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划分为形成时期、英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等三个阶段，并从权力结构对经济秩序创立和维护，不平衡增长引起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与变革，市场机制引导经济秩序发展演变等方面，分析世界经济秩序的历史演变进程，以期发现其演进的内在规律，探究影响经济秩序变迁的内在原因，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寻找历史依据。

导 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危机，促使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世界经济发展中周期性变化的历史规律和国际体系的维护与演变，以期找出在美国霸权衰退之后，维护国际体系的有效途径，重建霸权后的国际秩序。查理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 世界经济萧条》中全面分析了霸权国在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经济世界需要有一个居于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指出只有在霸权统治下的国际体系才是稳定的，但世界经济中不平衡的发展规律，终将导致霸权国的衰落和新兴国家崛起，后起的国家要求调整现有的国际秩序以适应实力结构发生的变化，支配国以期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来应对这种挑战，一旦这种努力失败，最终将导致霸权战争和国际体系的变革。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认为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混乱与纷争，国际秩序具有延续性，霸权之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此外，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长波理论探索》、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的结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理解国际经济秩序》等分别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发展、霸权的周期性更迭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权力与结构变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方面深入讨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变革。[①]

以上学者多从世界经济周期性增长、霸权的周期性更迭与国际体系的稳定等方面论述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管理及其发展演变，依据霸权国的兴衰对国际体系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但国际经济体系只是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特性，对国际体系划分和界定的标准无法恰当反映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演进，为全面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带来了困难。因此，本文试图在近代国际秩序发展演变的整体框架中分离出经济因素，从权力结构对经济秩序创立和维护，不平衡增长引起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与变革，市场机制引导经济秩序发展演变等方面，深入分析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秩序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历史演变进程，以探究影响经济秩序变迁的内在原因，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寻找历史依据。
一、世界经济秩序的概念建构
赫德利·布尔指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是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②]斯坦利·霍夫曼指出，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建立和睦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规范行为的规章准则，是合理解决争端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状态。[③]门洪华认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④]

根据对世界秩序的既有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世界经济秩序的概念框架。第一，世界经济秩序的行为体除民族国家外，还有殖民地、对外贸易公司、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因为经济因素是低级政治领域，在无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各国允许非国家经济行为体在国家政策调控下按照市场规律对外开展金融贸易等经济联系。第二，世界经济秩序建立于国际力量结构之上，霸权国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世界经济秩序并成为维护该秩序的重要力量；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霸权国的更替是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发展和演变。第三，市场机制构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下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调控着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分配，以“无形的手”指导着世界经济的基本运行。第四，国际经济机制和国际经济规范是主要经济行为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规范世界经济行为而创立的协调机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衡量世界经济秩序创立维持与调整变更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世界经济秩序是基于国际政治力量结构之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
二、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
16世纪至18世纪是世界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欧洲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后西欧各国对海外地区的殖民掠夺，推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大发展，使欧洲的贸易发生了巨大变革，世界贸易呈现出经常性和频繁性的景象，终于在18世纪中后期形成了早期的世界市场，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美洲以至亚洲的历史面貌。世界市场在重新分配各国生产带来的剩余，以及从殖民地剥削、掠夺来的财物方面更加成熟有效，各地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此时，重商主义盛行，各国在重商主义指导下，制定调整对外经济政策，干预对外经济交往，实行多卖少买、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增加国民财富。最初的世界经济安排和经济交往状态由此形成，国际经济秩序开始出现。

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以西欧海上强国为中心的国际权力结构基础之上，反映了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对外殖民掠夺的需求，促进了西欧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在海上，以西欧各国，特别是海上强国为中心的国际权力结构逐渐形成。海外扩张和对外贸易的壮大，密切了西欧各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扩大了世界市场，使西欧各国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心，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此时的权力结构具有二元性，一方面西欧各国处于相对均衡的权力结构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形成在西欧的霸权；另一方面，海上霸权不断更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确立了海外殖民霸权，奠定了在殖民掠夺和商业交往中的优势地位。因此，这种二元性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形成初期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双重性，在欧洲内部，各国坚持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开展贸易往来和经济活动，深化了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繁荣的西欧市场；而在西欧各国与亚、非、美洲的交往中，则表现为赤裸裸的欺诈、掠夺和奴役，宗主国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形成等级分明的经济交往模式。

