将双方争议的主要地区之一、即我藏南地区单方面宣布为“阿鲁纳恰尔邦”，企图使“麦克马洪线”合法化，这当然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和抗议。其三，1986至1987年间，双方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比较频繁的接触，双方互相指控对方越境入侵以及边防士兵不时发生近距离接触，而印度在此期间竟然举行规模达到10个师的代号为“Operation Chequer Board”的军事演习，当然更触发边界的紧张局势。从这些负面的因素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拉·甘地的这次访问是在双方关系逐渐进入困难阶段时进行的，也许就隐含了印度方面的一个目标，即制止双边关系继续朝恶化的方向下滑。这从拉·甘地在此期间所发表的关于中印关系的一些言论中可以得到证实，例如据印度方面报道，1986年在会见议会反对党领袖时，拉·甘地强调“麦克马洪线是一支粗大的笔在一张比例很小的地图上划出的”，意思是该线含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有调整的余地。[2] 尽管这并不表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根本调整，但与过去的僵硬立场相比，仍然是有一定意义的。又如1987年12月，拉·甘地借出席外交部所属议会咨询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印中关系研讨会之机，宣称要谋求“政治解决印中边界争端的全国共识”。1988年4月，他在议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讲，公开表示了访问北京的愿望，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就边界争端和其他问题进行会谈，并指出“在我们谈论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安排时必须切记保持我们的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至为重要”。[3] 这些想法，或者说这些表达出来的观点反映了印度决策层对边境地区的现状是有焦虑的，1962年冲突的阴影仍然存在。虽然拉·甘地的访问在中印关系史上有里程碑意义，但他访问的时机也显示出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深谋远虑，即在既成事实已经造成后，寻求中方的“和平认可”。
追溯这段历史旨在对后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发展脉络奠定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上观察双边关系在过去将近20年的进程中之所以发生一系列的反复，是与其内在的脆弱基础密切相关的。首先，中印在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开始的这一波和解是在两国间固有问题均未解决的条件下展开的，甚至就某些尖锐的争端而言，还存在着客观的恶化因素，如印度单方面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后来的发展证明印度此举是将两国间的一个核心问题推入了死结。印度的行为显现了印度对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景并不具有充足的信心。
其次，冷战的突然结束使中印与世界的关系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冷战时期的结盟或敌友关系可能被颠覆，这对解开中印关系以前的一些问题是有益的，如印度长期来担心的所谓中美巴“合谋反印”在新形势下将不复存在，地缘政治的变化将催生出一些新的互动，但同时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两国差不多在同时段发生经济高速成长也许使双方更难认识清楚对方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使双方关系中原有的一些问题更为突出。相互信任问题在后冷战时期总的来说在中印之间得以改善的程度比较有限。美国学者约翰·加弗认为两国在1990年代的和解努力一直体现为两国领导层不间断的友好合作言论与两国仍然持续存在的冲突竞争这两者之间的“明显而强烈的对照”。[4] 这种对照反映了双方在新形势下加强互相理解的需要日益上升。
再者，冷战的突然结束使两国都面临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虽然两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都未变，但在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需要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做出新的评估，其中的一个挑战是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中印已经开始的和解进程究竟是否系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超级大国相继退出南亚地区对中印在本地区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将此化为实际政策，使两国能够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却仍然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印度企图“称霸”南亚野心的怀疑，印度对中国企图“压制”印度发展甚至威胁印度安全的担忧。诸如此类的相互猜疑在印度1998年突然进行核试验后达到一个高潮，使两国的和解进程遭到重大的挫折。
最后，两国高速成长虽然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但在两国而言，由于经济改革的时间、步骤、速度和进程都存在的相当大的差别，两国的国力差距呈逐渐拉大趋势，形成了新的非均衡状态，例如到2000年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远远超过印度，到2008年更进一步扩大。从GDP的指标来看，印度的国力目前仅为中国的大约四分之一，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两国的经济总量相差无几，中国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对中印关系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从印度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印共同崛起可能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超印度的事实显示了国际政治的一个趋势，即中国将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力量，在亚洲就更是如此，这对印度的大国地位和目标恐怕不是一个积极因素。印度的选择显然也是包含了诸多方面的，其中与中国的竞争可能居于何种地位，是一个印度决策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而对中印关系来说，这恐怕也不利于双方都希望加强的互信建设。
