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在全球金融中的治理扮演的角色更重要、更有力，因而法国和美国的影响力远比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大得多。”[①] 那么，是不是强大的国家自身就可以承担全球金融治理的重任？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事实：“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即使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无法单独操纵全球金融的治理。这些金融流动的高度国家化的、自由化的、普遍化的以及一言以蔽之超地域性的特征，使得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凭自身就操控全球金融。”[②] 依据这两种事实，长期以来，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论一直存在着集权思想和分权思想的争论，即霸权稳定论思想和多边主义思想。霸权稳定论强调，在全球治理中，集权将比分权更加有助于维持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他们相应地主张，美元本位制和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统治地位不应该改变。而多边主义思想则强调，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仅更加公平，而且也更加稳定，因为竞争将会形成制约，会促进自律。

本文将从多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霸权稳定论和多边主义思想进行初步的讨论，进而分析哪一种思想比较适合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
一、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现实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后来，这个理论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因为霸权国家会通过承担一定的成本去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这种公共产品将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

归纳起来，霸权稳定论大致有以下几点：（1）有霸则稳，无霸不稳。霸权理论学者认为霸权与经济秩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霸权国权力占明显优势时，国际系统内的经济秩序就处于良好状态。反之，当霸权国权力下降时，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变得紊乱起来，并随着霸权国的完全衰落而最终瓦解。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和1945年以后的美国作为霸权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相对稳定。（2）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霸权国有意愿、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集体产品。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只有霸权国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提供诸如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国际货币体系等公共产品。19世纪的金本位制和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霸权国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有效事例。（3）霸权国创建并依赖国际规制。霸权国通过制定和维护一整套的国际体制，影响和支配他国，从而形成霸权体系内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被归功于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以及系统内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③]

二、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一些霸权表现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很多学者提出美国“霸权”正在衰落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被实践证明，美国依然在国际秩序的方方面面占着主导的地位。“霸权”依然有所表现。

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也一直是美国扮演着最强大国家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更多地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具体的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美国往往具有主导性的力量。美国在实践中常具有单边主义倾向，以美国自身利益为中心来处理全球事务。例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力应对危机，却并不给予实质支持。它在给IMF提供资源的同时附加了条件，就是成立一个国际金融机构顾问委员会来对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未来角色和结构做出评判，并向美国国会报告。问题是该委员会并没有和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进行磋商。其所作报告完全以美国为中心，单纯强调美国的利益。

第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霸权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确立了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更多国家的货币依附于美元。一直到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历经变迁，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美元一直充当着国际货币，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完全替代美元。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例如，美元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很多国家的货币尤其是东亚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保持比较固定的汇率关系等。不过，当前体系中的美元没有“黄金约束”，属于纯粹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所以，美元虽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其发行却可以由美国自由决定，美国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霸权”地位。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两个突出的问题：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美元既作为主权货币又作为国际货币，本身具有“特里芬”难题。在以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里，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化，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国家在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寻求“自我保护”，不断积累巨额的美元储备，又将美元储备投放回美国，造成全球经济长期的不平衡发展，不稳定性越来越严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与此相关。在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流到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从世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另外，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少受到实质性的约束，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却常常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混乱的原因，这对新兴市场国家是不公平的。体系中的国际收支调整责任主要落在逆差国，这也表现出不公平。一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走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发展出口战略，积累大量外汇储备。

第三，美国在所有它参与的国际组织中都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绝对主导地位的投票权或股份。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会对这些国际组织产生影响，而这些组织也只能对美国屈从。例如，在IMF中，对于重大问题的决议，需获得总投票权85%的多数才能通过。在IMF的投票权中，美国一直以来都占17%左右。2010年以后，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后，美国仍拥有16.77％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在IMF的各项活动中，美国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发展中国家最为反对的“贷款限制性条件”为例，在IMF创立初期，IMF协定中并没有关于贷款限制性条件的条款。在美国的提议下，1969年，IMF在协定中加入关于贷款限制条件的内容。贷款限制条件针对的主要是使用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IMF也很难对美国实施监督和约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美国而起，如果IMF能够对美国进行约束，早就应该在危机爆发前对美国提出警告。很显然，IMF根本约束不了美国，只能约束发展中国家。这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原因。

