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提出一种关于未来东亚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建设的新型概念——“多元领导”模式，并探讨中国在其中应发挥的领导作用。 “多元领导”的核心理念是发挥某一行为体在某一领域内的特长，在该领域内形成以该行为体为领导的制度体系，不同领域的领导者相互协调实现共治。东亚区域合作的历史和现实使其未来实行“多元领导”必要且可能。中国可以为“多元领导”和东亚合作贡献更多领导力，但同时也受到一系列制约和挑战。中国作为东亚的核心成员，可以也应该为“多元领导”的实现和东亚合作提供有力领导。

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活力的持续迸发使其正成长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新权力中心。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区域集团化趋势持续加强，地区合作不断深入。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东亚各国初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合作机制，取得了众多实质性成果。同时，随着中国逐步崛起为东亚的经济中心，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正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然而，东亚的地区合作仍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缺乏有效的领导机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笔者提出“多元领导”概念，尝试探讨在东亚建立多元领导模式的前景以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一、“多元领导”的概念阐释
（一）何谓“领导”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领导”实际上源于权力。权力的本质在于权力行使者支配权力行使对象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前者通过影响后者的意志而对其某些行动有支配力量。[①]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方式很多，从刚性的暴力到柔性的威望，均是产生权力的土壤和权力行使的路径。自由制度主义者特别强调相互依赖对权力的重要性，认为非对称相互依赖是行为体重要的权力来源。[②]权力行使者对行使对象的“领导”关系就产生于权力行使的过程中。
就该意义而言，“领导”在国际政治中的反映就是掌握优势权力的行为体带领其他行为体在一定的规则、制度范围内通过一定方式（路径）实现共同目标或利益的行为或过程。[③]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对“领导”的概念做以下几个层面的剖析。
1.领导者的权力与意志。对于领导者而言，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要有能力也愿意进行领导。权力和意志作为体现领导主体本性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领导者本身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即它的领导是否得到其他成员的授权，也非常重要，这决定其领导地位能否确立以及领导行为能否有效展开。领导者的意志不仅体现在它愿意去领导，还在于它愿意承担领导的责任和义务，对自己的领导行为负责。[④]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的领导是无价值的，也不利于国际机制的发展。
2.对象。在“领导”行为中，领导者需要领导一定的对象，即那些接受领导者权力和意志并在此影响下进行活动的行为体，通过共同的行动来实现目标。被领导者的“同意”，即其他行为体对领导者的授权也很重要：只有当被领导者同意接受领导者的权力和影响时，领导的行为才能形成，不论这种“同意”是出于主动的希望和自愿，还是出于被胁迫。
3.目标。领导者需要带领被领导者为了一定的目标和利益进行活动，这样领导行为才有意义。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必须是正当与合法的，它不仅要符合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利益，还必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道德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活动中经常会出现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当领导者的领导力下降而被领导者尚缺乏足够的替代性领导力的时候，往往会造成领导机制和相应的国际秩序“失范”[⑤]的现象。
4.方式和路径，即如何领导。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和平非暴力的，也不完全排除暴力方式。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领导方式，要实现有效领导，达到善治等积极目标和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就必须采用合法的领导方式，因此领导者领导地位和领导方式合法性的获得显得格外重要。[⑥]
（二）“多元领导”的内涵与要素
就国际制度设计中的博弈者数目和收益分配问题而言，一般来说，当博弈者数目增加时，国际制度的集中程度将加强，个体控制国际制度的能力将下降。同时，博弈者力量对比不对称将导致国际制度控制方式的不对称。[⑦]斯蒂芬·克拉斯纳指出，影响国际制度运行模式发展的要素主要是自身利益（Egoistic self-interest）、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规范与原则（Norms and Principles）、习惯与惯例（Usage and Custom）及知识（Knowledge）。[⑧]因此，笔者认为，依照领导者数目的多寡和权力运行模式区别的标准，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中的领导模式主要可分为四种：垄断式的“一元领导”模式（美国霸权），分权式的“共享型领导”模式（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竞争型领导”模式（如日、德、印等国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争取）和“委托型领导”模式（各种专一职能的国际组织）。这几种领导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功能、合法性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缺陷，亟待改进。
首先，世界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求仍强烈，但美国的能力却在萎缩。[⑨]有学者认为，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相对下降，现有其他大国既无力弥补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建立不起一个集体领导的结构，现有的国际组织无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国际政治领导的“青黄不接”很可能是导致国际秩序发生混乱的首要因素。[⑩]
其次，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内领导角色的“青黄不接”，使得要在全世界各领域范围内实现有效的“集体领导”并不现实。一方面欧洲、日本等发达大国实力大幅受挫，无法承担起同美国相应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在综合国力上仍未形成全面崛起之势，这些国际体系的新玩家及其所采取的方式，是否能跟传统的西方体系相融合，建立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国际体系来解决不断增加的跨国问题，也存在疑问。[11]