上述不利因素标志着后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特点仍然包含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方面，其内涵的意义在两国如何看对方时具有较大的影响，也是探讨两国为何不断发生各种摩擦矛盾的分析基点。尽管两国在冷战结束后都看到改善两国关系进而推动互利合作走向新阶段的现实可能性，但在将这种可能性化为现实却仍然需要双方作出巨大努力，其中包括对两国关系的地缘政治特点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又不为这种特点所制约。
二、中印共同崛起的地缘政治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印共同崛起不是一个可以从时间、地点、性质、经济成长的速度、发展的目标等一系列指标上做平行论述的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启动时间早、发展速度迅猛、发展道路与印度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因此将中印放在“共同崛起”这样的框架里讨论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例如，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一个将私营经济完全消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开始的，是一个完全“重起炉灶”的过程，印度却从未消灭过私营经济，尼赫鲁奉行的半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虽然对印度独立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和中国后来必须“解放思想”才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艰难过程相比，又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起步早进程更艰难，印度经济改革则启动较晚但国内共识较易取得，就印度经济和政治体系而言，其改革不是革命性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也不如中国那样显著，或者说中印共同崛起的命题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基础上予以论证的。
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中印共同崛起的主要意义是在经济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关于中印发展的研究集中于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道路和速度可能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即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战后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因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因新兴市场而重新划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总体规模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从这个一般推论中可以较容易得出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天然地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国际社会并不这么看问题，因为中印共同崛起的这种结果是建立在中印将同舟共济紧密合作的假设上的，中印将具有共同的目标。这却不是分析中印共同崛起的一般结论，相反，在讨论中印共同崛起时，没有人会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印两国本身将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恐怕也同样重要，而西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主流学者更是将这个问题视为观察两国崛起的主要变量，因为中印关系的历史显示的地缘政治特点并不会因两国的崛起就消失，甚至可能更为突出。这些地缘政治特点被美国学者加弗归纳为以下几点。[5]
其一，地理特点所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西藏高原和喜马拉山脉横亘在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之间，因此在这片广袤的地区，按照加弗的说法，是从缅甸北部开始，向西延展至克什米尔北部的喀喇昆仑山脉，向北延伸至青藏高原，由高山峻岭和高原地区组成的“喜马拉雅-西藏地块”（Himalayan-Tibetan Massif）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单一地缘政治系统。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很难将其力量扩展到这些地区，现代通信和交通技术虽然使两国的影响力都有巨大改变，但基本的地理状况仍然在起作用。按加弗的看法，中国和印度难于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加剧了他们对其他国家可能会侵入该地区的担忧，并意识到自身在抵御外来势力方面的脆弱性。这个特点在中印地缘政治关系中非常突出。
其二，“喜马拉雅-西藏地块”横插在中国和印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之间，使两国如果发生战争冲突，就必须动用大量资源设法越过或绕过这个高原才可能进行，如蒙古铁蹄历史上曾经做的那样，并最终征服了印度，但蒙古的军队并不是越过而是绕过西藏高原的。历史上也有其他的冲突在这个地区发生过，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表明现代技术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印两国的地缘特征，“喜马拉雅-西藏地块”已不再是阻隔中印的屏障，或者至少可以说极大地修正了历史上一度存在的状况。
其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地区的政治组织结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或者印度是否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使他们能够越过该地区或阻止其他国家穿越？如果对该地区实现政治控制，就能够将自己的力量部署在那儿，或者阻止敌对的力量进行部署，就这个地区而言，主要涉及1）相对于中国和印度，西藏的行政管理地位究竟是什么；2）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3）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地位；以及4）缅甸北部山区的地位等等。