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在意识形态方面固有的特性就是集体主义和集中主义。这种民族特性使它长期脱离了欧洲，落后于欧洲。为了让俄罗斯赶上发达国家，彼得大帝第一次试图将俄罗斯扭转到欧洲去的改革，却分裂成两个俄罗斯：西化的和本土化的。由此，俄罗斯的欧亚大陆上就形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周期性轮回。
一、俄罗斯经济制度的历史特性
在俄罗斯整个历史上存在的农村村社，确立了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从上到下集中的威权的垂直管理政权。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农奴制使得暴力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奴主不仅对财产和土地而且对农奴拥有实际的所有权。国家性、大国情节、帝国野心逐渐变成俄罗斯社会及其民族特性的主要方面。命令式的行政管理方法成为传统。所有这一切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造成并扩大了官僚主义的特殊作用。这样，村社与俄罗斯农奴制的平行发展，形成了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几百年来，俄罗斯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大国，实现了对新领土的大规模扩张并攫为己有。所以，不仅是权力崇拜而且军事力量崇拜成为是俄罗斯社会的一个根。随着国家地理边界的扩大，各种语言的民族不断增加，从而加强了对无限制的集中制政权的渴求。俄罗斯经受了240年对蒙古鞑靼人的臣服，其结果就是使俄罗斯远离了西方，加强了亚细亚因素的影响。逐步使俄罗斯偏离了基辅罗斯和大诺夫哥罗德的进步发展轨道。在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形成了庞大的和独立的帝国，而且在社会意识当中也形成了欧亚观念，把俄罗斯变成亚洲的欧洲和欧洲的亚洲。
俄罗斯造就了彼得大帝，这是一种自然结果。“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俄罗斯终于爆发了，它要重新回归欧洲。这一爆发使俄罗斯社会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流派：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斯拉夫派或者本土派思想形成于莫斯科公国时期，它倾向于封闭、传统“价值”和停滞，其基础是村社和东正教及其集体主义、大同、社会平等，不能容忍私有制。西化派与俄罗斯本土派形成对立，力图变革，欢迎西欧的经验。俄罗斯的西化派主张发展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自由和人人平等、与西欧发展经常性的经济关系。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西化派的繁荣达到了顶峰。但是，俄罗斯国内社会的分裂已经加深，并成为与19世纪民粹主义和20世纪初革命性剧变相关的社会动荡的主要前提之一。
基辅罗斯曾经是真正的欧洲国家，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随着基辅罗斯的崩溃，特别是由于蒙古鞑靼人的压迫，俄罗斯脱离了欧洲，闭关自守解决国内问题和自然经济。只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开始转向欧洲，虽然19世纪的几乎所有沙皇都是亲西方的，进行了一系列西化改革，试图把俄罗斯扭转到欧洲去。然而欧洲人则把俄罗斯看成是“蛮荒之地”或欧洲的亚细亚。[2]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安全屏障，历史上不乏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立陶宛王国，以及波罗的海地区日尔曼骑士团以及后来的瑞典人、法国和德国人等经常入侵俄罗斯。而俄罗斯不得不占领乌拉尔以东地区作为大后方。
君主制、农奴制和保守主义与停滞的其他制度总是阻碍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和民主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市场基础的形成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俄罗斯与西欧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少于100年。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出来。虽然改革者倡导的改革都是亲西方的，但由于斯拉夫派的反对，改革进行的非常缓慢，充满矛盾，从来就没有进行到底。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萌芽是在农奴制的条件下发生的。促进其发展的不仅是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客观进程，而且是强硬的国家干预。
二、关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3]瓦尔特·欧肯在其经典著作《国民经济学基础》（1947年）把所有经济制度归结为两个理想的纯粹的基本形式：非交换的“集中管理经济”和“交换经济”。[4]认为，这两种理想的经济秩序并存于整个人类历史。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其深层都能找到其固有的独特“基因组”。俄罗斯经济社会学家C.基尔金娜将其称之为制度元，并将其划分为X和Y两类。X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经济制度；单一的政治结构制度；公有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即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Y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市场经济制度；联邦政治结构制度；自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即个人价值高于社会公共价值。[5]О.别松诺娃断言，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其所特有的具体的经济制度自然的、合乎规律发展的进程，具有循环上升的特点。[6]
