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共生的漫长进程。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崛起取得跳跃性进展的时期是本世纪初期头十年。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以各种具体方式展现了中国的潜力和前景，成为中共十八大提出在下一个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这印证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观点，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本世纪的头二十年可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国际风云变幻的时期，也是国内经济发展走向全面跃升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国力的增强，对外战略的使命越来越突出，不仅体现在中国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渴求，也体现在中国需要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作出贡献。这个时期的核心主题，就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相关建树而言，是中国决策层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政府据此而采取的对外方略，其国际背景则是世界格局在“9·11”后已然产生的巨变。

一、“9·11”事件与美国的由盛转滞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际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格局造成的重大影响日益发酵的时期。此前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将权力转移至共和党时交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国力的相对出色的答卷：美国政府不但消除了财政赤字，还有相当的盈余，是美国经济强有力的重要信号；美国的军力则达到空前强大，以致部分美国政客声称美国能够同时在世界任何地方打两场战争。[①] 美国的国力达到鼎盛，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预言的美国衰落似乎成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同时也使美国领导人对世界事务做出了轻率的判断，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战争是其中最明显的政策举措，美国要用事实证明它确实能同时打两场战争。但美国的这一努力恰恰可能验证了肯尼迪的一个观点：过度使用武力和过度扩张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小布什接任时美国所拥有的良好财政状况，至他卸任时已不复存在，政府背上10万亿美元的债务，更糟糕的是奥巴马在第一届任期结束时将债务继续推高至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成为2012年总统竞选的主要话题。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已经放弃当初这种战略目标，防长帕内塔在2012年初即推出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目标修改为“打赢一场主要战争的同时，有能力应对和‘毁掉’第二个敌手的任何侵略意图。”[②] 导致这一调整的主要动因之一是美国政府要降低减少国防预算，以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这是美国在“9·11”事件以后一度咄咄逼人的新保守主义者难以想到的情况。这是否标志着，在短短的十年左右时间内，美国国力长盛不衰的神话就开始破灭了呢？

美国国力由盛转滞现象在奥巴马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日益显露，但其根源却在小布什任期内，“9·11”恐怖袭击事件则是这一进程的催化剂。国际恐怖势力用非对称手段对美国本土发动惊人袭击，在国际社会造成震撼，大部分分析都认为这场袭击将从此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布什及其他西方领导人均认为，世界将因此而改变。十年后回顾，令人意想不到的改变恐怕正是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的唯一超级大国将因此走上国力下降、整个西方世界将落入衰退的深渊而难以自拔的道路；而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获得大幅度提升。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震荡后再次进入了新的变革期。发达国家的“降”和新兴大国的“升”构成了新世纪初期国际体系中最显著的政治现象，特别是美国的超强地位似乎在此期间发生了转折，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爆发高强度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的超大型金融机构发生大规模崩塌，以及随后跟进的经济深度衰退，历经数年未能解脱。至2012年总统大选前后，美国的财政危机以“财政悬崖”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失业率居高不下，为降低日益严重的赤字，奥巴马竞选时提出将着力削减国防预算，这和“9·11”后美国大打出手的场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是出于无奈，美国政府削减国防预算的任何主张都不会被接受，这说明美国的各方面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新世纪初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面临空前的挑战，而新兴大国大都能乘势而上，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

小布什连续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并深陷战争泥潭被认为是最重要原因，但以美国的强大国力，对这两个伊斯兰小国发动的有限战争，虽然确实给美国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却远远不足以对美国的实力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美国的相对衰落应该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发展趋势是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以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为主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曾经给西方跨国公司带来空前的利益，因此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一致支持。但这种流动也不可逆转地将制造业以及一切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更高利润的产业转移出去。这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现象，包括美国丧失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地位和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国内产业疲弱导致财政和贸易赤字均居高不下，进而使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欧洲国家的情况甚至比美国更糟，主要工业国都有沉重债务，经济发展后劲乏力，难以看到复苏的迹象。“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不加或少加管制的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似乎正在蔓延成一种难以治愈的病毒。这种现象对国际体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带来了诸多疑问，更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如何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十年

