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折射现实的镜子，战略思想不仅反映现实，更指引改变现实的路径。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要求中国的全球战略与之相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在不断调整之中。近些年来，美国由于国内经济疲软、债台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的困扰，国际声誉连续下降、世界霸主地位受到种种质疑，新一波的美国衰退论出现。[①] 现实促使富有危机感的美国人开始思考调整美国全球战略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以伊肯伯里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学者提出了重塑全球秩序，增强美国霸权合法性，从而维持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设想。这些学者在美国学界政界有很强的影响力，有些还曾参与外交事务决策，加上一些智库的论证和媒体的宣传，这一思想动向在美国社会特别是政界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在国内学者中，已有一些基于某些关键文本和观点的研究成果，[②] 由于该思想动向仍在发展变化中，表述零散，内容过于庞杂并且涉及政治思想分析，本文跟踪其最新动态，结合现实分析以下三个问题：该思想动向为什么会出现？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认识？

一、从新保守主义到自由国际主义的变化

国际关系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等物质层面的互动与较量，也存在对人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在国际事务中，霸权国需要雄厚的物质力量作为基础，更需要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其他国家对其权力地位的认同，“良性霸权”享有某种正当性。[③] 霸权正当性也是影响其他国家对霸权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④]《孟子》中我们所熟知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正是这个道理。其本质即要求实力强大的国家应保持战略行为克制，不滥用权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

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自然面临霸权合法性问题。[⑤] 在1999年，《经济学家》有一专文称，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就像俯视全球的巨人，但“拥有如此优势的权力，美国并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该文希望美国成为“明智的超级大国”，也预测“如果拒绝多边、忽视其他国家，美国可以得到幸福的自由，但也会失去人心成为孤独的巨人”。[⑥] 21世纪前几年的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学家》当年的预测应验了。当然，美国没有成为“明智的超级大国”而成为“傲慢的超级大国”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冷战后国际格局与美国国内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仅以外交指导思想为例，就可说明《经济学家》成功预测也不足为奇。冷战结束之际，美国新保守主义就开始抬头，把美国的优越感、道义征伐与实力至上等传统发挥到极致为其显著特征。[⑦] 例如新保守派的大将查尔斯·克罗萨莫在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后冷战时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单极性，”“有着众多西方世界盟友追随的美国将成为无法挑战的超级大国”。[⑧] 2004年在企业研究所年度晚宴演讲中，他对孤立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并抛出“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扩展民主和美国价值观是确保美国利益的必要手段，应在有价值的地方进行干预和“重建国家”。面对该观点忽视合法性的批评，他进一步指出行动应关注结果而不应被“国际合法性”束缚。[⑨] 可见，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喜悦与傲慢之情溢于言表，“克制”“审慎”的美德与“过度扩张”的警告早被忘记。“9·11”事件更是给了他们向世界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建立“美国治下世界”的机会，小布什两次当选总统使新保守派的影响力达到顶峰，[⑩] 但持续的反恐战争、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强行输出民主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也导致世界反美主义高涨，包括美国西方伙伴的不满，[11] 美国霸权的合法性面临挑战。[12] 在一些学者开始发问美国为什么会招致如此的不满的同时，世界格局变动的压力也随之而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非西方世界发展迅速，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许多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债务的泥潭。在此情况下，里根政府以来显得有些沉寂的一些自由派学者也开始活跃起来思考美国霸权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命运。

实际上，从“9·11”事件开始，具有不同理论偏好的学者们就开出了从“软实力”、“巧实力”到“离岸平衡”等新旧各种“药方”。在众多影响力比较大的观点中，有一些观点具有相似性，如希拉里称“想成为21世纪的大国就意味着需要接受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基本自由原则的所有规则”；[13]自由国际主义的旗手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应通过“更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使之持续提供财富和安全，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就是美国主导的各种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在美国政界学界都颇具影响力的约瑟夫·奈为“软实力”和“巧实力”进行宣传；罗伯特·基欧汉也连续发文为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订立评价标准。可见，美国政界、学界精英开始反思并探索如何稳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塑造美国霸权合法性等问题。其实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十年前就指出苏联解体实际上“剥夺了美国霸权所仅有的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狂妄自大自然会产生消极后果”“即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行动不予配合，也会危及美国的利益。”[14]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也认为，当前对美国引导全球制度性变迁的能力存在质疑，主要原因不是权力而在于美国国际合法性的缺失，“布什政府使美国国际合法性流失严重，其他国家当然可能拒绝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1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内外问题与国际合法性困境，美国自由派学者是如何思考问题和出路的呢？

