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中日之间有着复杂而敏感的历史纠葛、现实冲突和战略互疑等层层叠加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因此随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双边的发展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碰撞也不断加剧和扩散。这种矛盾摩擦在日本国内的最直观反映就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日趋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单凭自身硬实力难以发挥有效制衡中国的作用，而如果倚重价值观这类的软实力的话，一方面可以在价值观的旗帜下极大地凝聚意图制衡中国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依托价值观的掩护，又能成功地将制衡中国从日本一家的“私心”变成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公业”，且在此过程中还能有效地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可谓一举三得。于是乎，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越来越呈现出以价值观划线的特征，并倾向于三个发展趋势：首先，倾向于推行明显带有价值观差异化取向的对华政策；其次，倾向于将价值观因素从说的层次系统地落实到做的程度；最后，倾向于将价值观因素既作为针对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更视为对华定位的核心理念之一。

        可以说，上述三个发展趋势在安倍再度执政后愈加凸显，现阶段中国已被他形塑为一个价值观上与日美欧等国的“异质性”国家。基于这一定位，安倍将中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者和亚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最大威胁者，而日美同盟则是有效应对中国崛起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地，安倍认为日本应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积极构筑对华的“范式均势”，有效发挥制衡中国的“战略支点”作用。所谓“范式均势”，顾名思义就是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为此日本需大幅提升了军事力量和解禁集体自卫权，使自己变得强大。因为日本越强大，就越能提供更有效的“公共产品”，就越有力量制衡中国，就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繁荣。安倍的所做作为显然有违战后的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它的实现等同安倍念兹在兹的“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的完成。换言之，安倍内阁的对华战略与国内政治的重塑密不可分，而从价值观的视角渲染“中国威胁论”，已成了安倍实现政治理念的重要外部合理化工具。从这一角度而言，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的态势仍会持续一段时期，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也有进一步深化之虞。

        一、“范式均势”的原因：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现阶段，如何与崛起中的中国相处是日本面临的最重要外交问题之一。从安倍再度执政后的对华外交实践来看，他几乎处处针对中国，如在突破军事禁区过程中总是以“抹黑”中国的方式来增强正当性，在重修《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周边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时也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对华展开舆论攻势，不但到处渲染中国是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甚至将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恶化亦归罪于来自中国的“挑衅”。为此，安倍曾明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即与美澳印等国构筑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1]，在亚太地区构筑“范式均势”。

        概言之，安倍所作所为反映出的是以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基轴下的对抗中国崛起的一种“大国外交”姿态。[2]而这一切从思维逻辑上说与安倍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或曰由他向日本国内，向国际社会形塑一个怎样的中国崛起息息相关。

        （一）“范式均势”理念的学理支撑

        “范式均势”理念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和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这两种理论提供学理逻辑支撑，目的是构筑一个为了自由的势力均衡（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体系。[3]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界中现实主义流派以对权力的研究著称，而权力转移和势力均衡可谓是其中最为该流派所津津乐道的议题。如早在国际政治学初创之际，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便相当关注现状维持势力（status quo power）和现状变更势力（revisionist power）之间的关系。[4]究其根源，这与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战争与和平问题息息相关。那么权力转移和势力均衡又和战争与和平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国际关系学界曾有学者对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总结后指出，五百年中七次新兴国家对霸权的挑战中有六次以战争形式爆发，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最主要诱因之一”。[5]因为权力转移是一个从霸权稳定到不稳定再到重新稳定的转变过程。其间，衰退的霸权国家可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或者以贸易保护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此将诱发在世界体系中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和持续性的战略竞争。[6]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流派一直将势力均衡视为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虽然也承认其存在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和功能不足这三个主要弱点，但强调说势力均衡对多元国家体系具有保护作用，能成功阻止任何一国夺取世界霸权的企图。[7]概言之，在现实主义看来，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最主要诱因之一，而作为对策的势力均衡尽管不能杜绝战争，但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这种方式仍不失一剂有效降低战争风险，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良方”，因而对其推崇备至。

        与势力均衡强调不希望国际社会出现一个具有任意支配性的国家相仿，“范式均势”也注重“权力应该呈均衡分布”，且这里的权力主要指的也是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硬权力。[8]但“范式均势”理念侧重的是，认为尽管国际体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国际社会上存在着一个认可所谓“普世价值”，并反映各成员共同利益的规范性、集团性的共同体。[9]约瑟夫·奈指出这与其说是一种全球秩序，不如说是理念相近的国家集团更为贴切。[10]价值性、规范性和政治性、利益性这两组要素的组合是“范式均势”存在的基础，前者提供了理念的基础，后者则从利害的视角出发，提供了现实存在的必要性，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并共同发生作用才使得国际社会存在着有利于形成“普世价值”的可能。“范式均势”理念强调说这种“普世价值”的形成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因此若出现一个意欲挑战现状的新兴霸权国家，国际社会的同盟者们有义务和道德团结一处，共同防范新兴霸权国家去破坏国际社会的公益。

