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在沪联合举办“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路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和范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避免线性思维。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至少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倒退和双速运动三种可能性，不同前景应有不同的应对思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需汇聚共识，战略合作需要双方形成共有知识，发展出共有知识团体。就此而言，中国要加强对外部变化的研究，而美国则要设法缩小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前景的高度分歧。在构建共有价值观方面，要坚持存量共存、增量共塑的原则。
与会者对新型大国关系是否适用美国之外的大国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始于中美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挑战。如果将其扩展到更多大国就会导致概念泛化，指导性也会下降。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应该扩展到其他大国。首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并非权力转移，而是权力流散，权力既在国家间体系内、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流散。其次，如果新型大国关系只针对中美两国，容易导致“中国中心论”。第三，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涉及战略互信，还涉及利益关系、安全问题、对中小国家的吸引力等。
与会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化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从理念转变为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关系处理不当便容易陷入西方霸权转移理论和霸权逻辑。也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应讨论新与旧的问题，应吸引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面对多中心和复杂的国际格局，大国协调发生在多元价值体系之下。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也存在竞争关系，中国需要提升思想类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切忌理论空洞化，要对既有的西方规范和理论进行改进，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
还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多是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和理论总结，如斗而不破、六方会谈的成功经验等。对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美需要相互妥协，照顾双方利益。与会者多次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有低定位与高定位的区分。管理大国竞争和危机是低定位，因为这是为预防最坏情况的发生，而高定位的要求较高。现实中不能过于理想主义，战略警戒不会轻易消除，地缘政治思维根深蒂固。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类型与路径
有学者认为，应从国家间关系形态看新型大国关系的类型。既存的国家关系形态包括大国热战形态（敌对关系），冷战时期的对手形态，竞争者关系，伙伴关系和朋友（共同体成员）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从后三种着手，构建一种类似选手的关系，其特色是竞争但不破裂。如果能够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某种共同体的成员则是比较理想的前景。理想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相互尊重，包容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相互合作，共担义务；相互配合，各尽所长。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处理好中美、中欧、中国与新兴大国等的关系。目前中欧的竞争关系在加剧，与欧盟的关系有所倒退，但与成员国的关系在改善。中美关系出现两个特点：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越来越深入到各自社会内部。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至少包括三层内涵：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逐渐明确自身的大国身份和地位；中美要超越传统的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历史定律；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能动的构建过程，需要双方的主观努力。中美都认识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但中国的需要更为迫切。中美应避免成为恶性的竞争者关系，既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竞争者，双方应平等相处，和平相处，合作共治。美国高层在中国是否是竞争者的问题上从未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对现行规则的制约评估也尚需建构共识。有学者提出，新兴大国中大部分都不是大国，新兴大国集团与传统大国集团的关系也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
对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学者指出妥协是必然的，弱者需要主动多做妥协。同时，相对较弱的一方也要明确自身的相对优势，适度加以运用。也有学者指出大国的关键是具备国际影响力，这主要是从外部定义的。大国交往要有底线，要确保本国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大国还要负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当前大国均把视线转向国内建设，国际和国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新型大国发展道路问题。新型大国关系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是取决于国内发展道路。还有学者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谋求的合作空间不是基于让步，而是要把国内发展议程与对外关系有机联系起来，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而推动新的合作议程。此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要顾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三、新型大国关系与亚太秩序建设
亚太地区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地区。与会者指出，如果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就没有亚洲的前途。中美两国有条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从时代的特征来看，亚太地区的变动是经济革命驱动的，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取得新优势，要求国家间更稳定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关键是在经济秩序和规则上的对接。其次，中美之间没有真正对抗的意愿。美国是官僚体系严重的国家，倾向于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第三，中美将通过在亚太地区的冲撞折冲为两国关系定位，美国确实认为它具有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其在中国周边的外资并不弱，中美两国需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确保亚太地区光明的未来。
围绕中美在亚太地区构建军事互信问题，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之一是安全互信，缺乏安全互信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不完整的。中国军方较早提出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认为它应具备下述内涵：以合作为主导；增加两国互信；实现在地区安全中的良性互动，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压力，也要防止第三方因素绑架中美军事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有助于增强应对共同安全挑战的能力。目前，中美两军交往存在三大障碍：美国对台军售；美军机在中国近海大量开展抵近侦察；美国会为两军交往设置的法律障碍。这样，当前的中美军事交流缺乏深度，更谈不上两军关系达到高度相互依赖的程度。在当前中美经济关系较好的情况下，关键是管控好危机，在安全互信上实现突破，进而建立全面的新型大国关系。
还有学者指出，尽管中美不断重申合作意愿，但双边关系已进入慢性发展轨道，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为此，两国在亚太的互动要遵循下述逻辑：良性互动、非零和博弈、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战略共识和前瞻性谋划。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美国心态的失衡，结构性因素不时发作，零和思维影响顽固，但中美都不能单独在亚洲动员所有国家跟随，未来的亚太安全秩序必定是一种多层次安全结构并存的状态，多种制度性安排将同时并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而不是美国所谓的东亚大国，中国外交的空间很大，不应将中美关系局限在亚太地区。

四、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公域
在国际公域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特别是中美如何围绕国际公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学者指出，中美在海洋、网络和太空领域的斗争多于合作，几乎完全不同于两国在经贸、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互动，关键是美国在这些国际公域拥有绝对优势。这使美国拒谈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问题，拒谈禁止网络军备竞赛问题。而在海洋保持全球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也是美国拥有远超中国能力的一个领域，因此中美合作程度低也就很正常。在国际公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两国遵循下述路径：第一，改变军事思维主导国际公域的特征，防止公域发生侵略性军事行动；第二，平等对待并以发展眼光看待中美在公域能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第三，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用后现代意识谋划公域的共同安全。公域的安全问题需要合作应对，包括设立太空热线等努力。而且，中美还可以合作提供国际公域公共产品，如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共同维护公域安全以及共同提升公域态势感知能力等。
与会者指出，外空是具有战略影响的新领域。其战略价值包括：第一，经济和科技价值；第二，军事价值，外空领域已经军事化，需要防止太空武器化以及天基武器的部署；第三，大国地位的象征。外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领域，但双方互动很少，具体特征如下：首先，不平衡性。在技术能力、外空资源利用范围和程度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都很大。90%最先进的外空技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对外空的依赖程度要超过中国，进而也就更为脆弱，因此美国非常希望了解和约束中国的太空行为。其次，相互独立性和分离性。中国的太空系统相对独立于美国系统，美国希望对此有所了解。值得指出的是，中美外空关系不同于传统的美苏外空关系，双方需要防止这一关系重复美苏的老路。
总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又不限于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多元力量互动的过程，需要清楚地界定核心利益，寻找利益汇合点，增加不同领域利益的关联度，积极参与重要领域的规则制定。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