二、“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与现实起点

世界形势的变化为自由派学者得以充分表演提供了舞台,学界、智库和政界的自由派人士纷纷出动，形成了“杜鲁门国家安全计划”(Truma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 、“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巧实力研究委员会”(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和“管控全球安全威胁”(Managing Global Insecurity)等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其中“普林斯顿计划”2006年发布的《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和CNAS于2008年发布的《战略领导力：21世纪美国安全战略框架》(Strategic Leadership :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与2012年最新发布的《美国的道路：给下届政府的大战略建议》(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都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这些项目带动了安妮-玛丽·斯劳特、约翰·伊肯伯里、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布鲁斯·琼斯和雷切尔·克兰菲尔德等广泛参与其中。他们的角度和主张各有偏向，为了进一步分析，本文结合伊肯伯里等关键人物和最新的研究报告，首先总结出他们论证的逻辑起点和对现实问题的认识。

(一)权力需要规则，秩序需要“自由霸权”

论证的逻辑起点为对权力与秩序的认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其一为权力运作需要合法性与规则，其二为美国霸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对待权力态度上，自由主义有限制权力的思想传统，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滥用，良性运作的权力必然基于规则。伊肯伯里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规则体系之中运行的权力更持久与保持合法性；在同意原则之下形成的规则也更具生命力和合法性，并能使权力结构的支撑更合理。”“在构建自由的国际秩序中，权力和规则都是不可缺少的。”[16] 就秩序而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自由派所一直秉持的理念，认为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具有开放性和制度性特点，是一种美国优势实力主导下“内嵌自由主义”秩序，[17] 其核心理念（经济市场化、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通过“强制、竞争、主动学习和模仿”等机制向其他国家扩散。[18]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结构自由主义”，该视角认为战后美国自由霸权之下的几个突出特点保证了世界秩序的稳定：“安全捆绑”（实际上为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缓和了国际冲突的压力；“渗透性互惠霸权”（西方大国之间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相互影响）通过给予其他国家参与机会和分享决策增强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半主权与不完全强国”（对德国和日本的限制）约束了潜在的好战国家；“经济开放性”（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开放性）获得相对收益的同时促进相互依存；“公民认同”（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扩散）减缓冲突，增进西方国家之间的融合，这样的自由主义秩序使得“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秩序比以等级和从属为特征的秩序更具合法性”。[19]

当然，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美国经营的结果。伊肯伯里认为在改变国际体系的世界战争结束之后，胜利的主导大国面对混乱的国际秩序，有回归国内使国际体系恢复权力均衡秩序、惩罚战败国并凭借实力建立霸权秩序和建立以制度、规则为核心的宪政秩序三种战略选择，美国在“一战”后最终选择了“孤立主义”，但1945年选择了为世界建立宪政秩序的“世界主义”，[20] 建立了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可以说“美国在二战后和冷战期间的成功与其建立、扩展国际制度体系密切相关，这些国际制度体系在限制美国的同时，也使美国的权力地位具有合法性。”[21] 总之，他认为要实现国际政治关系的稳定，权力的运作需要依靠规则，秩序的维持需要有一个奉行“自由霸权”的领导者。在他们看来，这个领导者就是美国。

(二)对美国面临问题的认识

在基本一致的立场上，自由派（温和派）对美国霸权的国际合法性面临问题的分析，从批评新保守主义开始，也认识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压力和既有秩序核心机制存在的不足。

首先，自由派学者认为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得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受到破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霸权主义、武装干涉和蔑视国际规则直接威胁自由国际主义传统。[22] 伊肯伯里不无讽刺地写道，小布什政府把自由主义的言辞包含进安全与世界秩序的规划中，结果却用这些“自由主义的语句”去破坏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被广为批评的是其政策，而非文化和价值观，但这种政策的结果却削弱了美国通过对外政策合法性和政策包含的价值理念吸引他国的能力，加深了美国在世界的负面印象。[24] 在众多批评者中，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曾经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克罗萨莫提出“民主现实主义”后也转向批评新保守主义，并与克罗萨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5] 他认为新保守主义是“过分现实主义”和“过分理想主义”的结合体，这种思想和行为破坏了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国际合法性，必然会带来抵制、抱怨和反对。[26] 总之，自由派学者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而损害了美国霸权的国际合法性。

