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存在的“货币流通”难题可归结为“生产能力缺口”导致的信用扩张约束困境。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生产能力是一国货币发行的国家信用基础，中亚国家因生产体系不健全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能力缺口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相对过剩。中亚地区一直以来经济结构单一，金融生态脆弱，长期遭受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冲击。“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国际产能合作将有助于完善中亚地区的基础生产体系，进而健全货币发行的国家信用基础，为地区币值稳定提供有效的货币发行支撑。与此同时，当前国际产能合作同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

        中亚国家长期以来遭受严峻的本币信誉危机，尤其受到俄罗斯经济疲软和前一轮卢布贬值的冲击，中亚地区金融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中亚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地理上处于欧亚经济带的核心位置，鉴于不断增强的中国与中亚之间的经济联系，当前中亚地区货币流通困境严重阻碍了中国中亚未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亚地区稳定的货币流通环境事关“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产能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中亚地区工业化，同时也有助于为地区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生产能力之的发行支撑。

        一、中亚地区“货币流通”困境及对中亚经济的挑战

        （一）中亚国家持续高通胀和汇率贬值威胁地区可持续增长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地区一直受到币值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货币动荡对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生产体系的不健全客观上加剧了物资的紧缺，政府当局货币超发使得通胀水平长期居高不下。俄罗斯卢布危机进一步增大了中亚国家通胀风险，经济增长有恶化之势。2016年哈萨克斯坦通胀率为8.5%，[1]2015年曾达13.6%，位居世界第三，尽管个别年份有所降低，但过去大部分时间通胀维持高位；高通胀亦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常态，预计2015年达到6.5%，之前个别年份的通胀水平更高；[2]塔吉克斯坦形势也不容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5月发布的《区域经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15年塔国通胀达12.6%，并且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该国通胀率长期达7%甚至更高；土库曼斯坦通胀水平在中亚地区相对较低，但2015年通胀率达到7%；[3]吉尔吉斯坦通胀水平也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尽管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目前通胀开始企稳，但近十年内大部分时期都超过5%，部分年份甚至超过20%。[4]

        根据汇率决定理论，受长期高通胀冲击，在名义汇率不变情况下，实际有效汇率将随之贬值。同时，由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具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传统，中亚国家货币与卢布汇率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一旦卢布兑美元出现大幅度波动，中亚国家的名义汇率稳定性将被最终打破。长期以来，中亚国家持续币值动荡即反映了“卢布-美元-中亚地区货币”之间的内在互动逻辑，中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已成为常态。比如，土库曼斯坦货币马纳特2015年1月1日对美元汇率从2.85跌至3.5，跌幅高达18.6%；乌兹别克斯坦苏姆兑美元几乎呈现年度例行性贬值之发展态势，2016年9月份，苏姆兑美元突破3000：1，近五年贬值幅度近乎达到50%。[5]例行性贬值造成黑市盛行，乌国的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大约相差35%。[6]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贬值亦已成为常态，2015汇改后，币值进一步动荡。继2014年2月11日哈萨克斯坦央行将坚戈贬值19%后，2015年8月20日哈国实现浮动汇率后，坚戈兑美元汇率从88.38坚戈飙升至1美元兑255.26坚戈，贬值幅度达30%。[7]

        （二）中亚国家汇率干预、资本管制与经济增长抑制

        除哈萨克斯坦已实施浮动汇率制以外，中亚地区其他国家仍施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措施，以避免资本跨境流动造成的外汇短缺和维系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过度的汇率干预和资本管制非但不能解决货币稳定性问题，还滋生了外币黑市及其他投机行为。当前中亚国家普遍存在庞大的外汇黑市，比如，乌兹别克市场上存在官方汇率、黑市汇率和交易所汇率，三种汇价差别极大。黑市的巨大交易量使得官方汇率形同虚设，并最终倒逼官方汇率进行被动调整，近年来中亚国家定期货币贬值即反映这一政策互动逻辑。黑市市场与官方市场的这种博弈关系使得官方货币政策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大大降低官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官方看来，定期货币贬值一方面有助于打压黑市投机空间，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刺激经常账户盈余。然而，受到本国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黑市和官方间博弈关系推动形成了贬值的“螺旋效应”，进一步向市场释放错误预期，使得投机者更倾向于认为本币存在更大的贬值空间或“贬值惯性”。