一个社会和民族采取哪一种制度，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对С.基尔金娜的X、Y制度理论来说，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技术环境比较原始和恶劣，使人们在生产过程的组织中联合起来。这里起作用的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规律，它最终决定了X制度元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度特点。相应地，如果个人或家庭不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合作，就可以独立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地组织生产，独立地支配所获取的成果，那么Y制度元中国家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保障独立的经济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X经济和Y经济只是反映现实的各种经济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论抽象，像帕累托所言，“两种极端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消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如同无限保障其存在一样”。[7]现实经济有着混合的形式。欧肯将不同国家现有经济秩序的特点解释为两种纯粹形式的不同结合。任何现实经济中市场、分配制度都发挥着职能，它们表示截然不同的经济资源配置和使用的社会机制。探索市场和分配的最优关系组合贯穿于任何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二者相互竞争和并存，两种制度相互补充。如图1所示，无差异曲线表示X和Y两种制度元的任一组合，A点表示X制度元为主导，Y制度元起配合作用；B点表示Y制度元为主导，X制度元起配合作用。无差异曲线上任何一点表示以X为主导的制度或以Y为主导的制度组合所带来的效用是无差异的。决定某一国家实行哪种制度组合的约束条件，即为这个国家的国情、民族特性和意识形态。两条曲线的唯一交点，也就是无差异曲线与国情线的切点决定了这个国家实行的不同制度元的最佳组合。如果人为地破坏这种配合比例关系，如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和市场是其自然属性，也就是Y起主导作用，X起配合作用。但是作为“二战”胜利果实，在苏联的高压管制下，被灌输了共产主义制度，结果X变成了主导制度，而Y则变成了隐性基因。但Y是它的本性，只是被迫变成了隐性的，只要有机会它就要表现自己，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首先发生在东欧国家的原因了。相反，俄罗斯传统上是X制度元占统治地位的，但是19和20世纪的历次激进的西化改革试图人为地拔高Y的作用，包括使用“休克疗法”铲除X制度移植Y制度，都遭到了失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逆转。
由此我们认为，人们生活和生产活动的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民族特性和意识形态，而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特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民族和社会所实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它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也就是生物有机体的基因遗传过程，而基因遗传过程也就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但是，“路径依赖”的存在并不否定基因变异的可能，甚至会发生基因突变。没有变异，就不可能发生生物进化，社会经济有机体也不可能发展和进步。许多落后国家试图借鉴（照搬或移植）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制度，用最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移植是从一种经济环境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的制度移植，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8]但是，制度移植是具有风险的并常常是昂贵的举措，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往往是滞后的。由于可能出现的失灵还会有额外的成本支出，移植的制度往往会失灵。某个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很差。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制度，如果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制度和旧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产生冲突。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众多的案例表明，正是激进的决策总是会产生制度陷阱。必须认识到，决不是“任何制度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就必定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也会有效运行”。必须考虑到文化继承性和产生制度冲突的可能性。就制度移植的方式来说，激进自由主义的“休克式”方法仅仅局限于引进形式上的制度。但是，每个规则体系包容着许多实现方式，这是由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制度移植的核心是内涵而不是形式，而移植体的适当变形则能够轻易地适应新的环境。最重要的是建立中间制度的连续性，即平稳地把初始结构与符合被移植制度的终点结构连接起来的制度。政治家往往希望引进最先进的制度，试图最大限度地加速制度发展。这种希望恰恰会导致犯错误。
三、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改革周期
18世纪初，为了获取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彼得大帝发动了同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为了发展军事技术，赢得战争，彼得大帝领导了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他通过暴力手段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牢固的行政体制，国家在社会生活及其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得到了加强。但是彼得大帝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刺激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依靠国家财力建立起来的许多手工工场被关闭。而此时的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彼得大帝的改革火种得以重新点燃，在保持和巩固无限的君主制的条件下进行了自由化改革。19世纪初，俄罗斯经济依然主要依靠农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0%。农民村社仍然是农业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俄罗斯农民分为归地主所有和归国家所有的农民、分封农民和教会农民四类。其所有者对农民具有人身所有权，并可以买卖。