        可见，“范式均势”论证的前提有二：第一，假设所有的新兴霸权国家是“恶”的力量；第二，为使“范式均势”成局，需建立一个范式共同体，其前提认为不允许国际体系成为霸权国任意支配的格局是符合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利益的，为未雨绸缪计，相关成员均有推行平衡政策的义务。[11]概言之，“范式均势”理念强调国际社会各成员对价值观有同质性的认同。[12]

        实际上，追溯国际关系的发展史，可以说势力均衡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如影随形、相伴始终，且势力均衡从一开始就隐含了或浓或淡的“范式”意味。如在近代欧洲，各国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历史关联等诸多方面的同质性，彼此之间的外交活动、势力均衡及其他的相关制度共同支撑了当时各国基本认可的国际秩序。在此框架下，主要国家间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也就逐步得以成立。[13]但后起的新兴国家对于拥有共同规范的国家而言往往被归类为“异质性”国家，因而担忧其言行会扰乱既有的国际秩序。因此面对新兴国家，维持现状国家会从维持国际秩序的观点出发，共同对抗这种异质性的新兴国家。[14]这里强调的应对之策说到底就是势力均衡。而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上上之签，因为其进可以促使异质的新兴国家遵循既有的国际秩序，并进入既有的国际体系内，逐渐化异为同，退可以有效牵制异质的新兴国家任意妄为的扩张行动。

        在“范式均势”名义下结成的共同体似乎也可以说属于一种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但有学者区分认为，前者防范的对象是一个新兴霸权国，属于行为体范畴，目的是为维护国际社会的既定秩序，即独立与自由，而后者意在对抗一种国际社会公认的侵略行为，属于行为范畴，目的在于侧重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当然，若新兴霸权国做出国际社会公认的侵略举动，则能有效履行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的势必是在“范式均势”名义下结成的共同体。[15]

        （二）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毋庸讳言，鉴于中国是当下国际政治中最具潜力的崛起中大国，中国崛起也随之成为国际性热点话题。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要和平发展，不断重申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但对美欧日等约瑟夫·奈口中所谓的理念相近的国家集团[16]而言，中国属于“异质性”国家，那么中国是否会接受现行国际规范而成为一个乐于维持现状的国家吗？西方很多学者对此意见悲观。实际上早在1993年就有学者悲观地指出，亚洲将会成为大国对峙的战场。[17]米尔斯海默更是断言中国是不可能和平崛起的。[18]另有学者强调指出，中国的目标是“梦回汉唐”，在亚洲重建一个以自己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中华秩序（朝贡体系）。[19]美国也倾向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修正主义国家”。[20]

        相比之下，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作出的解读和预测更是超乎寻常的一致和悲观，如认为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和价值、理念不可能作出欧美化的改变，更可能接近于挑战冲突型的模式[21]，因此伴随着中国崛起，原本退居幕后的大国间安全保障问题将变得尖锐，以主权和军事力量为轴心的权力政治——“大国政治”将重新回归。[22]基于这一认知，日本强调中国崛起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源头。[23]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细谷雄一就强调说，现阶段亚太地区频现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日美两国实力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前后两者一降一升导致中国判断亚太地区缺乏对其进行制衡的力量，因此开始奉行冒险主义和扩张主义路线。[24]大矢根聪甚至说，即使中国说自己是一个接受国际规范的国家，但在涉及领土问题和亚洲局势问题方面，仍会被指责为是一个倾向改变现状的国家。[25]概言之，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要以修正主义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最终将现有的国际秩序彻底颠覆，中国正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向美国发起“势均力敌”的竞争，把国际秩序的中心从美国替换成中国，中美发生激烈冲突只是时间问题。[26]

        在官方层面，早在2005年2月19日的日美2 2会谈上首次公开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7]安倍首度拜相后虽然将外访地首选北京，但他在组阁前就曾鼓吹日美印澳四国在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方面拥有相同理念，应强化合作，共同针对中国崛起。[28]他上任后，更明确提出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其最显著标志就是时任外相的麻生太郎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29]，并明确将“价值观外交”的位置抬升至日本21世纪外交的新基轴地位。[30]2012年12月28日，再度拜相的安倍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又重提“包围中国”战略，指出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如美印澳等强化安保合作，才能遏制中国抬头，让中国回归国际秩序中来。[31]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谈话”中，他更是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因此日本应与美澳印等持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构筑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32]