        汇率干预与资本管制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近年来，中亚国家对外汇资金进出进行了普遍性的政策管制，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管制政策最为严峻，进入乌国投资的企业很难将其经营利润汇回。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公开提出，欢迎不汇回侨汇的投资企业。[8]其他中亚国家的资本流动也受到诸多限制，对企业投资较为不利。当前，包括中日韩企业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亚地区普遍受到类似问题困扰。此外，受汇率和外汇管制双重风险影响，诸多投资企业和贸易商出于币值避险考虑不愿意将经营所得留在当地，而更愿意将其汇回国内。

        （三）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弊端及对中国中亚经贸往来的影响

        中亚国家对外贸易主要以资源和能源出口为导向，采用美元结算。美元结算对于中国与中亚贸易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尤其特朗普上台后，世界经济进入“强美元”时代，强美元周期内，中亚经济将可能受到更为不利的冲击。

        首先，决定美元汇率的主要因素是美元的资本流向，美元结算需求愈大，美元币值越存在走强的基础。国际石油价格走势与美元汇率有很大的关系，[9]反之亦然。强美元会压低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使得中亚地区本币贬值空间进一步加大；其次，美元走强背景下，本币贬值非但不能有效刺激贸易增长，反而会加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由于资源产品价格需求弹性较低，本币贬值对出口刺激的效果有限；同时，由于中亚国家物资匮乏，除油气及资源类商品生产外，其他主要技术集成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取得，本币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输入型通胀压力。在国内通胀得不到有效抑制的背景下，美元走强将推动形成国内通胀与本币贬值之间的恶性循环；此外，中亚国家本币贬值亦意味着外资投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强美元周期内，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形势更为严峻，投资者投资意愿和投资热情进一步受到抑制。

        鉴于美元结算的弊端及人民币流通范围的局限，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受到了明显抑制。“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中亚地区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已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和贸易伙伴。虽然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官方层面已开展了一系列人民币政策协调和业务合作，但人民币实际交易规模还很有限。比如，中哈之间早已开通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但很多交易并未经过正规的银行结算系统，而是通过“地摊银行”进行现钞结算，并且人民币实际交易量明显偏少；吉尔吉斯坦作为中亚地区唯一世贸组织成员国，经济开放度相对较高，但人民币主要在吉尔吉斯坦地下经济圈以现钞的方式流通，人民币官方结算比重仍然较低；其他几个中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此外，人民币使用很大程度上作为中间货币存在，大部分投资和贸易商人更倾向于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综上所述，考虑到当前中亚地区的货币流通困境，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与贸易能否取得可持续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中亚地区“货币流通”能否有效实现。中国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和贸易伙伴，未来需要从人民币在中亚地区自由流通为突破口，打破“美元结算”存在的一系列弊端和不利影响。从经贸合作角度，促进中亚地区金融生态体系的完善，为中亚地区金融环境稳定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二、从货币发行准备理论看中亚地区“货币流通”困局

        （一）货币发行准备理论的历史变迁及现代国家信用体系变革

        货币发行准备是用于发行纸币的准备金，金本位时期发行准备通常是黄金等贵金属，历史上还有银本位和金银复合本位等发行准备制度。此外，发行准备还可以是本位币、外汇、有价证券、商业票据等其他形式。[10]比如，魏玛时期的德国，“超级通胀”使得帝国马克信誉彻底丧失，魏玛政府一度以德国土地作为发行准备发行“地租马克”，短期内有效地稳住了通胀水平。[11]当前，以国家信用为发行准备的现代金融理论客观上摆脱了传统足值的实物发行准备的束缚，但并不意味着货币发行准备理论的失效。对于国家信用缺乏的国家而言，恰恰需要足额的发行储备支撑以维系其币值稳定。

        根据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在流通速度一定的前提下，货币供给量应与商品生产保持一致，货币发行一旦超过商品交易的实际需求，便存在货币超发问题。出于通胀控制和物价稳定的需要，货币发行量应受到商品交易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约束。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一段时期内维持不变，在社会总供给尚未达到需求饱和点之前，商品交易量则受到生产能力的约束。因此，中亚地区物资缺乏的背景下，国家货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客观上受到生产能力不足的制约，货币发行脱离生产能力支撑最终造成区域市场上本币流动性过剩。

