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①]经济的快速增长，它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应，这些新兴市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日趋活跃，其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企业。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兴跨国企业面对“外来者”不利条件与“后来者”竞争劣势的双重压力，能够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创造的有利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新来者”的学习优势，不仅成功立足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

新兴市场跨国公司（MNEs）大多来自于一些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先进发展中经济体，作为跨国经营的“后来者”，[②] 这些新兴市场企业在缺乏明显垄断优势的情况下，采取组织与战略创新方式，通过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行者”[③]企业，从而呈现出“加速的国际化”现象。那么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究竟来源于何处，它们在性质上与西方传统型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有何异同呢？本文试图从企业竞争优势的母国特征入手，对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进行必要的补充完善，将其扩展为“H-OLI”框架，以此强调母国特定环境因素（H）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母国特定优势是新兴市场“后来者”企业初始竞争能力的真正源泉，是它们实现“加速的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新兴市场MNEs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当前，新兴市场MNEs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以往发达国家MNEs有所不同。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流动管制放松与自由化政策变革，交通、通讯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企业国际化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成长机遇。在这一新形势下，速度、创新与灵活性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国际化经营则正是企业为应对全球化挑战、适应竞争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一种战略反应。

1.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持续增长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一直稳步增长，它们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29%之间。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11年的最新统计数据，200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出的国际资本约为1365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5.5%，而2010年这一比例已增加到29.3%（表一、图一）。200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4331亿美元，约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1.5%，而2010年这一比例则增加到了17.7%多（表一、图二）。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大幅提高真实地反映了这些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尤其是随着新兴市场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初步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物质基础和实力。

2.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发生了显著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之一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母国的优势地位则显著下降。据统计，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全部存量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23%增加到1990年的46%，201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63.1%；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全部存量中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66%下降到2005年的25%，2010年则进一步减少至20.3%。应当说，这一转变与近十几年来亚洲地区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经济的强劲增长、而部分拉美国家经济的持续低迷密切相关。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近些年来，俄罗斯、埃及、智利、南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正相继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它们的崛起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

3.跨国并购日益成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之一

当前，新兴市场企业在进入方式上往往采取高风险、高成本、进攻性的并购策略，凭借强大的货币购买力直接获取稀缺的战略性资源，以强调速度与控制所有权资产的重要性。2010年，跨境兼并与收购在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比为30.7%，而相应地，它们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比仅为25.2%。[④] 2008年以来，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与海外并购大幅下降，但是一些高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将金融危机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契机，通过跨境并购收购（控制）难以在本土开发的优质资产（如品牌、技术），巩固其全球市场地位，如2008年发展中国家10宗最大跨境并购案中，除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占据一宗外，其余均为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新兴经济体的投资。

4.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仍然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但服务业、能源开采所占份额增长较快

当前，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于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汽车、化工、电子、钢铁、水泥、炼油等产业。然而，随着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以及服务外包的兴起，新兴市场服务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较快增长，尤其是投入到银行、电信、航运、信息技术服务和建筑领域内的投资逐年上涨。2010年，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全部存量中，服务业的投资占了81%。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它们对于自然资源（如铁矿石、石油）的需求量也大幅增长，因而，用于寻求开采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不断增加。

5.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规模日益壮大，已经成为一些传统产业、部分先进产业领域内的跨国巨头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已经不满足于为狭小利基市场提高服务的发展需要，它们通过兼并与收购获取技术、品牌、营销渠道以及各种市场机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性市场的经营。另一方面，当前在一些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先进产业中（如计算机、通讯、生物制药、航空等），新兴市场MNEs跨国经营甚至也在向更高价值增值领域拓展，为未来发展创造增长空间。据统计，在《财富》1990年全球500强中，来自新兴市场的企业只有19家，2005年增加到47家，2007年上升为69家，2010年则达到116家。韩国的三星电子、墨西哥的墨西哥水泥公司（Cemex）、巴西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印度的汽车巨头塔塔（Tata）、中国的华为等正在成为它们各自经营的产业领域内的世界级跨国巨头。可见，新兴MNEs不仅是追求利基市场的经营者，而且也正在成为挑战发达国家大型MNEs全球垄断地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二、新兴市场MNEs国际化发展的若干显著特征

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就已经掀起了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投资大量流向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并且主要从事资源导向型经营活动，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渐进性与路径依赖性特征。而当前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采取更加先进的组织与结构形式，其对外直接投资则同时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既从事低端加工制造业也寻求创新技术上的突破、开展更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因此，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跳跃性与路径突破性特征。具体来看：