        日本对中国崛起呈现如此一边倒的认知一方面与思维逻辑上受现实主义流派的权力转移理论支配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和政党形态总体保守化的倾向密不可分。

        实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是自民党的结党理念之一[33]，而日本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更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视作冤家对头。这不仅是战后冷战思维造成的，而且与战前日本右翼势力反共思想渊源直接相关。[34]进一步地，总体保守化对对外政策的宏观影响就会体现在对核心意识和立场带来的偏向上。这就使得日本外交不但首先会重视现实利益考量，也会倾向于推行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差异化取向的政策。如安倍核心外交团队成员、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就将《论语》中提及的“兵、食、信”比拟为安全、繁荣和价值观，并效仿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说法，强调说价值观对日本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35]2013年12月17出台的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更是对这一点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释，“维护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和平环境，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强化基于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亚太经济秩序，积极构建高度稳定、透明的国际环境；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36]以此为背景，尽管日本国内的保守力量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千差万别，但在对华问题却呈现出难得的一致性，日本学者添谷芳秀将之称为“反中原理主义”。[37]换言之，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为安倍内阁推行对华“价值观外交”铺陈了思想和理念基础。[38]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认知逻辑中，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取决于这一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价值和利益。反过来说，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之源就是基本的价值观严重不足，即一个“异质性”的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安和恐惧。而相比在冷战后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已大致确立的欧洲各国，亚太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差异甚大，可以说存在着多个“异质性”国家。[39]因此亚太地区并不具备像欧洲那样基于相同的价值观和深厚的信赖关系，各国做出合理的政策判断和外交妥协的条件，唯有以势力均衡的逻辑为基础，才能为本地区建构和平，让崛起中的“异质性”大国不至于轻举妄动。显然，这就需要在亚太地区构筑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组成的安全保障联盟，形成“范式均势”，其目的不但是要对中国起到震慑作用，还要在亚太地区切实树立一种规范。而安倍认为日本的重大职责就是要在此过程中积极引导各国，让它们朝遵守规范的方向发展。[40]

        二、“范式均势”的构筑：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应对

        日本学者汤川拓认为“范式均势”存在的基础是价值性、规范性要因和政治性、利益性要因，前者提供了观念的基础，后者则从利害的视角出发，提供了现实存在的必要性，正是这两者的存在并共同发生作用才使得国际社会存在着有利于形成“普世价值”的基本。从这一角度而言，“范式均势”可视为是一国对崛起中的“异质性”国家到底采取“追随”还是“制衡”的一个思想动因。显然，如果选择后者的话，则与“范式均势”相契合的是一国在国家层面的对外政策上会采取“政策均势”，而目的则是不希望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一个“异质性”国家随心所欲进而动摇现行国际秩序的状态，这一结果被称为“状态均势”。[41]作为对中国崛起的应对方略，安倍内阁以搭建军事制衡加外交制衡，内部制衡加外部制衡的联动方程，在军事上以强化日美两军在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与日本自身的修武强兵为双轮驱动，在外交上竭力构筑“一体两翼”式的对华“范式均势”局势。

        （一）安倍内阁应对中国崛起的内外双轮驱动

        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其强大的生命力可说与战后日本历史相伴始终。虽然在冷战结束后因为防范对象的消失，它一度进入所谓的“漂流”时期，但随着朝鲜和中国自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进入了其眼帘，成为新的防范对象后，联盟框架的不断强化成了一种基本趋势。实际上，也就从那时起日本开始强调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的新使命就是强调“普世价值”。[42]无独有偶，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也提出美日两国应在同盟框架下紧密合作才能对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管控。[43]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向来被视为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应对之策，其目的是要在亚太长期维持一个“基于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民主治理和政治自由等原则的地区秩序”。[44]其特征是联合美在亚太的盟友和准盟友，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并在经贸等领域推动新秩序的建章立制工作，以强化对华的制度约束。[45]美认为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希冀其发挥“次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积极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46]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认识到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其亚太及全球战略所不可或缺的。

        那么，日本的态度又如何呢？虽然说日美之间的联盟首先就是现实利益的驱动和需要，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同机理，无疑也被日本用作维系和强化同盟的重要精神纽带。如2006年的《新世纪的日美同盟》联合宣言，2012年的《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共同声明，这些日美政治文件都会重点强调共同价值观是两国同盟的基础。此外如2010年《日美安全条约》缔结50周年联合宣言和2011年日美“2 2”宣言，也都无一例外地高调宣称价值观之于同盟的重要性。[47]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不但认可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主义体制，且认为美领导下的“安全保障共同体”内部事实上已成为不会发生战争的“不战共同体”，而随着冷战的终结和民主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散，日美同盟也成为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最主要“公共产品”，因此应竭力维持这个共同体。[48]