        尽管目前尚且缺乏将生产能力同国家信用联系一起的理论体系，但实践中，国家信用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国家生产体系的完善程度、生产能力和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国际评级机构通常将GDP增长、通胀率、法制环境等诸多因素纳入国家信用评级的参考体系，[12]本质上将经济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视为国家信用构成的核心要素。中亚地区深居亚欧大陆内部，与外界经济联系程度较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俄罗斯影响之下，经济结构单一，国内基础设施及产业体系落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可将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国家信用理解为国家的生产能力体系的完善程度及国家对生产体系可持续性的维系能力。

        （二）产业体系、生产能力与中亚地区货币发行准备困境的联系

        中亚地区币值动荡的最终根源可归结为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生产能力支撑的结果。中亚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生产体系不健全导致的商品生产能力相对不足使得商品生产滞后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由于长期以来中亚地区生产生活物资奇缺，大多数生产生活物资需长期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亚与外界实际上形成了“大宗商品——美元——生产生活物资”的交换模式。油气和矿产等大宗商品生产在这一价值交易过程中实际扮演了生产生活物资费用的货币发行储备功能。通过自然资源出口赚取的美元外汇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亚国家的货币发行准备。由于大宗商品通常采用美元定价，可将中亚地区的油气等自然资源生产能力视为地区货币发行准备支撑。然而，大宗商品出口创汇易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需求和运输条件等因素的综合约束，使得长期外汇供应增长幅度有限。后危机时代，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势。以美元计价的油气价格波动通过美元这“一般等价物”传递到生活消费品领域并产生剧烈的价格波动。

        现有单一资源型商品生产能力支撑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下，因供给刚性和价格波动产生的出口创汇的不稳定性侵蚀了国家货币发行的信用根基。美元短缺背景下，政府为避免美元资本进一步流失，采用不定期货币贬值方式降低资本流出。这种贬值客观上使得购买生活物资更加昂贵，政策在市场预期下的被动调整使得“货币贬值——通胀增长”之间形成互动上升的“螺旋效应”。目前中亚地区国内投资和消费扩张产生的外汇需求和资源出口创汇产生的缺口有不断扩大之势。除进口生活消费品外，当前中亚国家对生产物资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使得有限的美元储备进一步捉襟见肘。美元短缺使得中亚国家的本币发行失去准备支撑，本国货币的实际价值也大幅缩水。若不考虑汇率稳定因素，中亚国家实际上已陷入了管制与放开的两难困境。哈萨克斯坦的放松汇率管制本质言之是一种被动行为，是俄罗斯卢布大规模贬值背景下的次优货币政策选择。

        （三）从生产体系完善和生产能力提升角度思考中亚地区发行准备支撑

        如上文所析，考虑到币值的稳定，货币发行增长应与商品供给增长保持一致，商品供给量客观上受到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体系的束缚。国家信用一旦失去生产能力的支撑，货币发行将成为国家掠夺民众财富的机制和工具。当前中亚地区货币流通困境的本质可以被看作是传统出口创汇带来的信用约束。在既定经济结构和生产体系的约束下，中亚国家的实际货币发行规模客观上受到了生产能力不足的限制。因此，需要从中亚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体系建设角度寻求可持续的货币发行准备之道。

        中亚地区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能为地区货币发行提供有效的发行准备和信用支撑。一方面，中亚国家生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商品需求，避免政府外汇管控造成的货币贬值“螺旋效应”；另一方面，生产能力提升将有助于获得稳定的创汇能力，弥补因大宗商品国际价格波动造成的外汇缺口，外汇供给的提升将有助于降低市场投机因素对正常汇率形成机制的干预。当前中亚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货币流通困境在于如何在信用约束下实现生产能力的提升，再而通过生产能力提升为信用扩张提供可持续的发行准备支撑。信用约束和生产能力提升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组悖论关系，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便捷的路径，亦即通过国际信用支撑国内生产体系建设，以此弥补国家信用体系最终完善之前的信用缺口。

        三、国际产能合作与中亚货币发行准备的实现机制分析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理念及理论架构