再次，竞争型领导模式所反映出来的对领导权的争夺使得各行为体只关注于权力和地位的获得，忽视了对国际机制的有效改革，也存在功能和合法性缺失的问题。
最后，将一定机构的权力委托给更高级的国际性组织的委托型模式，由于缺乏各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造成其授权的有限性，也存在权责不符的缺陷。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上探索建立一种“多元领导”模式。“多元领导”是指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将议题和合作领域进行功能性划分，在每一项议题和领域中按照参与者的特长和能力，建立一套以该特长者为领导的制度体系，并最终实现各议题领域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实现地区乃至全球有效治理（善治）。它应该具备四方面要素：
1.就领导的主体即领导者而言，要在不同领域内按照特长（即能力）来确立领导者（即“元”），发挥其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领导能力来领导该领域内的议题协商及成员合作。
2.就领导的客体和对象而言，“多元领导”强调多边合作为领导力基础，同时强调这种领导的“内生性”，即由区域内和议题领域内的参与者根据相应能力形成领导角色和机制，可以保证这种领导模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3.就目标而言，“多元领导”希冀在不同领域内的不同领导者之间进行相互协调，在共同的制度框架内形成机制性合作，实现在该体制内多元领导下的善治。
4.就方式与路径而言，全球治理的日益深入要求各国的合作和结盟不再是单纯的理念结盟，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间的结盟，也不再是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军事结盟，而是一种复杂的、视具体治理问题而定的联盟关系。[12]“多元领导”探寻通过在不同议题领域之间形成“议题式联盟”，有条件时可将相关领域的议题一同协商讨论并加以解决。
“多元领导”中的“元”即在某一领域内具有特长和突出优势的行为体，因此“多元领导”也可以被称为“多中心领导”。[13]由于利益的共生性和多中心在功能划分上的相互制衡与联动，以及手段和方式上的多边合作路径，“多元领导”或能有效规避或减小上述几种现行领导模式造成的“失范”风险，增强相应机制的可操作性，扩容地区合作机制的数量和质量。当然，“多元领导”作为一种探索中的新型领导模式，绝非十全十美，在理论构建和政策实践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较好的实践方式是在一定的地区内进行相应的尝试。这也是探讨在东亚地区实行“多元领导”模式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东亚地区实行“多元领导”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世界和东亚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正经历重要变革和调整的新发展阶段，将“多元领导”寓于东亚一体化进程当中，探索以新的领导模式带动新的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地区新秩序的构建，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一）必要性
1.地区秩序的演变和“多元领导”
大体上，东亚2000多年的地区秩序演变可划分为朝贡体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华盛顿体系、二战时及二战后至今五个阶段。
首先，传统的东亚国际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它在经济上基于朝贡贸易，政治上体现为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外交关系。[14]其次，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东亚遭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导致在该地区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的朝贡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列强在东亚逐步确立起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它大致可被视作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多极体系。再次，一战后，协约国在此构筑起了华盛顿体系。由于老牌的欧洲强国大多在一战期间遭受重创，亚洲各国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欧洲列强建立的亚洲殖民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与之相对应的是美日在此间权势的兴起。第四，日本权势的勃兴使其在二战中在短期内以侵略建立起了日本的地区霸权体系，基本上将其他列强的力量排除出了东亚地区。[15]但随着日本战败，这种霸权体系也土崩瓦解。最后，美国在二战后确立了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它通过双边联盟方式构筑起了在东亚的轴辐式（Hubs and Spokes）安全体系，通过自己的贸易、金融优势确立了在东亚的经济霸权。同时，两极格局的解体、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因素使冷战后东亚内各行为体力量的此消彼长十分剧烈，导致现在的东亚地区秩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上述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①域外的征服性、压迫性力量不可持续，区域内的内生性和平合作力量的崛起才有助于稳定健康的地区秩序的长存。②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对东亚的领导力也相对下降，其主导的东亚安全、经济体系也面临着“失范”的危险，霸权的功能缺失同东亚和平发展的需要存在矛盾，未来东亚地区秩序有摆脱美国主导的趋势。③东亚的内生性和平力量是多元的，并不存在单一国家类似美国的霸权，未来东亚地区秩序将建立在这种多元基础之上。这些为“多元领导”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历史机遇。
2.世界与东亚发展的新趋势对实现“多元领导”的要求
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已经过去，世界政治的一些新发展趋势已可被勾勒出来，它们也引领着东亚的地区秩序变迁，对实现“多元领导”提出了要求。
①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正在经历重大调整和变革，世界政治体系正处于深刻转型和调整构造期。国际制度改革提速，其网络化进程越发强劲和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各国在国际制度改革中关于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16]
②体系内主导者的缺失与国际制度权责不符的矛盾是危机和后危机时代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有学者指出，国际组织无力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典型现象是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越建越多，但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却越来越弱，许多国际制度都面临效率不高的问题，甚至有沦为清谈馆的危险，这种现象在亚太地区尤其突出。[17]这使得建立“多元领导”成为必要。
③大国间多边协调、中小国家间抱团合作、国家与国际组织共同应对危机、区域集团化等发展趋势愈发鲜明，其实践也愈发成熟，使东亚实行“多元领导”具有现实意义。
④“问题”的等级之分愈发模糊，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到足以影响格局走向的高度，“问题”之间的相互串联使“多元领导”成为必须。