        显而易见，日本的逻辑是自己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是既有秩序和价值观的拥护者，而中国恰恰相反。因此日本的答案显而易见，就是要制衡中国。尤其在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如此选择对日本的利益和价值更大，它意味着日本迎来了在国际上积极发挥影响力的时刻。相比欧洲大陆曾长期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现阶段这一中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与之对应的是，相比之前众多的国际聚焦中日本基本处于一个不太热心的旁观者位置，如今则要为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去竭尽全力。[49]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盟国，日本无论意愿与否都已经站在制衡中国的第一线上，且美军基地遍布日本全国。日本实在是避无可避。而反过来假设日本废除日美同盟，撤离美军基地，则状况只会更糟。因为这一方面势必造成日美关系的颠覆，其后果是日本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失去了美国的威慑力，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势将更加肆无忌惮，从而严重损害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更加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若强化日美同盟，反而能够借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主导性作用。其逻辑在于，日本预判中国的综合国力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超越日美两国的总和。换言之，日美中三国综合国力基本可设定为恒定的1 1＞1。因此当美国提出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日本就成为中美之外的“超级第三国”，其无论选择倒向美国还是支持中国，结果均会给亚太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其重要性可谓动见观瞻。[50]

        而从安倍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高调表达了要全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意愿[51]这一点来看，日本显然也希望与美国分担责任，以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发挥更大作用。[52]用安倍的话说是“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53]他的逻辑是一旦国际社会出现破坏和平的力量时，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日本的大国地位应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过程中彰显出来。[54]那么这个“锁”要锁住谁呢？显然，指的就是中国。

        为积极发挥制衡中国的“战略支点”作用，日本尤其需要在军事上加强自身力量，提高对华的军事制衡和内部制衡力道。在这一点上，安倍内阁的做法主要体现为加快推进修武强兵的步伐，以突破军事禁区、实现军事现代化和持续增加国防预算这两个方面。如他制定了决定未来十年日本外交和安保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所谓安保领域的“三支利箭”，并创立了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

        毋庸讳言，国家安全保障的目标就是“维持抑制力，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区内外伙伴间的合作与实际上的安全保障合作，加强在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上的国际秩序与解决纷争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因此NSC的三大支柱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强化日本的作用”。[55]而上述举措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进一步地，安倍还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以落实军需相关产业强化战略，积极推动武器出口和共同研发。最后就是在“不仅是发生针对日本的武力攻击的情况，而且包括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的武力攻击，日本的存在受到威胁，存在国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从根本上被颠覆这一明显危险的情况；在为了抵御武力攻击、捍卫日本存在和保卫国民方面没有其他适当手段的情况；最小限度地行使实力”等所谓“新三要件”的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56]，并强行在国会通过了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等新安保法制相关法案。

        自安倍再度执政以来，连续五年增加国防预算，2016财年的防卫费首次超过5万亿日元，达5.05万亿日元（经过三次补充预算后增至5.2358万亿日元），2017年财年再增加1.4%，达到5.1251万亿日元。日本为加强防御，制定了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A2AD）战略，以对华实现“海上和空中优势”。因此，新预算中很大部分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意在加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包括17架具有更高攻击性能的SH-60K直升机，1架E-2D预警机和4架V-22“鱼鹰”倾转旋翼运输机以及轮式装甲车，6架F-35A隐形战斗机，1艘“宙斯盾”舰以加强导弹防御，及“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相关配套设施等。日本还决定建造一个新的海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标准”-3型导弹系统。而为了在陆上自卫队相浦驻地新设负责夺回离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新预算准备购买11辆AAV-7两栖装甲车、1架KC-46A空中加油机及6架CH-47运输直升机等。按照计划，海上保安厅拥有的巡逻船数量将从2015财年的128艘增至2020财年的142艘。2016年4月，海上保安厅已经建立起“尖阁专队体制”，为此海上保安厅编制人数也将相应增加222人。[57]

        此外，新预算还突出了机动性，包括运输能力以及确保空中优势和制海权，意图使自卫队在发生危机时更容易从本土部署到西南诸岛。为此，防卫省准备在该地区部署更多部队和雷达，并组建一支类似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部队。具体而言，日计划在石垣岛部署500至600人的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部队，继2015年在与那国岛部署150人的沿岸监视部队后，防卫省还将于2018年前在宫古岛部署700至800人，在奄美大岛部署550人的警备及导弹部队。与此同时，防卫省还准备在石垣岛、宫古岛、奄美大岛上配备射程较远的地对空、地对舰导弹，希冀进一步提高针对试图靠近该地区的别国军机和舰艇的遏制力。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上述部队、导弹系统和雷达站将第一时间得到本土海上部门、潜艇、两栖战机、航空母舰以及总部设在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战力支援。[58]