其次，来自国际层面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大国相对不景气，华盛顿共识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出现等等，使得建立于战后初期、发展于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自苏联解体、两极斗争体系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美国建立和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2.0”式(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2.0)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冷战的结束减弱了美国担负国际义务与提供国际公益的动机，二是国际体系缺乏对美国霸权的制衡，从而使美国的“帝国冲动”加剧，主权原则也被逐步破坏，国际体系面临恐怖主义等暴力泛化，“从根本上说,当今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处于危机之中”，[27] 很多国家不再认为该秩序利于自己的安全与发展。

最后，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下，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也被质疑。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国际安全与经济制度都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反映大国的利益将使它们无法有效提供本应提供的国际公益，”[28] 随着全球问题的日益增多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既有国际制度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特别是民主决策与代表性问题，都被新兴国家提出。[29] WTO总干事拉米也将合法性问题与领导力、一致性及效率一起作为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主要挑战。[30] 主要全球治理机制（或国际制度）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国际机制的良好运行也是其主要表现之一，既有主要国际制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该秩序面临的问题。

三、“自由国际主义”解决美国面临问题的建议

在上述基本立场和对主要问题认识的情况下，自由派学者是如何思考出路的呢？通过对主要学者观点的分析，可将其归纳为三点：打破疑虑，树立对美国霸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信心；改造既有秩序使之符合现实需要,创建新的规则与机制弥补既有机制的不足；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应调整策略并更具灵活性。

首先，打破疑虑，树立对美国霸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信心。虽然2001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挑战，但是自由派学者在认识问题之后，对美国霸权和既有国际秩序都充满信心，并在寻找进一步解决方案之前，指出应该抱有信心的理由。其中约瑟夫·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衰落”主要是心理上的，而非真实权力资源方面的衰落，“美国只是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有理由相信美国在今后几十年仍能保持其优势权力地位,”[31]那么进一步就是说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只是出了一些不那么严重的问题，只需调整而非进行变革。伊肯伯里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出发，告诉那些对未来有怀疑的人应该对该秩序持乐观态度。他认为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高度发展成熟、涉及范围广、相互协调、制度化，已经扎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而且新兴国家从既有秩序中发展，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新兴国家也没有提出既有秩序的替代方案，“具有和现行秩序一样功能和合法性的可替代选择还没出现”，[32] 因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是不可替代的选择。

其次，改造既有秩序使之符合现实需要，创建新的规则与机制弥补既有机制的不足，可归纳为“改制”与“建制”两个相互促进的方面，以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适应新的变化。“改制”主要针对既有国际制度，关键为重塑和建立新的机制与规则、标准以适应变化的现实需要，认为“当今世界缺乏能够对国际社会集体行动授予合法性的有效制度，建立满足合法性与效率双重需要的新组织，将是今后重要的任务。”[33] 比如在机制方面，G20的出现满足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现实问题所需平台，以及弥补了既有机制代表性不广泛的问题，缓和了主要大国与新兴国家的关系，“促进了全球秩序的稳定”。[34] 虽然对G20机制的实际作用有不少质疑，但是也不能否认它的适时出现对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而对于既有的机制，特别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要支柱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应在议题扩展、代表性与授权方面予以强化，使之恢复活力。比如世界银行在传统的国际开发方面的功能削弱，但可以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挥新的作用。[35]对于既有机制的评价，以自由国际主义基本信条为合法性标准。其中基欧汉在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评价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标准，认为民主国家一致同意是评价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而且最好能促进民主。在基欧汉的论述里，具体标准为“机制的包容性”、“信息质量”与“负责”等设计层面，而没触及机制代表性、公平性、权力分配等深层次因素，[36]明显站在维护既有机制和现行秩序的立场上。在“建制”层面，主要为更新或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具体可分为政治、经济与安全三个层面。政治层面主要为“民主国家协约”，经济上为增强相互依存，安全上加强共同安全机制。自由派天然具有民主情结，因而在看待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时，民主是其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变量。新保守主义鼓吹不惜采用强制手段来扩展民主，自由派则提出现有民主国家之间的联合即“民主国家协约”，该提法出自于“普林斯顿报告”，该报告提出建立“民主国家协约”的主要目的为“加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安全合作”，“使‘民主和平论’得以确认并制度化”，“在联合国无法改革时，作为自由民主国家一个替代性的论坛”。[37] 但是“民主国家协约”在政治上应避免疏远其他国家，甚至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可能，避免造成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应该成为使美国军事行动合法化的工具，而应是一个促进全球集体行动的俱乐部，并且可以约束美国的权力。[38] 在经济上，提出的建议为增加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在自由主义者中，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存特别是贸易关系能够增加共同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从而促进合作的实现。在利益相互渗透的条件下，可以扩展多边经济机制，并进而从经济领域向其他议题领域外溢，实际上，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为西方大国把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被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是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非西方国家兴起的情况下，一心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学者自然会提出把更多的国家捆绑在“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安全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新设想，认为应增强“安全相互依赖”，与经济相互依赖的逻辑类似，“安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国家不能独自保证自身安全，而是必须与其他国家谈判、合作，寻求相互克制和相互保护”,理念本质为集体安全，和“一战”后威尔逊的倡议如出一撤。比较新的提法为建立“全球防护基础设施”（protective infrastructure），用以防止突发的威胁或限制威胁因素的破坏。基本内容包括国际预警系统、处理紧急情况协议和预备力量建设等方面，主要防止国际社会面临的流行病、食物短缺和人口大迁移等全球问题。[39] 成立“反恐能力建设高级委员会”作为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国际协调机构，仿照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模式，推动全球反恐力量建设。[40]

