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是总量的差异，主要是两国不平等变化的整体趋势、两国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都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和特点。印度的经济增长结构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以及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而在中国，发展的政策偏向以及制度安排对于城乡内部以及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因素则更大一些。对于中国而言，要进一步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推动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对于印度而言，首要的是要通过进一步实施经济增长战略；同时，需要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民主政府的善治效率。这是两国在新阶段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选择。

一、引 言

作为两个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中印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两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与贫困化问题。中印两国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和极大兴趣。

对中国与印度的收入分配和不平等进行比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客观依据：第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都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国有制观念的影响，当中国建国初期选择了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印度同样也加强了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和管理，并且两国都认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正义的价值观。第二，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任务，经济发展中面临人口和就业的压力都较大，农村内部不平等、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都有不同表现。第三，两国同样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农业人口比重都较高，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平衡，都具有较大的城乡差距。第四，两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特点同样很明显，印度有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中国有东部、中部和西部差异。第五，两国都正在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印度则在90年代初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并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化改革与制度性因素成为影响两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直接干预在两国都具有不同程度表现：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印度经济发展在许多领域仍然受到政府管制，所以收入分配与不平等与此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进行中印比较分析，目的不在于说明哪个国家好或不好，更不是用来说明中国与印度谁会超过谁，而是为了寻找两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互补性、相互学习和共享经验。从中印收入分配的比较来看，其目的也不是回答谁平等或谁不平等，而是指出中印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与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有何不同，这样的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要回答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是什么及为什么等问题。

二、文献研究与评论

目前，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文献很多。其中有关中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中，一些学者研究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如从东、中、西部地区角度及省际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中国社科院等在住户资料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另外一些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及国际学者也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中国收入差距问题。

有关印度收入分配研究中，城乡个人不平等、地区发展差距及贫困问题是研究的重点。对于印度个人的整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研究，主要是运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出基尼系数，同时以此进一步分析各个邦内部的不平等，消费支出意义上的基尼系数显示不平等逐渐上升。Datt等[①]研究了印度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困化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再分配对于贫困的影响。Jha[②]进一步研究了不平等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显示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尽管贫困人口下降，但城乡内部不平等却逐渐上升。

直接进行中印收入分配比较研究的文献还不算多。尽管世界银行颁布了世界各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及其比较，许多学者往往以此作为比较依据，认为中国基尼系数高于印度基尼系数，所以中国不平等程度高于印度。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比较中使用的基尼系数的计算依据不同，中国是按照收入计算，而印度是按照消费支出计算。无疑按照消费支出计算的基尼系数一定小于按照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以此进行中印不平等的比较可能会使问题简单化。

值得一提的是，Khanbur等人比较了中印地区不平等，该研究运用中印省际时间序列的人均消费支出差异，重点分析了中印地区收入不平等，认为中国省际意义上的地区不平等程度高于印度，其中分权化改革、对外开放等是中国内地与沿海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而印度则因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使得资源比较优势发生转换，从原有的土地资源优势发展转向人力资本优势发展，所以重视教育的邦往往比那些忽视教育的邦和地区发展缓慢。Borooah[③]等人运用微观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印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侧重于中印比较研究中的某些方面，但对于中印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结构差异进行系统分析，产生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有什么不同，两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结构性差异会产生什么不同后果，等等，需要做进一步比较研究。

三、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研究中，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各省GDP等方面的数据，运用了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家庭住户收入和财富调查基础上的一些数据和结果。印度收入分配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全国样本调查数据库（NSS）。各邦的GDP数据运用了印度EPW研究基金会出版（EPWRF）的印度各邦内生产总值（1960—1961及2000－2001）统计，简称SDP，该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各个邦的生产和消费等详细数据。此外，有关印度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主要来自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它们每隔几年组织一次全国性“住户市场信息调查”（MISH），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消费和支出信息。

为使比较研究具有可比性和有效性，有关中印的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采用了世界银行有关收入不平等与全球贫困的数据库，即Deininger和Squire数据库及世界银行“Glob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Database (GPID)”的数据。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结构比较方法，重点通过比较中印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城乡之间及地区不平等，分析中印收入分配不平等在结构上的差异及原因。

四、中国与印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结构性比较：实证分析

1.整体收入增长比较

收入分配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中国与印度收入分配结构性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收入增长不同。如下表一所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印的人均国民收入都在增加。