农奴制和专制政权已经严重阻碍着俄罗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废除农奴制，将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变成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自由劳动者，成为俄罗斯19世纪历次改革的核心内容。19世纪初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表现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性，即以市场为导向，这也是与世界经的济发展进程相吻合的。此时，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并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西方文明的实力，对俄罗斯帝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俄罗斯被迫进行变革。所有这一切将解放农民和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也正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历史上共发生了6次亲西方的市场化改革。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或斯拉夫本土派势力的强大或俄罗斯民族特性难以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俄罗斯业已形成的制度，特别是带有民族传统和习惯特性的那部分制度难以接受经济革新。从而造成了经常循环往复的改革衰减和被改革的逆转所取代的过程，共形成6个周期。
周期I：19世纪前20年到19世纪中期。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宣布大赦逃亡的农奴，试图逐步解决限制俄罗斯发展的落后的农奴制度，规定农奴可通过赎身手段获得自由。部长委员会首长M.斯别兰斯基推行全盘西化的改革，将自由主义、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渗透到法律条文中。然而其继任者A.阿拉克切耶夫推翻了他的自由主义改革。1925年尼古拉一世继位后彻底推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冻结了政治上的歧见，借助“第三局”[9]将帝国的整个社会生活掌控在高级权力机关手中，将农民解放推迟了30多年。
周期II：19世纪后半期。1861－1866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农民改革，废除农奴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试图把君主制的俄罗斯变成自由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似乎走上了欧洲发展模式的道路和中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农民无力缴纳巨额的赎身费用，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浪潮。亚历山大三世采取了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的发展工业化的措施，反对西方，反对自由主义，倾向于宗法传统。他重新压制了法庭和地方自治局对专制政权的相对独立性，阻碍了农民村社解体的演讲过程，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工业和金融领域的国家存在，保护本国工业和贸易，扩大国家对经济的激励，包括国家投资建设铁路等。结果使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达到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工业生产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德国。
周期III：19世纪末20世纪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为了进一步推进俄罗斯工业化，加速市场关系的发展和与欧洲的接近，财政大臣C.维特推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成为了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经济奇迹”的发动机。但是，“俄罗斯经济奇迹”并没有缓解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和粮食周期性的歉收和饥饿而导致的的抗议浪潮。在1905年革命的压力下，新任总理大臣П.斯托雷平再一次进行农业改革，彻底取消了农民的赎身费用，取消村社土地占有制，实行土地私人和个人占有制。然而，这场农业改革依旧没有进行到底，按照托洛茨基的话说，如果斯托雷平的改革能够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1917年取得政权”。[10]俄罗斯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恶化，罢工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亚试图脱离俄罗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汇成1917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于1918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它使苏维埃俄罗斯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为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周期IV：20世纪30－40年代。“军事共产主义”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广大农民和生产者的利益，引起一系列的暴乱。1921年春天的“喀琅什塔德事件”直接促成了列宁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1921年3月，列宁采取“退却”态度，开始实行 “新经济政策”，以便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获得短暂的“喘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成功地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但是，斯大林于1928年废除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大转折”。通过残酷手段在农村发动全盘集体化运动，最终建立了全面的行政命令式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卫国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周期V：20世纪50-70年代。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开始调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加强经济核算，进行农业改革。1957年对工业进行改组：取消部门管理制度，实行地方管理原则。赫鲁晓夫的改革助长了地方分离主义。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恢复苏联经济的部门管理原则，扩大企业自主权，完善经济机制，加强经济刺激。然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使勃列日涅夫改变了对改革的态度，开始批判市场社会主义。19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改革出现停滞的局面。