1.在国际化速度上，新兴市场MNEs普遍呈现出“加速的国际化”现象

当前，新兴市场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以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迥然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交通、通讯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广泛实施，大大减少了阻碍商品、资本、信息等要素流动的各种壁垒，加快了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为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创造出一个更加“扁平”的世界，从而促使它们能够更早、更快地走上国际化经营之路。而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迫使美欧跨国公司不得不采取外包战略，分割产品价值链，实现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工序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布局，以削减成本，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的非一体化降低了“新来者”的进入门槛，使得新兴市场企业可以凭借低成本优势参与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中，实施国际化经营。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既为新兴市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大都经历过一个市场自由化、私有化以及企业重组的制度变革，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迫使新兴市场企业为了生存必须具备更高、更强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实力。作为跨国经营的“后来者”，新兴市场企业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同时获取多种资源和能力——先进的技术、组织与管理经验、营销技能等等，以弥补时间上的损失与缩小资产存量上的差距，快速提升竞争能力，赶超发达国家“先行者”跨国公司，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在这种情况下，“加速的国际化”战略成为新兴市场企业摆脱内部资源约束、绕过母国制度障碍与市场限制的一条有效途径。

2.在国际化进程中，新兴MNEs始终面临着“外来者的不利条件”与“后来者”的竞争劣势的双重困境

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新兴MNEs既要克服“外来者”的不利条件（从事海外经营的额外成本），也要消除“后来者”的竞争劣势（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先行者”MNEs相比，新兴MNEs缺乏必要的资源和能力），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东道国市场开展经营时。众所周知，任何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都会遭遇“外来者”的不利条件，如与空间距离相关的运输、通讯以及协调成本，对东道国市场环境缺乏了解而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以及由于双方文化、习俗不同乃至时差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尽管新兴MNEs也能够利用母国特定的经营环境优势开发出自身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并且在投资于其他经营环境相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时，具备一定的经营优势（如小规模技术优势、技术地方化优势等），但这些资源大多属于区位限制性资源，很难转化为非区位限制性优势并在经营环境差异巨大的发达国家使用。而更为重要的是，与发达国家竞争对手相比，新兴MNEs的核心能力大多建立在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基础上，而并非建立在先进的技术或者品牌差异化基础上，因此其在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既要面对心理距离、经济距离的差异，更要面对工艺技术、经营管理技能上的差异。

3.在跨国经营动机上，新兴市场MNEs不得不面对“全球扩张”与“技术升级”二者之间的矛盾

在跨国经营目标上，新兴MNEs面临着短期赢利与长期发展的“两难抉择”，即它们需要妥善处理好“全球扩张”的愿望与“技术升级”的需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利用基于母国特殊经营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竞争优势，新兴MNEs需要迅速扩张至其他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为了构筑全球竞争优势，提高技术竞争实力，新兴MNEs也必须同时进入竞争更为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不断充实其知识存量，提升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水平。事实表明，在选择国际化经营的区位时，新兴MNEs面临着两难困境，在那些与新兴市场拥有相同的文化、制度环境，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MNEs可能会由于心理距离接近而遭遇较少的经营障碍，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率，但是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是新兴MNEs寻求战略性互补资源、增强技术竞争优势的最佳区位。相比之下，尽管存在“外来者”不利条件与“后来者”竞争劣势的双重压力，新兴MNEs却又不得不以非传统型对外投资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抢占未来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因此，企业需要兼顾短期赢利与长期发展目标，在全球存在与技术升级之间寻求平衡，以同时享有规模经济的效益与经验学习的收益。

4.在开拓市场上，新兴市场MNEs大都采取战略创新与组织创新的方式，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要求

与发达国家传统型MNEs相比，新兴经济体中的许多企业并不是在成长壮大之后才开始国际化经营，它们实施国际化扩张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获取企业成长所必需的资源和竞争优势，迅速增强实力。因此，大多数新兴MNEs往往选择差异化的国际化经营路径，依靠组织、战略创新（而非产品差异化）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具体来说，一方面，为了获得必要的知识资源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新兴MNEs逐渐摆脱传统的生产与经营模式，除依靠企业内部网络之外，还突破原有的组织边界，通过种族纽带、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方式与其他企业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外部网络，进行资源的跨国配置和全球整合，以便于在全球范围内动员更多有价值、异质性的知识和资源。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经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更多地依赖于与高效率生产加工能力、网络和关系以及组织结构有关的优势。[⑤] 另一方面，新兴MNEs也频繁采用跨国并购、战略联盟等资产寻求性战略，借助于资源外部成长而非内部积累的方式实现企业的经营价值，建立起全球竞争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尤其是对于资源和优势相对匮乏的新兴MNEs而言，在成长之初，就通过内外双网结构加快组织学习进程，以扩大其竞争能力并且多样化其竞争基础，利用多国区位特定优势资源构建差异化竞争能力，以抵御发达国家MNEs的竞争压力。

