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以关系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中东地区比较“另类”的两个国家，双方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甚至还缔结了军事同盟协议。但是，“马尔马拉事件”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危机。2011年9月，联合国有关“马尔马拉事件”的报告出炉，进一步恶化了双边关系。土以危机的背后隐含了双方对巴以冲突不同态度的深层次矛盾，彰显出两国之间战略合作基础的不牢固。同时体现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追求绝对安全和土耳其“东进”政策之间存在着战略分歧。土以外交危机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土以外交危机对美国的中东战略造成不利影响，对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

土耳其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传统的友好国家。但是自2003年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组阁以来，双边关系出现下滑迹象。尤其是在2010年5月31日，发生了“马尔马拉事件”，造成8名土耳其籍人死亡，从而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危机。“马尔马拉事件”是在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连续出现龃龉时发生的，此事件无疑会加剧两国之间的矛盾。两国外交危机会影响到整个中东的局势，同时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起到一定的消极作用。
一、“马尔马拉事件”引爆土以外交危机
 2010年5月，以色列海军袭击土耳其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这并不是简单孤立的袭击事件。土耳其国际救援船所要援助的对象是位于以色列所封锁的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因此了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及土耳其对此的态度有助于了解当前的土以危机。

    加沙地带是巴以冲突的焦点地区。早在1947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加沙地带归阿拉伯国家。然而，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从此开始了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38年的历史。2005年9月，以色列通过实施单边行动计划，[①]结束了对加沙地带的占领。但是，这不意味着以色列放弃对加沙地带的影响。自占领结束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封锁，以隔绝巴勒斯坦人与外界进行接触和交往。2007年巴勒斯坦哈马斯夺取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以色列关闭了加沙地带通往外界的关口，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加沙地带生活用品极度短缺，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

面对加沙地带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在谴责以色列非人道、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的同时，向加沙地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而作为在中东地区与以色列有紧密关系的土耳其也向加沙地带施以人道主义的援助，向加沙地带运送物品。2010年4月13日，土耳其“人权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②]（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Humanitarian Relief ，缩写IHH）宣布向加沙地带派遣人道主义物资船只，而此次以军袭击的“马维·马尔马拉”号即是土耳其“人权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组织的船只。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一方面含混地承认在情报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另一方面则强调“马维·马尔马拉”号受控于土耳其“人权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组织，该组织与哈马斯乃至基地组织都关系密切，船上人员故意使用暴力手段挑动以色列军人开枪，以此拒绝向土耳其表示任何的歉意。

由于土以两国在袭击事件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联合国介入此事进行调查。 2011年9月2日，联合国派遣专人进行调查后公布了“帕勒莫报告”(Palmer Report)。由于调查专家组是以新西兰前总理帕勒莫为主席，因此这份报告被称为“帕勒莫报告”。土耳其政府认为，报告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联合国施压而做出的不利于土耳其的非公正报告。因此，土耳其再一次对以色列采取了更深层次的报复性措施，“帕勒莫报告”成为土以外交危机深化的“助推剂”。此报告认为，以色列确实面临着来自加沙地带军事武装的现实威胁，为防止武器通过海上渠道进入加沙地带，以色列海上封锁行为是合法的安全措施。[③]报告同时对前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籍救援船的动机进行了质疑，承认救援船只上的船员和乘客没有暴力意向，但是救援船只上土耳其籍船员的内心动机以及救援船组织者的目的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人权及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报告并将事件的矛头指向了土耳其政府，认为土政府没有及时纠正组织者驶向加沙地带的线路，以避免与以色列海军发生正面冲突。土政府也没有对救援船只所可能遇到的危险进行必要的提醒和警告，进而阻止它们的行为。当然报告并未将矛头完全地对向土耳其，报告同时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进行了揭露和痛斥，指出以色列在袭船事件中的行为过分而又不合理，非暴力手段应是解决问题的首选，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以军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是不可接受的。鉴于以军已经造成的后果，就此事件而言，以色列应该向土耳其发表道歉声明，向死者以及伤者的家属进行经济赔偿，土以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的修复不仅有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帕勒莫报告”很明显不仅不能使土耳其满意，并且进一步激化了土以之间的矛盾。

