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3日，亚投行发布消息，其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13个新申请成员加入，使成员总数量增至70个。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如今刚满一周年，57个创始成员国中尚有科威特、马来西亚、巴西、南非和西班牙等5国没有完成国内批准程序（截止2月底），又迎来一拨新的成员，其扩员节奏之快完全是超出现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创始阶段强劲势头的延续。而且，这很可能只是此新一轮扩员的第一阶段成果，去年8月份金立群行长曾经透露，新一轮扩员可能使亚投行总成员数扩大至90个。

        仅就刚刚新加入的13个成员而言，有5个来自域内，分别为阿富汗、亚美尼亚、斐济、中国香港及东帝汶，8个来自域外，包括比利时、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匈牙利、爱尔兰、秘鲁、苏丹及委内瑞拉，使域内和域外成员总数分别增至42个和28个。亚投行的未来发展将由成员驱动，而新一轮扩员将给亚投行成员结构及其发展带来如下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是，新成员大多来自域外，尤其是进一步向非洲和拉美扩展，将会进一步提升亚投行的全球性。来自域内的成员亦以距离我较远的西亚、中亚及南太平洋小岛国为主，而阿富汗的加入使得我西侧邻国全部成为亚投行成员。按照联合国界定的“亚洲和大洋洲”为基础的“域内”国家和地区共有56个，剩余未加入的主要为西亚国家、太平洋小岛国以及日本。亚投行成员结构的全球化将使得其“亚洲性”进一步弱化。金行长曾经说过，AIIB的“A”既可以是“Asia”的“A”，也可以是“Africa”或“America”的“A”。亚投行成员向全球扩张，的确有利其提升发展空间和分散业务风险，但是刚刚成立一年，便如此迅速地向全球扩张，是否会影响其创始时致力服务亚洲的初衷？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对亚投行的战略似应以服务周边为首。

        二是，加拿大、比利时、中国香港等发达经济体加入，有利亚投行进一步增强资金能力，但新一轮扩员亦带来资金需求型的中低收入国家、小国乃至冲突国家成员增多。按照世行的标准，亚美尼亚、斐济、秘鲁、委内瑞拉为中等收入国家，埃塞俄比亚为低收入的国际开发协会（IDA）国家，而阿富汗、东帝汶和苏丹则属于所谓“脆弱与冲突影响国家（FCS）”，面临最为严峻的发展挑战。这意味着，亚投行的成员资金需求将进一步上升，而且更为复杂。如果说伊拉克、叙利亚等西亚国家今后进一步加入，亚投行应对脆弱性局面的挑战将更为严峻。而创始成员国中已经有脆弱国家缅甸以及孟加拉、柬埔寨等13个IDA国家。因此，相比中国支持创设的另一家新机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而言，亚投行定位为提供硬贷款的“投资银行”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可能有必要通过扩大项目准备基金等方式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这一演变的结果则可能带来亚投行的政治性提升。

        三是，域内申请成员中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不仅为域内唯一的发达经济体，且政治地位比较特殊，是首个不具有主权国家地位的特殊经济体成员申请，或为今后台湾的加入提供一定的先例。域外最大的申请国加拿大亦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申请意味着G7成员中将只有美日仍在亚投行之外徘徊。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上任以来便高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近期内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长期而言，仍然不排除美国加入的可能性。如果说当前以及今后一两年内的这一轮新的扩员以需求侧扩张为主，实际仍是创始阶段进程的延续的话，那么美国和/或日本的加入将是一次供给侧的扩张，对亚投行而言将会具有更为突破性的意义和影响。可以预期，届时股权分配将成为非常复杂的谈判问题，而此轮扩员中，股权是以分配创始阶段剩余的股份为主，相对比较容易。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协定关于“域内成员”的界定，可以通过谈判确定，比如俄罗斯，联合国界定框架中属于欧洲国家，而在亚投行中其为域内成员。因此，理论而言，美国今后加入，不完全排除其亦通过谈判成为亚洲域内成员，而要求至少与中国平起平坐的股份。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亚投行的新一轮扩员一方面有助于其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短期而言，亦为其资金分配和治理能力带来更大的压力，需要妥善加以应对。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