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经济上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军事上围堵遏制中国，以图维持“一超”霸主地位；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面临周边复杂形势和压力增大，处理好中日关系在整个亚太格局中尤为重要。文章分析了中日共同利益和结构性矛盾，提出了从战略上如何把握中美、中日两对矛盾。中日友好合作、战略互惠符合中国最大国家利益，以及加强中日关系须要经济互联、政治互信、民间交往、地方外事、防卫互动、立足内政等观点。

一、美国战略东移凸显中国周边关系的复杂性、重要性
随着中国崛起，亚洲崛起，东亚已成为世界三大经济支柱之一，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板块。2011年，在美国夏威夷APEC会议和东亚峰会上，奥巴马、希拉里都高调放话，要重返亚太，战略重心东移，扮演亚太事务的领导角色。奥巴马甚至直言，要成为美国历史上首届太平洋总统。希拉里上任伊始，第一站访问的即是亚洲而非传统习惯上的欧洲，美国政府、社会的智囊机构，也纷纷出谋划策。2012年1月5日，五角大楼推出了酝酿七年的新军事战略，主要矛头直指中国，显示其安全防卫政策和谋略的重大变化特点。分析美国的战略意图，一是要谋取其在亚太地区的巨大经济利益，以解决本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问题；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制止经济下滑，扭转战略颓势，已成美国政府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鉴于亚太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并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经济前途将主要取决于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故美国重返亚太，是企图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经济利润，分得更大的利益蛋糕，挽回十分不利的经济局面，其战略图谋根在经济；二是阻遏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吸附力日趋扩大，尤其在防卫上加强美日韩军事同盟，又与澳大利亚签署美国2500名海军陆战队的驻军协议，频频举行海上军演，在南海纠纷上介入、支持菲律宾、越南与中国抗衡，最近美国在与菲律宾签订的《访问部队协议》框架下，进一步增加在菲的军事存在（美可使用菲基地，美舰可在菲22个海港停泊）；与印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蒙古（作为所谓“第三邻国”与蒙古联合军演）、缅甸（希拉里去年12月2日破天荒访问缅甸）等国拉拢关系，这一切态势很明显，就是要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钳制、围堵之势。故美国所作所为，有人称之为图谋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其最终目标，是延滞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维持其全球老大的霸主地位。

新年伊始，奥巴马在美国国防部作新的军事战略报告中讲得很明确，“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亚太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和安全等许多方面产生潜在的影响”，故在这之前，美国已提出“TPP”计划和“海空一体战”理论。所谓“TPP”是指2006年，新加坡、智利、新西兰、文莱等四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2008年美国表示参加，并改称为“泛太平洋经济战略合作伙伴协定”，即“TPP”，决定在2012年秋季以前，就24个领域具体磋商，制定一个无例外的零关税贸易自由化规则。美国、新加坡等9国于2011年10月28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第9次扩大磋商会议，各领域都取得一定进展，日本野田首相也已决定参加TPP。然而本质上，美国提出TPP，就是为了维护其在亚太的经济霸权，与中国争夺亚太经济的主导权，并拟定了2020年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圈（TTAPP）的经济战略；[①]所谓“海空一体战”，是指两年多前美军推出的军事战略理论，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核心内涵诚如专家所说：“首先，把近10年来主要以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等作为主要威胁，重新转变成以在现实与未来对美产生严重制约的大国为主要威胁，如中国、伊朗等。历史上美国一直以具体国家作为战略威胁，比如二战中后期对日本、德国，冷战时期对苏联。10年反恐实际是美国军队建设方向的一次偏移。其次，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的全面撤出，标志着美国近10年主要以中东、南亚为主的作战地域，逐渐转移到以西太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中国沿海区为主，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

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和频频放话出手情况下，加上中国与部分邻国存在边界、海域的主权纠纷，与相邻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确实存在麻烦不断，复杂多变，不容乐观的状况。

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说，更是一个对亚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众所周知，“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的邻国就有15个。”[②]中国的邻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还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既要处理好与世界各大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更要重视和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为中国再造一个和平发展30年的稳定环境。回顾历史，新中国诞生以来，我国周边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乃至武装冲突，都曾对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挑战和威胁，周边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必须相应地作出调整变化。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周边政策的演进，就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经过建国6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曾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创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周边环境。当前，为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和重心东移，中国也应作出战略调整，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亚洲和周边环境的构建中，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战略格局，真正体现“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格局理念。