        最后，为加强对华空中战力，日本还将斥资400亿美元采购百架F-3战斗机以作为现役F-2多用途战斗机的替代品。日本的计划是让F-3战斗机与2011年12月已决定的空中自卫队下一代战斗机——F-35A（现阶段日本将通过美国对外军售计划获得42架F-35A战斗机，其中4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生产厂制造，38架由位于名古屋的三菱重工总装和检验工厂制造。2016年11月29日，日本已接受了首架F-35A战斗机。）和正在进行升级的波音公司的F-15J战斗机并肩作战。[59]

        （二）“一体两翼”式的对华“范式均势”格局的构筑

        在外交层面，安倍内阁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战略基轴，全面迎合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需求。显然，日美同盟就是这一外交布局的主体，而两翼分别为增强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和借助国际场合积极制造抹黑中国的舆论。

        首先，安倍将自身对华的战略筹划积极地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嵌合，意图与美共同推动同盟关系朝着“更加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加强双方在安全战略、军力前沿部署和协同行动等方面的对接。以此为背景，日本现阶段的重心是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宗旨确立为扩大自卫队与美军的“无缝合作”，以提高同盟的实效性。日美在修订规定自卫队与美军分工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大幅扩大自卫队对美军的后方支援。这将使得自卫队能够向美军提供弹药，以及在美军战斗机起飞前一刻为其加油，从而消除了“限定于日本周边”这一地理限制。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目的是将日美军事合作扩展至全球范围，对抗军力增强的中国。为此，新的合作指针取消了自卫队后方支援美军的区域仅指日本周边且远离战场的“后方地区”这一限定，以实现自卫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合美军。此外，新的合作指针还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内容，相比此前只限于补水、加油、医治伤员等领域，新规定是如果不是战斗现场，自卫队可以为美军提供弹药，为准备起飞的美军战斗机等飞机加油。

        进一步地，日美还强化联络体制。双方已协商决定在日本防卫省地下中央指挥所内常驻美军干部，即在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此举意在加强两国从战争到灾害时的合作。而除了后方支援外，日美还考虑深化武力行使领域的合作，如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明确写入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新三要件，规定“对于针对他国的攻击如放任不管也会危及日本的情况，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概言之，新指针的最大特征在于从实际和地域上扩大自卫队的对美军支援，范围已扩大到全球。

        与此同时，安倍则在国内力推新安保法制相关法案，目的是从法律层面配合新指针的落实。其中《周边事态法》、《国际和平支援法》与之的关联度最为密切。前者是用于在日本周边有事时，支援美军的法案。经过安倍的修改，该法案中的“周边”表述被删除，名称也改为《重要影响事态法》。按照新法案，只要当政的政府认定“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便可以向中东等地派遣自卫队，且后方支援的对象也扩大至美军以外。后者牵涉的内容是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战争，只要当政的政府认为有益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就可以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对美军等进行后方支援。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指针中虽然将写入规定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情况的“新三要件”，但却不会使用“集体自卫权”这种表述。这是因为目前的集体自卫权“只被允许作为防卫我国不得已的自卫措施”。[60]

        概言之，新指针反映了日本政府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见解，如自卫队将被允许为进行警戒监视活动的美军舰艇提供“装备防卫”等。而在两国共同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全球合作”领域，新指针则写入了对平息国际纷争的多国部队等进行后方支援、在纷争结束后进行人道支援，以及保卫海上交通线安全等内容。据此，美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David B. Shear）于2015年11月13日表态支持日本参加南海巡航，安倍内阁回应未来有可能实施警戒监视活动，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司令官重冈康弘则称“随时待命”助美巡航南海。[61]进一步地，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又于2016年9月在美宣称日将与美在南海展开联合巡航演练。[62]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安倍上述的一系列举动都是在全力配合美“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的同时逐步实现自己筹划的各种目标。因此对于2016年11月8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安倍十分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继承奥巴马既定外交路线的希拉里能够当选。结果却是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选，这不但跌破日本产、官、学各界眼镜，东京日经指数甚至一度重挫1000多点，跌幅高达5.96%，汇价也一度上涨至1美元兑换101.19日元。