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在新世纪初期据主导地位的对外战略，其产生和发展与新世纪初期国际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是中国对“9·11”事件以后国际体系新形势所做的有力及时的反应，其背景则是中国国力的加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突破1万亿美元。[③] 至党的十六大于2002年召开之际，中国的人均GDP亦已超过1000美元，不但完成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定下的国内生产总值到上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而且突破了低收入国家国民收入的瓶颈。按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规律，中国经济随后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而这与美国在“9·11”以后发动两场大规模反恐战争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很多分析都已经指出，在此阶段，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得出的战略性结论是“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④]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国力提升导致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上在此阶段所形成的“中国崛起”论也在学界和媒体引起日益激烈的讨论。从学理的层面上对中国崛起进行讨论当然没什么问题，但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除了学理层面的分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重要的政策导向意义，因为中国崛起的讨论背景是大国崛起的普遍意义，这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理论界却有着非常突出的冲撞意义，因为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冲突都是与大国崛起紧密联系的。将中国崛起与当年的德国或日本类比因而成为所谓的热门，这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论。

中国学者郑必坚率先提出的中国“和平崛起”论，并在美国重要学刊上发表同名文章，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先声。[⑤] 该理论也在中国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包括对该理论的用词是否得当，如将中国的发展阐述为“崛起”是否合适。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领导人随后发表的演讲和相关的政策主张中，和平发展成为官方的正式用语，说明学者主张的“崛起”并未被官方采用，但这丝毫没有降低该理论提出的重要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学界和媒体，使用“中国崛起”的概念仍然是非常普遍的，说明这个概念在学术上和国际舆论中仍然是一个被认同的说法，具有较明确的界定和指向。至于学界使用此概念来解读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高速发展，与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和平发展概念，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在此期间的高速发展作“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的解释，其针对的目标都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威胁”论。后者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至新世纪初期，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成为严重影响缔造和平国际环境的一种消极舆论，是中国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十六大以后新一届领导层提出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观点。这个观点当年曾经引导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使中国的对外战略从革命输出型成功调整为和平参与型，为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新世纪初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变化的间接映射，相对于冷战结束后一度盛行的“中国崩溃论”，将中国的迅速发展视为“威胁”或也可视为在消极意义上确认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即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因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而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从而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解读和预判这种地位与影响，这与“崩溃”的看法无疑大相径庭。而中国领导层并没有陶醉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而是将国家的发展置于一个新的环境变量中予以审视，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其核心议题无疑是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究竟采取挑战还是融入姿态，中国选择加入世贸组织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在经过十五年的艰难谈判和国内就此问题的大量辩论后，中国政府决定迈出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决定性一步，这是中国在新世纪初期的战略性步骤，也是和平发展战略在政策上的具体化表现。而中国选择经济贸易作为融入世界体系的突破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示出中国不挑战现行体系的姿态虽然是政治性的，但主要的理由更可能是经济性的：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其追求的根本利益与现行体系有着趋同性，因此挑战乃至破坏现行体系的稳定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这是从理论上对“中国威胁论”的合理回答。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国所做的这个战略性决策对中国在新世纪初期所取得的高速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超过翻两番的惊人成绩，[⑥] 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并且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中，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中国对外战略总体目标。可以说，和平发展战略确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初期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互动的手段和路径，与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确定的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包括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以及江泽民时期提出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⑦] 这些战略方针为中国在急剧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行动构筑了主体框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全球性意义的组成部分。

三、和谐世界理念

从党的十六大（2002）到十七大（2007），是中国国力取得历史上最快速增长的时期。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的，“当世界上普遍认为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如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际，中国到2010年继续以每年平均10.4%的增速前进。而在未来二十年，中国很可能保持8%的增速，这样到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⑧] 这是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背景。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所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中国“主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⑨] 此前，胡锦涛在200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已经全面阐述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此后又于2011年4月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与世界各国一起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

