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可追溯至殖民时代，但南非市民社会主要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更是其发展的分水岭。在白人统治时期，大部分市民社会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定反对者，通过积极动员基层社区人民反对白人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市民社会让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难以为继。在建设新南非时期，南非市民社会的功能得到重大拓展：政治方面，它们延续了种族隔离时期的传统，成为种族和解、监督政府与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社会方面，南非市民社会在减贫和应对社会发展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正日益上升。尽管发展不均衡、资金来源缺乏、非国大“一党独大”等仍是制约南非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可以认为，南非市民社会将延续自1994年以来的转型，其政治功能在多样化的同时重要性可能下降，同时经济社会功能却将进一步强化。南非市民社会已较为发达，拥有数量庞大和种类繁多的市民社会组织，几乎覆盖所有的问题领域，其发展路径和管理方法很大程度上可为中国的市民社会发展和管理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

尽管发端于殖民地时期，但南非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而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更成为南非市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更为具体地，在1994年以前南非市民社会的主要功能集中于推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或更为宏大的南非民主化进程。尽管在1994年这一功能仍得以延续，但主要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非国大一党独大以及南非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推动了南非市民社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日渐上升。展望未来，南非市民社会目前从相对单纯的政治功能转向政治与经济社会功能同步发展、经济社会功能有望超过政治功能的发展趋势将得以延续。尽管南非对市民社会的系统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真正兴起，但南非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管理仍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南非拥有非洲大陆最发达的市民社会组织网络，尽管大部分兴起和发展壮大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其历史可追溯至殖民时代殖民政权对非洲黑人的压迫。^[1] 19世纪后期，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的发现，迅速促成了矿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巨大发展。矿业的兴起催生了南非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引起南非社会的深刻变化，形成资本和劳动的集中和对垒，也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 南非市民社会的萌芽，最初正是来自于矿业工人的工会组织。随着南非经济发展和政治的变迁，其市民社会力量逐渐获得了更多发展的空间，逐渐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问题领域，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征。
总体而言，南非市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是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时期。最初主要是一些黑人城镇的小型地方性社团组织起来，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向白人当局施加压力。从一开始，这些地方性社团就把物质目标（特别是更好的服务与可支付得起的房租）与更宏大的政治目标（主要体现为推翻市政当局和种族隔离政权的统治）结合起来。虽然后来为了更好地筹集活动资金，许多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开始发展正式的会员并收取会费，但从其总体历史发展来看，市民社会组织更倾向于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形态，其领导人大多通过公开集会的方式，实现与本组织普通成员的沟通而当选上台。通常，组织最好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一些街道或社区层面的组织。
第二个阶段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全国性大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市民社会组织大多是以黑人城镇为基础的地区性组织，其中大多数都比较激进，并同情和支持处于流亡状态的政党非国大。1983年，这些支持非国大的团体组织走到一起，成立了联合民主阵线（The United Democratic Front）。联合民主阵线致力于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反对白人政权强化统治的做法、受白人政权指使的黑人地方当局以及白人政权为把非洲人排除在外而新发明的三院制（Tricameral National Parliament）。^[3]
第三个阶段是1994年民主过渡实现后，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在摆脱种族隔离制度的桎梏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更开放、民主和法制化的政治环境允许公民有更自由的结社和参与政治活动权，为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随着旧制度的终结和新的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新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出来，也必然导致原来一些市民社会组织的消亡和更多市民社会组织的诞生。三是由于无线通讯和互联网领域的信息技术革命，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沟通能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在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意愿与动能方面都更具力量。据估计，目前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数量介于17000个到140000个之间。^[4]
经过三阶段发展后，南非市民社会已相对发达，数量相当庞大，种类也非常复杂。为便于管理，南非将其分为八大类：社区类、工会类、独立媒体类、专业类、雇主或商会类、文体类、宗教团体类、独立研究机构类等。
社区类市民社会组织一般以某一特定社区或社区联合体的居民为成员，注重解决与社区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如社区安全、教育、医疗服务等。社区类市民社会组织是典型的“为问题而生”型组织，涉及的问题五花八门。这类市民社会组织通常规模比较小，组织松散，活动资金非常有限，甚至没有正式名称。尽管数量难以统计，但其在最基层的作用却是其他大型市民社会组织所无法代替的，是南非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市民社会组织。