亚洲大大小小国家很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贫富差异很大。就总体而言，日本作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经济强国，至今位居世界前列。二战以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开始重建，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其岛国、资源贫乏、有限国土承载1.27亿巨大人口数量以及农、渔、林发达等国情特点，逐步形成了以耗能少、产出高为特点的来料加工、精密仪器、高新技术等产业为主，以及对外贸易、港口经济、海洋经济等为特色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腾飞的繁荣景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技术强国，直逼美国。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泡沫经济的严重影响，日本国内市场需求萎缩，社会“老龄少子化”，导致劳动力不断减少，经济一直低迷徘徊。据日本产业结构委员会基本政策部会发布的报告称，2010年，日本老年抚养比已超过40%，比美国高出一倍，比英德法和瑞典等发达国家也高出近30%。从15岁到64岁的劳动人口近几年加速减少，现日本已接近劳动人群对抚养人口的负担极限。人口转变导致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可持续之间的恶性循环趋势。而中国后来居上，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稳定影响巨大。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曾是世界第一，但现在中国已超越美国取代了其老大位置：钢，中国2010年6.27亿吨，美国2010年8000万吨；棉花，中国2011年730万吨，美国2011年340万吨；IPO，中国发行初始股2011年集资730亿美元，美国发行初始股2011年集资307亿美元；汽车，中国2010年生产1830万辆，美国2010年780万辆；啤酒，中国产量2010年443.8亿升，美国2010年227.8亿升；烟草，中国2010年300万吨，美国2010年33万吨；高科技出口，中国2009年3480亿美元，美国2009年1420亿美元；煤，中国2010年32.4亿吨，美国2010年9.85亿吨。另据美国农业部估计，2011年全球粮食产量创纪录，达22.95亿吨，而中、美、印三国生产的粮食占了全世界一半，中国粮食产量位居全球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中国成就巨大辉煌，但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只有美国、日本的十分之一，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今天的中国还只有4600美元，距世界2010年平均人均8900多美元还有很大差距。[③]日本这些年发展虽延滞，但优势仍在，实力强大，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日本在亚洲是双雄并立，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两国对亚洲的影响都十分关键。从地缘政治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日本从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变革，走的是“脱亚入欧”的发展道路并取得成功，同时造成其对他国的自我优越感。然而近二十年其国内经济的衰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兴起，对日本在亚洲的经济优势甚至主导地位产生了极大冲击和动摇，尤其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不适应、不服气、失落、焦虑的心态。两国都存在如何认识对方、调整心态、处理好双边关系的问题。鉴于中日关系不但涉及两国利益问题，同时影响到亚洲格局，在美国介入、重返亚太区域的背景下，处理好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牵涉到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亚太战略，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二、中日友好与合作符合中国的最大战略利益
中日两国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结构性矛盾。从客观地理位置来说，两国关系无论好坏都是近邻，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从文化渊源上讲，中华文化对日本社会影响久远，双方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史记》所载先秦徐福率童男童女前往东方入海求仙，即所谓“东渡扶桑”的传说，以及唐朝僧人鉴真六次东渡，成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的故事早已在中日民间广泛传播。仅以浙江为例，双方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书法、丝绸、佛教等早在隋唐时期就开始了。浙江天台国清寺，成为日本有影响的天台宗祖庭，每年都有日本的教徒信众来浙江天台寻根祭祖，余杭的径山茶及茶艺，传扬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之一；历史上日本的遣唐使从海上来中国，有的就经过浙江再北上京城，回国时也带去了浙江先民的文化、物产、技术等。经济上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从1994年到2004年日本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起才陆续被欧盟、美国超出。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2667.9亿美元，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1%，遥遥领先于美国（17%），中国已成为日本的头号贸易伙伴。”“截至2008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有41126项，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652.1亿美元，是仅次于港澳地区的中国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④]作为政府贷款，到2008年底“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⑤]总之，在改革开放后，日本是各国政府中，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早也是最多的国家。”[⑥]在科技、教育、劳动、卫生、管理、环保、节能、产业等方面双方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和互补性，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与和平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然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和难解。首先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根本不同，而日美韩则为一体；再则历史问题，日本政界重要人士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尤其是2001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修改教科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进出”，企图否定或掩盖其侵华历史罪责。随着右翼势力编撰的教科书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错误的、右翼的历史观正在日本国内蚕食着正确的历史观，误导青少年和日本民众）。凡此种种，势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前不久，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妄言厥词，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海上油田开发、钓鱼岛问题，则直接牵涉到两国的主权、资源等利益之争；日美安保条约不但剑指中国，且染指台湾问题，必然引发中国高度关注和防卫警觉；加上中日之间不时发生纠纷事端，媒体宣传、民众情绪对立，相互好感下降。2010年，钓鱼岛事件中，日本扣船抓人，还要按其国内法处理我国渔民，中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力度超过2001年中美撞机后对美方的交涉。此事件发生后，“在媒体的煽动之下，日本90%以上的老百姓反华情绪强烈，认为这次钓鱼岛事情显示了中国强大以后表现出来的‘蛮横’。”[⑦]反之，中国的知识界和社会民众，也存在一种反日心结，荧屏上大量播放的是抗日影视剧，抗日题材潜移默化、持续不断地激发着国人的厌日情绪，一遇中日之间的矛盾纠纷，立即升温成媒体、网络的对仗，甚至演变为街头的激烈行为。由此，两国关系常常趋向紧张恶化，再由于美国的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然而从中国力争和平建设的战略机遇期，打破美国对我遏制围堵的战略目标着眼，坚持原则，求同存异，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主张两国关系应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一再强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分开来，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在当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积极推动中日民间贸易、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并多次会见来访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友好人士和旧军人代表，在日本各界广泛播下了友谊之种。周恩来自1950年至1975年，“25年间处理涉日事项和会见日本客人多达287批”。[⑧]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强调中日友好超过了两国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两国世代友好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他提出，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非常重视学习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许多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包括“小康”思想、“翻两番”目标都是在与日本客人谈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江泽民主政时，强调中日关系一要以历史为鉴，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⑩]胡锦涛继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后，于2008年5月访日期间，与日方领导人签署了中日间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进一步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规定：“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的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 [11]