        特朗普因在选举过程中不断强调要退出TPP，并强调在安全领域将采取孤立主义，喊出日若不增加驻日美军的经费负担，美则准备撤军等主张。显然，如果特朗普选后一一按照选前的主张行事，势将严重冲击安倍追随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交路线，并会强烈干扰安倍在国内的相关施政。因此，安倍在得悉特朗普当选后打破常例不但于11月17日亲自飞赴纽约与特朗普会晤，还决定于2017年1月20日与之举行正式首脑会谈。借此，安倍希冀将日的三大期许向特朗普传递：第一，日美同盟是基于普世价值而建立起来的同盟框架体系，这一基础性不应动摇；第二，日美同盟是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公共产品”，这一重要性不应忽视；第三，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在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应由两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关键性不应遗漏。

        其次，为强化与周边各国的“海洋安保合作”，构筑网络化安全体系，安倍高举“海洋法治”和价值观外交的旗帜，积极塑造所谓“开放、稳定的海洋秩序”。为此，早在安倍再度执政伊始便提出囊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在内的“安全保障钻石构想”（“民主安全菱形包围圈”）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63]2016年11月11日，安倍与莫迪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强调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4]尽管联合声明没有直接提到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结果，但此举已经昭示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摆出了一副共同制衡中国的姿态。2017年1月14日，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时，强调“重要的是捍卫和增强以自由、开放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强劲性”，并确认将进一步深化日澳“特别战略伙伴关系”。为此，双方修订了《物资役务相互提供协定》，以加强在联合军演、训练及维和行动等方面的合作。这标志着日澳安保合作将提升至与日美安保合作几乎相同的“准同盟国”水平。此外，安倍在与澳总理特恩布尔会晤时还重点谈及了南海、东海问题，并以不指名的方式批评中国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肇因。[65]

        无独有偶，安倍又针对南海抛出了一个范围略小、参与国有所变化的“小菱形包围圈”，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内外套嵌、紧箍南海的“双菱形包围圈”，突显了安倍政府急欲介入南海的野心，也表明日本企图通过拉帮结伙，达成扼控中国的战略意愿。以此为背景，日本一方面频频与上述国家共同在南海地区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展现出一副抱团搅局南海牵制中国的势头，另一方面在“能力构建援助”名义下，日本以向菲律宾等国提供二手巡逻船和租借训练机等方式帮助对方提升军力，借此强化双边的军事合作。2016年10月26日，安倍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谈，表示深化日菲军事合作的方向不改变，双方就美国是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存在达成一致认识。[66]鉴于2017年由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为牵制对菲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安倍将2017年的外访地首选菲律宾，在1月12日与杜特尔特会谈时，他提出从安全和经济上援助菲，如再次确认将向菲海岸警卫队提供巡逻艇，同时支援菲的相关人才培养。在经济层面上，安倍则表示将在五年内向菲提供1万亿日元的援助。[67]2017年1月15日，安倍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针对南海问题称“为了地区及国际社会和平，要维护和建设自由、开放、稳定的海洋”。双方还一致同意在年内举行日印尼外长防长（2 2）磋商。与此同时，安倍表示将为协助印尼海上安保机构实施人才培养，并对印尼灌溉项目和海岸保护事业提供大约740亿日元的援助。[68]

        此外，安倍内阁于2017年1月18日决定，在20日召集的国会例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使无偿或低价对他国提供自卫队旧武器装备成为可能。此举旨在向在菲律宾等东盟各国提供旧武器装备，以加强防卫合作。[69]可见，无论是主动寻求与印澳菲印尼等国深化防卫合作，还是积极对南海沿岸国家提供强化警备能力的支援也罢，日本借此制衡中国，提高自身在南海地区存在感，争当亚太安全合作领导者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

        最后，安倍非常注重借助国际场合积极制造舆论，不遗余力地借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向中国发难，意图在将中国诋毁为区域安全威胁者的同时将日本装扮成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守护者”。如正是在日本的推动下，七国外长会议曾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了一份日本主导的《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声明“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并呼吁加快制定全面的“南海行为准则”，还表示要专门召开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七国高级别会议。[70]2016年4月，作为G7的轮值主席，日本再度撺掇G7外长会议搅局南海，并在会后发表的《海洋安全声明》中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说，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紧张态势的恐吓、威胁、挑衅行动；要求所有国家克制大规模填海造岛、构筑据点作军事目的行为，按国际法行动并有效履行《南中国海行动宣言》。[71]自2014年以来，安倍已屡次借G7这一国际场合就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向中国发难了。

        无独有偶，即使在中国也参加的G20和APEC的峰会上，安倍也总是执意将南海议题塞入其中，不惜搅局。如他于2015年11月14日出席土耳其G20峰会时就表示将会就南海问题寻求与各国的协调，阻止中国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的行动，并强调说“我们必须在守护航行自由与遵循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出自己的声音”。[72]