第四，当然，美国有时候也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倡导多边主义，但即使如此，其他国家也仍被排斥在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外。“所有情况都表明，美国转向多边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真正参与国际机构的创建的程度，还存在着巨大限制……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强调了美国有赖于国际机构比如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新出现的安排，比如上面讨论过的金融稳定论坛。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参与多边机构对美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不得不参加比较不正式的国家联盟和网络。其他国家也必须面对体现在非正式政府间和私营部门协定中的美国优势，并与美国一道在各个主导性的、但并不总由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的多边机构中进行合作。”[④] 不过在多边主义的国际规则中，美国并不是真的放弃自身利益，遵守国际规则。当规则与美国利益不一致时，美国可以无视国际组织的裁决而自行其是，美国也常常另外寻求与其他国家缔结符合其利益的双边协议。美国拥有最大的单独贸易市场和最强的防卫能力，在谈判中占有绝对的优先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体现出来的是某种程度的美国霸权体系。“出于这些原因，那些不同于美国的国家担心双边和区域性安排的长期影响将导致美国在其中攫取了所有机会，而其他国家除了从属以外别无更多选择的特惠领域。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使大多数国家只能成为规则接受者而非规则制定者。”[⑤]
三、对霸权稳定论的再认识
霸权稳定论从提出以后就备受争议。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确保全球稳定的充要条件。这种观点非常简单，且推断过于绝对。“这一理论的预测，既没有被历史证明，也没有被理论推理所证实。当然，领导权重要。但问题是多大程度？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我们早已获知，结果所要依赖的因素远比权力的集中来得多。”[⑥]

（一）历史论证方面

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其关于贸易结构的分析中，承认经验证据不能证明霸权稳定论，其理论仅能解释克拉斯纳在文中设定的，从1820年到20世纪70年代六个时段中的一半而已。[⑦] 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一项有关全球货币安排的历史研究中考察了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三个独立阶段：金本位时期、两次大战期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埃森格林得出的结论部分支持霸权稳定论，部分反对。[⑧]“领导型经济体的市场权力和国际经济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远比霸权稳定论的单一变化来得复杂。对于历史上金融秩序的兴衰而言，霸权既非充分，也不是必要条件。”[⑨] 同时，埃森格林发现，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进程，霸权稳定论的不足则会更加突出。“一个由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曾经在某一时期运行平稳。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或许就变得不稳定了。霸权国只能在某一时点上发挥稳定作用，从长期来看这种能力是不可持续。尤其是在霸权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强行设置种种条件时，潜在的不稳定是最大的。”[⑩]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潜在不稳定就是“特里芬难题”，1970—1971年间，对美国经济政策和美元的信心被大大削弱，从而促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二）理论推理方面

批判主要针对几个方面：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提供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规则；带来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1）关于金德尔伯格的公共产品版霸权稳定论。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指出，公共产品的逻辑并没有把领导权局限于一个国家。原则上，两个或者三个国家也能联合维持体系稳定。[11]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也提出提供公共产品也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减少集团的成员数或形成联邦集团、提供选择性激励和存在政治企业家或领袖人物。[12] 霸权只是其中之一。“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权力的集中。相反，它必须有能力促进所需公共物品生产的条件，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几个。”[13]（2）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规则。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经济规制是依据自由主义原则，认为这将有助于打破各国的关税壁垒或贸易保护措施等，实现商品、劳务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很多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国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是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霸权国之所以主张自由主义贸易，主要是因为霸权国占有最领先的技术，具有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有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14]（3）国际经济金融稳定。霸权理论学者认为霸权与经济秩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霸权稳定论的反对者则认为，只有当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原则，并且主要经济强国与霸权国具有共同利益时，霸权才可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否则，霸权容易凭借其超强实力支配和剥削其他国家，造成体系的动荡不安。霸权衰落或受到挑战时会不惜使用非常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这是造成国际秩序动荡的根源。

（三）从全球公共产品角度的再认识

霸权稳定论的核心思想：霸权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稳定的世界体系属于公共利益，同时霸权国也从中得到自身利益。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第一，是不是只有霸权国才能提供公共产品？

霸权能够为世界带来稳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在假定提供公共产品就能带来稳定的前提下，是不是只有霸权才能提供公共产品？前面文中已经做过相关的陈述。很多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质疑。根据基欧汉和奥尔森的观点，霸权国不是唯一能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体。世界公共产品也可以由两个以上成员的集团来提供。

第二，当霸权国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致时，会如何？

“霸权能够带来稳定”的论点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公共利益与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保持了一致，这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满足。大部分情况下，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是不一致的。那么当公共利益与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不一致时，会怎么样？

当提供一项公共产品并不能给世界带来很多的公共利益但却能给霸权国带来相当的自身利益时，霸权国会滥用自己的霸权，向世界推出不合适的公共产品，这样的公共产品不会发挥正面的效果，有时甚至带来世界体系的不稳定。1925—1931年期间，英国为了重新掌握因为战争而转向纽约的金融主导权，提倡各国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以有效利用黄金。这项不合时宜的政策持续到1931年就被迫放弃。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也已经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但由于美国能从中得到巨大的自身利益，所以其拒绝改革。