报告出炉后，以色列政府重申了不会向土耳其道歉的言论。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了进一步的报复性措施。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宣布，驱逐以色列大使、冻结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同时，增加土耳其海军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存在，确保土耳其海军利用其在伊斯肯德伦和阿克萨兹港口的基地在东地中海“自由巡逻”，以使该地区处于不断的监视中。土以之间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土耳其角度来看，报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报告结果的公布意味着联合国承认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封锁和军事存在的合法性，这与土耳其的加沙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土耳其认为这份报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联合国的本意，报告幕后有美国和以色列的“黑手”在进行操纵，从而使得报告有失公允，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土耳其原本希望在袭船事件上可以从联合国中找到安慰和公平，然而却事与愿违。在2010年袭船事件后，土耳其在采取针对以色列的措施后，并没有后续的行动。尽管其间两国互有指责，但还是经历了一段平静期。然而，“帕勒莫报告”出台之后，土耳其迅速作出反应，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措施，从土外交行为上很明显可以看出土耳其对报告的失望态度。土耳其开始在外交上采取单边行动，这不仅使联合国陷入尴尬境地，也使得原本问题多多的土以关系进一步恶化。

无论以色列袭船的真实用意何在，袭击事件对土耳其和以色列两国的关系造成了 “难以修复”影响。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马尔马拉事件”是土以关系出现外交危机的爆发点，并不是土以外交危机的全部。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非人道的封锁。2008年12月以色列发动针对加沙地带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活动，土以关系骤然恶化。埃尔多安总理并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满以色列总统佩雷斯（Shimon Peres)针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言论而愤然离席。2010年5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籍人道主义救援船只使土以关系走到了断交的边缘，两国关系达到了冰点。
二、土以外交危机的深层原因
    土耳其曾经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另类”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土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两国签订了军事同盟协定，结成了军事同盟国家。同时，两国在经贸、旅游、政治等方面的合作有所深化，从而使以色列在中东这个伊斯兰世界有了“土著”盟友。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土以两国关系有所降温，尤其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成为土耳其执政党以来，土耳其屡次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残暴行为，并因此引发一系列外交纠纷，袭船事件是土以外交纠纷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大爆发。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所体现的土耳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本国侨民，土以紧张关系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缘由。

（一）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实行新政，采取多维度、多层次东西兼顾的外交政策，以色列成为受土外交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土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对以往亲西方、亲美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在承认美国和欧洲是土外交战略优先选项的前提下，实行更为独立和灵活的外交政策。同时，土耳其重视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土在外交上实行“双头鹰”策略，在融入西方国家战略不变的前提下，正发党政府将中东地区大国作为土耳其的外交目标。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中东国家的“公敌”，至今大多数中东国家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国家身份。而土耳其为显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零问题”作为与邻国交往的原则，不断地发展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土耳其进一步发展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势必会破坏土耳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这与土耳其所要实现的外交目标相悖。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制定的外交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注定了土以之间外交关系的走势。需要指出的是，在2011年土耳其大选中，正发党获得胜利，这可能会进一步对土以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土以往政府的亲西方、与以色列较好的政策略有不同。当然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化并不是“激进式”的，而带有“改良式”的转变。在冷战时期，土耳其对中东实行不介入政策（Non-involvement）,当然对以色列也是推行这种政策。[④]自冷战结束后土耳其改变了这种政策，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活跃主义和独立性（Activism and Dependence）,实行“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政策，保持与邻国关系“零问题”。这种政策主张通过多层同盟重新定位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以确定土耳其地区和全球性的影响和独立性。同时希望能在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呼吁以对话和合作代替武力和对抗。[⑤]土耳其寻求改善与以前竞争对手的关系，包括亚美尼亚、希腊、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和叙利亚，土耳其欲以一种地区领导者的角色来代替冷战时期的地区孤立主义的角色。[⑥]

    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被外界视为战略方向“东进”。因此自以色列军事进攻加沙地带以来，土以关系迅速降温，土耳其频频指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并且土耳其修复与伊朗、叙利亚的关系，这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政策相抵触，甚至有的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是土耳其获取地区主导地位的工具，[⑦]这无疑为两国的交恶埋下了伏笔。而以色列这类在历史上屡受创伤的国家对自己的国家安全总是极度的敏感，痛苦的历史回忆不断驱使以色列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总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一举一动时刻保持着警觉。以色列前外交部长阿朗·利埃尔（Alon Liel）对土耳其的行为表达不满，他认为土耳其改变以往对以色列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在经历了15年的“恋爱”后，土耳其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公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⑧]因此，土耳其和以色列这种在外交政策深层次上的冲突构成了两国的主要矛盾。