工会通常是某一行业的工人为改善在工作时间、薪酬水平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待遇而组成的市民社会组织。南非工会大会（The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是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类组织。此外，较为重要的还有南非矿业工人联盟（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南非制衣与纺织工人联盟（Southern African Clothing and Textile Workers Union）、南非通讯工人联盟（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南非市政工人联盟（South African Municipal Workers' Union）、南非民主教师联盟（South African Democratic Teachers Union）、南非警察与囚犯民权联盟（Police and Prisons Civil Rights Union）、南非冶炼工人联盟（National Union of Metalworkers of South Africa）等。
独立媒体是现代社会的“无冕之王”，也是市民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南非有着非洲大陆最大和最成熟的媒体市场，媒体不仅是南非市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市民社会组织意见主张得以自由表达的重要平台。在南非，《邮卫报》（Mail & Guardian）被普遍视为最好的社会监督类报纸之一，经常为揭露政府不当行为提供极有深度的分析。
专业类市民社会组织主要是某一职业领域从业者的联合组织，主要以促进该领域从业者的利益或该行业的发展为己任。目前，南非有大量的该类组织。如，南非汽车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of South Africa）、南非医药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南非电视影像产业协会（National Television and Video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南部非洲纸浆与纸业技术协会（Technical Association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of Southern Africa）、南非保险业协会（The South African Insurance Association）、南非银行业协会（The Banking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都是在各自专业领域影响较大的市民社会组织。
雇主或商会类市民社会组织主要是以加强商业往来、促进商业合作为宗旨的市民社会组织。南非商业领导者协会（Business Leadership South Africa）、南非商业团体协会（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mmunities）、南非女商人协会（The Businesswomen's Association）、北欧—南非商会（Nordic South African Business Association）等都是其代表。
文体类市民社会组织主要是相关细分领域专业性的协会组织，数量也相当庞大。南非足球协会（South African Football Association）、南非网球联盟（South African Tennis Association）、南非学生体育联盟（South African Students Sports Union）、南非艺术家协会（South African Society of Artists）、阿非利加语言与文化协会（Afrikaans Language and Culture Association）是目前在南非影响较大的文体类市民社会组织。
宗教团体类市民社会组织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而结合在一起的民间团体。在南非，教会是一支很大的力量。目前，南非比较活跃的宗教团体类组织主要有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南非教会理事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情境神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xtual Theology）、南部非洲卫理教会（Methodist Church of Southern Africa）、南部非洲圣公会（Anglican Church of Southern Africa）、南部非洲福音路德教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Southern Africa）、基督教会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Churches）等。根据2001年的统计，南非有近8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20世纪90年代，南非130多个教派共有3万座教堂。近年来，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加，特别是圣灵派教会组织。^[5]
学术团体类市民社会组织主要关注与公共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提供建议来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这类市民社会组织包括南非正义与和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政策研究所（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南非媒体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Media Analysis in South Africa）等独立研究机构。
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史，南非的市民社会既带有许多非洲国家市民社会的某些共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南非市民社会组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决定了它的市民社会在发展程度上超过了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由于流动性大，不断有市民社会组织消亡，同时又有新的市民社会组织持续产生，因此难以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但在南非社会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都能看到市民社会组织积极活动的身影。这种相对完备的布局网络，决定了市民社会在南非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由于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强烈影响，1994年成为南非市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不仅是南非政治的分水岭，也是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分水岭，这是南非市民社会发展与其他非洲国家的重大区别所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大多数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缺乏与政府建设性接触的渠道，不能有效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只能组织社会抗议运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市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普遍存在的对抗性关系消失了，这极大地促进了下文所要讨论的南非市民社会的转型。