5.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新兴MNEs更加偏向于跨国并购而非战略联盟或“绿地投资”

众所周知，发达市场企业与新兴市场企业之间在技术和营销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新兴MNEs在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企业交往中，无论是采取合资还是结盟都只能处于劣势地位。即使新兴MNEs能够与实力悬殊的先进企业签订战略联盟协议，由于新兴MNEs缺乏对等的议价资源，它们在知识的溢出与转移过程中仅拥有较弱的议价权力，这显然不利于新兴MNEs快速积聚优势资源，迅速扩充实力。另一方面，新兴MNEs大多缺乏企业特定所有权优势，而经验研究显示，“绿地投资”具有更强的资产专用性，也更加依赖于所有权优势。相比之下，并购投资可以获取互补但非专用性资产，新兴MNEs所收购资产的非特定性可以降低退出门槛，也就是说，如果新兴MNEs的国际化扩张遭遇挫折或者收购方企业内部实施战略性重组，那么它们可以灵活方便地剥离、出售所收购的资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反向跨国并购正在成为新兴MNEs国际化扩张以及获取、开发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新兴市场MNEs竞争优势的演化路径

如前所述，以往主流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大都产生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基础上，即资本主要是北—北或北—南方向流动，它们强调的是拥有和利用垄断优势（所有权优势），这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和动因，是抵消其在海外经营中不利条件的必要保障。如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认为，所有权资产是一种可以内部化转移与控制的优势资源。与此相比，当前新兴市场MNEs对外投资大多是南—南或南—北方向流动，尤其是对于流向发达国家以寻求战略性资产为动机的投资而言，资本是从较“薄”的市场环境流向较“厚”的制度环境，它们强调的是“后来者”企业可以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创造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契机，通过建立战略性连接获取外部的所有权资产克服其内在的所有权劣势。如马修斯提出的LLL理论范式认为，“后来者”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借助于外部资源连接（Linkage）、杠杆利用（leverage）和学习效应（learning）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而并非通过内部化的控制利用现有的所有权优势。[⑥] 而另两位学者提出的“跳板”说也认为，新兴市场企业将国际化扩张作为一个跳板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并且获取战略性资源，尤其是借助于选择性地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优质资产，这些“后来者”可以获得通过市场交易难以企及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创新能力。[⑦] 虽然这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理论在分析对外投资成因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思想并不矛盾，它们只是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先行者”与“后来者”在国际化发展阶段中所采取的差异化投资行为（利用资产抑或寻求资产）。OLI范式主要强调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通过内部化控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或者交换风险），并且充分利用“事前”存在的优势以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但是忽略了对外投资同样能够增加交易价值（或者交换机会），同时，通过跨国并购、战略联盟等形式也可以开发“事后”新的优势。而LLL范式和“跳板”说则着重强调了新兴市场相对劣势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如何通过资源并购、全球学习、知识积累构建必要的竞争能力，从而将初始竞争劣势转化为后续竞争优势。可见，内源性优势与外源性优势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而言都是同样重要的。这些传统或新兴理论在分析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扩张行为时，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新兴跨国企业在投资之初是否已经拥有与发达国家MNEs相类似的垄断优势？如果说新兴市场MNEs可以借助于海外投资获取自身欠缺的核心资产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家新兴企业都能够按照LLL演进路径开展跨国投资而无须顾及自身的条件？显然，从实际情况看，新兴经济体中真正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只是少数拥有特殊能力的企业。我们认为，无论是利用优势的传统范式还是创造优势的新趋势，邓宁等人提出的所有权特定优势仍然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必需的。没有企业特定能力，就没有跨国公司。只不过新兴市场MNEs的特定竞争能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也不同于“第三世界跨国公司”，它主要来源于母国特殊的经营环境，具有深刻的母国制度“烙印”。尽管邓宁和波特（Porter）等人都曾经指出母国因素在企业竞争优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分析论证的案例大多是以发达经济体完善的市场机制作为前提的，而忽略了新兴市场在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健全市场机制的特殊性。在这里，我们尝试着将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拓展为“H—OLI”框架，以此强调母国特定资源、制度等环境因素（H）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母国特定优势是新兴市场“后来者”企业初始竞争能力的真正源泉，是它们实现“加速的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新兴市场MNEs特定竞争能力的母国来源