（二）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不利于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土耳其现执政党正发党的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曾在土耳其政坛显赫一时的繁荣党，繁荣党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伊斯兰政党。正发党自然或多或少地带有伊斯兰色彩，尽管正发党在上台之初声明并不是伊斯兰政党，而是民主保守党。但以草根阶层作为执政基础的正发党完全与伊斯兰教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毕竟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中下阶层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发党的执政需要这些阶层的支持。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土耳其正在“慢慢地伊斯兰化”( sweeping Islamization)。在这种情势下，土以之间的合作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受到动摇，两国之所以在中东地区成为盟友国家，很大原因在于两国都是实行世俗化民主的国家，这为两国的交往清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但是，就目前来看，土耳其正处于伊斯兰复兴的活跃期，当然这种复兴不会颠覆凯末尔主义框架下的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土国内伊斯兰主义者将以色列视为“异教徒”，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大都是正发党的拥趸。因此，土政府不可能视民意于不顾。从这一层面上看，土以之间发展关系的民意基础在土国内比较薄弱。

（三）当前土以之间缺乏必要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往土以两国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消失。亲美是土以两国外交的共同点，这也成为以往土以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同样美国反哺土以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得土以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依托作用骤降，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在与美国的外交交往中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美国很难像以往那样掌控土以之间的外交方向，美国的调解作用下降，这无形中削弱了土以外交发生危机时的缓冲能力。同时，土以两国之间不存在突出的共同威胁。冷战时期，土视苏联为洪水猛兽，将共产主义看作邪恶的意识形态，苏联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方面给土带来极大的威胁。以色列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准盟友，也忌惮苏联的意识形态，并且将苏联视为幕后帮助中东国家对付以色列的间接威胁。冷战结束后，土以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国家，受到来自中东其他国家的敌视。但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土耳其开始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不再将中东国家视为威胁，土耳其在2005年和2010年所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未将伊朗视为头号威胁，但以色列是中东国家“公敌”的身份未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土以之间合作的基础变得稍显脆弱，并且以往推动土以关系发展的因素反过来成为土以关系恶化的“因子”。

极盛时的欧洲和现在的美国均将土耳其边界视为区分东西方的界碑。土耳其曾经试图向西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加入欧盟的波折使其明白，在西方眼中，自己只是一道屏障而非“亲人”。这使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土耳其掉头向东寻求外交突围成为必然。土耳其本届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标是通过施展土耳其的软实力使土耳其成为强大的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强国。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的中介力量，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推进和平和地区整合。[⑨]因此这种政策与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产生冲突，必然引起两国之间关系紧张。

（四）西亚北非剧变所带来的中东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给土以关系带来负面冲击。发生在西亚北非一系列国家的剧变打乱了中东地区已有的地缘格局，土耳其周边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这为土耳其拓宽外交空间、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在西亚北非剧变后，土耳其转换外交思路，利用突尼斯、埃及政权更迭之际，改善、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土埃关系，在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安卡拉将开罗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在埃及爆发革命实现政权更迭后，两国关系迅速得以改善，这使得以色列与土耳其之间外交上的共同语言更加稀少，土耳其在拓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同时，客观上压缩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空间。
三、土以外交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土以关系的进一步“逆转”不仅会给土以两国的双边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两国的特殊性以及所处地区的敏感性，两国危机还会给所在地区造成一定的冲击。土以两国又都是与中东地区的主导者美国有着较为亲密关系的国家，因此，土以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辐射到区域内的国家，还将会给区域外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战略造成影响。有鉴于此，笔者欲从双边关系、区域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三个层面分析土以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一）土以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受到很大的挑战。自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耳其和以色列两国龃龉不断，尤其在以色列军事打击和封锁加沙地带问题上，土耳其对以色列极其不满。以色列海军的袭击事件，彻底地冲垮了两国之间的信任。有些土耳其分析家认为以色列此次攻击举动实际上是以色列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意在警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政府，以报复土耳其对加沙的友好态度。以色列对土耳其在加沙问题上的态度非常不满，以色列家园党（Yisrael Beitenu）领导人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的发言人内厄姆（Tal Nahum）发表言论称：十年来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是朋友，而现在土耳其正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不是以色列的过错，袭船事件对以色列进行发难只是土耳其人的借口，还有其他原因，土耳其欲以牺牲与以色列关系为代价获取在伊斯兰世界的声誉。[⑩]