显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不同，表明两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以及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有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在影响两国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必将影响两国的收入分配结构。

2.中印收入分配不平等整体比较

为进一步理解两国收入分配内在结构和变化趋势，本文采用中印人均国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收入五等份的方法来揭示不平等程度，由于印度方面只有到2001年的数据，所以这里仅选择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2000进行比较。

从图1和2，我们看出：第一，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印度的基尼系数一直高于中国，但因中国的基尼系数在80年代后逐渐上升，结果与逐渐下降的印度基尼系数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前期持平；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动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且上升速度较快；印度基尼系数整体上是在下降中的上升。

第二，两国五等份收入分配变换的结构不一样。在中国，第一个五等份的收入份额基本不变，第二和第三个五等份阶层的收入份额逐年下降，而第四和第五个（即较高收入和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变化最大，尤其是1985年后，这两个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而在印度，第一个五等份的收入份额在1950—1967年间是增加的，以后基本保持不变，到1992年后收入份额进一步增加；第二和第三个五等份收入份额基本保持稳定；第四和第五个五等份的收入份额在90年代前有一定程度下降，但1991年后逐渐增加。

第三，如果比较两国之间第五个五等份（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与第一个五等份（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倍数，中国这个倍数在1984—1989年间系数扩大，而在1992年后逐渐缩小；印度这个倍数1993年前一直处在缩小趋势，但1996年后开始上升。

3.中印城镇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

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既要分析两国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状况，也要分析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状况。从图3可发现，第一，80年代开始，中印城市内部不平等都在逐渐上升；第二，印度城市内部不仅起点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而且在时间序列上也一直高于中国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第三，印度城市内部不平等高于中国的同时，中国城市内部不平等从1992年后以较快的速度上升。

需说明的是，这里印度的基尼系数是根据消费支出计算的，如果根据收入标准计算，那么印度的基尼系数应当比中国更高，即印度城市居民的收入意义上的不平等比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更严重。

4.中印农村内部不平等比较

从图4可看出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状况，中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继续上升，而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逐渐缓慢下降。

但需说明的是，就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而言，印度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与中国差不多。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根据家庭人均收入计算，而印度基尼系数是根据家庭人均消费计算，如果考虑到基尼系数计算标准，以及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在绝对意义上高于中国，同时考虑到印度黑色经济（Black Economy）[④]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占据较高的数额，从而影响收入分配因素等事实，则印度的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与中国差不多，甚至在总体上可能会略高于中国。

还需指出，中印农村收入不平等在地区结构上的特点表现不同，即使在整体收入不平等差不多的情况下，两国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在地区结构上有差异性。这一判断也与Borooah等人[⑤]对于中印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的比较结论是一致的，即1995年印度东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41）低于同期中国东部农村基尼系数（0.44），而印度中部和西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2和0.49）则高于同期中国中部和西部农村基尼系数（分别为0.33和0.44）。

5.中印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此，从两国（省际）城乡收入增长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等方面可以比较中印城乡发展中的不平衡。

（1）中印省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

先来分析中印省际城乡的收入差别。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性，本文选择了2000年两国省际城乡收入数据。[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印度NCAER分布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是1.89倍（江苏），印度城乡差距最小的是1.18倍（德里）；中国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水平是2.79倍，印度则是2.05倍；中国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是5.58倍（西藏），印度城乡差距最大的是2.08倍（奥里萨）。因此无论从城乡差距最大的倍数、最小的倍数或全国省际城乡差距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城乡差距都比印度高。而且，中国只有一个省的城乡差距小于2，其余省份城乡差距全部大于2，而印度在统计的21个邦中（特区），只有四个邦的城乡收入差距大于2，其余各邦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2。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大于印度城乡收入差距。

（2）中印城乡居民人居消费支出差距比较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还可通过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化来反映。笔者选择了两国时间序列的城乡居民消费及其差距变动情况（见下图6），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本上是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印度城乡消费差距总体趋势较稳定，印度城乡消费差距一直小于中国城乡差距。

6.中印地区收入差距比较

中国与印度在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具有大国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因此，分析和比较两国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地区结构和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观察印度地区生产总值（GSDP）人均水平最高的5个邦与人均水平最低的6个邦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变化，则可发现它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人均GDP最高的旁遮普邦与人均GDP最低的比哈尔邦之间的差距从80年代初的3.02倍扩大到2001年的4.52倍。