第三，南非市民社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少数市民社会组织本身就是执政联盟和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是成立于1985年的南非工会大会。它目前是南非规模最大的工会类市民社会组织，拥有21个附属工会组织和180万名付费会员。^[6] 与此同时，它还是南非目前最大的市民社会组织，在南非民主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工会大会同时是非国大执政联盟的“铁三角”之一，其会员与非国大的成员相互交叉，许多重要成员本身就身居政府要职。这一方面使它拥有其他市民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束缚其手脚。
   
南非市民社会庞大的数量、多样化的类型、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与南非政治经济紧密互动的特点，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是南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前所述，1994年是南非市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其功能在此前和此后也有了较大转变。换句话说，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很大程度上也启动了南非市民社会的长期深刻转型。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前，南非市民社会功能相对单一，主要致力于推翻种族歧视制度，推动南非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在此后，一方面由于先前对非国大的同情态度和非国大执政后的强势，另一方面由于南非面临的严峻经济社会形势，南非市民社会的政治功能逐渐降低，而经济社会功能得到迅速发展，并有超过其政治功能的趋势。
第一，在1994年前的白人种族隔离政府时期，南非市民社会的主要功能集中于政治方面，重在推进由种族隔离制度向民主政府的过渡。
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为最大限度地独占各种资源和获取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占据政治统治权力的白人政府不断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推出针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政策。特别是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后，种族隔离制度不断得到强化并最终确立。这种非人道、不公正的制度从一开始就遭到南非黑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无可否认，非国大是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旗手。但是，白人政权的高压政策，极大地限制了非国大、泛非大等政党的政治能量。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白人政权加大镇压力度以后，政党反对活动纷纷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南非社会反抗白人政权的斗争不仅没有走向沉寂，反而风起云涌、势头更加猛烈，其中最突出的一股政治力量就是南非市民社会组织。
南非的市民社会组织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壮大于80年代，这不是偶然的。新形成的市民社会组织多以推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为目标，正是它们而不是政党把反对白人政权的斗争推向了最高潮。有研究指出，市民社会组织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罢工、抵制运动和政治动员，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是不可想象的。通过积极动员基层社区人民反对白人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市民社会让种族隔离政策难以为继。^[7] 例如，联合民主阵线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它由565个民间组织共同组成，广泛发动黑人城镇的群众抵制白人政府的学校教育等各项政策。而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南非工会大会与联合民主运动（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结成名为“群众民主运动”（Mass Democratic Movement）的联盟，发动了全南非大规模的抵制和抗议运动，极大地削弱了白人政权的统治。^[8] 而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这一南非政治前景极不确定的历史时期，独立研究机构类的市民社会组织大量涌现。这类主要提供政策咨询的市民社会组织不仅力图影响南非内部各派主要政治力量，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通过游说活动来促进南非实现民主变革。其中就包括“南非民主选择研究所（Institute for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in South Africa, IDASA），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与政策研究所等。^[9]
1992年3月，在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解除党禁政策后不到两年、联合民主阵线解散后不到一年之际，数百个站在非国大一边的市民社会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南非国家公民组织。南非国家公民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南非各市民社会组织提供参与国家层面的宪法谈判的机会。虽然并不是所有同情非国大的市民社会组织都加入了这一组织，但1993年该组织与非国大结成了选举联盟，这种联盟关系一直持续到1995年的首场地方民主大选。^[10] 南非国家公民组织的发展表明，相关市民社会组织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促进南非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
1990年，解除党禁、释放曼德拉等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措施同样为南非市民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空间。到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参与的抵制租房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受白人政权支持的黑人地方当局的经济基础，也从根本上动摇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根基。许多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官员逐渐认识到，同相关市民社会组织的领袖展开谈判是化解租房危机的前提之一。同时，一些国家机构的官员也逐渐认识到，同市民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对于棚户改造等一些地方性发展项目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11]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南非市民社会组织都是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极推动者，有的也起到相反的作用；有时甚至同一类型的市民社会组织内部也存在这一分野。例如，以南非教会理事会和情境神学研究所为代表的宗教组织和各大教会始终高举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的大旗，涌现出了阿兰·博萨克（Allan Boesak）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主教（Desmond Tutu）等反种族隔离斗士。但同样是宗教团体类市民社会组织的荷兰归正教会则是白人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者，为其提供宗教理论上的辩护。该教派试图从《圣经》寻找依据，以证明种族隔离政策的正当性。事实上，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丹尼尔·马兰（Daniel Malan）就是一位荷兰归正教会的成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非媒体内部。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两大类印刷媒体阿非利加语报纸和英语报纸的政治观点也呈现混杂之势。例如，在种族隔离时代，仅有个别英文报纸公开反对白人压迫政策，更多的英文报纸沦为白人政权的辩护者；而以阿非利加语出版的报纸基本都是南非国民党以及种族隔离政权的坚定支持者。^[12]
