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全局发展的评估之上，但国际形势和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中东因素”一度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也是中国对战略机遇期预判的主要依据之一。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内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战略机遇的内涵与条件也相应改变。过去10年我们抓住的是外部环境客观上对我发展有利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现在更多的是要利用我们自身实力的提升来主动塑造国际环境，营造和维护有利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中东外交也需要从这个视角来拓展新的思路。

      自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①]概念以来的头十年，中国成功抓住并充分利用了外部环境客观上对我发展有利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快速崛起。但此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一度被认为是消耗了美国大量战略资源的中东地区发生剧变，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趋于严峻，“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②]一时间，国内学界对是否依然存在有利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③]本文重点分析“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的“中东因素”，[④]认为当前尤其需要从“内涵和条件变化”的视角看待“中东因素”对维护和延长我“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并据此拓展中国中东外交的新思路。

      “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中的中东因素

      中国对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无论是最初概念的提出，还是此后历次党代会的重申和强调，都是在建立在“综观国际国内大势”基础上的,但国际大势无疑是更为重要的考量。从“战略机遇期”概念提出时的国际背景看，“9.11”事件对世界局势的根本性改变，显然是中央得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⑤]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

      “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最为复杂、深刻的一年。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保持高度的战略压力，主要表现在战略猜疑、战略防范和战略遏制。当时，“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与和平演变图谋形成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从而消耗了中国大量宝贵的战略资源”。[⑥] 2001年初布什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更趋强硬，在制定新的全球军事战略时，还“试图把军事关注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矛头直指中国”。[⑦] 总之，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
      “9.11” 事件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美国认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不再是防范潜在的战略对手，而是消除全球各地的恐怖主义利用非传统的手段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威胁。美国因此大幅度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牵动了新世纪初国际关系的变化。[⑧]其时，国内的共识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短时期内不会结束，而且还存在着扩大化和长期化的可能”，[⑨]大国关系将进入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⑩]党的十六大正是在这一判断基础上，正式地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的论断。
      “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演变至少从两个方面改善了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其一，美国减缓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改善的势头。 “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合作反恐的需要，开始加强对华交流和沟通。2011年10月布什总统在国内局势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依然来上海参加APEC会议并与江泽民主席会晤，2002年2月他再度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并于10月在美国接待了江泽民主席的访问。中美领导人在一年内三次会晤，增进了互相了解。美国改变了最初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重新确认两国关系是“建设性合作关系”，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中美的广泛合作，也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面。[11]中国也及时抓住有利机遇，调整同美国关系，努力维护和延长“9.11”事件以后形成的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使之从临时应变的权宜之计发展成为机制性和经常性的状态。
其二，美国错误地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深陷其中多年，单边主义严重受挫，整体实力下降，国际事务主导能力减弱。反恐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积攒下的力量，也牵制了美国扩张霸权的国际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在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中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机制和多边外交，获得日益增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美国近期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实际上早在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就开始宣扬“战略东移”，称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充实关岛前沿进攻基地，强调太平洋地区将成为美军未来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12]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反恐战争的泥潭，才迫使其将“东移战略”推迟了整整十年。
      综上，“9.11”事件后，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全球反恐，而反恐的重心在中东。但受其称霸思想影响，美国逐渐将反恐当作一种实现自己地缘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工具，将推行“民主化”和美式价值观作为“反恐战争”的重要原则，不仅导致反恐战争走入歧途，也使自身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并且，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让伊朗得以摆脱了两个宿敌的困扰，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周边环境。伊朗乘势发展包括核计划在内的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伊朗核问题也由此成为牵制美国安全战略的又一重要因素。
      显然，在21世纪头十年国际大势的演变中，“中东因素”始终是重要的变量，而国内对于“中东因素”使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总体对我发展有利也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许多人更是将“重要战略机遇期”与美国陷入中东困境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中东外交和政策的思考，“不让美国解套” 一度成为讨论中东政策时的主流话语。也是基于这样的联系，当2010年底中东发生持续动荡时，不少人便认定美国将被再次卷入中东剧变的漩涡，认为这将再次对美国的“战略东移”形成制约，从而可以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13] 但也有人认为，随着奥萨马·本拉登被打死以及美国逐步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美国将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来重点对付中国，“中国开始感觉全面‘被遏制’，连续了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悄然结束了。[1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再想“守株待兔地”希望“战略机遇期”怕是只能做梦了，“中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和其他力量，坚决挡住美国对叙利亚迫在眉睫的战争，支持伊朗的正当立场，以使美国的一只脚死死地陷在中东”。[15]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截然不同，但实际上都没走出“中东因素决定论”的窠臼。将中东变局是否能够拖住美国战略东移作为判断中国是否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主要指标,并据此考虑应对之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东视角下的“内涵和条件变化”