        当前“价值链”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企业甚至国家间的产业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分工模式正从传统的行业间分工逐步过渡到行业内不同产品之间和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价值链分工本质上是跨国公司推动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生产决策行为，体现了发达国家出于成本考虑对自身竞争力重新定位的过程。[13]当前全球生产价值链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全球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球生产价值体系，总体上形成了以高端生产和服务出口的欧美日链条顶端、以普通生产制造业为主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链条中段和以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为主的链条底端的价值链分工格局。

        我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为发展方向。[14]相比起传统“产能转移”的提法，“国际产能合作”更注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工业生产体系建设和经济体系的“自生能力”建设。[15]“国际产能合作”注重产业链的拓展和境外延升，基础设施建设更具有生产体系针对性和体系性，中国作为新的对外投资力量，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将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呈现体系性和集团性的特征。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180.2亿美元，增长幅度达14.7%，[16]随着国内产业调整速度加快，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中国企业海外大规模投资布局将最终推动 “丝绸之路”价值链的形成，新价值链的形成将产生对原有西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补充。

        当前中亚地区生产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正常生产交换体系的运行，“丝绸之路”价值链客观上有助于将中亚地区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融入地区生产网络，通过价值链分工建立中亚地区的基础生产能力。中亚地区进而可以将价值链条中的基础生产能力同链条其他生产节点的商品或生产工序进行交换，获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这一过程即便本国货币并非必然参与到商品贸易的结算与交易环节，但一旦国内生产能力供给与国际商品需求形成均衡，甚至实现商品贸易的“出超”，这样本币发挥一般等价物的基础便初步建立。充裕的物资供给对一定时期内有限的货币供应形成相对过剩将有助于物价的最终稳定。该背景下，本币发行增加便不再导致通胀高企，本币国内价值的稳定将最终传导至国际汇率环节。

        （二）国际产能合作与中亚生产体系完善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中亚投资将进一步增强，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过程类似，中国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群将围绕“一带一路”进行生产布局。根据资源禀赋和接近消费市场的原理，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具有体系性和系统集成性特征，即有中低端资源类生产合作，也有高端领域的技术合作。

        1.既有贸易导向型分工格局下中国中亚地区生产价值链初步确立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中亚地区的价值链分工已初具雏形，相比其他地区，中国中亚地区更能形成区域化的生产价值链网络体系。一方面，当前中国中亚地区已初步形成以地区贸易为基础的价值链分工格局。中亚油气管线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供应渠道，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商品出口也不断增多。中亚与中国初步形成了“资源输出——生产制造——商品进口”的初级生产价值链形态。近年来，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迅速增长，目前我国已成为很多中亚国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在低端制造领域，中国企业已广泛涉足中亚地区，比如我国企业利用乌兹别克斯坦充裕的劳动力及生产原料优势，投资当地纺织、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亚地区在生产价值链的位置变迁体现了全球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该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在价值链分工中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亚地区在纺织业、皮革等领域的初步兴起将在未来产生更大的规模扩张和产业传导效应，并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对中国低端生产的部分替代。

        2. 产能合作型价值链分工架构渐成雏形

        当前中亚国家非常期望摆脱对传统资源出口的依赖，希望建立自己的先进工业生产体系。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帮助完善哈萨克斯坦的生产加工体系，尤其是非资源类生产体系的建立，以推动哈国“2050战略”的实现。中国企业对中亚投资亦以完善中亚基础生产体系和基本生产能力建设为重要出发点，比如中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帮助实施奇姆肯特炼油厂改造项目以帮助哈萨克斯坦实现技术升级为主要目标，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加速工业创新发展规划下实施的。[17]此外，华为和中兴两家中资企业正帮助哈萨克斯坦实现第四代通信技术。此外，中国在高铁、核能、高压输变电、基础通信领域正与中亚地区相关国家开展紧密合作。相关高技术集成领域的对外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缺口的弥补过程，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增长中技术缺口的填补过程。帮助中亚地区实现健全的生产能力体系，实现经济增长的自生能力。