第二，在1994年后的新南非建设时期，市民社会组织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
一方面，南非市民社会在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建设一个属于所有南非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南非实现民主过渡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恰当处理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实现种族和解。在如何对待种族隔离罪行、建设多种族和谐共存的新南非方面，包括联合民主运动和南非工会大会在内的许多市民社会组织都积极协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在社区、工厂等各个层面大力宣传和解的精神，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宽容与和解的舆论声浪，对于民主过渡后初期南非社会的平稳运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南非正义与和解研究所继续为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另一方面，南非市民社会在鼓励建设一个透明、负责任的政府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非国大政府重要的监督力量。研究发现，南非实现民主过渡后迎来了大量新的市民社会组织的诞生。究其原因，除了民主制度为市民社会的发展解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束缚，更重要的在于人们表达出对自身利益与监督政府的诉求。正如南非市民社会研究学者史蒂文·弗里德曼（Steven Friedman）所指出的，人们结成市民社会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开政府，而是为了和政府打交道。市民社会在意见表达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号召和吸引成员加入，汇总大家的意见，以各种方式呈现并向政府施加压力，力图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体现本组织的诉求——这在促进民主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规模化的政治参与，也意味着透明和责任。^[13]
20世纪90年代之前，多数市民社会组织都团结在非国大周围，致力于推翻白人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一个民选的政府。但是1994年以后，许多市民社会组织的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从非国大的盟友转向政府的批评者。^[14]这一转型根植于南非新的政治环境——自1994年在第一次不分种族的民主大选中获胜以来，非国大强化了自己对南非政坛的统治能力，南非反对党力量一直难以有效地挑战非国大的统治地位。非国大由革命者转换到统治者并在政治上的这种压倒性优势局面，逐渐滋生了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来自市民社会组织的批评虽难以扭转非国大“一党独大”的局面，但通过对一些非国大重要政治人物和政府不当行为的揭露与批评，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南非政治存在的弊病。在这一方面，向来以提供深度分析著称的《邮卫报》很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它的每一期评论都吸引着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大量读者，在塑造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同时也向非国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提供了公共讨论与社会监督的广阔空间。
第三，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南非市民社会在减贫和应对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作用日益上升，成为南非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挑战的“魔弹”（Magic Bullet）。
南非实现民主过渡后面临的任务除了种族和解外，另一个迫切和更长期的任务就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无所不包，小到社区教育、供水供电，大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艾滋病防治，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尽管历届非国大政府做出了重大努力、相关政策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种族隔离制度，许多历史遗留因素使得南非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很难解决。在发展问题上，市民社会组织有时是政府的批评者，有时则充当政府的得力助手，成为南非应对发展挑战的“魔弹”，极大地促进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推动了南非社会的进步。
例如，在艾滋病防治问题方面，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可以说是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众所周知，南非是非洲艾滋病的重灾区，约有550万艾滋病患者。毫无疑问，艾滋病防治是南非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议题。但长期以来，姆贝基总统坚持认为西方的艾滋病防治技术不宜在南非推广，因为这将置南非于“资本主义经济阴谋”的控制之下。因此姆贝基坚持在南非应用非洲的“土办法”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其结果是大大恶化了南非艾滋病防治的形势，这也为大量市民社会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例如，成立于1998年12月10日的“治疗行动运动”（The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主要致力于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治疗，该组织的目标为“增进所有南非人获得艾滋病治疗的机会，提高公众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储备与自觉性，改变那种认为得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的错误认知”。该组织采取与南非政府既合作又斗争的正确策略，在向人们传播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同时，联合南非工会大会等其它市民社会组织制造舆论，通过抗议、请愿和诉讼等多种灵活的方式，成功迫使姆贝基政府的卫生部长姆西芒（Msimang）改变政策，同意为孕妇提供抗反转录病毒药物（ARV），大大降低了南非母婴间传播艾滋病的比率，成为推动南非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社会进步的经典案例，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成立至今，“治疗行动运动”被许多观察家认为是南非最成功的市民社会组织。