——“H-OLI”分析框架

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扩张初期，母国特定因素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大多数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扩张都是由其在母国开发出的“非传统型竞争能力”所驱动的，这种“非传统型竞争能力”往往根植于投资企业的母国，是母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上的优势或障碍直接作用的结果，是母国环境培育成长起来的特定能力。这里，作为母国国家竞争优势的提供者，政府不再只是仅仅充当辅助角色，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供给，弥补企业技术性资源和能力上的不足，从而促进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一些学者甚至将政府对企业施加的这种影响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要么拥有企业，要么在支持或引导企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母国环境优势，尤其是重要自然资源的供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产业结构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等，都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战略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资源禀赋结构

资源基础观将企业看作是由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构成的一个独特的集合体，这些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在企业的经营要素中，土地、物质资本、资源、区位、规模、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属于初级资源，拥有这些资源的企业组织就具备了一定的基于资源的优势、基于规模的优势或基于区位的优势。众所周知，世界各国之间都会因为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存在着特质性差异，而这一差异则可以创造出一国独特的国家特定优势。这样，企业立足于母国资源环境上的特质性差异就能够打造投资海外时与众不同的“非传统型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市场企业的母国在其市场规模、收入水平、经济结构、自然资源、技术能力、贸易开放度、政府政策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如有的新兴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国家特定资源禀赋（如俄罗斯、南非和沙特）；而有的则拥有消费潜力巨大的母国市场以及低成本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有的具备接近邻国市场的枢纽地位以及与邻国存在着历史、文化渊源的地利之便（如墨西哥、土耳其、埃及）；有的则拥有大量高技能工程和科技人才储备（如以色列）；有的依托与海外移民之间的种族纽带、血缘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印度、新加坡）；有的拥有在存在“制度缺陷”的欠发达市场环境中长期经营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如中国、印度）。当它们投资于与母国制度环境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时，这种源于母国特定环境中的经营劣势却有可能转化为一种适应性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已经拥有了在“困难”的治理条件下从事经营的经验与能力。此外，一些新兴市场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与本地政府的关系、拥有本地市场知识以及熟悉了解母国消费者需求的适应能力而具备开拓海外相似经营环境的市场时的优势（即所谓的“本地化嵌入”能力）。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资源与能力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但是由于存在着“外来者”的不利条件与“多国化经营成本”等种种障碍，它们难以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有效利用，却经常被新兴经济体本国企业优先获取，并进而转化为重要的跨国经营优势。可见，当企业能够获得国际上稀缺但是国内充裕的特定资源时，它们就能够利用这种资源成本上的差异抵消与外国企业竞争时的劣势。

2.制度环境

制度基础论认为，一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由许多制度性力量推动（或者限制）的结果，这些制度性力量包括促进（或者阻碍）企业现有资源与能力提升的各种因素。大量实证研究显示，母国制度因素在新兴MNEs国际化扩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母国强势政府各种激励政策与优惠措施可能会推动企业加快实施海外扩张，这些支持性行政手段包括政治外交方面的支持、外汇与汇率政策支持、融资支持、财政税收支持、法律政策支持等等。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政府（如印度、中国和巴西）当前都在鼓励本国企业走向全球。如新加坡政府为本国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补贴、贷款、税收激励以及股权融资等各种优惠措施；泰国投资者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获得政府长期信贷的支持；而马来西亚对本国企业的出口以及海外投资提供出口信贷保险服务与境外项目融资服务，等等。[⑧] 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大多缺乏专业化服务机构、监管制度和合同执行机制，存在着所谓的“制度缺陷”（institutional voids），如国内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商业法的执行力度不足、不透明的司法与诉讼体系、欠发达的要素市场、缺乏效率的市场中介机构以及政治风险（如政策的反复无常、难以预料的管制变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公共服务和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法律法规中的歧视性条款等）等等，所有这些“制度缺陷”都增加了企业在国内的经营成本与风险，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走出去”，通过投资于海外市场规避在母国经营的交易成本。[⑨] 同时，受到国内落后的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的制约，一些新兴MNEs很难在短时间内立足母国培育和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这就促使企业必须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创造竞争优势的必要手段。可见，通过绕过“制度缺陷”并且在一个制度上更加高效、透明和具有激励机制的竞争环境中从事经营，企业就能够集中精力构建自身的知识基础并且开发和提升其竞争优势。这种形式的国际化更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规避母国制度和市场限制而退出本国市场的退出战略所驱动的，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进入外国市场的进入战略。某种程度上，企业国际化是一种为了从不同制度差异中获益的“套利”行为，包括制度缺陷。对外投资可能是企业的需求与其所在母国制度或竞争环境明显不匹配时所作出的一种逃避反应。新兴市场企业走向全球市场，是为了规避母国不利的制度环境并且试图减少与这种制度上的障碍和不确定性相关的交易成本。[⑩]

