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上台已逾一年半，面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挑战以及美国整体上中间偏右、严重极化的国内政治生态，积极寻求变革，力图重振美国实力，不但在内政上颇有斩获，特别是获得国会批准的医改方案以及已在众议院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将会产生重大社会、经济影响，而且奥巴马力争扭转布什对外政策给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试图重新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的信心和信任。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所谓“多伙伴合作”、“有原则的和敌手接触”、强调发展和国际援助在外交中的支柱性作用等与前任不同的外交主张，而在2010年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则更加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思想。如果将此前美国已经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以及预计9月份将出台的《四年外交和发展评估报告》统合起来研究，一套清晰的带有“奥巴马主义”印迹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成型。

      首先是明确了一个统一的战略目标，即强调了重整国威和塑造新世界秩序两大任务的结合，把国内优先与世界领导的战略目标统一起来。其次是推进两个层次的战略重点调整：全球层面上从布什时期的战略扩张转向相对“收缩”；地区层面上从眼前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西线）逐步向中国及亚太（东线）投入更多的关注。中国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日益凸现。第三，强调战略手段的三个平衡，即强调外交、发展与防务的平衡，纠正前任重武力、轻外交的失衡；强调巩固强大的传统联盟体系与建立“新影响中心”伙伴关系的平衡，同时对新伙伴寄予更大期待；强调防务战略上保持应对眼前极端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和保持长远战略优势地位的平衡。第四，提出了四个现实的认识，一是在战略环境的认知上主张相互联系加强、全球性挑战已经成为国际议程的主导，修正了布什时期认为“美国正处于持久战争状态”的严峻判断。二是对美国实力地位及目标定位认知上指出美国虽然在全球的主导性下降，但仍是决定国际秩序发展的首要国家，其国际影响力仍不可替代。三是对权力本身的理解，认为军事力量的比重和重要性有所下降，定义和引导国际议程能力更为重要。四是对美国当前实施的对外战略的评估方面，认为总体是正确而有效的。最后，提出了美国面临的地区五大棘手难题，即如何超越伊拉克、如何管住以色列、如何遏制伊朗、如何摆脱阿富汗以及如何防范朝鲜局势突变、失控。
总之，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试图将其奉行的理想与现实加以统一。不过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仍非常尖锐，例如如何协调美国奉行的所谓国际道义和国内政治动员之间的矛盾（如中东和谈和以色列因素），如何应对同盟国家实力和合作意愿的下降以及与新伙伴合作的磨合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协调长远的对外战略任务和眼前不可预测事务对美国政府精力的牵制(如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等等。
      在美国新的战略思想这一背景下，处理未来中美关系须要思考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首先，关于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问题。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高开低走，到目前经过“转圜”似乎稳定下来。美国国内对中国评价有所谓“中国发展过快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利己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进论”、“中国矛盾论”，等等，各种论调此起彼伏，似乎进入了新一轮重新认识中国的阶段。有美国学者撰文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看法发生了改变，因此态度变得强硬。在此背景下，华盛顿须要全面评估其对华战略和政策，并进行彻底的回顾。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战略界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对中美关系进行回顾呢？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次，关于中美彼此的定位，即中美关系是否真正是G2的关系。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国际力量格局中“多强之一”与“一超”之间的关系性质，是所谓“次超”与“一超”的关系。通俗而言，是所谓“老二”与“老大”的关系，双方互动势必对国际格局产生全新的结构性冲击。更有学者指出，在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上，要用“历史创造论”替代“历史循环论”。所谓G2，反映出历史循环论与零和博弈论根基依然很深。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提倡在大国关系中要用互利共赢论取代零和博弈论。我们须要思考如何让互利共赢论和历史创造论能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思想和共同追求，能为双方，特别是美方的战略精英理解、接受，从而形成双边稳定框架的思想基础。
      再次，关于如何界定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中美双方对界定新时期中国的核心利益分歧很大。美国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过于狭隘，是传统的主权国家的利益。目前的关键是美国对中国传统的、核心或涉核心利益问题的损害仍是干扰中美关系结构稳定的最直接原因，如何减少其反复的干扰须要努力寻求新的观念和方法。此外，中美互动中的军事交流问题再次凸显，应当思考在中美关系中怎样给予军事关系全面综合的战略定位，如何破解军事交流在双边关系中“最早被破坏，最晚被修复”这一难题和怪圈，如何构建一个我们所期待的、双方相互默契的、并真正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的框架。因为对双方而言，只有切实照顾对方核心利益，才能使双方有能力在国内真正进行动员，从而为可持续和强劲的双边关系奠定基础。
      最后，关于战略怀疑的问题。中美目前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是亮点和潜力，但双方在全球议题上面临的共同挑战并不等于就是共同利益，相同的利益本身也不等于能自动转化为共同点行动。对中美之间议程重点、核心利益、共同利益的理解，提高共同利益向共同议程乃至共同行动转化的能力，防止在全球问题合作上因为议程的差异及分歧被放大，甚至上升为战略矛盾和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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