在涉及南非发展更根本的重大政治经济政策方面，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和建议一直为新南非提供着不竭的智力源泉。自革命年代就一直以“南非穷困人口的代表”自居的非国大，在执政后却实行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南非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实局面，招致了广泛的争议。1994年，曼德拉在当选总统后曾承诺，非国大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各种族人民共享政治和谐与经济繁荣。姆贝基1999年当选南非总统，并于2004年获得连任。在他长达9年的执政时间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南非经济以5%左右的速度稳定增长。姆贝基政府认为，只有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全体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在他执政期间，虽然黑人中产阶层得以增长，但更多黑人的经济状况相比种族隔离政府时期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他们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虽然南非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不到30%，但舆论普遍认为南非失业率将近或超过40%。2008年5月，南非经济最发达的约翰内斯堡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严重的暴力排外事件，导致60多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这次排外事件的原因，是参与者认为这些周边国家的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失业正在深深困扰着这个彩虹国度。即使是祖马总统当政以来的几年，这种两极分化和失业严重的局面也没有得到很大改善。曼德拉所期望的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
在新南非经济这一增长和阵痛的过程中，南非市民社会组织一直在伴随着这个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进程。在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从“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RDP）到“增长、就业与重新分配方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GEAR）再到“振兴黑人经济实力计划”（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BEE）——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市民社会组织。这些市民社会组织不但为推进、保护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而奔走呼号，而且还参与一些政府和政党的谈判和政策辩论，促使非国大及其主导的经济政策不断完善。
   
尽管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迎来了重大的发展和转型机遇，但南非市民社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与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延缓甚至阻碍其从长期看必将延续的历史性转型。具体来说，南非市民社会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代表性仍存在重大不足。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不仅经济资源少，而且大多受教育程度低。很多情况下，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尽管对于那些有能力加入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人来说，他们的意见可以得到表达，但还有大量的人没有能力和渠道去接近市民社会组织。不断有研究发现，大量贫困人口的声音一直被排除在市民社会组织之外。穷困人群虽然也有集体组织和行动的时候，但是许多组织要么缺乏意愿、要么没有能力去参与国家政策讨论，因而难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15]
第二，南非市民社会组织面临着内部发展不均衡的挑战。在南非，许多市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高，有的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南非工会大会、“治疗行动运动”和南非民主研究所等市民社会组织。但在光谱的另一端，对于一些小型和基层的市民社会组织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富有经验的领导层。^[16] 由于发展不够成熟、能力严重不足，一些市民社会组织倾向于借助暴力等极端形式来表达其利益诉求，这也经常会导致其自我削弱甚至消亡，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第三，南非市民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1994年以前，许多南非市民社会组织以推翻白人种族隔离政权为己任。在国际社会普遍视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为非法的和不正当的情况下，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得到了普遍同情与重大支持，包括资金支持。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瑞典国际开发署等国际机构和组织都积极捐助资金给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同时，由于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高压和敌视政策，严格和正式的审批流程往往意味着市民社会组织会直接暴露在白人政权面前，因此国际捐助方普遍对资金的使用和监管持相当宽容的态度。
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南非的民主过渡已经完成，国际捐助者纷纷改变了对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这种宽容态度。不管是在资金的审批上，还是在得到这些捐助资金后的使用情况上，国际捐助方都有更严格的要求。同时，由于许多国际捐助方视南非为不同于非洲其他国家的中等收入国家，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在种族隔离政权时期接受国际社会特殊“优待”的状况也已一去不复返。在捐助的方式上，一些国际捐助者也不再直接同市民社会组织接触，而是通过与南非政府的双边和多边谈判来分配捐助资金的使用，南非政府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发言权与支配权。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国际援助机构压缩了捐助资金的规模，许多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可得到的国际资金来源面临大幅缩水，^[17] 这又引发了诸多市民社会组织的解散。^[18]