（二）土以外交危机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正常的军事交往。1996年，土耳其和以色列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自此两国在武器进出口和军事演习方面都有很好的交流和合作。但是，自袭击事件以来，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军事方面的关系也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以色列并未对土耳其所要求的道歉作出积极的回应，土耳其对此极为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土耳其采取了应对以色列消极态度的措施，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2010年6月16日主持召开了小型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具体研究对以色列进行惩罚和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对土耳其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此次会议决定采取的惩罚措施包括军事方面，取消此前两国签署的所有军事协议，关闭以色列在其境内的情报基地。如果土耳其关闭以色列的情报基地，等于以色列失去了监听伊朗的“耳朵”，这对以色列是一个极大打击，也就意味着两国的军事关系处于一种暂时的中断状态。土耳其同时还取消了将与以色列共同进行的军事演习。

（三）打乱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土耳其是美国在北约的主要盟友，以色列则是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盟友。土以两国的和睦相处，将会有助于美国解决中东棘手事务。土以关系目前的态势非但不会在美国处理中东问题上“添砖加瓦”，反而会给美国在处理中东其他事务上添堵。如果土以危机事态进一步恶化，将会使美国在两个盟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一旦土以关系走到断交甚至兵戎相见的地步，华盛顿-安卡拉-特拉维夫三角中东轴心将不复存在，美国必须在三角关系中的美以关系、美土关系进行权衡，这对美国推行在中东的战略增添了障碍。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坚定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因“马尔马拉事件”而引起的外交纠纷，美国不可能视而不管。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新中东战略以及巴以和平进程与这两个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探究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美国的因素是不能被忽视的。土以外交危机将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战略布局，阻碍以巴和谈及制裁伊朗等问题的进展。

土耳其和以色列毕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必定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并且可能会打乱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土耳其和以色列在美国推行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色列本身就是中东地区两大主要矛盾的矛盾方之一，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扮演着偏袒以色列的角色，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和平进程最为关键的因素。美国一直视土耳其为连接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桥梁，美国在推行中东和平进程中对土耳其的桥梁作用极为重视。两大区域军事强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结盟，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大有助益。美国一直寻求利用土耳其这个世俗和民主的伊斯兰国家，来制衡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土耳其向来是调解以巴冲突的主要推手，同时也为叙利亚和以色列的非直接对话进行斡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一旦破裂，这将令该地区的势力平衡问题复杂化，而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显然会从中获利。

（四）土以两国关系紧张导致中东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土以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东地区各种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在中东地区有着明显的“楚河汉界”，一派是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阿拉伯国家，另一派则是被中东阿拉伯国家视为“外来者”的以色列。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是一支游离的力量，亨廷顿将土耳其视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即“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的国家。[11]这种无所适从性具体化为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土耳其通常没有战略规划，也就是说土耳其在阿以冲突中会表现出一种摇摆性特点。土以危机势必会增强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力量，或者起码会削弱以色列的力量。近日，土耳其宣布改善与埃及的关系，甚至将与埃及建立新的军事同盟，这在增强阿拉伯国家力量的同时，以色列在地中海更加地被陷于孤立。

土耳其和以色列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盟友，土以外交危机势必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实力，如今土耳其和伊朗关系融洽，甚至签订了有关核燃料的协议，如果美国任由土以关系恶化下去，可能会逼土耳其就范，促进土耳其向阿拉伯世界靠拢，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并且以色列与土耳其交恶不啻在中东地区多了一个敌人，这对于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相当不利。最后土以外交危机会影响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重点重塑的 “软实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这无疑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声誉。
小 结
土以外交危机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出现的热点问题，但土以之间断绝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不大。首先，美国的因素不允许两国关系出现“崩盘”。在冷战期间，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基于土耳其与西方的联盟框架之内。[12]冷战结束后，美国因素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美国实现中东外交战略需要土以两国的协助。其次，土耳其与以色列为维护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彼此需要对方。在土耳其与希腊的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军事的现代化等方面，以色列都可以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同样，以色列本身不希望在中东地区四面受敌，土耳其在调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两国都具有相似的“欧洲认同”，这种认同能够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土耳其与以色列都强调它们在种族、政治和文化方面与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双方都把自己视为民主、世俗和西方文明的一部分。[13]土耳其的欧洲认同来自于地理位置的相邻，历史上与欧洲相互交流。以色列的欧洲认同来自大量的欧洲犹太移民。两个国家都用这种自创的“欧洲认同”区别于阿拉伯世界，因此中东地区的非民主的阿拉伯国家不能欢迎或者接受这两个国家，无法形成精神上的纽带。[14]因此这种认同感在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上起到精神上的作用。

从土以两国长远的发展前景来看，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由于一些争端而相互指责，甚至发出断交的外交恐吓。但是两国在中东地区作为“另类”，为了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又相互需要，并且又都实行亲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两国之间的关系会触底反弹。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