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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将跨境安全治理问题突然提升至国际议程的前列;对中国来说,2010年的湄公河惨案或许更早预示了跨境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在认识到跨境安全治理所面临的重大冲击的同时,对其面临的基本环境的变化的认识却远不充分,特别是其背后深层次的地缘政治逻辑变化。
一、地缘政治逻辑的转变
考察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流派,可以发现该理论几乎所有的分支都基于一个核心逻辑,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地缘政治本身及其理论的演变根本上取决于这一长期相对稳定的时空关系的缓慢演变。
随着全球性技术革命特别是因特网技术的发展,这一相对单一和稳定的时空关系正被根本性地动摇了。在大多数技术发展只是拓展了物理空间的同时,因特网的发展使得虚拟空间获得了实质性甚或“实体性”的发展,在使时间得以“静止”的同时,也使空间得以“流动”。与全球性的政治意识觉醒、人口爆炸等相结合,这正根本性地改变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一种复合性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逐渐浮现。
所谓复合地缘政治,在笔者看来,是指在全新的时空联动效应下,以何种速度(时间)跨越何种距离(空间)以实现何种政治—安全、社会—经济、战略—战术目标的组合模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更为具体地,复合地缘政治可能包括四种形态:其一,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与传统的线性时间的结合,这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地缘政治的深化与拓展;其二,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与新兴的同步时间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全球同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上;其三,虚拟空间与线性时间的结合可能产生一种追踪的地缘政治学;其四,虚拟空间与同步时间的结合催生了新型的动员政治学,最为明显地体现在“阿拉伯之春”后的各种政治意识的全球扩散上。当然,上述划分更多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模型,现实中地缘政治的发展远为复杂。
二、跨境安全及其转型压力
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和空间,技术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关键,其功能在于提供了可以何等速度(时间)跨越何种距离(空间)的手段。
传统上相对单一的地缘政治逻辑下的跨境安全治理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即空间静止视角的安全复合体和时间流动视角的发展—安全关联两个方面。由此可识别出四种传统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高度一体化的自上而下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其典型代表是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但并不重视跨境安全治理的自下而上方法,其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开放地区主义模式下的更为松散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其典型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缺乏地区或次地区一体化努力下的国家间自发性安排。
随着复合地缘政治逐渐浮现,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不仅传统边界已变得千疮百孔、极易渗透,作为新型时空关系下的“重划疆界”(reterritorialisation)现象也正迅速扩散,这导致跨境安全治理不得不面对新的政治空间——它们往往与既有的国家边界相区别,并呈现出复杂性、碎片化、相互依赖、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跨境安全治理的对象正日渐模糊,时空拓展与时空压缩的同时发生正快速侵蚀跨境安全治理传统的“空间感”和“时间感”:传统边界的虚化与新型“疆界”的复合结构使跨境安全的治理对象变得模糊;空间的拓展与时间的加速/静止相结合,可能导致传统跨境安全治理丧失最为重要的“空间感”;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还会对既有跨境安全治理的“时间感”产生重要冲击。
三、跨境安全治理的未来转型
在治理对象、治理空间、生效时间等均变得模糊不定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跨境安全治理的可持续性?
首先,需要从催生复合地缘政治产生的时间逻辑入手,推动跨境安全治理做到“攻守平衡”。一方面,跨境安全治理行为体需要在抢夺同步时间的起点方面保持进取态势,做到“攻得下”。另一方面,跨境安全治理行为体需要强化其在时间流动性或线性叙事方面的传统优势,确保“守得住”。这一方法有三个优势:一是可为政府或官方反应争取有效应对时间;二是可有效增加危机制造者的组织动员成本;三是可为各种临时“声援”力量提供反思和冷静所需的时间,瓦解危机制造者的“激情联盟”。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攻”的配合,“防”极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即被误解为政府或官方是使用“拖字诀”。
第二,需要回归地缘政治的本源即空间,推动跨境安全治理做到“收放自如”。所谓“收”是指跨境安全治理应将重点放在应对安全危机的长期性根源解决上,通过促进次地区积极的发展—安全关联的一体化努力。所谓“放”,是指跨境安全治理需要充分虑及其所面临的治理空间的有形和无形拓展,从更为宏观的空间视角思考跨境安全治理问题。
最后,需要重视复合地缘政治背后的叙事逻辑变化,推动跨境安全治理做到“松紧合理”。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导致传统历时叙事或线性叙事遭遇重大挑战,共时叙事或平行交叉叙事现在更为流行。对于跨境安全治理而言,由于复合地缘政治导致的叙事逻辑变化,必须“放松”对平行交叉叙事的控制,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当代时空环境下个人释放激情的主要方式;同时,跨境安全治理努力也必须“抓紧”传统线性叙事,因为这是此类努力最终生效的基本依仗。但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努力很大程度上恰好颠倒了上述手段配置。
结束语
中国在推进跨境安全治理的未来转型方面可发挥积极的引领性作用:从理论或抽象视角看,跨境安全治理的成功转型及对国际体系的更大贡献,根本上有利于整个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虑及诸如“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等论调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认为主权国家体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主权国家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全球普及,但其真正内涵尚未充分落实,远未到“过时”阶段。因此,中国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成功转型的贡献,本身便是对整个主权国家体系的发展与转型的积极贡献,并可有效引领整个主权国家的成功转型。
从实践或现实视角看,在全球仍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且全球性社会思潮呈极端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多项全球性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通过跨地区性计划将诸多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跨境地区联系起来,这与复合地缘政治的空间拓展或流动、时间压缩等逻辑相吻合,可有效地促进相关跨境地区的安全治理,并可带动全球其他跨境地区的安全治理。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