上海在确立中日世代友好的战略前提下，对美日之间的双边关系也要做多视角分析。事实上，日美之间也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日本至今还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主权意义的国家，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听命于美国，军事上依赖美国核保护伞，但也并不甘心完全受制于美国，尤其是随着中国等亚洲一批新兴国家的快速成长发展，美国先后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债务危机缠身，国力相对衰退，日本社会也出现了“脱欧入亚”，寻求独立性的呼声。除了传统的亲美势力外，也出现了相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崛起，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所谓“亲华派”；也存在所谓既不亲美也不亲华，强调日本利益的国家主义“民族派”，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即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野田首相上台后，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传统关系，另一方面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如在其施政演说中，先提“10 3”，后提 “TPP”,谈到美国和中国问题时，两国差不多用了同样的篇幅，也可一窥其对华对美搞平衡外交的用意。在野田访华期间，还提出了向中国购买100亿人民币的国债。因此，深入分析中日美三角关系，各种政治势力的动态消长以及社会民意的变化走势，对于把握有利于我的终极目标，驾驭外交战略大局，扩大和发展中日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稳妥处置矛盾纠纷，切实管理冲突危机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三、加强中日关系的若干思考
1.从战略全局正确把握与美、日的两对矛盾。美国要重返亚太，“领导亚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无论是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巧实力，其真正的战略对手是中国，用隐性或软性的战略围堵、制造麻烦或挑动事端来遏制中国，维持其一霸独大的地位，是其长期的战略方针，因此，从全球目光审视，在亚太战略和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来分析研究中日关系，中美矛盾无疑是主要矛盾，处主导地位，中日矛盾是次要矛盾，是从属于中美关系大格局的。况且，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中日纷争、对立状况看，都有美国插手其中或从中渔利。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就是美英财团给日本提供的军事贷款；美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支持日本侵占朝鲜，美国的军事顾问帮助日本海军击溃中国北洋舰队，在外交上帮腔日本向中国勒索赔款割地。1931年至1941年十年间，美国也一直援日侵华，目的是怂恿日本攻击苏联。而二战后的中国领土钓鱼岛，始由美国代管，后于50年代将其交给日本，至今被日本所实际控制，成为引发中日对立、外交恶化的一个易爆焦点。新中国诞生后，日本吉田茂首相曾一度考虑与中国建交，由于美国强烈反对，日本当时又处在美国军事占领下，不得不被迫放弃，导致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外交关系，极不正常。此外，美军在日驻军数十年，强化美日安保，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威慑和围堵中国。所以，处理中日关系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从主次矛盾的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来考虑，处理好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争端，积极主动地维护和发展两国的战略互惠和友好合作关系，对于打破美国对我的围堵遏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2.以经济互联深化利益交汇的依存关系。首先从经济层面上，进一步加深两国的依存交融关系，互利共赢不断深化，实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中日韩 “经济一体化”，积极回应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建议，当然所谓“共同体”，就现实可行性而言，也只能从经济着眼起步。事实上，“中国倡议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12]与日本所提的“共同体”构想，其考虑是有相同重叠性的。经贸合作是两国最大的战略利益交汇点，是维系两国关系最有利的纽带。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开展的国际分工，使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实现跨越国界的优化组合，给合作双方都带来利益和收获。随着经贸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互利关系不但是提升政治关系的“助推器”，也将成为阻止两国关系恶化的强力“制动器”。就中日两国经济而言，日本要重振其国内经济，潜在的、最大的出口市场无疑在中国，其海外投资，中国又是其成本较低、风险性小、成熟度高的市场。因此中国的稳定发展，势必将带动日本的经济振兴，这点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加大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吸附力，是中国的一张王牌，也是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石。美国不久前提出 “泛太平洋经济战略合作伙伴协定”（TPP），一方面企图主导亚太经济，另一方面至今把中国撇在一边，是合作还是阻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且不论美国真正要建立起TPP困难重重，例如日本野田首相刚提出加入，就招致国内反对声，且把中国这一亚太最强劲的经济引擎排斥于外，这种TPP还有多大意义，或者说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吗？相反，东亚经济一体化，“10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 3”（东盟加中日韩），“10 6”（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印、澳、新）机制倒是已在运转或比较切实可行。中国应投入更大人财物力，积极全力推进之，一方面反制美国的TPP,另一方面促进东亚更加繁荣，使中国在亚太区域更有主导力。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中日两国都面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都将激烈争夺低碳经济制高点。日本拥有一流的环保节能技术，但国内市场有限，中国具有最大的发展潜力，却缺乏技术和智力支持，双方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就能实现双赢。就浙江而言，作为中国的民营经济强省，中小企业众多，“三个浙江（指本土经济，浙江人在国内其他省区以及海外从事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其中就有相当多的浙商在海外发展。日本企业在长三角、江浙沪一带都有合资、独资等项目，浙商也有走出去在日考察、投资、并购的。但总体而言，浙商在日本的群体规模、投资项目等还不多，影响力不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非洲等不发达、欠发达地区；日本有很多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都想到中国来寻找市场和合作伙伴，因此浙商与日企的合作，到日本寻找商机和投资收购的空间很大，大有文章可做，且日本企业的管理理念、科技创新、员工的敬业精神等也值得浙江的民营企业学习借鉴；