第四，非国大事实上的“一党独大”局面也严重限制了市民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非国大非常重视把由黑人组成的市民社会组织纳入到它的统一战线中，鼓励和联合形形色色的反白人政权的市民社会组织。这样，在1994年以后，被非国大视为其“大家庭”一员的市民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和政策影响力，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非国大有着密切盟友关系的南非工会大会。而政治上的超强实力使非国大对许多来自市民社会组织的批评存在抵制心理。例如，如果市民社会组织将矛头对准非国大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政治决策，那么政府很可能毫不犹豫地削减对这些组织的财政支持。诸如“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这样重在监督的组织来说，来自非国大政府的压力明显削弱了其监督能力。
与此同时，非国大内部的保守势力抬头，越来越重视政党忠诚度。这导致两个潜在的后果：一方面，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辩论和解决方面，政府刻意漠视甚至忽略那些不听命于非国大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声音。例如，一些主张土地改革和打击性暴力的市民社会组织抱怨说，参与政策辩论的过程既没有导致政府政策的实质性变化，也看不到实际政策效果。另一方面，非国大越来越重视政党忠诚度，也在市民社会组织内部制造某种紧张关系。例如，对那些站在非国大阵营一边的市民社会组织来说，它们并不愿意听到对非国大政府持批评意见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声音。由于市民社会组织的一个本质就是其“民主性”，不鼓励辩论且互不合作显然不利于民主的发展。^[19]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但南非政治格局新近的变动或许仍能继续促进南非市民社会的既有转型，即其政治功能在多样化的同时可能重要性下降，而经济社会功能则将持续强化。
2007年和2009年，南非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祖马先后就任非国大主席和南非总统。2012年，祖马连任非国大主席，权力获得进一步巩固。需要指出的是，祖马是在击败姆贝基总统后上台的，这对南非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南非学术界也就此展开了许多讨论。尽管尚未达成共识，但总体上可发现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1994年以来一直发挥着有限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的一个威胁；相比倾听市民社会的声音，新非国大领导层更愿意加强本党对南非政治的控制。第二种观点正好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祖马取代姆贝基是“反中心主义”的胜利，它意味着对姆贝基政府时期非国大“由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的颠覆，因而将开启市民社会组织表达意见和向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力的大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祖马取代姆贝基反映了非国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这给市民社会组织表达观点提供了可能的空间——非国大内部的对立意味着，各个派别需要支持自己的盟友，从而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需要倾听市民社会的声音。^[20]
笔者认为，政府的变动只是意味着变化的可能，但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和南非政府的关系就必然会变化。尽管有媒体认为，祖马是击败姆贝基上台的，为了显示和姆贝基政府的不同，他可能在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其中包括调整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但观察祖马就任总统几年来的政策措施，他并没有对姆贝基政府的相关政策做出重大修正。特别是，南非政府奉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南非经济在逐步走出世界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同时，既有的社会问题和利益诉求依旧存在。这就从结构上决定了，南非市民社会组织无论从其数量、类型和功能作用上看，都不会发生像从种族隔离到民主过渡完成后那段时间的急剧变动。因此，南非市民社会的未来发展极可能延续既有的长期转型。
一般而言，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它能否吸引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加入，二是它能否形成自己一整套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政策主张。同时，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学术表达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否则市民社会就很难存在和发展。^[21] 在南非政治生活中，非国大事实上的“一党独大”局面极大地压制了市民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南非市民社会组织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虽然1994年的民主过渡极大地解放了南非市民社会。但从长远看，如果非国大对南非政治局面的这种超强统治能力没有改变，那么南非市民社会的政治功能就可能面临重大制约，尽管可能延续其多样化发展趋势。但在政治功能遭到制约的同时，由于南非自身严峻的经济社会挑战，市民社会在不挑战非国大的政治权威的情况下，其经济社会功能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自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南非市民社会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一方面，南非民主过渡的完成使市民社会面临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变，在其政治功能从相对单纯的反种族隔离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同时，非国大事实上的“一党独大”也严重制约着其未来发展。另一方面，在实现民主过渡后，新南非的建设重点逐渐转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南非市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功能迎来了发展的战略机遇。因此，尽管经历了从姆贝基到祖马的政治变动，南非市民社会政治功能多样化但重要性下降，经济社会功能日益上升的转型进程仍将继续。
南非市民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趋势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民社会如何实现全面发展的问题，南非市民社会的发展尽管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其数量和种类的全面性仍值得借鉴；二是市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的引导和管理，南非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非国大应对市民社会的部分合理举措值得参考；三是如何鼓励市民社会发展其经济社会功能，积极贡献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南非市民社会的经验有其独到之处。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