⑤权力转移是世界发展新趋势中的基本特征。就今后一段时期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性和平崛起的势头显著，今后十年是其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18]同时，世界财富中心的转移也伴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东亚作为“世界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19]以及新的世界财富中心，也正成为新的世界权力中心。这就对我们探寻在东亚地区实行“多元领导”模式提出了要求。
（二）可能性
东亚地区可以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一些有利条件进行“多元领导”的实践。
1.东亚已有相当程度的地区机制框架和合作经验
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广泛展开，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合作的领域在迅速扩大。[20]目前，东亚地区主要发展出了东盟、“10 1”、“10 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APEC等具体的地区合作机制，同时，还发展出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合作等专项和国家间合作机制。[21]
东亚的这些制度安排并非彼此孤立存在，而是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和作用，具有典型的“交叠式”特点，[22]即单个机制成立的目的不同，但它们事实上互有交叉，从而对彼此产生了影响。这为各中心作用的更大发挥提供了可持续的有利条件。“多元领导”模式将有助于整合地区合作的制度资源，使它们呈现出“嵌套式”互动前景，即那些功能规模、地理范畴或其他相关标准有限的具体安排被置于更加广泛的制度框架中，[23]发挥多中心的核心作用，深化区域合作和地区一体化建设。
2.各主要行为体的“中心”作用日益凸显
“多元领导”最重要的是强调“元”即各中心的作用。长期的多边合作使东亚几个重要行为体的中心作用日益凸显，为实现“多元领导”打下了良好基础。
①中国
中国力量的兴起对东亚一体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稳定和推动作用。在经贸领域，中国日益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其庞大的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和近乎无限的发展潜力为东亚各国带来了蓬勃商机，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使它们在战略上重新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中国力量的勃兴使其在东亚拥有了强大的自信和愈加重要的话语权，强化了东亚内生性的和平发展力量，极大改变了二战以来由美国领导盟国治理东亚的“外来侵入”模式，成为本地区的稳定力量。[24]
②日本与韩国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和韩国一直在尝试以各种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东亚角色，试图通过对一些国家加大投资并进行技术、人力资源和安全战略方面的合作，辅以公共外交手段，改变自己在东亚国家的形象，以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发言权。日本在清洁能源技术、环保技术、相应的政策法规标准制定等方面有独特优势，在这些领域，日本应承担更多责任。
③东盟
长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都以东盟为制度上的领导力量。作为该地区内唯一的国家间联盟组织，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领导作用，许多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框架和政策规则构建都是围绕东盟建立起来的，东盟本身的内部合作机制也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促进了东亚其他国家的力量整合。东盟在制度建设、理念引导、价值观感召、沟通各方利益诉求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继续发挥纽带和带头作用。
3.共同的目标和认同为实现“多元领导”提供信念支撑
实现“多元领导”需要领导者具备相应的意愿，这源于地区共同文化，包括共同的信念、目标、认同、价值观等。不论是历史上长期的互动和交往，还是近现代实现民族复兴、国家赶超，东亚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本地区特质的地区共识和价值观，不仅为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实现“多元领导”提供了信念支撑。
总的来说,东亚的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①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把集体放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人民丧失自我,而是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相比较而言。尤其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无法保护个人的权利。②在世界文化是一元或是多元的关系上,主张多元化以及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25]
三、东亚“多元领导”中的中国角色
东亚的“多元领导”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一方面，中国能为地区一体化建设贡献丰富的领导力；另一方面，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也面临着一些制约与挑战。
（一）中国的贡献
结合中国兴起为东亚的经济与政治中心，中国可为东亚“多元领导”贡献独特的领导力。
1.理念引导
文化、物质力量的发展，都需要理念的先行。今天的中国成长于一个和平繁荣的东亚，我们的地区理念必须要能够引导东亚朝着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方向前进。
中国一方面要在宏观的战略层面上坚持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同其他东亚国家一道始终秉承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26]按照“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倡导互利共赢，深化区域合作”[27]的宗旨建设“和谐亚洲”。另一方面要在具体的中微观层面上持续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沟通对话，更多地倾听它们的呼声，关注它们的诉求，在具体的议题合作过程中提出有东亚特色的地区合作发展理念，引导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朝着真正有利于全体成员的方向发展。
2.推进经济合作
中国是当前东亚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经济体。长久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已遍布东亚，未来中国将继续扮演地区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中国在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将愈发突出。