当提供一项公共产品能给世界带来很多的公共利益但给霸权国自身带来的利益却非常少时，霸权国会选择不承担责任，不提供公共产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实力已经远超英国，但美国并未行使国际金融的领导权去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已经衰落的英国。这正是由于当时美国从维护货币体系中得到的自身利益不足而致。

第三，即使满足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的条件，从长期动态来看，霸权国的存在就一定有利于稳定吗？

霸权稳定论出现是源于学者担心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会衰落，而其衰落会给世界带来不稳定。然而，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有真正衰落，所以历史并没有证明霸权衰落以后会带来不稳定。但历史却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霸权的演变，世界体系会变得不稳定。这一观点在前文也已经讨论过。霸权国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往往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置种种条件，这些条件暗含了潜在的不稳定。“一个由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曾经在某一时期运行平稳。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或许就变得不稳定了。霸权国只能在某一时点上发挥稳定作用，从长期来看这种能力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在霸权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强行设置种种条件时，潜在的不稳定是最大的。”[15]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金融体系相对稳定。这里存在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即当时美国的霸权是有约束的，尤其是美元的霸权是有黄金约束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并不是纯信用货币，美国不能随意使用货币政策。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及美元依然具有霸权地位，但却失去了约束。美国开始滥用“霸权”，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可以任意扩大，带来了全球经济的不公平和不稳定。2007—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凭借其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滥用其货币政策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霸权可以带来稳定有重要的前提条件：“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和“霸权国受到必要的约束”。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而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霸权稳定论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当前的环境下，美国及美元霸权的存在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得极大的不稳定，霸权的理论及其思想是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的。

四、应提倡多边主义思想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国际领域内一个突出的变化，即新兴大国的崛起。伴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兴起，新的力量中心正在形成，这使世界更具有了多极化的特点。“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影响结构的能力将更加分散。这一趋势由于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司甚至犯罪集团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上升而加剧。我们迫切需要更好的平台以便制定共同议程，需要重新思考合法性的国家主义界定，对集体行动有一种更加动态的理解。”[16]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更加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各主权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化展开了广泛的政府间合作，尤其是加强了国际层次的政府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将国际层次上的合作进一步制度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许多学者开始呼吁“多边主义思想”。

多边主义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最先定义的。他认为：多边主义是根据普遍的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鲁杰把多边主义的内涵总结为三点,即“原则的普遍性、扩散的互惠性、不可分割性”。[17] 多边主义的核心就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不管这一制度是由多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只要遵循某一普遍规则和制度的多边共同行动，都可称之为多边主义。[18]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边主义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延伸。除了指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以外，多边主义还是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途径和实现国际合作的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当前的多边主义思想蕴含着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协调性。多边主义思想强调“协调”是各方合作的主要方式；第二，协调要在普遍行为原则下进行。这种原则规定合适的行动，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条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第三，多边主义倡导通过平等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禁止排他性、歧视性，而倡导开放性、民主性、透明性、非强制性和合作性；第四，各参与成员的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这种不可分割性从原则上讲可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增强有关国家通过联合行动以追求利益的动力；二是促使所有国家从总体上权衡国际交往的利弊得失,而不是双边的逐个评估。[19] 第五，“扩散的互惠性”的预期。扩散的互惠性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能根据他们所达成的协定，预期到未来大致平等的收益，即成员对收益的预期是长期的，只要长期来看收益能达到大致平等就能符合成员的要求。

多边主义思想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信念、观念和意识形态，强调民主、公平、正义和普遍性的价值规范。在多边主义思想中，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多边主义突破了“国家”及“国际”的框架，逐渐发展成为多方参与的全球共治。面临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新问题，多边主义倡导的是所有参与行为体以协调的方式处理公共性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总结
在当前环境下，美国及美元霸权的存在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得极大的不稳定，霸权的理论及其思想是不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的。在全球金融治理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提倡多边主义思想。多边主义思想符合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肯定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多极化的特点。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不容忽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日益强大。提倡多边主义思想将有助于重视这些新生的力量，以便进行更好的全球合作。“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即使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无法单独操纵全球金融的治理。这些金融流动的高度国家化的、自由化的、普遍化的以及一言以蔽之超地域性的特征，使得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凭自身就操控全球金融。”[20]多边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多极化世界经济体系不仅更加公平，而且也更加稳定，因为竞争将会形成制约，会促进自律。在多边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动荡的倾向。因此，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变得尤为重要。这是我们在今后的全球金融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提到的多边主义，更多地是指多边主义思想，是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相对的多边主义思想。本文所述的多边主义并不是指“绝对的”多边主义，即强调全球所有国家的平等地位，平等参与。本文的多边主义更接近“迷你型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指的是多方参与，多方共同治理，尤其是对全球体系而言较为重要的多方行为体。但并不代表全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共同参与。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