3.从政治互信到民间交往与地方外事。在加深密切中日经济关系的同时，要积极开展政府高层和省县级乃至各阶层、各界别的交往交流，有的应形成机制性互访或峰会、论坛。2007年12月和2009年6月，中日两国曾先后在北京、东京举行由副总理领衔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新形势下，中日应进一步形成类似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那样规模和层级的每年双边对话机制，以政府主导来牵引两国重大战略关系。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都要本着大局为重，积极主动地开展交流互访，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出谋划策，添砖加瓦。此外，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相互往来的历史，民间的文化交流、青少年交流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基础，旅游往来对于推动经济，互识互信有很大帮助，尤其是上述活动对于增加相互了解，累积感情，培养坚实友善的民意基础极为重要。早在1965年，中国一次性邀请400多名日本青年到北京等15个城市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规模前所未有，持续四五个月之久，毛泽东主席亲自会见来访日本青年，在中日两国民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应胡耀邦总书记和全国青联的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翌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回访了日本，“世代友好”的口号在中日深入人心。此外，两国还曾多次组织“友好之船”、“友好之翼”以及中学生、“修学访问团”互访；两国人员往来1972年仅为9000人，2008年已超过了540万人次，中日间每天有100多个航班，承载着1万多乘客来往两国。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08年底，在日中国人已达655377人，超过在日韩国人，成为日本最大的外籍居民群体。另一方面，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日本人也有127000多人，是仅次于韩国人的第二大外国人群体。”[13]此外，早在1973年6月24日，中国港口城市天津即与日本第一大港神户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同年11月，上海也与横滨市结为友好城市，浙江与日本静冈后来也结成了友好关系。而到了6年以后的1979年，中国才开始与其他国家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换句话说，中日友好城市活动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城市间的民间交往开了先河，发挥了先导作用。“截至2007年5月，中日之间共结友好城市235对，建立交流关系的城市100对左右，位列中国与世界各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数量之首。”“截至2008年5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72766人，占日本吸收外国留学生总数的58.8%。在中国的留学生也有2万多人。”[14]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应以此为契机抓紧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与日本广泛对接，更具规模地筹划系列友好交流活动，营造氛围，拓展新领域，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如杭州市与日本歧阜市，于1962年两市互赠“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和“日中不再战”碑文，两市成为二战后最早恢复友好交流的地方城市，1979年两市又结为友好城市。今年恰逢中日邦交40周年，又逢两市互换碑文50周年，杭州市于2月10日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和系列活动，热烈欢迎岐阜市长率各界代表110余人来杭续写中日友好新篇章。此外，要建立长期规划，使中日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环保、媒体、食品安全、产业等各个方面全面合作、深度交往。