从地理上看，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从印巴纷争的克什米尔到中印缅交界的广袤地区中占到大约一半地域，因此在中印地缘政治分析中据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印易爆发地缘冲突的根源之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人口构成既不是中国的汉人，也不是印度占绝对多数的印地人，这些民族相对弱小，常常处于被更强大民族兼并的状态中，而这事实上也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趋势，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可能发生冲突，这可能导致中印这两个大国都要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进行干预，如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行为，以及印度兼并锡金遭到中国的抵制。[6] 这些在客观上可能形成中印地缘政治的竞争和冲突，因为这些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所代表的地区往往是中印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因素，在双方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哪一方控制这些地区于对方而言都可能引发战略上的考量。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早在1950年代，当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完成国家统一使命时就已经引起印度战略家的忧虑，例如当时的内政部长帕特尔就直言指出，在“喜马拉雅-西藏地区”的广大民众对印度并无特殊好感，也无真正的联系和影响，并且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一旦结盟的条件下，印度可能陷入永久的虚弱状态”。[7] 那么帕特尔所担心的这个地缘政治困境，印度是否有解答呢？他本人提出的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方案，即与中国军队一战，以争夺对西藏的控制，这遭到尼赫鲁的全面驳斥。尽管如此，印度的这个忧虑后来仍然成为印度战略学界思考中国问题的出发点，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观念问题。
上述地缘政治因素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范畴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美国学者认为这是恒久不变的因素，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印没有崛起时这些因素固然成为传统的互相猜疑基础，两国快速发展后，这些因素有些可能因技术的发展而不成其为问题，例如穿越高原地区的技术性障碍可能不复存在，但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竞争却是不会改变的。但加弗承认，帕特尔的地缘政治观在1950年代初并不占上风（这位强硬的内政部长在向尼赫鲁阐明上述看法后不久就离世了），在印度内部并非主流，直到1962年的冲突发生后，印度对中国的看法才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当然更多地将中印关系中消极的方面予以突出，其中地缘政治争夺是一个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后，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仍然将中印在“喜马拉雅-西藏地块”的争夺视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不可否认，近年来两国关系中一再出现的摩擦矛盾与这个地区也确实有着一定的联系，或者说更广泛的，与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有着联系。中国不是南亚国家，但在这个地区确实有着广泛的利益，中国是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邻国，这个客观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印度是南亚国家，这可能使印度认为有权利在本地区寻求支配主导地位，并排斥其他被印度称为“第三方”的任何势力。[8] 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冷战时期曾经是制约两国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两国地位在国际体系中重新定位之际，有必要检讨双方各自的真实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其中包括美国学者不厌其烦所论述的地缘政治争夺因素究竟在两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起着什么作用？如果中国和印度都将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为什么一定要对南亚地区赋予特殊的关注？这个在逻辑上殊难讲通的问题却为什么易在政策上形成对立？即便假设两国关系的根本特性是竞争，仍然有必要搞清楚，在两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居于核心的竞争究竟是什么内容？更为关键的可能是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如何摆脱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观念，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全新条件下，两国关系是否有可能超越历史遗留或尚未解决的问题，走出新的关乎两个相邻而居的大国如何相处的新道路。
三、谋求战略伙伴关系的现实与前景
         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定义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界位较高的定义，其背景是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自印度核试验后非常重要的国事访问，双方的互信建设进程重新启动，双方不但在西藏问题上达成重要谅解，而且在边界问题上也建立了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以从政治角度对边界争端寻求合理的阐释和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双方的互动有相当迅速的进展，因此将双边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似乎是水到渠成的。[9] 但现实的发展似乎并不顺着这个轨道。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涵盖了众多内容，但总的来说，首先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在中印之间，最难处理的领域也正是政治关系，因为从双边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到南亚地区的传统地缘政治竞争，再到两国快速发展后在亚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所处理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对两国关系考验的也是政治关系，而这些领域触及的通常是涉及两国根本利益的敏感问题，需要有基本的相互信任，这正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即在新世纪进一步提升两国的相互信任。