3.产业结构

当前，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中、低技术领域以及相对成熟的标准化产业中，如白色家电、汽车、化工、钢铁、水泥、能源开采等行业。这些产业中应用的生产工艺、技术既非简单到任何一家发展中国家企业都能够轻易掌握，也非复杂到仅为少数西方跨国企业所垄断或独占。正是基于母国资源禀赋、制度安排上的独特优势，新兴经济体在内向国际化进程中培育了这些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而随着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竞争加剧、利润空间缩小，新兴市场企业不得不通过海外投资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市场增长空间，这成为新兴市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一种内在推动力。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市场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电信、生物制药、软件）而言，为确保在国内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赶超国外日新月异的先进技术，这类产业成立之初就具有极强的国际化扩张动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研设施、研发能力对于寻求互补性资产与能力的跨国公司而言无疑是一种外在拉动力。由于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在拥有高技术机会的行业往往要比只有低技术机会的行业更加显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技术创新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时，为了在高技术产业中获得成功，国际化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必然。[11] 因此，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更有可能从成立之初就采取全球化导向，以获得“先行一步”的竞争优势。

4.地理集聚

波特（Porter）曾经指出，在集群中获得的优势可以成为企业成功实施国际化的基础。企业在集聚过程中，可以共享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供给、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基础设施，并获得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这种空间外部性能够在产业层面形成规模报酬递增，尽管在企业层面可能仍然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但是随着整体规模的扩张，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都将随之下降，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竞争力。[12] 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利用国际化经验的能力与快速实施国际化的能力密切相关。在一些开放的产业集群中，大量外国跨国公司的进驻带来了丰富的国际化知识与经验。另一方面，网络理论认为所有企业都根植于由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竞争对手所组成的网络之中。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的网络连接为本地厂商获取进入特定市场的知识与信息提供了便利渠道，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本与不确定性。尤其是作为一个全球网络结点的产业集群，不仅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存在着高密度的内部联系，而且通过网络这些集群与其他全球网络结点或集群也存在着高密度的外部连接，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外部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流入。集群的网络优势既促进了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也推动了当地企业借助于全球网络连接快速实施国际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兴市场企业的初始竞争能力来源于其母国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独特的区位限制性资源。一方面，在存在国家特定优势资源的区位中，新兴市场企业可以率先建立起基于资源或基于规模与效率优势的竞争能力，如果一些企业能够将这些在特定区位中成功的经验与知识内部化并且转化为可以流动的非区位限制性资产的话，那么这种母国特定优势就有可能演变为新兴市场企业的特定优势。另一方面，在存在国家特定劣势的区位中，新兴市场企业则有可能在外部优势资源的“拉力”作用下开展非传统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国际化成为提高企业自身资源储备、经验积累的一种发展战略。当新兴市场企业所在母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贸易与非贸易关联时，新兴市场企业可以借助于这种经济“纽带”优先在一些东道国实施资产利用型或资产扩张型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或者巩固、增强所有权优势，在市场竞争地位以及技术发展水平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因此，我们认为，新兴市场企业能否顺利地将其母国特定优势转化为企业特定能力，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必不可少的关联作用。

1.内向—外向国际化关联为新兴市场MNEs积累了大量的海外市场知识和国际化经验，是它们实施“加速的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跳板