4.妥处矛盾和主权之争，加强安全防卫交流合作。在涉及中日矛盾纠纷和主权争议时，要本着按国际法、历史事实、兼顾利益等原则加强沟通、协商、谈判。一时谈不通、谈不拢、无法解决的问题，应暂时搁置争议，建立化解冲突、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当偶发、突发有关事件时，双方应从长远、根本利益出发,冷静、理性、妥善、低调处置，尤其要防止媒体炒作，片面渲染，夸大事实，影响、误导国民情绪，造成民众感情严重对立，损害、恶化中日关系。对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即使是右翼团体、人员也要接触交往，可以邀请来华访问，积极做好工作，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我军与日本自卫队的相互关系上，也完全可以你来我往，共同开展军事合作项目，如联合护航巡逻，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海上抢险救灾演练；舰队互访；相互观摩军演；军事专家学者交流等等。2007年10月和2008年6月，两国的舰艇实现了互访。2009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访华期间，两国达成了加强防卫交流的10项共识，标志着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前不久，中日印海军在非洲之角附近海盗活动猖獗的海域协调后联手巡逻。总之，中日两国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日本是中国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日本自卫队的互动，增进战略互信，既有利我周边安全，也是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一种反制，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才符合当前中国发展的最大利益。同样，日本要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第一方阵”中的位置，并进而成为主权完整独立的政治大国，也需要与亚洲邻国尤其是拥有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可以说，中日两国关系已成长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者，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应成为未来两国互动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应该始终坚持的基本国策。

5.着眼内政是和平友好外交之根本所在。凡事要立足于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因是根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国走向世界，在建立亚太乃至整个国际新格局、新秩序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扩大影响力、增强话语权，关键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我们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以及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态势和冲突因素，但当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在外交，而是内政。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都在提升，对外影响力也日益扩展，但内部的矛盾甚至社会冲突等问题也在不断累积加剧，尤其是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趋势；贪污腐败、法制不彰、道德沦丧等等，都从内部腐蚀着国家发展成果，削弱着国家强大的根基。因此，治国理政是根本，长治久安为首要。一是要以稳定为前提，努力化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隐患，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改革，保持健康、协调、持之以恒的发展势头，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二是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顺应民心，通达民意，尤其要关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诉求，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经济杠杆，调整利益格局，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趋势，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三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倡廉肃贪。要从制度上、源头上动真格、出硬招，杜绝贪腐之源，取信于民，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外部的敌对势力是打不倒我们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平同志一针见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时间对我有利，不张扬、不懈怠，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在亚太、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主张一定会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中国话语权的分量一定会越来越重，中国也必将为亚太、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