与印度相比，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也在扩大。如表三所示，中国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占全国GDP的份额上升，而人均GDP最低的六个省各自占全国GDP的份额在下降，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印度人均GDP最高的五个邦占全部地区GDP总和的份额要比中国人均GDP最高的五个省占全国GDP总和的份额要高，但印度人均GDP最低的六个邦所占的份额也比中国最低的六个省所占份额要高。

印度改革开放后，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变化较复杂。第一，与中国不同，改革后，印度区域发展并不是所有沿海地区发展都较快。例如奥里萨邦位于沿海地区，但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直较落后，即使在90年代改革后，该邦仍是一个较贫困的地区。而马哈拉斯特拉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等一些内陆地区改革后发展却较快。第二，与改革后中国发达地区更加发达的变化不一样，印度改革后，并非所有原来发达的地区更加发达，所有原来不发达的地区更加不发达。例如，最富裕的两个邦旁遮普和哈里亚纳，尽管1990—1991年后仍较富裕，但它们的人均GDP增长不仅落后于80年代增长水平，而且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反，原来较落后的中央邦和奥里萨在改革后与两个最富的邦比较，人均GDP的差距缩小了。拉贾斯坦邦也是一个较贫穷的地区，改革后人均GDP增长达到6.54%，高出其他落后地区的2倍以上，而比哈尔邦改革后的人均GDP增长率仅2.69%。

五、中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动因与解释

  （一）人力资本、土地制度安排以及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印度的经验

通过对中印收入分配进行比较，可发现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许多结构性差异：表现为两国不平等变化的整体趋势、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城市内部不平等、城乡间及地区间等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内涵。

如何解释中印两国上述结构性差异？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

首先来看看印度。印度不平等变化的内在动因与制度创新前后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密切关系。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等对于影响印度收入分配关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一，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贫困和不平等“顽症”。

印度独立后，针对土地分配存在的严重不公的现实，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在一定意义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1963年到1980年，印度实行了具有农业技术革命意义的“绿色革命”，通过引进农业生产技术、新品种和使用化肥等新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在这些措施影响下，使得印度这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等都有显著提高，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在90年代前基本上呈现下降。

但是，理解印度农村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认识为什么至今仍然有27%左右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农村，这是理解印度收入分配与不平等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际上，印度独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并不彻底，印度独立初期，土地分配就存在严重不公平。绝大多数土地被地主和富农实际占有，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和富农实际上占有85%土地，2%的人口占据70%的土地面积。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印度从1960年到1996年，土地的不公平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剧。占有土地1公顷以下的人数比例从70年代初的50.6%上升到1996年的61.6%，增加了11个百分点，而同期经营面积则从9%上升到17.2％，仅增加8.2个百分点，说明最少的土地持有者的土地面积增长远远低于土地持有者的人数的增长。印度之所以长期存在慢性贫困，就是与这些接近无地的（土地边际占有者）的农民的数量不断上升有内在关系。另一方面，中小占有者（1—4公顷）的人数比例两项合起来在70年代初为34.3%，而到1996年数量减少为31%，下降了3.3个百分点，但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却从70年代初期的30.3%上升到42.6%，增加了12.3个百分点，说明中小土地占有者在人数比例下降的同时，拥有的土地面积却在增加。最后还可发现，中等及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的人数比例从70年代初的15.2%下降到1996年的7.3%，下降了7.9个百分点，同时土地经营的面积也在下降，同期从60.7%下降到40.1%，下降了20.6个百分点。[⑦]

目前，占土地持有者近62%的人仅占有17.2%的土地，只占土地持有者1.6%的人占有了14.8%的土地，而只有6.1%的中等占有者，占有土地面积有25.3%。两者加起来，即不到8%的中等以及大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占有的土地面积达到40%以上，而占持有土地人数的92%的人口，仅占有不到60%的土地。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2003年印度农村地区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74，而2002年中国这个数字只有0.49。[⑧]

土地分配不公严重影响了印度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许多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无法正常满足，而且也无法获得基本的正常发展需要的金融支持，只好向高利贷等地下金融或非正式部门获得资金，但最终却因高息[⑨]或家庭债务急剧上升，结果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贫民窟的新成员，甚至自杀。[⑩]