      近年来，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趋于严峻。除了“中东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外，中国崛起本身引发了国内外一系列以前被掩盖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正面临着历史上崛起大国从未碰到过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最显著的变化是，国际形势不再是单纯的外部环境，中国自身的因素已经融入其中，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变量之一。[16] 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是基于形势的变化指出,中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要准确地判断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有了变化的。
      与过去十年相比，中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笔者综合官方和学界的解读，认为大致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是国内因素明显上升，更强调自身实力的变化。前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十八大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到讨论到参与决策的重大转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7]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蔡润在回答网友关于如何理解“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时也指出，首先是我们自身综合实力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但随着我们自身实力的增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运筹对外关系的资源和手段更加丰富”。[18] 事实上，早在2010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解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时，就已经强调了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条本身就是构成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19]
      其二是，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在强调主流和大势依然对我发展有利的同时，更突出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杨洁篪在谈到十八大报告的重大外交理论创新时表示：“现在的形势是纷繁复杂的，但我们还是要看主流、全局和大势，紧紧地抓住机遇，沉着地应对挑战，把我们的事业搞得更好”。[20]蔡润司长在回答网友提问时也很客观地指出，从大的国际环境看，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与此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些国家热衷于推行“新干涉主义”，增加了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从我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看，我们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加强，利益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各国对我国的借重合作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较为突出，一些周边国家同我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有所升温，我国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竞争。“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老话，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总的看机遇依然大于挑战”。[21]一些学者虽然也认为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在继续，但是特别指出中国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中国已经进入了战略挑战期。并且，“内外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和联动，将使中国长期处于战略敏感期、紧张期和摩擦期”。[22]
      从中东视角看，笔者以为，“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曾经作为牵制美国战略东移，客观上创造了有利中国发展国际环境的“中东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对美国的牵制作用已明显下降。尽管中东剧变导致地区形势出现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叙利亚危机仍在不断升温，但美国并没有被“再次卷入中东剧变的漩涡”，其战略东移的步伐也未放缓。相反，美国通过调动欧洲和地区盟友、分头借力，分摊责任等手法，既保持对中东事务的主导，又避免被动卷入，还得以抽出大部分力量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但是另一面，中国自身的条件在改善，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机会和能力大大增强。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热情和实践能力在不断提高，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以至于中国的任何外交举动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对中国因素的重视同样也反映中东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上。这些年来，中东国家对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认知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使得它们对加强与中国合作及希望 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和期待有了比以往更为实际的意义。尤其是许多国家在经历大变局之后，国家政治和经济亟待治理和重建，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获得中国的经援成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需要，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中国也因此在中东获得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影响力。当然，现在要说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作用已经不可或缺或许还早，但逻辑关系已经非常清晰：中东国家对中国因素愈重视，对中国在中东的作用就愈认可，中国的政策主张也愈会被认真解读和利用，中国发挥作用也就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
      同时还应看到，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重点转向亚太的同时，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更多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都在减弱。“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经济交往，所获得的战略周旋、迂回空间远比之前宽阔”。[23]此外，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后，已无意在中东加大投入，不愿单独面对中东地区棘手问题，对我参与中东事务的心态趋于务实，未来可能在防止地区国家失序、热点失控等问题上与我寻求共识和合作。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中东将成为大国关注和博弈的重点区域，这也将为中国创造性介入提供历史机遇。[24]
      综上，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中东层面看，“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力的变化。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是充分利用了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和平环境，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开始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25]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孟详青教授认为，“战略机遇期的时间窗口已经关闭”的观点，是基于国际上的两件大事所做出的判断：一是欧美债务危机，一是西亚北非剧变。但是“对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及抓住并利用好机遇期的关键在于自身，而非完全由客观条件所决定”。[26]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2013年充满自信的外交开局，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中国开始主动谋势布局的一面。笔者以为，未来我们会更加立足自身，以“更中国”的视野观察世界风云的变化、制定我们的外交战略及塑造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同样，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将更多地利用自身的优势，更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拓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塑造有利环境，从变化了的“中东因素”中找到新的战略机遇。