        三、“范式均势”的目标：安倍内阁对国内政治的重塑

        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执政至今，可以说日本对华政策一直朝着积极构筑“范式均势”方向发展。而这一点又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产生利益交汇点，可以说是21世纪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换言之，现阶段日美同盟已经演化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学者李薇甚至认为这意味着日本试图将“日美同盟中的日本战略”转化为“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73]那么安倍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偏好采取如此外向型的进攻姿态到底目的何在呢？日本防卫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毫不隐晦地指出，“以日美同盟为灵魂，加深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各国共同敦促中国应该向建设性作用发展，这才是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贡献。面对中国的暴走，绝不能对之绥靖，国际社会对此应该有共识，一致针对中国，否则难以发挥抑制作用。”[74]此外，从外交与内政的辩证关系来看，外交形塑的方向，是旨在为这一国家总目标服务，即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基础的。[75]因此，安倍内阁对华构筑“范式均势”的目标应分为内外两个层面。

        （一）安倍内阁对华构筑“范式均势”的外在目标

        从安倍的逻辑来看，日美欧代表了现行国际规范的主流，是维系既定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而中国属于后发的“异质性”国家，其崛起本身不但会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更主要的是会严重动摇乃至颠覆既定的国际秩序。因此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构筑对华“范式均势”的意义在于约束中国的“任意妄为”，而从制度主义视角考量，其意义是秉持相同价值观的国家齐心协力，在积极震慑中国的同时，也有效维护了现行国际秩序。这是构筑对华“范式均势”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所谓“积极”意义。

        进一步地，对日本而言，还有另一层意义隐含其中，且这一层意义又分为消极与积极两个面向。而最终意义是消极或积极，主要视“范式均势”对象国——中国的反应决定。消极面向指的是如果中国能够被“驯化”[76]，转而成为接受国际社会主流规范的国家，那么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会归功于日本构筑的对华“范式均势”，因此对日本而言，借此不但保证了本国的安全，还可极大地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积极面向假设的是中国犯下颠覆性错误，拒不接受现行国际规范的约束，一意孤行地进行领土扩张，执意挑衅国际秩序，迫使“范式均势”构成方通过战争的方式最终制服中国。虽然这一过程中各方均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日本却可借此彻底洗刷长期积郁在内心的作为二战策源地的侵略者和失败者的阴霾，而转身成为胜利者，成为战后东亚地区唯一的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于一身的大国。[77]这昭示了日本试图利用中国尚未全面崛起的空档攫取关键性利益，甚至打乱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布局的勃勃野心。[78]

        日本的这套反共、反华的逻辑充满冷战思维，不禁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79]若深究起来，其背后隐含的认知逻辑如下，即日本战后选择了民主主义理念，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的一员。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冷战的结束被视为民主主义的胜利。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日本已经摆脱了战败者的身份，成为胜利者的一方。[80]但一来战后的国际体系，尤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出现大幅调整，二者因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所持的修正主义立场，使得其与中韩等邻国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现实疑虑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反而不断加深，甚至令美国有时也感到失望。[81]凡此种种，日本感到二战的历史包袱仍如影随形，失败者的阴霾积郁在心头也迟迟难散，因此唯有幻想中国犯下颠覆性错误，日本才能借机彻底翻身。[82]用五百旗头真的话说是日本应将应对中国崛起和参与重构战后国际秩序的“大政治”放在一起进行战略擘画。[83]

        正是基于上述认知逻辑，安倍才会将中国的各种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补充、完善的言行主观定性为是要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根本无视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协助者、建设者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将中国在南海、东海的种种维权、维稳行为牵强附会为中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绝佳佐证，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安倍这种向壁虚造地将中国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最大假想敌，并构筑对华“范式均势”，形成“对华包围圈”的做法除了凸显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破坏性价值”[84]不可小觑，引发中日之间激烈的外交博弈与国际斗争，使地区局势陷入恶性的现实主义两难困境，为地区局势增添新的不安定因素外，毫无积极意义可言。[85]然而，安倍通过这种竭力“抹黑”中国的言行，在意图为其的“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种种重塑国内政治的行为“漂白”这一点上却可谓“功效显著”。

        （二）安倍内阁对华构筑“范式均势”的内在目标

        “摆脱战后体制”是安倍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施政目标，也是自民党的结党理念之一，意在使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所谓“战后体制”通常指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保障等相关制度约束，核心就是在时任首相的吉田茂主导下形成的“日美同盟 和平宪法”。睽诸战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得益于他的选择，日本才能讯速地从战败的废墟中重新崛起。连基辛格也盛赞说这“在战后所有大国中是最有远见、最明智的。”[86]