最后，在他们看来,解决美国霸权合法性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问题的关键都在于美国，“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是自由主义，从美国利益和全球治理的稳定来看，目前还没有其他模式可以选择”，美国应调整其全球战略，实施“构建自由秩序”的大战略，在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增强自身地位的合法性。[41] 在这一点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巧实力委员会在2007年发表了著名的《一个更巧、更安全的美国》报告，该报告将“巧实力”这一概念细化，提出了具体的实现途径。[42] 奥巴马在2007年宣布参选总统后，也明确表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领导世界，但必须更灵巧，需要调整，我们的领导力部分与我们的自我克制有关。”[43]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评介已经很多，本文在此不再重复。伊肯伯里在其2011年新著《自由利维坦》中提出的美国应重回自由国际主义者传统哲学观，是对美国全球战略比较系统的建议，值得关注和思考。其主要内容有五点：“美国应利用国际规则去领导世界而非凭借这一规则去主导世界；应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做一个负责任的‘自由霸权国’；应该适应现实需要建立或重塑国际规则与国际制度；应该保持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应采取强制等可能损害合法性的方式扩展或推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44] 在以上建议措施中，国际制度理论、民主和评论、相互依存论等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的关键词贯穿其中，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建议来维持和完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学者们在提出政策设想时，也都表达了对设想实现的希望。例如巧实力委员会相信“美国拥有的理想主义传统能够将美国的硬实力引入到世界能接受和希望的轨道”，[45]《自由利维坦》的结尾预言“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美国曾失去了其他国家对它的尊重和自身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作为全球领导者管理未来的世界，就必须得到这种尊重和权威。随着美国构建自由主义者国际秩序大战略的展开，美国也开始了找回尊重与权威的历程。”[46]

 四、“自由国际主义”新动向的本质分析

     以上对自由派思考的新动向进行了简单总结，为了更深入理解，有必要对两个问题予以分析。其一，虽然自由派在批判新保守主义基础上形成一致，但内部不同学者倾向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同，外部也面临不同的声音。其二，虽然各种思想存在差异，但都是为了维持美国霸权地位，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体现，带有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偏见。

参与的学者思想倾向和背景复杂，学者中有传统的自由派（如伊肯伯里和基欧汉），也有原属新保守派后又对新保守派进行批判的（如福山），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自由派中，伊肯伯里贡献和影响最大，他在学术上一直关注“自由主义者国际秩序”，对其起源、基础与原则、维持与变迁、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方向都有深入论述，在众多公开发表的论述中，《大战胜利之后》与《自由利维坦》对美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证，《外交事务》等知名刊物对此刊发了一系列的评论和回应，影响很大。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评价伊肯伯里“美国曾经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构建和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发挥领导作用，现在他成功地把美国大战略的关注重心集中到修补和扩展该秩序上”。[47] 但是自由派内部观点也不尽相同，伊肯伯里认为自己的自由国际主义是“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想的混合”，[48] 虽没有新保守主义那样狂热，但也丝毫不掩饰其扩张性；基欧汉以制度自由主义研究见长，更多强调通过改进增强国际制度合法性，国际制度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约瑟夫·奈则有“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之称。[49] 在自由派之外，学者对美国霸权和全球秩序的认识更是大不一样。2009年，奥巴马像以前多位美国总统一样，喊着激动人心的“变革”口号入主白宫。伊肯伯里在2010年对奥巴马给予认可，他认为“作为总统，奥巴马已经带美国外交政策回归到二战后的主流：强调联盟、伙伴关系、多边主义、对权力自制和民主共同体。”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在奥巴马执政之初，就有分析认为“新保守派不会轻易离开”，并且将继续影响着政府外交政策。[50]2012年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美国知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做了一个关于美国当前战略形势的调查，结果可以说泾渭分明，自由派学者如上文所分析都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秩序变动压力，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斯·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则认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美国“帝国过度扩张”，并不认为美国的霸权受到挑战。[51] 甚至对“自由国际主义”本身也存在分歧，一派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存在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已变化，它的扩张倾向已不适应美国的内外需求，美国应更多关注国内；一派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符合美国的利益，应该作为美国解决全球问题以及应对挑战的基础。[52]