在贸易往来中，各国为增加国家的财富，推行重商主义贸易经济政策。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多卖少买增加货币，并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推行进口禁令和关税保护，允许输往国外的商品免税出口，对从国外进口的消费品则课以重税，使本国在贸易平衡上处于有利地位。如英国于1564年颁发特许证给予资本家成立公司向尼德兰输出呢绒的垄断权，法国采取颁布生产条例和工场手工业法、在工业中推行行会制、甚至直接投资的形式为新建部门提供销售垄断权。英国多次颁布航海条例，规定来自其殖民地的商品只能用英国或该殖民地的船只运载，欧洲商品只能由英国或该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载；不允许外国船只到英国从事运输和捕鱼活动，限制殖民地生产与英国本土竞争的产品。[⑤]

西欧各国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加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在这一时期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过程中，形成了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兴衰更替的局面，殖民掠夺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葡萄牙是最早开始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国家，从15世纪开始就积极进行海外扩张，西班牙紧随其后，且殖民事业发展迅速，两国为争夺海外殖民地领土经常发生冲突。经罗马教皇调停，两国于1493年议定以“教皇子午线”[⑥]为界对世界进行瓜分。至16世纪中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占领了整个中南美洲，控制了非洲的东西海岸，并在亚洲、北美洲建立了多个军事据点。早期的殖民者为方便殖民掠夺，在殖民地创立了具有国家特征的机构，直接从属于国家，采取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直接掠夺、赋税搜刮、垄断贸易和强制奴隶劳动等手段搜刮殖民地财富，主要获取美洲的金银等贵重金属和东南亚的香料等珍贵特产，以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运转，应对不断发生的战争和满足封建君主贵族糜烂的生活。17—18世纪崛起的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珍贵特产，多采取半国家性质的特许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都拥有政府授予的垄断贸易、配置武装、管理殖民地事务等种种特权，成为侵略掠夺殖民地的主要工具。海外贸易成为宗主国掠夺殖民地财富的主要形式，这些带有欺诈、强制、掠夺性的垄断贸易为殖民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如英国在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对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的重要工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到18世纪中叶已在印度建立起150处商馆和15家大代理商行。[⑦]通过这种特许公司的形式，各宗主国侵占了大片殖民领地和殖民地市场，攫取了巨额财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
三、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秩序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恢复了均势格局，西欧的英法与东欧的俄奥普共同支配欧洲。在海上，英国海军力量进一步增强，超过了排在其后的法俄西三国的总和，约占世界各国海军吨位数的一半，使英国的海军力量雄踞天下达一个世纪之久。此外，英国还夺取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和贸易通道，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在经济领域，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引领世界工业发展，处于经济霸主的地位。这种欧洲均势、海上和经济霸权的力量格局，奠定了英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基础，确立和维护了英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在工业生产领域，形成了以欧美先进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分工。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扩展，机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交通通讯工具发生巨大变革，工业内部的分工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产量大量增加，使大工业生产逐渐脱离本国基地，越来越多地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欧美先进国家利用廉价商品的输出，摧毁了落后地区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迫使国外消费者不得不购买其工业产品，从而打开了商品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又迫使落后地区不得不出卖国内资源以换取外汇，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工业国的原料产地。欧美先进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行国际专业化生产，逐渐把这些国家和地区改造成依赖于国际分工的单一经济。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了以欧美国家为中心，以亚非拉为边缘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一种经济强制，造成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随着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贸易的增长，亚非拉广大落后地区作为工业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国际贸易领域，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普遍建立，世界贸易迅猛发展，贸易额快速增加，交换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多，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囊括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英国为圆心，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边缘，其他欧美国家处于圆心和边缘之间的世界贸易格局，国际贸易规则和规范在英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博弈中逐渐建立和演变。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确立后，为进一步扩大出口、降低工业原料和粮食价格，其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优势和海上霸权，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实施一系列关税改革。相继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并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大幅度消减了关税，许多商品的关税甚至被取消，废止了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输出品的限制，使英国成为自由贸易国家。其他欧美国家为保护落后于英国的工业生产，根据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游走于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之间。欧洲大陆国家的贸易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拿破仑战争后至19世纪50年代，为应对英国先进的工业生产，保护本国脆弱的工业和农业体系，防御性保护主义逐渐在欧洲大陆兴起并加强；1860—1879年，受英国贸易自由主义及其成就的影响，自由贸易在欧洲大陆盛行，成为欧洲自由贸易时期；1879年至一战前，面对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萧条，欧洲大陆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恢复并加强。英国的自治领和拉美独立国家，具有关税自主权，逐步发展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于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被迫采取贸易自由主义，对宗主国商品采取免税进入或关税优惠政策。