第二，人口增长、落后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环境制约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印度农村尽管实行了上述农业绿色革命等措施，但因农村经济增长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因此农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另一方面，印度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了贫困人口始终居高不下，这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减贫效应不同，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首先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所以经济高速增长的减贫效应在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显然要比印度高人口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明显得多。

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小实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尤其在农村地区，非农经济增长要产生明显的减贫效应，必须依赖于好的人力资本和环境的支持。根据Gaiha[11]及Gaiha，Kaushik和Kulkarni等人的实证分析表明，印度农村反贫困战略及措施，就是因为其落后的基础教育及劳动力素质低下而导致非农产业发展低效甚至无效。而与此相反，中国在市场化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全面普及教育、加强公共卫生医疗等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公民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为市场化改革和高经济增长提供了比印度更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个情况没有多少改变。由此可见，减贫的增长弹性不仅取决于最初的土地分配，也取决于初始的人力资本的分配状况。

第三，印度市场化改革、放松经济管制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城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城市内部不平等上升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与中国相反，印度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不仅高于中国城市内部，而且也高于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城市经济结构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快于制造业，而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往往会“制造”出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从理论上说，服务业内部存在着不同种类和性质的服务业之间的分工和联系，表现在高收入的先进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和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形成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例如，在从事会计、律师和信托管理工作的高收入家庭聚集的地方，往往会产生对一些低收入的服务岗位的需求，如需要各种清洁、保养、家教、按摩、美容、护理等，这样的服务业结构必然会深刻地影响收入分配结构。

在印度城市内部，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IT及研发等现代服务行业增长率从1997年后超过了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和行业发展，一方面对于具有熟练劳动技能和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产生强大需求，而且这些行业往往是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也需要相关低收入的就业岗位以配套和支持其发展。例如印度班加罗尔地区的软件开发与设计本身，不仅需要程序设计师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也需要提供简单劳动和服务的劳动力，为专业技术人才提供配套，而后者往往是一些低收入的就业岗位。此外，印度大量的农村无地农民进入城市，在无法获得城市就业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显性化的城市贫困和不平等——“贫民窟”，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城市内部不平等较高的一个原因。

第四，印度城市制造业发展严重“短腿”，严重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问题也加深了城市内部不平等。

印度产业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超常规发展，而制造业发展严重“短腿”。需强调的是，尽管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一般表现为制造业份额比重下降，服务业发展比重上升，但对于印度而言，制造业发展份额从来就没有占据过国民收入的重要份额，而且制造业从一开始就长期处在低水平发展和徘徊，并在改革后还有所下降。因此，印度的制造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为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作出就业贡献，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主要吸收的是具有高劳动技能和高层次的专业知识人才，而无法解决大量的一般劳动力就业。目前印度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这也是城市内部不平等加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与印度相比，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制造业得到空前发展，因这些制造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地区，所以发达的城市制造业吸收了大约1.6亿劳动力的就业，对于城市就业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可见，中印城市内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差异成为影响两国不平等出现结构性差异的重要因素。

第五，印度民主制度、农业保护计划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减少城乡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前面已指出，与中国比较，印度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总体上比中国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受民主选举和选票的作用，印度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特别强调邦政府直接对农村发展负责，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水、供电、公共教育、基本医疗等基本上直接由邦政府负责，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印度民主制度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长期发挥着积极作用，迫于选民和选票压力，任何政党选举首先必须考虑占据印度人口70%多的农村人口及其他们的需要。因此，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整体状况在改进，这显然也有助于印度城乡差距和不平等的整体改善。

第六，对外开放、联邦制与地方治理能力和地区差距。

印度不平等的内容还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印度区域发展不平等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不能够忽略绿色农业与技术变革对于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发端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技术革命首先选择在具有较好自然和气候条件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及后来的南方地区泰米尔纳都等地方，结果这些地区首先在7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且这些地方经济增长至今也比其他地区快。其次，对外开放、全球化等使得具有区位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的部分沿海地区获得了比内陆地区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参加全球化以后，FDI的流入使得马哈拉斯特拉邦等沿海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第三，地方治理对于区域发展影响很大。印度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有高度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因此治理能力强的邦如马哈拉斯特拉、泰米尔纳都邦、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等，就可为经济增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因此经济增长就较快。相反那些所谓的“BIMARU”（比哈尔、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等至今仍然很落后，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治理能力弱，腐败、低效等问题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环境。