无论自由派内部还是对自由国际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想通过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2010年希拉里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演讲时向各界精英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新的世纪，美国能够、必须而且将发挥领导作用”，“世界仍将指望和依靠我们”[53]，美国全球战略思考的起点即为如何维持“世界领导者”的优势地位。在这个大目标之下，自由派只不过更强调塑造美国霸权的国际合法性、认同、国际机制等软的方面。卢梭有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换为义务。”[54] 沿袭威尔逊传统的自由派自然对此很熟悉，将强力转化为权利与义务关系，成为被接受和认同的具有高度合法性的领导者，也即通过国际规范和机制等塑造美国霸合法性。英国学者斯特兰奇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力有安全、生产、金融与知识四种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结构。[55] 美国不仅在生产、金融和安全等有形方面占据优势，在知识和话语等无形方面也拥有优势。约瑟夫·奈就明确表示：“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指军事上的胜利，还包括谁的故事更具吸引力。”[56] 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鼓吹，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实际上就是利用美国学术上的优势，为美国霸权造势。

但合法性关乎认同，其评价标准在于行而不在于言，在于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在于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益。在理论上，自由派也将提供国际公益作为塑造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提供的国际公益包括：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促进国际经济的开放，维护国际公共领域，维持国际规则与制度，援助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当好联盟召集人和冲突调解人。[57] 事实却是，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就是遏制地区大国的发展，作为主要冲突调解人却在中东偏袒以色列和干预他国国内冲突。即便美国确实提供了国际公益，那也是“会员制”的，不是其他国家能随便加入和免费享用的，美国借助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向世界其他国家收取“铸币税”就是明显的例证。但从自由派的表述中，战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都是美国的功劳，其他国家“搭便车”，受惠于美国作为“国际领导”提供的公益，[58] 这种带有强烈的自我优越感的视角所看到的远不是现实，而是对“自由主义霸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感觉过于良好的幻觉。对此，肯尼斯·沃尔兹曾一语道破“正如美国的所作所为，权力强大的国家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为了世界的和平、正义与福祉，但是这些美好的词语是根据强国的喜好来定义的，往往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偏好和利益。”[59]

带着这种“优越思维”，自由国际主义者在分析问题时，将过去几年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问题一股脑地推给狂妄自大的新保守派，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必然有更深层次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但是自由派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反思，而是予以“必要的忽略”。对于解决问题的建议，将美国作为核心，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孤胆英雄”，现实却是美国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世界是各国的世界，而不是美国的世界，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更需要大国的共同参与。在这些不涉及深层次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设想，也只能是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翻新”而不是“创新”，这一点在上文的评述中很明显，实际上，自由派包括其他学者都是带着一种功利主义视角看待美国霸权的国际合法性，看待美国的国际义务。自由国际主义所谓的调整，改变的只是策略而已。

五、结 语

每一种话语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诉求，思想争论背后总有相关现实支撑，特别是一个国家精英的思想就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国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美国全球战略的舞台上各种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的背后都有着更深层次的美国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原因，从新保守主义盛极一时到自由国际主义的喧嚣，其中的变化需要深入分析。一位美国学者在分析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后，希望美国“近视的‘船长’在冰川出没时代能及时找到眼镜”，[60] 但如果真找到“眼镜”，对中国的挑战也不可忽视，因为横冲直撞还好应对，而“制度 权力 灵活性策略”的一套组合拳，更需要用智慧去化解。国际形势每天都在变，美国不同学者的论证和辩论远没停止，对繁多的著述进行综合评估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目前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动向，国内已有为数不多的评述，本文选取主要代表人物，围绕霸权的合法性这一关键点展开，进行大致的线索梳理与分析，只是归纳了自由派思想中一部分主要观点。对于这股动向的深层次原因、与其他观点的比较、特别是对美国现实政策影响评估等都需要进行全面分析，以便为认识和把握中美关系提供必要的参考。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