        3. 中国对外投资模式进一步优化中国-中亚区域生产价值链布局

        当前，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已从单一油气等资源领域逐步向其他产业领域拓展和延伸。最终将逐步打破中亚在价值链分工中“油气资源——国际商品”的贸易格局，并成与中亚地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基础生产体系。中国与中亚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和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紧密将使得中国中亚地区间的区域生产价值链得以最终形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模式，比如以中外合作区模式形成中国投资集聚区，企业之间具有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明确的目标客户。此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表现出较强的系统集成特征，中外合作园区模式的推广有助于高效地推动形成区域生产网络体系。比如，在中国投资推动下，乌兹别克斯坦积极推动工业特区的建设，目前已设立纳沃伊、安格连、吉扎克3个工业特区，其中吉扎克工业特区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国对乌投资企业表现为数量多和质量高的特点，2014年上半年中国在乌投资企业数量为488家，在2012年300余家基础上有大幅提升。[18]

        （三）信用约束-生产能力悖论及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地区流通的实施路径

        如上文所析，可将中亚地区存在的货币流通困境归结为“生产能力缺口”导致的信用扩张约束困境。但考虑到生产体系完善之前，需要首先解决生产能力扩张本身的信用支撑和资金缺口问题。可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通过人民币国际输出弥补中亚地区生产体系建设的资金缺口。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弥补中亚地区外汇资金缺口的机理在于，在局部市场上通过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替代”降低本币对美元黑市投机交易产生的币值波动风险。在中亚地区国家本币发行信用缺乏的背景下，人民币流入有助于为中亚地区提供了有效的国际信用支撑，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对应着中国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支撑。由于人民币贸易结算等机制的建立，人民币大规模流入中亚并不会导致地区金融动荡。

        尽管如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人民币在中亚地区的流通途径和流通量尚且有限，表现为如下方面：（1）中亚地区尚且缺乏有效的人民币流入渠道，人民币存量小，无法形成的流通的规模效应；（2）中亚地区尚且缺乏人民币的交易和流通的制度环境，投资者和贸易商无法通过人民币贷款获得有效的融资支持；（3）中亚地区民众对人民币的认知度较低，由于长期美元主导外汇市场，中亚地区消费者和投资者缺乏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创新，通过人民币融资供给弥补中亚地区产能合作过程中的资本缺口。并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方案解决中亚国家遇到的信用约束问题，为生产体系和发行准备的国家信用支撑得以最终建立和完善提供时间缓冲。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地区有效流通需要解决如下方面问题：

        第一、进一步增强政策协调，推动中亚国家接受中国企业在当地以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同意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支付从中国市场的商品进口支出。通过投资和贸易为人民币流入中亚地区创造有效渠道和机制；

        第二、以上海自贸区、霍尔果斯跨境人民币试验区为载体，探索在相关区域内发行中亚国家财政或其他企业债券，通过人民币债券为中亚地区相关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同时推动人民币流入中亚的其他流通渠道创新。与此同时，在人民币加入SDR后，从中国与中亚国家政策宏观政策沟通层面，提升人民币资产在中亚地区官方储备中的比例构成。

        第三、推动人民币计价的对外投资和国际信贷，推动人民币成为中国中亚大宗商品结算货币，推动中亚地区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出口以人民币为计价和计算货币的质押融资和资源换项目等融资方式创新。

        第四、积极探索人民币回流渠道建设，除人民币贸易外，未来可在资本市场层面探索中亚地区人民币回流问题，待中亚地区人民币流通达到一定规模后，可在中亚地区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等额度管理方式建立与国内资本市场的对接机制。

        总结

        本文从货币发行准备理论出发，提出生产体系和生产能力作为国家信用基础的重要支撑，是现代金融体系下货币发行的重要参考依据。本质言之，中亚地区的货币发行困局受到生产体系不健全和生产能力不足的制约。单一油气资源出口结构下积累的美元储备不足以支撑中亚国家货币发行准备基础，在国际进口需求大增的背景下，形成了由美元短缺和本币超发导致的中亚地区币值动荡困局。

        国际产能合作体现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生产格局调整的重要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中亚地区投资将有助于推动资本、技术和当地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建立和健全生产能力体系，解决中亚地区生产能力缺口问题。推动与中亚地区国际产能合作将有助于为中亚地区创造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货环境。本文同时提出人民币资本流入将有助于在中亚地区生产能力体系形成之前，有效弥补生产能力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缺口难题，推动中亚地区储备多元化，降低单一美元储备结构下美元资本短缺形成的市场投机行为。

        本文所提及中亚区域的研究案例，也适用于“一带一路”其他面临生产能力缺口和本币币值动荡的地区。因此，生产能力建设对于货币发行准备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和政策适用性。

文献来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