在世界金融货币领域，逐渐形成了金本位制。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黄金自由输出或输入为这种货币制度的三大特征。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含金量，两国货币含金量的对比即为决定汇率基础的铸币平价。黄金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并在输出入过程形成铸币—物价流动机制，对汇率起到自动调节作用。这种制度下的汇率，因铸币平价的作用和受黄金输送点的限制，波动幅度不大。金本位制的建立并非世界各国有意为之，而是在部分国家选择金属本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下半叶，当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降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英国，选择黄金作为本国货币的金属基础，并于1900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扩展。[⑧]由于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统治地位和对英镑的高度信任，各国更愿意积累英镑结余，以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和本币汇率的稳定，这就造成了通过英镑与黄金比值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的结果，从而确立了英镑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经济实力强大的英国和坚挺的英镑成为金本位的两根坚强支柱，维持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

这种英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有效维护了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但对英国、其他欧美国家、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英国以外的欧美国家成为这一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落后于英国，具有后发优势。英国采用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废止“机器出口和熟练工人移居国外限制”的规定，为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支持和便利的商品销售市场，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其他欧美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而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效保护了国内脆弱的工业体系，促进了本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相对于英国更快、更持久的经济增长，逐渐形成对英国工业产品的有力挑战。欧洲大陆国家的出口量，在1837—1839年和1845—1846年期间，每年增长1.9%；1845—1847年和1857—1859年期间，每年增长6.1%；1857—1859年和1870—1872年期间，每年增长5.8%；1893—1895年和1911—1913年期间，每年增长4.2%。[⑨]而英国在这场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其他欧美国家赶超的不利地位，在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工业生产等各个领域受到其他欧美国家的挑战，逐渐丧失了原来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竞争优势，最终在19世纪末被美国超越。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端，被迫生产工业原料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的农产品，刚刚起步的工业生产和原有的手工业生产体系，由于无法受到有效的保护，逐渐被强大的欧美国家工业品所摧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经济增长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四、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
一战后，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领域更为明显。美国凭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有利的国际环境，顺利完成了近代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世界金融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英国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出口锐减，逐步丧失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统治地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被推翻，就是在战争中大大削弱，工业生产被极大破坏。一战后，这种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变化，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失去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能力，无力领导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美国虽然处于世界经济实力结构的顶端，但不愿承担稳定世界经济体系的责任；欧洲大陆国家为了恢复国内工业生产，纷纷采取不负责任的金融、贸易政策，使世界经济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虽然国际社会进行了一些松散的努力以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关系网，但并没有出现一战前和二战后那种稳定而繁荣的局面，世界经济秩序处于不断调整与动荡之中。

战后初期是一个商业和汇率波动并最终到国际贸易政策无序变动的时期。通货膨胀、财源不足的窘境盛行，为了保证有利的对外贸易、促进生产恢复，各国纷纷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促使本币贬值，扩大对外出口，相继陷入倾销与反倾销的贸易战之中。为了稳定市场，重建秩序，促进世界经济步入正轨，国际社会进行了一些努力，但由于缺乏加强国际合作的领导力量，各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稳定有序的世界经济秩序始终无法建立。如1927年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达成了关税休战、降低关税的协定，尽管各国政府认为降低关税是必要的，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29年特别会议通过的给予外国侨民和公司国民待遇的协议，也因一些不愿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拒绝签署而成为泡影；1930年，国际联盟为先稳定关税率、再降低关税而召开的预备会议也陷于失败。[⑩]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倾销战、关税战、贸易战，形成了几个相互竞争的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世界经济秩序进一步分裂。

各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纷纷提供政府补贴，使本国商品以倾销价格争夺国外市场，同时，提高进口关税税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打击国外竞争者。1930年，美国通过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引爆了世界各国关税战，并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性措施予以反击。这种激烈的贸易战和关税战又发展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经济贸易集团”之间的斗争，英国联合其自治领、殖民地建立了排他性的“帝国特惠制”；美国与拉美各国建立了相互降低关税的“泛美同盟”；日本谋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德国与东南欧国家在“登记马克制度”基础上，形成了双边结算和支付协议的网络；法国建立了商品输入“配额制”。