和谐世界思想在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深化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指向与内涵，有论者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缩小南北差距实现科学发展和共同发展，三是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四是推进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⑩] 这四个方面又可归纳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领域，或可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新时期中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方向。尽管并不能由此认为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但在优先顺序的考量上，这四个领域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这四个方面也包括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现象深表关注的诸多问题。例如，在和谐世界理念中，中国的国防能力建设显然可归入安全领域，即针对国际上对此的关注，和谐世界理念试图以新安全观来做回应。又如，反对霸权主义概念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中国自身强大后决不寻求霸权的表述，两者在和谐世界理念中是相辅相成的。而在国际政治意义上，这种表述是否意味着挑战美国的霸权呢？应当说这一解读在中国学界非常少见，尽管中国与美国在新世纪如何相处确实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十七大以后，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涉及外交方略的重要会议，如2009年7月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胡锦涛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外交上努力使中国“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11] 对和谐世界理念如何落实到外交政策中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目标。在这一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思想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具有的意义。针对新形势，特别是中国加快融入世界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之前已经确定的外交四大优先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领域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以及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和以人为本依法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等重要使命。其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互相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12]

这些对具体政策有着指导意义的思想丰富了和谐世界思想的内涵，也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走向日益强大的道路上将如何做的问题。那么，和谐世界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具有什么意义呢？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体现出该理念的战略和政策意义。

首先是为十七大后的国家对外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和平发展战略相比，和谐世界理念更关注中国崛起后要干什么的问题，即中国希望与世界和谐相处，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谋求霸权主义，追求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或诸如此类的强权政治目标，而这显然有着全球性的特征。

其次，和谐世界思想回答了中国在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与发达国家共商协作，与周边国家谋求共同繁荣，与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并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国际组织机构协调合作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表述了中国对世界的期望。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给中国造成的伤害，中国民众对世界的看法难免含有大量负面的观念，且较易被引向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是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课题。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和谐共存是东西方共有的理念，在当前大国间力量对比逐渐朝着较均衡的方向发展之际，相互间共同利益可能上升，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前景有所发展，中国期待与世界有更积极的互动。

最后，和谐世界理念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将成为中国下一个十年对外战略的指导方针。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西方一些机构将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13] 这虽然有“捧杀”之嫌，但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承认。在此背景下，几乎可以肯定，新世纪头十年就中国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挑战都仍将继续存在，甚至程度可能上升。胡锦涛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因此不是中国应对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中国未来发展指出的道路，尽管新一届领导层也必定会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新问题提出新的回答。

四、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努力

21世纪初期的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空前的，一方面因“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政治博弈游戏规则的巨大冲击，美国被迫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并连续发动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这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得到扩大，使战略机遇的实现概率大为提高，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方针在这个时期产生了突出的效应，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也再一次使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强大的中国将如何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自处及与他国相处？十六大以后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利用机遇和处理挑战这两方面都交出了出色的答案。

中国决定加入世贸组织并在2001年完成加入程序，为中国在经济上全面融入现行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促使中国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朝着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方向进行必要的调整，包括开放市场、吸引外国投资、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加快改革中国金融贸易等领域的管理体制等，使中国经济朝着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方向不断发展。这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如中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连续多年保持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国家的地位，至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尚排在第6位，短短10年间中国经济连续跨越数个台阶，成就了世界经济史上一个辉煌的事件，这足以证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决定是正确的。