（二）政策偏向、制度性安排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学术界就有关中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已做过很多实证和理论分析。与印度不平等变化的原因比较，笔者更倾向于把中国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大偏向的发展政策与城乡户籍管理的制度性障碍。

第一，中国两大倾斜式发展战略对于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和意义。从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逐渐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和思想。在这种理念下，中国实行了两大倾斜式的发展战略：一是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二是沿海偏向的发展战略。这两大战略一方面对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积极意义，但同时对收入分配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下，城市经济在政府推动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再加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作用，商品市场和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也首先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起来。在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中，许多优惠政策如财政税收优惠等吸引了大量的资本等生产要素，使沿海地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政策环境中首先快速发展起来，形成自我良性循环的吸纳效应。

第二，工农业发展价格剪刀差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实现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在赶超战略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实行了对于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在本质上就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结果就是将大量的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低效，也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供给减少。而且，在现实操作层面，中国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即为促进粮食生产和保证供给，就必须提高粮食价格，而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又必须压低粮食价格。应当看到，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大大增加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能力，但农业增长却长期低效，1952—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3%，农业只有3.2%。有意思的是，1978年后，针对农业发展滞后，中国又通过行政方式逐步调整和放开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结果从80年代开始，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80年代中期及90年代初期，城市工业产品的几次通货膨胀又实际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客观上也造成了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上升。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和意义。从理论上说，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产要素所有者按要素贡献参与收益分配。但因中国城乡户籍这一制度性安排限制了农民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剥夺了农民进城选择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同时，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居民享有的种种特殊的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农村居民却没有机会和“资格”享受，结果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居民收益和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

第四，转型时期制度机制仍然不完善，腐败、权力寻租、垄断等不正当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也恶化了中国收入分配的环境和秩序。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本身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果和进步。但另一方面，收入来源和管理也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特点，特别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不合理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如黑色收入、侵蚀所有者的合法资产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转型期的收入分配秩序和环境。当前，人们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行政性垄断、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等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法经营、偷漏抗税等仍旧破坏着中国的收入分配环境和秩序。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印收入不平等的差异性不是总量上的差异（总体不平等）。很难说中国与印度，哪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一些，或哪一个小一些。两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结构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第一，两国不平等变化的历史和总体趋势不一样，印度由较高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而中国由较低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第二，两国不平等扩大的时间起点不一样，中国是在1978年后不平等开始扩大，而印度则是在1990年后开始扩大。第三，两国不平等变化的程度不一样，中国不平等变化较快，尤其是从相对不平等到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速度几乎是所有转型国家中最快的，而印度无论是不平等下降程度还是在改革开放后不平等程度的扩大程度都比较缓慢。第四，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差不多，但不平等变化趋势不一样。同样是进入改革开放后两国农村不平等都在扩大，但中国不平等程度似乎仍然在进一步扩大，而印度尽管也有上升，但总体是在下降。第五，中印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一样，表现为印度城市内部不平等高于中国城市内部不平等。第六，中印城乡不平等程度不一样，中国城乡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都明显高于印度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第七，中印地区收入差距结构和变化不一样。中国主要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而印度地区差异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第八，中印贫困人口结构与数量不一样。中国大面积贫困人口长时期内主要分布农村，而印度城市和农村都分布了几乎相同比例的贫困人口。中国经济高增长产生了较强的减贫效应，但印度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

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之间、地区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之间、地区间的不平等因素更大一些。

此外两国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各自的不平等影响不同。在印度，民主制度与人口自由流动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因城市制造业发展滞后，超前的服务业在增加对高学历和专业技能人才需求的同时，减少了对于一般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导致失业和城市贫民，因此城市内部不平等迅速扩大。民主选举制度一定程度上能确保不同的执政党制定的发展战略能够兼顾农村，但土地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造成相当的农民无地和少地，所以农村不平等程度仍然存在，尤其是贫困人口比例仍然较高。在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流动受阻，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和福利结构等都是扩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土地制度均等化分配促进了农村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近几年城市化扩展过程中又导致农民失地，这又对农民收入增长及城乡分配产生了负面影响。改革前普遍实行的公平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公共卫生等为改革以后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改革后不平等扩大却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此外，收入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规范不合理的收入来源等也是影响和恶化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