所谓内向国际化，是指在开放条件下一国政府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稀缺要素，推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过程。而外向国际化则是指一国政府通过各种鼓励措施促进本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最终实现企业的全面国际化。邓宁曾经指出，当新兴市场企业在发达市场中寻求新的资源和知识时，企业特定优势至关重要，而国际化经验就是一种企业特定能力，它可以使企业确保在海外投资时获得成功。内向——外向国际化关联则加快了企业获取、吸收国外市场知识、积累国际化经验的速度。[13] 大多数新兴市场MNEs国际化进程都起步于母国内向国际化阶段，这一时期，借助于经济自由化、外资大量流入的有利时机，新兴市场MNEs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以OEM、合资经营等方式嵌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之中，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与互动作用机制）、技术外溢等渠道，不断积累技术知识、组织技能与人力资本，奠定初始竞争优势。而另一方面，随着内向国际化的推进，当新兴市场MNEs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经验学习、能力提升之后，又可以通过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形式，获取根植于发达国家MNEs内部不易转移的研发能力、设计诀窍等隐性知识，更加紧密地融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之中，这些收益反过来又增强了新兴MNEs自身的竞争能力，可以消除“外来者的不利条件”，尤其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在国际生产折衷范式中，新兴市场MNEs通过以往的国际化实践而开发出的特定知识与经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特定优势。通过内向国际化，东道国本地企业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产和经营资产，提升了技术和过程管理技能，并且发展出独特的经营能力和学习经验。可见，新兴市场经济体MNEs从母国内向国际化中获取了巨大的收益，这就使得新兴市场企业在随后的发展中能够以非常规的方式迅速成长，从事外向国际化经营。

2.母国—东道国经济关联为新兴市场MNEs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化环境，有利于它们克服海外投资时因“外来者”的不利条件而产生的政治风险与经营障碍

所谓的母国—东道国经济关联主要是指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贸易和非贸易联系。其中，贸易关联是指双方商品与服务进出口贸易的相互依存程度，这有助于双方建立初步的经济联系；而非贸易关联则是指各国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内的协调与合作关系，如双边或多边的国际经济协定等。这种贸易与非贸易关联是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邓宁曾经指出，全球化正在为所有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展现一个全新的机会，而跨境关联则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14] 可见，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网络和关联对于跨国公司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运用网络和关联战略，新兴市场MNEs可以逐步融入发达国家MNEs全球价值链之中，而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经济关联的国家也可以为其本土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母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经济纽带可以大大缩小双方之间的文化、制度、经济乃至地理距离，减少各种人为的干扰与限制，消除政治风险与不确定性，提高交易效率，尤其是当这种特定的经济关联影响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动机与国际化战略时，它们又能够转化为企业特定优势，以确保新兴市场MNEs成功实施国际化经营。当前，伴随着国际资本双向流动趋势的不断加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更加重视国际投资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重要作用，它们之间已经达成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如双边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形式的国际投资协定，以促进和保护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另一方面，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区域一体化协定取消了区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尤其是伴随着劳动力、管理经验流动性的不断加强，区域一体化还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制度协调，缩小现实中的文化距离。同时，区域一体化改善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增强了区域之间运输体系的衔接性，从而减少了地理距离的影响。所有这些经济关联既增加了成员国企业之间的双向贸易，也促进了区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

3.新兴市场MNEs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国家特定优势互动关联增强了跨国企业的后续竞争优势，成为影响其国际化进程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有研究发现，新兴市场MNEs大多属于母国区域型跨国企业，其经营范围主要局限于母国区域市场或者相邻近的地区。[15] 这表明新兴MNEs的竞争优势更大程度上体现为区位限制性企业特定优势，这一优势更易于满足母国区域市场的条件与需要。在对外扩张过程中这一优势需要与不同东道国国家特定优势相互融合，以适应东道国经营环境的要求。当MNEs的区位限制性优势和东道国的国家特定优势相互之间形成互补与协同效应时，东道国的国家特定优势有助于MNEs建立起新的非区位限制性优势或者增强现有的优势，从而提高MNEs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渗透能力。因此，MNEs对外扩张时经常伴随着较高的、区位特定的适应性投资活动，这一调整性的投资能够将MNEs拥有的知识资产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有机地联系起来，促使MNEs更深地嵌入到东道国独特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网络之中，以尽快适应当地市场氛围与发展环境，并因此而扩大MNEs对外扩张的地理空间。企业特定优势与多重国籍优势二者本身都有助于消除“外来者”不利因素。可以有效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往往是那些新兴市场MNEs,能够将特殊的企业特定优势与独特的国家区位优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以克服“外来者不利条件”与“后来者”劣势。[16] 因此，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世界经济中，企业特定优势和东道国国家区位优势之间存在着日益复杂的相互关联性，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国家区位优势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程度决定了新兴市场MNEs国际化进程的广度与深度。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