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瑞典、印度、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北京等地的国研院顾问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向这批国际顾问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整合”，即在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上强调团队和计划；二是突出“专业”，即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建设服务上强调专业重点，如世博会和地方官员国际化教育等；三是强调“理论”，即在为国家外交服务上重点在理论、理念和战略的构建。国际顾问们高度评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年来的工作，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科研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国际顾问与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联合国学会、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等在京专家学者以及本院研究人员一起，围绕全球挑战与国际体系建构、大选年与大国关系和亚太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性探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莅临会议并就中美关系作主题发言。
与会代表指出，当前国际体系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国际体系转型仍充满不确定性。有代表认为，当前体系转型最大的特征是权势“扩散”。权势扩散不只发生在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还发生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层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大国的行动意愿，不利于国际体系的转型。第二，和平与安全挑战依然严峻。在传统的和平与安全威胁持续严峻的同时，安全概念正日益泛化，安全所涉行为体也正日益多元，特别是人的安全正日益成为整个国际体系面临的重大迫切问题。第三，发展可持续性与全球治理的挑战。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粮食危机可能导致体系性崩溃，发展政策也面临着被安全化的可能，这些挑战在未来可能继续并因新的危机而发生演变，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最后，传统国际战略思维面临着重大的更新挑战。主权原则正面临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质疑，国家边界正日益松动，传统的均势逻辑和现实主义思维应以大国协调原则替代，但军事干涉只能是最后选项。
尽管讨论的重点是全球目前面临的挑战，但与会者仍认为国际体系总体是可控的，机遇大于挑战，国际体系的建构应注重以下五个问题。首先，联合国仍是最重要和最具国际合法性的全球性组织，应加强联合国改革，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考虑到联合国成立后的国际格局变动以及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不确定性，可确立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一个过渡方案：即遴选一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候选国名单，经地区和联合国两个层次的选举最终确定过渡性增补常任理事国，定期进行重新选举。其次，在全球层面机制体制能力不足、单个国家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情况下，应当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可考虑建立联合国与各地区组织间的机制性联系渠道，确保地区组织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面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动荡，七国集团的经济霸权模式已经失效，应当强化二十国集团的能力和机制建设，特别是应当建立二十国集团的代表性评估机制，对其成员身份定期予以评估甚至更换个别成员。第四，提升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但也应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最后，应当更多关注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后果，赋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尊严和参与权。对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追求不应等同于阻滞改革和忽视地方和社会性需求。
2012年是个大选年，全球范围内共计有超过60个国家举行总统或国会选举，其重中之重是美国总统大选。与会者认为，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竞争势均力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美国经济表现及最高法院对医疗法案的裁决等，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可能性比较大。大国关系目前正向着更为平稳的方向发展，竞争与合作并存，各种力量重组正快速发生。中国需要发展面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框架，致力于与大国的合作，强化危机管理能力，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共识。中美应当共同探讨至2030年左右的全球战略发展趋势，积极探讨在重点和热点地区的协调。中美领导人须拿出40年前所表现出的智慧，再一次决定世界发展的方向。
随着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地区局势正变得日益微妙。尽管美国内部对此存在分歧，且这一举动更多是奥巴马战略的迟到的落实，但美国的举动仍远超出吸引媒体关注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今年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的讲话更是印证了人们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建立“防火墙”的观念。有代表认为，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事实上是在动摇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努力。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在2015年建成及随后的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东亚地区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建成一个“东盟 3”的自贸区，再加上东亚地区的防长会议、东盟峰会等机制，可能有助于约束中美对抗趋势。因此，要积极推进亚太地区包容性机制的发展，而不是迫使地区内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