周期IV：20世纪末21世纪初。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开始探索经济改革，全国范围内扩大农业集体承包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进行改造，逐步走向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导致了苏共被解散，苏联遭解体。1990年代，新独立的俄罗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使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导致反对改革的势力崛起。这次的自由主义改革以1998年金融危机结束，普里马科夫临危受命改变了国家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探索适合俄罗斯特点的经济改革道路。世纪之交，普京先后担任总理和总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利，重新加强了垂直管理，打击金融寡头，将国家经济命脉重新控制在国家手中。在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的情况下，保持了近7%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受到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2010和2011年也保持了4.3%的增长率。
四、俄罗斯经济制度变迁周期的特点
分析这些改革及其逆转的周期，可以发现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积极的改革阶段及其逆转阶段分别持续大约15－20年。透过这种周期阶段的逆转，可以发现创新和传统之间矛盾的制度关系。在制度变迁方面，有种心理规律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任何一代人无论他们多么激进，也不可能整个一生都从事“革命性的破坏”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厌倦情绪，并随之倾向于稳定。这一规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解释了推行新规范和新准则的困难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然而，如果不进行改革，15－20年的停滞还会招致反对，进而产生变革的要求。
第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时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以及改革逆转时期与世界经济下行阶段高度吻合。与此同时，经济周期的中间阶段或拐点对改革（及其逆转）的时期产生一定的引力。一般来说，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的上行阶段，会促进某些领域创新意愿的上升，推动积极的变革。而且，正是在世界经济整体上升和增长强劲时期变革才特别显著。然而，当世界经济进入整体下行阶段，创新活动减弱，对俄罗斯社会来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恶化的危险程度消失了，改革的动力也就丧失了。
第三， 市场化改革的每一次逆转并非简单地回复到原点，而是螺旋式上升和曲折性进步。尽管每一次的改革逆转都恢复了垂直管理和国家的作用，但是经济管理方法、市场因素得到不断的积累，逐渐取代行政管理方法和计划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已经具有了工业化和政治体制多元化的萌芽。经过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改革，形成了能够加速工业化的新型国家。人们印象中毫无成效的赫鲁晓夫和柯西金改革使俄罗斯社会在所谓的“停滞”时期第一次变成了城市化的和工业化的社会。经过1990年代的激进式改革，尽管普京重新实行了垂直管理，壮大了国家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因此，俄罗斯演进路线反映的不是回路运动，而是渐进的发展。
第四，维护人权和自由的极端自由主义忽视了大众的社会问题和极端的国家家长制传统。这种演进趋势的裂变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发展中改革及其逆转的稳定交替和社会意识的矛盾发展。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和不彻底的自由化改革及其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分化，命中注定不是在治愈而是在残害俄罗斯社会，通过改革的逆转来分裂它。但是，改革的逆转所付出的代价和垂直管理造成了不合理地浪费人力和自然资源，尽管在实现国家的短期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成绩一般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经过一定时期的“停滞”，俄罗斯重新准备新的改革。
第五，与欧洲革命不同的是，俄罗斯在否定以往经验和破坏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具有极端的坚定性。如果俄罗斯处在有问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演进的道路和“大动荡”的道路，那么它一定会选择后者。俄罗斯的欧亚两重文明性质使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变成非黑即白的模式，“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那必定是敌人”。要么否定一切，要么肯定一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这种周期性的改革和逆转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规律的？能否阻止逆转进程？对市场化改革失败和逆转的制度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改革的逆转被解释为俄罗斯“错误的发展路径”的反映。如果将这种观点翻译成制度变迁的语言，那就是意味着，现有的历史上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市场制度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此外，它们与在“标准的”经济形态（亦即西方经济模式）中运行的市场制度不同。这也就表明，俄罗斯经济的“不可改革性”预先决定了它们的再生。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打碎基本的制度元，激进地推行西方模式的规则和习惯。
