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遇意味着新环境，新角色意味着新担当。中国的战略目标从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谋求外部的和平环境，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这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首创的建设和谐世界目标的推进：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互利共赢。
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带来了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引发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使得中国面临着的新旧两种矛盾交织互动，它们构成了种类多、影响大、内外紧密联动的大挑战。
在这种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出现了新变化，中国外交必然与时俱进，推行外交新政，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①]这充分表明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思想境界和自我要求，一个和平发展大国的“天下观”。
 
 
一、          国际政治安全环境分析
 
         
    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它的实现有赖于国际政治安全环境，以及对其分析、把握和运用，以达到国际政治上更有影响力，国家安全上更有保障力。
从“9·11”恐怖袭击到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负面效应和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全球问题尤其是发展领域的挑战激增，并发几大复合型危机，局面严重失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霸权与强权政治依旧存在，世界仍不安宁，面临许多难题与挑战。
这一切开始使世界回归新现实的本质性要求，新的整合取代价值观念的分裂，单边主义让位于多边主义，合作精神战胜对抗思维，全球共治形成共识，国际机制成为最大赢家。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这一宏观趋势相辅相成。国际政治安全环境总体上与中国和平发展要求相一致。
新兴大国群雄崛起，效应突显，世界格局变动加速，新型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国际力量分布趋于扁平化，它并不主要体现在美国力量的实质性削弱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新兴大国的崛起上。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开始进入相互调和适应、合作竞争共治的磨合期。国际战略环境也因此步入不稳定期。
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新兴大国和平崛起为一支共赢性的新型群体性力量，传统大国实力受损，两者的互动正在塑造新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主导地位未变，但其软硬实力削弱，掌控能力减弱，全球地位下降，世界魅力消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权力开始从西方七国向新兴大国转移，从国家向大国群体、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转移，从自由市场模式向政府干预模式转移，中国的意愿、利益与行为总体上符合世界的变革。
被国内外热议的奥巴马新政除了内政变革外，最为世人关注的是其“巧实力外交”。美国的“变革外交”是一种务实外交，力图使其外交战略重返多边主义与合作对话的轨道，强调“美国不能独行，必须以榜样实现领导”，着力于寻求合作应对金融与经济危机、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全球公共问题，树立谦恭低调的美国新形象，纠正布什政府期间的错误政策与做法，采取一系列化敌为友之举，向伊斯兰世界释放善意，建设“多伙伴世界”。这反映了美国危机感增强，正在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以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和信誉。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把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作为“新颠覆手段”。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走向，在客观上缓和了国际间的紧张状态，提升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接触加围堵的对华战略，历来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差别与变动在于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误读是始终自以为可以塑造中国，同时也不愿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调整战略与政策。奥巴马政府仍然通过“两面下注”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中国，但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关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有了一些新的思维，且较为务实，对华政策将实行“双轨制”，即把人权问题与战略合作分开来谈，坚持合作的主调，重新确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结构框架，把它提高到新的层级， 把两国关注的焦点提升到全球层次，优先解决新形势下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国际安全等更广泛的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促使中国负责任地参与世界事务，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分担较多责任，同时，重视并加强与亚洲盟邦﹑友邦的合作，制衡中国的崛起，在军事上防范中国，仍将中国列为潜在核打击对象之一。美国的心态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高呼“美国不做第二”那样。但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和军事接触，以降低误判中国军事建设的风险。这有利于中国运用复合性战略手段，与美国积极周旋，争取时间，用好特殊机遇期，扩大全球战略空间，迅速加强国家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和社会治理。我们确信，中美之间只有价值和利益同时发生冲突，才会完全对立。总之，中美关系是带有大局性的关系，我们既要重视，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被“G2”，被“捧杀”，对中美关系的周期性发作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应对，但也不必过于紧张和悲观，这是常态，目前并无实质性改变，它总会止跌回升，双方都承受不起对抗的后果，我们不要对改变美国战略和价值观抱有幻想，关键是看能否作些重大利益交换。国际大趋势和中美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会改变两国关系。     
