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期待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已经圆满结束，并达成相当数量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标志着论坛作为崭新的更紧密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制度化。作为这一重要事件的正式与会者，我目睹了所有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与热情，以及媒体对论坛本身及其积极成果的推崇。

        与过去几年一些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的怀疑相反，所有与我有过交谈的与会者都交口称赞论坛本身，称赞中国为把“一带一路”愿景转变为详细蓝图和非凡成就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在我看来，反对者的预期之所以与我在会上听到的高度评价形成反差，有三个原因。首先，论坛期间提出的所有“一带一路”倡议结果，包括五大关键领域76个项目中的270多个具体成果，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提升了两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获益感，使它们加强了信心，消除了最初的疑虑。第二，基于“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原则的新国际合作概念——即“新丝路精神”，或者用我自己的话说叫“一带一路倡议原则”——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管理规范已渐成形，起到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放心的作用。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如今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其他主要发展议程对接，这表明北京的努力旨在补充和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做无益之事。所以，该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是率先加强现有的多边合作。

        作为一个里程碑事件，首届论坛不只是现状评估，更重要的是完善地规划扩大国际合作。为引导“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更大成功，我认为应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首先，加强预期管理，也即是说，塑造、协调和稳定国内国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期望将使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最大化，让潜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四年的成就和经验清楚表明，作为一项时空跨度大的“世纪工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承诺提供巨大的近期与潜在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也会带来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及不稳定。作为市场实体，企业应在把握每一个可用机会之间取得平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作为政策实体，各国政府应有效并定期就“一带一路”倡议的信息与政策进行沟通，帮助市场实体减少决策失误。

        其次，减少“一带一路”倡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约至关重要。一方面，历史表明，国际合作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种合作能否实质性降低拥有不同政策、规则、标准和法律的伙伴之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也叫制度交易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永远要优先进行政府层面的政策磋商，而且政策、规则和标准的“对接”被当作加强进一步合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手段之一，政府层面的政策磋商涉及潜在资源再分配和各方利益再调整，除非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认可，否则注定遭遇极大的阻力。

        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促进民心相通和增进文化、教育、科技、智库及个人交流，建立共识与信心，就变得具有战略意义。就像中医理论说的，打开人体经络才能保证气血运行顺畅。促进民心相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基础，它有助于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政策、规则和标准。

        第三，维持“一带一路”倡议公共产品的提供。像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工程需要稳定的公共产品供应，其中包括和平环境和健全的机制，以便创造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工程中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有所投入。各国政府应带头努力进行政策协调和战略配合，提供足够的安全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应积极参与贸易、投资连通方面的政策磋商，以推动规则制定更加透明和普惠，扩大“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下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还需要招募高质量的思考者和创新者提供智力支持，创建一个“智力丝路”。

        最后，必须培养集体认同感。人类社会进化史表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努力的经历构成集体认同的基础，集体认同得到强化，又可以减少甚至化解利益和观念冲突。协调政策磋商、贸易促进、基础设施联通、金融合作和人员交流，将使这一伟大历史工程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提高责任共担意识，增加互信。这不仅是突破利益为上的传统国际政治模式的有效途径，也是努力建立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献来源：中美聚焦，2017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