与中国日益开放的经济一样，中国的外交姿态也同样是开放的。面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尽管对美国的诸多政策持有异议，中国仍在反恐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中美关系在这个阶段达到了后来美国领导人所称的“历史最好时期”。[14] 而在中国非常重视的周边地区，中国的相关政策更取得显著的进展，积极加入到东亚地区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中，推动“10 1”、“10 3”等形式的地区合作，与东盟各国发展出形式多样的合作，成为构筑东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发展，再加上美国忙于反恐，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得以大幅上升，这又导致了美国从2010年开始重新调整策略，提出了重点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因此美国要夺回主导权，该战略因而也被称为“重返亚太”战略。这一发展也间接反映了中国的地区政策在此阶段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非洲地区。中国全力推行巩固老朋友、发展新朋友的政策，中国于2000年创建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发布对《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自2004年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简称“中阿合作论坛”），迄今已与阿盟22个成员共同举行了五届部长级会议。中国还与海湾国家建立中国与海湾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显示了中国对主要石油生产国的高度重视。这些发展表明中国不但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而且更关注新形势下如何使用好这种传统联系，使其能够成为有利于双方共同发展的资源与基础。在这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在逐渐形成围绕发展问题寻求共识和互利互惠的进程，并由于中国在新世纪初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速度和成果，使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也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新的指向。这个趋势令西方感到不安，因为“华盛顿共识”一直是冷战后西方认为关于发展问题的不容挑战的指南，但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最近十多年的发展中，通过中国的经验，西方的这种自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研究中国在新世纪初期外交战略和成就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虽然目前甚至在中国学界对此还没有很多讨论。

最后，中国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新世纪初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进展是全面投入和开展多边外交，中国领导人频繁参加各种多边外交活动，既有地区层面的，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上合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也有全球性的磋商机制，如二十国集团（G20）峰会，“8 5”对话会机制，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等。正是在这些重要的多边场合，胡锦涛反复重申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的相关实践与政策。仔细阅读这些讲话文本，可明显感觉到中国领导人在如何看待世界及如何与外部世界互动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中国应据这一地位采取何种姿态与方向等问题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和谐世界理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新思路，突出了中国愿与世界和平共处的总方向。而这个思想如要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是和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当年中国限于国力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无法真正实践这些杰出的思想，今天的中国则已经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全力推进从这些思想而演进成型的目标的实现。

结 束 语

纵观新世纪初期中国对外战略的理念和实践，或可得出一些中国全球战略未来发展的参考思路。首先，中国能取得今天的地位，重要一条是中国出色地利用了当今国际体系中仍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范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资本、技术和管理的进程。这些乍一看似乎仅对发达国家有利，其实不然。中国在这个大潮中成功把握了机会，融入了这个并非中国主导更非中国掌控的世界体系，取得重大成果。因此，因现行体系并非中国所主创就取一棍子打死的“革命”态度并不可取。这将对中国强大后如何与现行体系继续相处提供重要的参考。

其次，随着中国逐渐强大，现行体系有利于中国的地方可能逐渐减少，不利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体系不是中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而创建的，势必有诸多与中国利益相冲突之处。这就提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如何引领体系的发展与改革的问题，其重要性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将逐渐突出，需要未雨绸缪。从过去十余年中国对外战略发展来看，中国没有明确的全球战略是一个特征。反观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大都发布全球战略或类似战略，这表明向世界说明自身战略目标是重要的。尽管没有照搬的必要，但亦可供中国未来在战略设计时予以参考。

再者，其他大国推出的全球战略多以国家安全战略为主，这说明国家安全在思考全球战略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国如推出全球战略未必要冠以“国家安全战略”，但从和平发展战略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实践来看，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上升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世界相处的问题实际也就是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进而促进中国的发展的问题。这在和谐世界理念所包含的四个方面都有着相关的解释，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抑或安全，其所涉及的国家战略都与促进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目标紧密相关。因此，中国新世纪初期的对外战略实践为今后的战略设计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势将促进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更为广阔的思路。

最后，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行程过半甚至大半，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以新世纪初期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来衡量，应有充分的理由确信，中国将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这虽然是令国人振奋的前景，但也必须看到，真正的全球大国必然要承担大量的国际责任，并且有些责任也未必是国人愿意承担的。就此而言，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制定全球战略的迫切性也与日俱增。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将做什么和如何做，这一挑战是巨大的。中国在新世纪初期的成就是在应对一系列挑战中取得的，相信在接下来的关键时期，中国也一定将在应对更大挑战的进程中完成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目标。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