国际对华关注正在形成新焦点。
(1)“中国不确定论”和“中国责任论”已经盖过“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成为新的主题线索。西方认为，中国因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增强而迅速崛起的确定性，与其如何运用新近取得的进步成果的不确定性并存，那就是中国的未来，包括意图﹑目标、手段、途径以及前进道路上对自身，对其他国家会产生何种影响力，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中国通过现存国际体系迅速崛起和不断提升，必然会被西方国家甚至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承担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对中国而言，优势地位确定的现今阶段，将更为复杂，也更难以应对。因此，如何使世界确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信无疑，“国强必霸”有悖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如何使世界理解，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面临的头号问题依然是发展问题，它的国际责任首先始于国内，重点在于优先履行国内责任，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棘手任务。
(2)所谓两种模式之“争”。试点、渐进、非正式，被西方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中国的发展模式强调主要目标是发展、稳定和人权的适当平衡，提倡一种本土化的增量改革的发展战略，尚在不断完善中。官方发展援助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并且不附带政治条件，中国没有用强力推广其模式的意愿。中国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渐具吸引力。弗朗西斯·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涵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它代表集中和高效。[②]西方认为，中国模式已对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构成有力挑战，并且，这种竞争还会持续下去。它们担忧，遵循西方模式的世界正在退潮。用斯蒂芬?哈尔珀的话来说，这是“压缩西方”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A级威胁”。模式竞赛已成为国家间主要竞争。
(3)西方认为，崛起中的中国会发展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改善其安全状况，这种力量构成其重塑国际秩序的实力基础，它必然会挑战当前的国际权力格局。它们对中国国防预算增幅感到担忧，认为还存在“隐形军费”，并认为中国的军事意图及其国防预算缺乏明确性和透明度。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海军建设，认为强大的中国海军会对美国东亚海域的军事存在构成挑战。其实，中国国防开支大体上只占国内生产的1.5%左右，且每年向联合国提交军事开支报告。
上述种种折射出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对中国实力迅速增强的疑惑、恐慌、排斥等种种复杂心态和“过激反应”，中国的迅猛崛起触动了传统大国的敏感神经，国际经融危机加剧了它们的担心。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它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孱弱的中国，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待选的世界大国，这就横生出许多挑剔和障碍来。这反映了中国和平发展在世界上遇到了体制性的障碍，以及价值观的对立，中国始终被视为“体制外国家”，很难被西方大国视为实质上的战略伙伴，对此，我们不要误读，也不要存在幻想。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是中国长期无法摆脱的梦魇，凸现了我们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障碍、挑战与风险，同时也暴露出我们自身的一些严重的不足和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确定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建设性身份显得尤为重要，要避免被一些国家推上与美国抗衡、成为美国或西方阵营替代品的舞台，并避免自己参与创制的国际多边组织陷入“安全困境”的逻辑，成为反制美国的组织，以中国的安全构成美国的不安全。恰恰相反，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组织成为和美国互动的合适平台，而非对抗的新体系。否则，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会面临更难以预测的变化。
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具有新的特点，这对安全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是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局部地区的动荡甚至战乱有新的发展，有的具有“小冲突、大战略”的特点，它们往往会把中国牵扯进去。
(2)亚洲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变动，大国加紧对此谋篇布局。郑永年指出，老牌大国美国在向西看，新兴大国印度在向东看。事实上，它们共同的视线目标，就是中国。[③]鸠山政府的对华政策趋硬，要对抗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借美军威慑中国，威胁起诉中国开发东海。我国周边处于地区格局转换﹑大国战略转型﹑部分国家体制转轨、地区合作机制加速构建的关键时间，出现了不稳定、不安定的现象，不少国家内部动荡、经济恶化，周边形势严峻，构成挑战，其中，尤以南亚的局势最为严重，但亚洲多边舞台正日益扩展，对我倚重加大，有新的机遇。为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我们也有必要着力发展“合作、稳定、相对均衡”的中美日三边战略关系。中国崛起首先是在周边崛起，应将国际战略更多向亚太地区倾斜，尤其是东南亚，要力争成为该地区引领性力量。
(3)世界主要大国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在不断调整中继续深入展开。我军到2050年完成信息化建设的任务，成为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军队。从现在起到2050年期间，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安全危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