经济危机也沉重打击了各国的金融货币领域，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实行货币贬值，导致资本主义国际交换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失去效力，以黄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瓦解。汇价剧烈波动，各国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加速了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加剧了各国出口贸易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化。英国在放弃金本位制后，为加强自己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和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联合其自治领以及依附于它的北欧和亚非拉国家，建立了“英镑集团”，参加国的货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比价，贸易以英镑结算。美国为了抗衡英国，纠集部分拉美国家建立了“美元集团”，彼此贸易以美元结算。

五、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二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是战败国，国民经济破坏殆尽；英国经济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实力大为削弱；而美国经济实力却急剧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工业生产占54.8%，黄金储备占48.5%，出口额占50%，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这就形成了建立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

为避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种世界经济的无序状态重现，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此次成立的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世界银行连同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共同构筑了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建立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宰的世界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

在金融货币领域形成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融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该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各国承认美国制定的一盎司黄金的官价为35美元，并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美国则允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其他国家根据各自货币的含金量确定同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了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促进货币合作、贸易投资均衡，汇率稳定、缩小收支赤字等，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购买一定数额的外汇，用于经常项目的支付。

在国际贸易领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6年被世界贸易组织替代）成为战后确立各国共同遵守的贸易准则，以及协调国际贸易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唯一的多边国际协定。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在国际生产领域，原有的国际分工发生了变化。工业国家之间的分工居于主导地位，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分工日趋加强。传统的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步削弱，以世界工业分工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日益加强和普遍化；产业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日益转变为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逐步转变为以生产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分工开始向以生产工艺和生产阶段为特色的专业化分工转变。分工领域开始从有形商品生产和贸易向服务贸易等部门拓展；由国内市场调节的各部门、各企业间的分工逐渐过渡到由跨国公司协调的企业内部的分工。

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商品市场，促进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扩大了世界贸易，也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促进了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关贸总协定通过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削减了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二战后的2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了5.6%。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近4.1%和5.1%，社会主义国家增长约6.0%和5.2%，发展中国家增长4.7%和5.8%。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几乎每年都超过生产量的增长，其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6.4%增长到1980年的34.4%，发达国家的出口系数从7.7%增长到26.8%。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提高了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1]

由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固有的缺陷，即“特里芬难题”无法解决，该体系始终面临崩溃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黄金储备不断降低，美元面临大幅贬值的风险，无法继续维持黄金的官方平价。这引发了国际市场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美元危机，进而导致了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的崩溃和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建立。
六、小 结
从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史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秩序的演变是经济、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中的市场、政治中的权力成为推进世界经济秩序演变的根本动力，世界经济秩序的演变直接表现为国际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迁。因此，市场、权力和制度构成了本文分析问题的核心概念，建立在市场和权力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制度变迁模式构成了文章分析的基本框架。

作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市场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演进，世界市场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展，从相对有限的区域扩大到世界各地，从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货币领域；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建立，对世界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市场注重在自由放任的状态下调节世界经济的运行，各国在互通有无、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开展经贸交往，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以实现全人类的利益最大化。但在市场作用下的世界经济忽视了平等和道义原则，更易于形成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型经济统一体，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发达、技术先进，始终处于科技领先的地位和国际分工的顶端，而落后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只能利用其资源禀赋优势生产低端工业品和农矿产品，无法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国民经济低水平徘徊。在国际上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一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另一端的两极分化现象。

面对市场的作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发达国家更强调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国际上推行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利用工业生产领先的优势，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固化自身的领导地位。落后国家更强调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保护本国脆弱的工业生产，推进工业化进程，以期市场为本国所用。如19世纪末英国以外的欧美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二战后新兴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国家政策的保护发展国内工业。这就形成了对国际贸易应坚持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的不同认知，同时，在世界经济秩序的层面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的并存状态。

国际权力结构作为政治方面的因素，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演变起着主导作用，有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就建构什么样的世界经济秩序。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说法，世界经济处于霸权更替的状态之下，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在现有的权力结构基础上构建一种世界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是对霸权地位的确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霸权国的利益。这种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是维护世界经济平稳运转的基础和保证。但是，当其他国家随着实力上升，认为调整或改变现有的经济秩序对其有利可图时，它就会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对现有的经济秩序发起挑战，促使秩序发生调整或改变。权力既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基本力量，也是促使其发生变迁的动力来源。[12]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