当前东亚内部的经济活动出现愈发紧密联系的趋势，区域内贸易量提高，内部投资持续增加，各国金融合作日益加深。但经济关系的深化并不等同于完整的经济秩序得以构建，东亚也仍存在经济与安全相冲突的逻辑。因此，中国要想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就不能仅注重于同其他国家贸易量的简单增长，还须全方位地促进地区经济秩序的构建，带头建立一系列能够整合各国经济资源的政策框架和新型合作机制，将经济与政治、安全、法律等各项领域有效结合起来，实现名副其实的“多元领导”。中国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投入：①加快区域货币合作，加深汇率协调；②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构筑东北亚自由贸易圈；③扩容清迈协定，落实协定的相关规定；④发挥中国对朝鲜的独特影响力，将朝鲜纳入东亚经济合作机制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安全；⑤推进次区域、边境及地方间经济合作，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式合作体系。
3.发展安全合作
东亚当前的地缘安全环境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28]东亚各种安全热点问题不仅涉及区域内国家的主权、安全，还涉及域内与域外国家的争端，许多问题往往呈现结构性矛盾，因而难以解决。笔者认为，发展地区安全合作，涉及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构建，须从以下三个层面上认真对待。[29]
①总体思想上，[30]首先，要改变我们看待东亚各种安全问题的路径，改变我们对东亚各国的力量划分标准，将与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攸关的周边国家和重点地区安全问题上升到我们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层次。其次，把握世界和东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提出我们自己关于东亚的地区秩序观，以及中国在东亚具体明确的利益定位和责任定位。
②战略思想上，首先应确立中国战略的亚洲（东亚）中心路径，在处理周边安全问题时要从大局出发，考虑其对地区秩序构建的影响。其次，深化“中国理念”在外交战略上的坚持，强化同地区各国战略互信的构筑，在理念和思想上持续倡导“亚洲精神”、“和谐亚洲”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31]再次，将“共同但有区别”的理念上升到外交战略层面，强调对不同地区安全问题和国家的具体对待，并回归到宏观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角度。最后，强调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安全机制并不意味着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谐没有冲突的，冲突虽存在，但各行为体同意以合作方式处理冲突。[32]
③政策思想上，坚持在解决安全问题上的连贯性与适应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各个层面的政策之间的贯通性和综合平衡。东亚许多安全问题的结构性特点使得我们要在政策层面上坚持维护地区和国家间关系稳定、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努力促进周边安全外交目标从“求稳”到“共赢”的转变。
4.提供制度建构
制度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合作，使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33]中国的“制度型”领导力日益成熟。经济上，中国积极参与“10 1”、“10 3”合作机制，并积极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筹备中韩、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探索制度化的经济合作之路。政治安全上，中国带头创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深化与地区内各国的双/多边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社会法律上，中国同泰国等国启动了湄公河联合执法行动，加强了同域内各国的司法合作。这都表明中国正从一个主要输出商品和进行技术性合作的低层次能力国家向提供理念引导、制度框架、政策推动的高层次能力国家转变。
中国对未来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应强调“自主性，合作性，多元性，开放性，平等性，机制性”的集合。[34]在崛起过程中，大国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正在于如何以负面作用较小的方式扩展自身的权力，以免造成自我包围的效果。[35]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在“多元领导”的东亚合作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应集中于如何培养他国的领导能力和参与能力，即如何在发挥中国领导力的同时，更多关切域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引导和培养其他国家在“多元领导”框架内共同发挥相应的领导能力，实现地区合作的新型跨越。
5.培育和深化地区认同
“多元领导”强调以地区性多边合作为基础，多边合作则以相互间的认同为基础。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已向我们表明，相互依赖的加深并不必然导致合作的产生，当潜在的合作方在如何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合作未必会成为现实。[36]因此，深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由此达成一致，使各行为体注重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合作的前提。
中国可为强化东亚各国的“集体认同观”发挥自己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应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上的朝贡体系的思想遗产对整合地区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还有助于形成东亚认同的道德感召力。另一方面，中国应推动新时期东亚认同的扩展深化，包括在不断深化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赖时,进一步强调、宣示和加强东亚认同的意识，以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东亚认同，鼓励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要在强调爱国主义的同时,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不以绝对化的简单思维看待差异,而是通过沟通与对话克服差异性造成的负面作用,增加其正面作用。[37]
（二）制约与挑战
中国在“多元领导”模式中领导力的发挥也会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多方面制约与挑战。
1.周边国家的信任赤字
经济上，中国同地区内其他国家经贸联系的迅速增长使得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导致了它们对中国的担忧：一方面，它们担心对中国经济依赖度过高会损害自身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的担忧，担心中国经济发展减速会损害到自身经济利益。
安全上，崛起的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永远是政策与战略关注的焦点，也是各国防范、猜忌甚至遏制的对象。[38]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的误判，导致了信任赤字的产生。中国同东亚许多国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如中日之间关于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主权争端、东海油气田争端，中国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南海问题争端等。目前这些争端还没有较好的解决方式，影响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损害了中国同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并影响了中国的地区号召力。