(4)安全威胁严重存在，性质发生了综合性的深刻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趋势，国内外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趋势，更加明显。而且，对于中国而言，国家间安全威胁、跨国性安全威胁和全球性安全威胁同时上升，或者说硬威胁和软威胁的严重程度均在上升。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有所恶化，面临着严重威胁。美国仍然是我国国际战略安全的主要威胁源。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对中国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威胁，从台独、藏独、“东突”及其背后的外国势力，到外国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于不顾，拼命“主权造势”，非法侵占我国东海、南海岛屿及大陆架，攫取资源，它们背后都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身影和战略考量，美日两国联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的海上压力骤增，还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争端解决的难度。中国不仅面临着反分裂，反颠覆，反侵占的严重任务，还往往陷于战略困境。南海及印度洋一线是中国60%能源以及进出口商品运输必经之地，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如何确保这条运输线的安全，是对中国的一大挑战。在中国的传统安全领域中，海洋安全已经突现出来，因此，“稳定北疆，走向海洋”已经刻不容缓。南海及印度洋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先区，中国应在该区域取得海事优势。此外，围绕周边的核扩散问题越来越尖锐，尤其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严重影响东北亚安全。中国要把这些问题切实当成自己的外交问题来处理，应反思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政策和方式，要在领土等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的前瞻性思考之间决断，要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以实力求和平，以强硬对扩张，以宽和对友好，要密切关注周边地区权力格局中某些军事强邻所奉行的边界政策属性，及时做好战略预置，防患于未然。胡锦涛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我国周边稳定大局。[④]
         在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当前给我国带来影响最大的是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此外，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恐怖主义以及海外利益保护，对我国安全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其中，能源安全挑战已成为实现我国持续发展的一大战略问题，而气候异常则有可能成为我国压力最大的全球问题。
         总之，中国遇到的国家安全挑战种类之多、影响之大，内外联动之紧密，为近些年来所罕见，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转换，相互呼应，综合治理难度很大，而且，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政策、制度严重不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要面对现实，承担起大国的责任，那么首先要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胡锦涛指出，要适应世界格局变化，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外交工作，重点是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⑤]
 
 
 
二、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是经济利益，发展利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成长的基础。由于中国经济与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密切相互依存，因此，世界经济环境对中国而言生死攸关。
目前，世界与中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是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后果，世界经济陷入严重低迷衰退，这已经引发经济﹑政治﹑社会动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当各国发现它们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时，极具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就会卷土重来，环境壁垒﹑技术壁垒和安全壁垒将成为主要壁垒，它构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外部头号杀手，这给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带来极大难度。
世界各国对中国贷款、采购的需求增加，具有两重性。其负面影响是可能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超过中国的承受能力，以及因不能满足要求或处置不当而产生后果。中国在能源和资源领域的收购行动也引起了一些反响。
2008 年的金融和经济大塌陷，对美国与欧洲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发达经济体受到重创，面临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欧视之为头号威胁，它破坏了它们的领导能力，使之遭遇前所未有的制约，严重的衰退促使它们战略调整，将重心转向国内，被迫求助于大规模的国家主义经济干预，阻止经济向自由主义的去监管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求助于中国。西方经济及其模式遭遇危机，削弱了它们的软硬实力优势，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金融困境，也让它们暂时无法涉足重大的国际化行动。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
回顾历史，每次重大经济危机，既重创世界经济，又萌发新的机遇，而关键是能否紧紧抓住机遇，并洞察其中的挑战。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新的关口，美国深谋远虑，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行“绿色新政”，发展绿色经济，引领经济走出瓶颈，将刺激经济和应对紧迫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以新能源开发为核心，发展低碳经济，掌握世界尖端科技制高地，确保其世界经济领先者的地位，同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掌控主导权。“绿色新政”超越能源和经济，涵盖政治、安全、外交等多个领域。我们也须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特殊机遇中的挑战，在未来竞争中抢占先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次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特殊的大机遇，其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迅速变动中，中国的力量相对增强，能以一个相对而言较重要的全球地位面向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世界的需求，提高了全球影响力，将能够采取积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动，扩大它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世界的外交攻势。经济外交是中国应对危机、扩大影响、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路和主要国际手段。中国应该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取得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权,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和亚洲货币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力争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