第二种解释。这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正好相反，认为改革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改革战略及其实施方式本身，从他们提出的实现目标和方式，从改革者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思想、世界观纲领中去寻找。这里必须真正解决每次改革的启动阶段都必然遇到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提出的改革战略与社会现有的决定俄罗斯基本制度元的制度性价值观和历史传统、规范和习俗相协调。这意味着，市场体系必须适应民族传统，而不是相反。第二，放弃强制方式推行新的制度，确定必要的改革的方式和速度，要以政府与社会力量妥协和联合为支撑。第三，在经济领域选择最有效的机制，要考虑到现有矛盾的尖锐程度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先后顺序。当然，值得特别重视的还有形成支持改革的可靠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况，即改革“从上面”一提出就严重缺乏广大群众对改革进程的参与。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对广大居民的需求和利益考虑不足，过度倾向于简单地照搬他国经验，忽视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在现有大众经济行为中发挥的作用。正是“上面”与“下面”之间的落差成为俄罗斯改革的最薄弱环节，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这个落差不仅得不到消除，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如果改革的推行由于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而逆转，也就不可能期望为经济改革建设可靠的社会基础了。无论意识形态倾向和口号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如何能够激励人们，经济利益仍旧是经济行为的基础。
依靠将现成的经济形式照搬到俄罗斯土壤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相符合，与俄罗斯经济制度现实存在的需求和约束不相吻合。这样可以解释改革失败的必然性。改革的失败不仅成为反改革力量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改革者不够坚决的结果。逆转阶段的到来本身应当看作是社会经济体系对外来元素植入其中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的运转意味着彻底脱离市场改革路线的保守反应的启动（俄罗斯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也可能意味着需要放弃不正确的改革路线，转向经济政治改革的反面。如果这种机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起作用，那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社会经济体系进入自我毁灭阶段，伴随着危机、混乱、骚乱、社会和政治动荡。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非常直观的证据。[11]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俄罗斯经济改革是由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需要产生的，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改革自身创造了自我否定的原因。所有的改革都具有“一套典型的”要素，它们侵蚀着体现在改革进程中的创造性潜力，并最终使之消失殆尽。所以，改革及其逆转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也绝不是偶然的。由于许多因素的作用，它是有一定规律的，但改革的命运不具有听天由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减弱乃至排除这种原因的情况下，经济改革成功的机会将大幅上升。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经验解决当代问题，找到传统与现代化目标实现最优结合的度。
五、俄罗斯新一轮自由化改革正在积蓄力量。
俄罗斯常态化的改革“冲动”及其必然的逆转，使我们有理由相信19－20世纪俄罗斯（苏联）存在着市场化改革的“超级周期”，不排除继续在新世纪起作用的可能性。普京执政已经10年有余，全球经济危机打断了俄罗斯连续8年的高速增长，宣告了俄罗斯依赖原材料的资源增长方式达到极限，经济增长率出现严重下滑和停滞的趋势。随着刺激效应的消失，全球经济再次进入低迷，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下滑至3.4%，2013年上半年进一步缩减到1.7%。[12]今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如果今后5年俄罗斯经济仍将延续这一趋势的话，普京的2020年发展战略面临泡汤。2018年普京连任下一届总统将异常艰难。从时间来算，已经满足俄罗斯经济改革15－20年的周期。即使普京艰难地赢得了选举，随着他年纪的增大，思想将会更加趋向僵化和顽固。经济制度也将进一步趋向僵化。总而言之，期待着普京之后将会是新一轮亲西方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也在积蓄力量。2012年10月23－25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俱乐部（自由主义大本营）召开年度会议“未来诞生于今天：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前景”。会议认为俄罗斯政府权力过大，国有公司垄断严重，国家治理模式没有效率，俄罗斯充满腐败，税收高负担重，金融市场滞后融资困难，投资环境差导致外资不敢进来国内资本外逃，国际油价高并不是好事等等。会议得出的结论就是，民主制度决定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归纳为两个字就是必须进行改革。25日，俄罗斯前经济发展部部长现任储蓄银行行长Г.格列夫举办早餐会，请与会外国专家与俄罗斯经济巨头俄罗斯总统助理Э.纳比乌琳娜、经济发展部部长A.别洛乌索夫、财政部长A.希卢阿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院长B.马乌等就俄罗斯经济问题进行对话。Г.格列夫提出的口号是“领袖一个人什么都不是”，“俄罗斯的未来在我们的手里”，“等待俄罗斯的是大变革”。

文献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