但无论是奠定日美同盟框架的法律基石——《日美安保条约》还是和平宪法，本质上都制约了日本的主体性和自主性。[87]因此，自吉田茂提出这一发展路线伊始便一直备受诟病。如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就认为这是美国“强压的产物”[88]，而为捋顺日本存在的这一“扭曲结构”，他们在执政时就开始以改善安全环境为目标尝试“自主外交”。[89]其他自民党内的力量批判说，“对个人而言，不必认真考虑生死存亡时国民的责任及国家应如何采取行动，只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上花费精力或许是幸福的，但对一个共同体来说却是不健全的”。[90]小泽一郎则批评说，吉田选择优先复兴经济的战略考虑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在克服战后经济混乱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之后，仍然实行着眼于经济优先的政治，这使日本与“正常国家”渐行渐远，成为不折不扣的“单肺国家”。[91]甚至连撰文大赞吉田茂的高坂正尧也在赞许之余批评吉田的选择制约了日本的国家主权。[92]而安倍更是明言，“《旧金山和约》不过是让日本形式上恢复了主权，战后日本的体制如宪法以及规定教育根本方针的《教育基本法》，完全是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国家的框架必须由日本国民自己亲手从空白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真正的独立。而修宪才是恢复独立的象征，是具体的手段和途径。”[93]

        安倍口中的“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说到底就是修改和平宪法，谋求军队合法化及解禁集体自卫权，其核心是最终实现日本在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全面大国化”。[94]毋庸讳言，他这种选择意味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巨大转变，即从根本上背离战后日本一直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势必受到国内外各种力量的钳制。显然，美国就是其中最大的外部障碍。但实际上，受国力所限日本根本无力向美国“叫板”，中国崛起更使其无意如此。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为因应中国崛起，而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急需日本发挥积极的“战略支点”作用的背景下，对安倍种种冲破政治、军事禁区的行为非但不予阻止，反而表示鼓励。如奥巴马于2014年4月访日时就首度明确表示美国欢迎日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相关事项的讨论，并强调美日同盟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美日将共同为营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发挥主导性作用。[95]

        对此，学者们在研究中倾向认为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日在美战略中的地位得以大幅提升，美日同盟也正朝着权责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为日本安全自主开启了“机会窗口”。[96]或者说，日本是“借船出海”，既借力美国，更重提升自我实力，最终目标是趁势发展和摆脱束缚，全面迈向“正常国家”。[97]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善于借外力脱困的国家，但现阶段给它提供“机会窗口”，或让它“借船出海”的对象与其说是美国，毋宁说是中国。如中国学者张建立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来自于它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压力，而所承受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它对国家战略的选择。除美国外，日本转向与其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国化”战略目标本身不会出现变化，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发生了重要变化。[98]换言之，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标是在国内“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并通过突破和平宪法的框架约束，解禁集体自卫权。因此说，安倍内阁对华构筑“范式均势”的内在目标是重塑其国内政治。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国内外的疑虑、增强支持的话语外宣，以更好地包装自己，安倍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刻意“抹黑”中国的同时借用了“积极和平主义”（more 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来“漂白”自己，并使两者互为表里。其逻辑是，中国这样的“异质性”国家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最大威胁，而日本则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主要维护者，因此日本越强大，就越有利于制衡中国，也就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99]

        基于此，安倍认为要将“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落到实处，强化日美同盟是根本，以此为基础再建立以日美主导的国际安全保障同盟。而为了便于日本在其中发挥进一步的积极作用，必须要行使集体自卫权，但这是现行宪法所不容许的，因此就有必要进行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换言之，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的目的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而行使集体自卫权是为了日本能更好地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以早日实践“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100]当然，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标也就实现了，所剩余的不过是一部徒具其名的和平宪法何时被修改的问题而已。

        综上所述，安倍再度执政后，恰逢美推出对华实施对冲政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美需要日在其中积极扮演制衡中国的“战略支点”作用。以此为背景，安倍一方面高举价值观大旗，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现行国际规范的“异质性”国家。为了制约中国唯有构筑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组成的同盟，形成一个所谓的“范式均势”，其核心就是强化日美同盟，而为强化日美同盟，日本唯有更加倚重军事手段，但因受制于国内一系列法制的约束，因此必须对之更弦易辙，以适应时代之需。在这种逻辑论述下，显然无论是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安保相关法案，还是修改和平宪法，对“中国威胁论”的竭力渲染成了这一切行为的最大正当性来源。从这一角度而言，安倍积极构筑对华的“范式均势”正是他重塑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