(2)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模式。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面对危机造成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我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历史大机遇，走内源发展道路，把国内大投入主要用于缩小贫富差距，用于科技创新突破和产业调整升级，完善发展模式，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最大障碍是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足。
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以及“基础四国”的兴起，是全球力量开始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转移的标志。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的实力地位和负责任的行动，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在二十国集团体制内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而中美合作则是成功的基础。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中国的工作重点。中国也扮演了“基础四国”、“金砖四国”的核心角色。“基础四国”和“金砖四国”已经成为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动力，以及二十国集团体制内新兴大国的代表。中国以新兴大国引领者的身份，立足于这些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积极推进经济合作战略，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向世界强烈传达“信心”与“合作”。中国领衔的亚洲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从而展示了中国对世界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赢得了世界声誉，有利于树立中国和平发展大国的国际形象。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传统大国如何接纳新兴大国，以及新兴大国如何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崛起。这是一种双赢。中国等新兴大国提升了在现存体系内的国际地位，传统大国则在借以化解新兴大国的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了现存体系。但是，新兴大国地位的提升，并不等于取得了实质性领导权。有些集团具有应急性﹑漫谈性﹑临时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作过度的国际承诺，现实的选择是在全球、区域及次区域层面分权，尤其是区域及次区域层面的主导权，重点应当是地区性金融体制建设及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不过，无论怎么说，这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引领者迅速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总之，在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珍惜并抓紧这一特殊机遇，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大机遇既十分难得，又十分短暂。经济危机的内在规律蕴涵着自我修复机制、一种周而复始的运行状态。总的说来，在世界多数经济体走出危机之前的短短几年是“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一时期极有可能形成对中国空前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充分利用这一大机遇的前提是，切实做好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争取在有利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占据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胡锦涛强调，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⑥] “发展外交”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三、国际舆论环境分析
 
 
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加速转型、国内外密集互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还涉及到国家安全。除了常规的战略挑战，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对外形象。在通向理解与合作的道路上，横亘着一道“认知鸿沟”，导致不断误读中国。从总体上来说，目前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是不利的。
通过向世界说明中国，来建立良好的国际涉华舆论环境，是一项极其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絢丽灿烂的中国文化，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主要资源，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是对中国信息大量需求的客观基础。我们要加大投入，善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书籍、新闻发布会、政府白皮书、国际公关、文化交流等多种路径，采用创新的现代化对外传播形态和主体，关注传播话语的更新和传播的效果，更加关注建立一种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组建巨型传媒集团，向世界更好地说明中国，这既包括发达世界，也包括发展中世界。