以西藏问题为例，长期以来，西藏问题是中印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点。每当中印关系出现重大曲折反复时，西藏问题往往就会突出起来，反之，当两国关系趋于合作协调为主时西藏因素则也会相应的降低，但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西藏始终横亘在中印关系中，成为一个难解的症结，其中原因固然与达赖及流亡藏人居于印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所做的承诺与实际所发生的状况是有背离的。印度政府一贯表示“不允许在印度的藏人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事实上，在印藏人及达赖喇嘛本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这势必对中印政治关系造成破坏。例如，2009年11月8日至15日，达赖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竟然访问中印有争议的领土，并在达旺举行所谓记者会，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发表他的看法，乃至回顾他当年在西藏的反叛和逃亡。这种活动不但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具有强烈挑衅性的，印度政府坚持达赖的这种访问不是政治活动，[10] 这并不会改变事实，也不会改变中方对此问题的看法。这个案例也说明印度对中方的敏感性仍然是缺乏正确评估的，尽管双方在多个联合声明中都强调了要照顾对方的“重大关切”。
         根据上述情况，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评估也许可基于以下若干方面。首先，以现状而论，战略伙伴关系中最主要的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取得的进展仍然比较有限。从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来看，双方都在做出一定的努力以促进双方互信的政治关系积极发展，但由于一些核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边界争端仍然存在着不易克服的障碍，包括双方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多轮特别代表会谈仍然无法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初步方案，不可避免地会对双方的观念和处理该问题的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11] 在印度方面，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些不算是负责的言论，以及相关的行动，如印度方面声称要加快“阿鲁纳恰尔邦”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等等。另一方面，双方在其他领域，如气候外交、全球贸易谈判等，也发展了实质性的合作。在地区安全领域，双方尽管仍然存在一定的猜疑，但中国与印度都希望自己的周边稳定，这个重要的事实决定了双方在无论是南亚还是亚洲其他地方，都存在着共同利益，当重大的足以影响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事件发生时，两国协调彼此的立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必要的。从以上诸方面来看，也许可以对中印政治关系的前景持喜忧参半的观点。
         第二，西方学者所渲染的中印地缘政治争夺虽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显然夸大了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争夺”，将此解释为两国必然发生对峙的根源可能是无视现代技术与经济全球化之影响的偏见。两国必须要围绕双方交界的喜马拉雅地区“争夺”的基本条件是两国都是高度内向型的大陆国家，这却和当代中国与印度的实际战略和国际诉求都大相径庭。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早已将战略的拓展方向转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是在发达国家所代表的巨大市场和资本来源，是在非洲、拉美等重要的原料生产地，虽然喜马拉雅地区仍然是两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关切，但在两国视为中心的发展问题上，该地区远非核心，也谈不上是两国地缘政治争夺的永恒死结。
         第三，由上述又可得出，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随着两国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很可能转变，其方向现在还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印关系中的政治方面将仍然是比较脆弱的，建立相互信任的进程仍然是缓慢的，例如在国际体系领域，由于中国的地位远高于印度，这可能使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本来可以合作的领域都产生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由于两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这种困难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因为现行国际体系对两国的制约是类似的，两国谋求改革国际体系的动因也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因此在评估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时，必须在积极和消极的两个层面考察可能的变量，以便得出接近现实的结论。本文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愿景，中印两国都很少有人真正反对两国的合作基调，这个事实反映了比邻而居要求两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基本利益应该有正确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两国的利益必定存在着冲突之处，无论是两国贫弱还是崛起，利益有冲突乃是常态。理性的决策要求对冲突的利益有全面的评估，然后才有相应的政策。这在中印关系史上却不是做得最好的，在利益冲突逐渐尖锐时，情绪性反应往往会占上风。这是两国政治关系仍将比较脆弱的原因之一，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求两国在处理有冲突的利益时能够突破地缘政治争夺的固有框架，从而将两国关系的发展纳入新的战略视野，为两国和平相处浇筑基础。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某次记者会上曾经表示“中印永不再战”，[12]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述显然是有感而发的，相信也代表了两国人民的心声，同时也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实践的。

文献来源：《南亚研究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