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来，发展融资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了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二战后呈现的一些最为引人注目的大趋势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上升；贫困率急剧下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大幅增加；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低收入国家发展融资的提供者。发展融资体系历史上由经合组织（OECD）国家主宰，如今新兴经济体进入其中，为其带来新的资源、革新和知识。但是，发展合作体系正日益碎片化。为确保其有效性，有必要支持由国家引导的以增进所有伙伴国协调的活动。世界银行成员国遍布全球，以国家需求为驱动开展工作，作为全球知识的一个生产者和连接者（包括南南交流），世界银行能够在该议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概 述

本文以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在“应对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新挑战及新兴经济体作用”研讨会上所作主旨演讲为基础整理。该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与世界银行（WB）于2012年7月11日在上海合作举办，这是世界银行继在印度、俄罗斯举办类似性质活动之后，首次在中国专门就国际发展合作主题组织的活动。

二、全球经济走势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结合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予以看待。这些大趋势包括：

1.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上升；

2.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下降；

3.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大幅增加；以及

4.中等收入国家成为新的增长极和发展融资的重要来源。

1950年，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人口却仅占世界的15%。自此以后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二战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始增长，发展格局开始出现调整。同一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控制获得民族独立。发达经济体引领战后经济扩张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 带来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自9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加速，并大大超越发达经济体居于领先地位。

    全球经济由此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按照某些衡量方法，如今七国集团（G7）仅占据世界GDP总量的35%，而2000年时这一比例接近50%。同一时期，所谓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所占份额由不到20%升至30%以上，其中中国一国便占世界GDP的近20%。[①]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或其他源自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本流动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类似趋势。按照当前发展趋势，预计2050年时中国与印度将占据世界GDP的半壁江山。

这给贫困问题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使得数百万人脱贫。贫困率大幅降低，绝对贫困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MDG）”在2010年便已实现。生活在每日1.25美元以下的人群比例由1990年的43%降至2008年的22%，并有望于2015年时继续降至16%。东亚是贫困程度下降最为迅速的地区，其中中国的绝对贫困率在1990年到2008年间由60%降至13%——其速度之快是人类史上有记录以来之最。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发展情况并不相同。一些国家发展得更快并已达到中等甚至是高等收入水平，而其他很多国家相对滞后，迄今仍然是低收入国家（LICs）。该差异与初始条件和改革步伐等几个因素有关。

国际发展协会（IDA）国家中有大部分属于低收入国家，绝对贫困率由1981年的58%降至2008年的38%，这同样归功于21世纪头十年的加速发展。然而，其贫困率下降速度比发展中国家整体要低。

净私人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增长奠定了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如此。1990年，净官方资本流入占发展中国家净外部资本流入的46%，而2010年该比重降至12%。1990年至2007年间——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净私人资本流增加了23倍，达到近1万亿美元之多，其中大部分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私人债务融资的形式流入中等收入国家。

流入低收入国家的私人资本也大大增加，但其规模较小。例如，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中仅有2%是流入低收入国家的。2010年，低收入国家吸收的外部资本中有60%属于净官方资本流动，其中大部分属于官方发展援助（ODA）的赠款形式。工人汇款对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而言均已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三、发展融资体系的演变

过去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ODA主要是由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提供。[②]ODA自冷战结束后出现短暂下降，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及21世纪头十年以来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增长，2010年时达到创纪录的约1300亿美元之高。该增长源于为贫穷国家提供的大规模减债行动——重债贫穷国减债计划（HIPC）和多边减债倡议——以及为MDGs所做的更多承诺。然而，2011年净ODA出现2.7%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许多OECD国家均面临财政压力。

21世纪头十年，DAC外的其他发展伙伴国的参与不断增加。这包括巴西、中国、印度等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数个私人基金、公司以及数百个市民社会组织。来自这些官方和私人的援助资金规模每年估计分别在120亿—150亿美元与220亿—530亿美元之间。这些新的参与角色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第四节将会对此进一步阐述。

显而易见，ODA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社会部门在ODA总额中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42%升至21世纪头十年末的58%。同一时期，基础设施所占比重由32%降至24%。

其次，通过多边体系实施的ODA增加，但是资金用途日益特定化。双边与多边比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分别占比70%与30%，其中多边ODA主要是DAC成员国对IDA之类多边组织的核心捐款。

然而，多边渠道的利用增加，主要是由于多—双边ODA（信托基金）的迅速发展，其2010年占ODA的比重达12%。多—双边ODA是指定用于特定目的、通过多边体系实施的双边ODA。

      此外，在多边ODA体系内部，21世纪前十年为解决特定发展议题而新设特定主题多边组织的指定用途基金增加，尤以卫生健康领域为甚。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GFTAM）、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ODA变得越来越复杂。援助渠道不断繁衍，援助资金则越来越分散化和用途特定化。该复杂性成为受益国最为关切的问题，并在巴黎、阿克拉和釜山发展援助会议上受到高度重视。

援助渠道的繁衍。目前约有60个双边援助国（1960年时只有10多个）和260个国际组织。不少这样的国际组织集中关注特定部门或主题，因而将其援助用于特定目的。平均而言，一个伙伴国要与30多个援助（提供）国打交道，而每一个又都有自己的程序和报告要求。

碎片化。援助活动数量已由十年前的2万个增加至12万个以上，而单个援助活动规模不足150万美元。接受国不得不管理数量众多的援助渠道及五花八门的小规模援助活动，带来援助有效性的下降。

用途特定化。除多边体系实施的ODA被指定用途外，双边ODA中的相当一部分亦被指定特别用途，形式包括双边纵向基金、独立的技术援助或紧急援助。ODA总额中，估计共有40%用途被特定化。

四、“新”发展伙伴角色的上升
过去10年来，新发展伙伴（NDPs）在提供新的资源、革新和学习机会等方面的贡献不断上升。“新”这个词并不能准确地描述该集体的构成特征，因为其中的许多成员实际上已经多年参与发展融资活动。它们之所以新，在于参与发展融资的范围不断扩大、规模不断上升。

使用“新发展伙伴”这个词，我们指称那些传统DAC成员之外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者。这是一个差异很大的群体。一些是新的DAC成员，如欧盟新成员国、韩国等；而另一些则从事发展融资很多年，如几个阿拉伯国家。该群体囊括不同收入阶层，从高收入国家（沙特、科威特）到中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南非），再到中低收入国家（印度）。大部分NDPs认为自己是南南合作框架下以互利原则为基础的平等伙伴，而非“援助国”。

由于更好的报告制度，新发展伙伴贡献的可见度日益提高。例如，若干非DAC国家——如沙特和土耳其——使用DAC的定义对其援助资金提供年度报告，以便进行国际比较和汇总。其他一些国家开始提供更多的官方信息，包括规模、形式和方式等——中国去年发布的《发展援助白皮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引人注目的是，BRICS成为重要的增长极和发展融资来源。BRICS的援助资金虽然基数较小，但增长迅猛。据若干正式和非正式的来源估计，2009年BRICS援助资金在40亿美元左右，而这很可能比实际数字要低。但是，援助规模并不能充分说明BRICS对低收入国家融资格局的影响和重要性。譬如，自2000年以来，BRICS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2011年达到2060亿美元。此外，BRICS作为一个整体已于2010年取代欧盟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样，该时期债务融资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达到60亿美元。

除金融资源外，许多NDPs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提供了自身的发展经验。这表明全球融资体系范式发生了转换，知识交流不再被由北向南的流动所垄断。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