新形势下的中东外交及与中东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中东因素”对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原有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它依然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变量，同时又深受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前的中东变局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却不能游离于全球发展进程之外。事实上，中东的发展始终存在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验对接的问题。在中东旧体制被打破，地区国家不得不面对许多新选择的情况下，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东变局的未来走向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重要。由于自身准备不足以及受到外部势力的错误引导和干预，中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运动一度已经偏离了其应有的轨道，如今它需要更多地吸取来自世界的“正能量”来帮助其实现平稳转型。从这个层面看，中国的发展对于中东国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而中东对中国的发展也有了新的意义。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球，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必将走向世界。未来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自身所承载的国际责任和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都在增加。作为全球重要的地缘板块之一，中东依然是我们运筹大国关系和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舞台。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深刻认识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可塑性，理解大多数地区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对自身价值的内在追求，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与中东的传统关系，主动塑造与中东国家新型关系。习近平主席2013年1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27]笔者认为，这段讲话对于新形势下的中东外交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中东问题很多，但发展是首要问题。当前中国尤其需要研究中东国家转型发展的特点、趋势，了解中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需求及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同时也需要通过更为积极的外交、更加广泛的交流和更深入的合作，增进中东国家对当今中国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引导变化了的“中东因素”出现有利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同时让中国的发展成为中东国家寻求和利用的战略机遇期。

      新形势下中国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需超越传统思维方式，走出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应该正确看待中东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当前，中东地区已逐渐进入一个持续的转型期，将要经历一个各种政治力量及社会思潮反复较量、碰撞、冲突到磨合的“再平衡”过程。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各种挑战和风险，一些国家或能相对平稳地应对，也有一些国家有可能表现为持续的动荡，但总体上，地区局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处于一种不平静的状态。国内有不少人至今对中东局势的发展持负面看法，认为对中国中东外交及中国与中东国家传统关系是挑战大于机遇，更有人担心中东变局的溢出效应影响我国的安全，有学者据此提出“维稳防变”的应对之策。笔者以为，当前中东转型正处十字路口，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冲突说到底都是在寻找国家前进方向，探求发展模式，一些国家的乱象更多将启发人们对该地区如实现何长治久安的冷静反思，而稳定和发展终究将成为中东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主旋律。中国与中东国家未来的关系将伴随着中东转型而发展，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应在此基础上着眼长远制定战略目标及设计相应的政策，变“被动应对”为“顺势而为”进而“谋事而动”，积极回应中东转型国家的需求，在建设性参与中东转型中寻找机遇。
      其次，应以平常心看待中国与某些阿拉伯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和意见分歧。毋庸置疑，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不一致。这原本很正常的事，关系再好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保持高度一致，更何况阿拉伯世界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不统一。中国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立场选择并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也证明了中国坚持“政治解决”的主张是正确的，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确实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一度对中国的叙利亚政策不满，并且引发了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讨论。有些学者过于夸大和忧虑此事可能对中阿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学者甚至因此对中国的这一政策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批评的对错，就双方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而言，在如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已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维持友好关系并不意味着对分歧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意味着容不得批评，只能迁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双方在正视问题存在的前提下，努力建立起不让分歧影响良好关系大局的共识。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复杂的中东局势，虽不可能全面介入，但在重要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声音。只要我们的政策真正符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及中国和大多数地区国家根本利益，就应该坚持原则，不必太顾忌一些国家对一时一事的看法，更不必刻意去迁就。有些误解可以通过深入沟通取得理解，有些问题则是需要时间和事实来证明正确，中国完全应该有这个自信。
      第三，不应再从完全对立的视角看中国与中东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近期，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升温，埃及又爆发新的冲突。一些人暗自希望美国被陷入其中，认为美国继续被中东纠缠将有利于缓和目前中国周边的紧张形势。但是，第一我们左右不了中东的局势，也没有什么办法将美国拴在中东，如果它决意要离开的话。第二，这种“让美国陷在中东” 的传统思路与中国外交新理念不合拍。中国已经提出要与美国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意味着中美未来在中东问题上也可能要进行的合作。虽然在当期中美在中东一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尚难进行全面合作，但双方在包括中东问题在内的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如果我们不能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就不会对此进行创新思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关于中国是否要实施“西进战略”的讨论中。“西进”的思考原本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合作和竞争本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笔者以为，“西进”应不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冲突为底线，但不应也不必跟着美国的战略节奏跳舞。然而“西进”话题一出便被与美国“东移”挂钩。这样一来加深美国对中国意图的疑虑、戒心和防范，二来也把我们自己“西进”的意义狭隘化了。


      结 语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正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的整整10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全面提升，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随之而来的是周边环境日趋复杂，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增多，曾经作为我判断战略机遇期主要依据的“中东因素”也正在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为此，中国必须调整思路，立足自身，放眼全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驾驭成功”。[28]中国的中东外交也要根据变化了的“中东因素”调整政策重点，在全球眼光都盯住中东乱象的时候，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中东的转型，并以与中东国家分享转型经验与成果，帮助中东度过转型难关作为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点和亮点，并从中找到有利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