2.域外国家的影响
东亚地区合作向来秉承开放包容的原则，开放性是东亚地区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同众多域外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紧密联系，但一些域外国家的消极因素也对东亚地区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美国无疑是最主要的域外影响来源，是对东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介入最深最全面的域外大国。美国对于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战略包括两方面：一是推进双边经济与安全关系，二是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亚洲价值共同体。[39]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和倡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亚国家长期以来固有的对美国的依赖有所加深，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中美二元对立格局。“多元领导”模式强调领导力的内生性，我们并不排斥同美国的交往与合作，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与其重返亚太之间的矛盾对东亚合作而言可能弊大于利。或许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对中国和美国进行定位以确定在该地区的对美政策。中国一方面将美国定义为“亚太国家”，[40]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美国对涉及中国周边安全的地区问题对中国进行过多的干涉，这种相互间的矛盾对中国发挥在东亚的领导力也造成了影响。
3.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约
一国对外的领导力根源于国家内部实力，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将决定国家实力、权力与领导力的持久性。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要靠它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来实现。[41]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影响中国在东亚“多元领导”中领导力的发挥。
经济上，未来中国能否保持过去30年经济领域的成功增长，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问题，同时决定着中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地位和领导力的发挥。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推力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42]目前中国经济已出现一些亟待二次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粗放性造成了多种社会、环境、法律的消极外部性效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恶化、腐败难除等都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压力。解决单个问题并不难，但如果这些问题同时激化，中国将遭受一场“特大风暴”式打击。[43]中国对国际市场、资源、技术和全球化产业链网络的巨大依赖也使其更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其对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依赖的加深增加了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许多西方学者也对该问题表示了相当的关切。巴里·布赞曾问到，中国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它的经济发展继续取得成功）还是会变得更加虚弱（因为它的发展碰到障碍或是引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44]布热津斯基也质疑，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20年内得以保持？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造成国内外失衡，未来中国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准备？[45]总之，未来中国经济是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10年（抑或20、30年），还是会陷入各种改革困境而停滞不前，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也给中国的地区领导力带来了不确定影响。
政治上，改革开放和经济成功给中国政治带来的最重要影响之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与感召力空前加强。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双环联动模式的发展道路和独特的后发型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后，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但改革的方向、路径、进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中国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独特道路，这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也会有难以预测的影响。
结 论
东亚正迅速成长为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中心。未来东亚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建设需要一种新型的领导模式，“多元领导”模式既符合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的需要，又顺应世界和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并拥有相当的制度、文化基础，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构筑东亚一体化新机制。
中国作为东亚域内的核心成员，可以也应该为“多元领导”的实现和东亚合作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东亚作为中国国家利益交汇的关键地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挑战来源和突破口，更应是中国外交新思想诞生的地区，是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政治新公共领域规制塑造的关键地区，它对中国未来国际和地区战略的缔造具有首位的重要性。中国在提供领导力的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迎接挑战，与地区内各国共克时艰，促进东亚和平发展合作内生性力量的发展，促进“多元领导”模式在东亚的建立和发挥作用。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