近年来，中国加强国际涉华舆论引导，努力开展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取得了积极成效。国家领导人深入阐述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等治国理念和内外方针政策，努力同国外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增进他们对我国国情和内外政策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外交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也为之做出了不懈努力。我国主办“文化年”﹑“文化节”、“语言年”等对外文化活动，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和海外文化中心，在海外掀起了“中国热”。孔子学院眼下正以平均6天新开一家的速度在全球布点。当今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主动，展现文化价值观，提升国家形象，引领人类文明的变革。我国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全面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打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社会议题奥运化、奥运议题政治化”的报道框架，增进了国外公众对中国的深度了解和友好感情，使国外媒体也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改善了围绕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我国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开放的国家形象进一步树立。
在塑造良好的国际涉华舆论环境方面，目前还存在着四大问题。
(1)国际涉华舆论主要被西方主流媒体所垄断，它们涉华报道的框架和议题至今未发生根本变化。这源于价值观的偏见与误解，意识形态的隔阂与炒作，历史的误读与曲解，国家利益的偏好与冲突。它们通过剥夺中国的人性特征来进行妖魔化的做法并不少见，这也始终是西方勾勒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一旦国际舆论冲突以游行、示威、抗议等形式表现出来，会把国际舆论冲突推向高潮，严重恶化国际涉华舆论环境。这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棘手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论变化的趋势：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新议程不断出现，代表中国的符号和主流人群不断变化。这是我们要加以关注和应对的。
(2)伴随着中国崛起，形形色色的“中国不确定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等如影随形，充斥国际舆论，成为涉华舆论的主要杀手。近期有四大涉华舆论议题突现出来：
第一，人权问题是另一个制华利器，从西方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到媒体，无不从
政治到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西藏和新疆是它们的主要着力点；
第二， 由于中国经济为世界服务，必然进口大量能源和资源，再加上粗放型经济利
用率低，中国“掠夺资源论”甚嚣尘上；
第三，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欧美针对中国的新地缘政治武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已为世界第一，若过分强调人均排放量低，容易助长新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同时，制定了相应的量化指标，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出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和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大力发展和利用风电、太阳能、核能、潮汐能和智能电网，建设“绿色中国”，在国际媒体上得到了非常正面的报道；
第四，近来，随着中国国企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国企相关的负面信息﹑猜测和传言不断见诸于国际媒体，这不仅损害了国企的声誉，也损害了国家形象。中国国企的特殊地位势必在西方引起密切关注，一些西方媒体甚至会利用中国国企的行为，来解读中国崛起。 
(3)我们对国际涉华舆论的正面引导力和影响力不足。我国对外传播的信息，常常与海外期待之间发生“供需错位”。在一些海外媒体关心的涉华问题上，我们主动报道少，在某些国际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上，我们作了许多贡献，但表达得较晚，且不够充分，没有抢占舆论制高点的自觉意识，也缺乏以博大的胸怀和足够的自信，坚持开放透明的舆论环境，消除海外媒体对华猜疑、不安和消极的报道和评论，这无疑恶化了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涉华负面报道，我们往往采取被动式的回应模式，即遭受攻击后才加以澄清、解释，而且常常不及时，陷于“招架”和“挨打”，这反倒助长了负面氛围。
(4)缺乏足够有效的中外交流沟通。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并不必然等于中外之间能够进行足够有效的交流沟通。交流沟通的内容当然以我为主，但是，我们往往缺乏针对性，交流沟通的方式手段往往不是以他为主，在使用当地公关公司等方面，也缺乏足够的力度，以致收效甚微，尤其是忽视与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沟通，导致形象受损。
总之，在全球信息时代，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国际涉华舆论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和巨大张力，以致中国的战略成果越大，就越可能加剧被孤立和被误解的状态。这对中国崛起及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为了改善国际涉华舆论环境，公开透明和自由采访的政策将使国际舆论界越来越熟悉中国及其真实意图。我们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要重视对外传播的形式，更要重视传播的内容，在主观上要争取创造条件，尽力改造客观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公共外交﹑人文外交和维权外交，不断增强我国软实力。
 
 
结语
 
 
    大约每过一个世纪，国际战略环境就会发生一次颠覆性的巨大变化。这次特殊机遇使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中国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特征。在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发展大国被世界普遍认可并发挥积极作用、也被各国寄予厚望的新背景下，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化危机为机遇的意识，善于从变化的国际战略形势中把握和运用特殊机遇，善于在新的严峻挑战中捕捉和运用特殊战机，不断增强外交新政，实施新的外交布局，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发展外交、安全外交、大国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维权外交与和谐外交，抓住国际权力从西方向中国分流的时机，主动表达外交政策，主动出击，取得突破，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以便为必然会到来的金融危机结束之后的时代做好充分准备，为未来争取更多主动权，同时分担更大的责任。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