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在他出差途中下榻的大阪一家酒店遽然仙逝。噩耗传来，所有因研究日本问题、从事中日交流而结识他的人都为失去这一位挚友而感到极其悲痛。

  白西先生于1940年6月出生在广岛市。1945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他虽碰巧外出，躲过了一劫，但也间接地受到核辐射。他持有受辐射证明，享受日本政府为受害者特别提供的医疗服务。

  1965年，白西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东洋史专科。在地方媒体短暂工作过两年后，于1967年任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从此，就与中日友好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67年5月，白西先生第一次访问中国，而截止2016年5月已累计访华600次。他先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不同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堪称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人。1975年，日中协会成立。白西先生从干事、理事一直做到理事兼事务局长。从2000年至2017年，担任日中协会理事长达17年之久。

  拜访过日中协会的人都会为白西先生办公室的逼仄，为他工作的繁忙而感慨不已。十五六平方的房间内堆满了书籍、资料，接待客人的空间只容得下两张双人沙发，坐4个人。日中协会忙时会雇一位临时工，平时都是白西先生一个人忙里忙外。他每天早晨九、十点钟到办公室，晚上却常常要乘末班电车回家。白西先生经管的日中协会经费每年有数千万日元之巨，用于举办中日间的各种交流事业，包括资助中国留学生。几十年来，白西先生的月薪恒定不变，只有区区40万日元。这是大公司新进职员的待遇，他却无怨无悔，甘之如饴。

  我和白西先生结识始于1989年底在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担任客座研究员期间。我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两位同事几乎在同一时候将他介绍给我，由此便开始了我们长达27年的友情。

  每次来东京出差，我都要见见白西先生。为便于相见，只要有可能就选择毗邻日中协会的后乐宾馆下榻。有好几回已经睡下了，白西先生却打来电话，让我赶紧到他事务所去或者在饭店大堂等他。这多半是日本政局突然发生变故，或者他手头有对我调研有用的重要信息或资料。我们一谈起来就没有时间，经常是我提醒说快到末班电车时间了，他才起身离去。

  日中协会在日中友好七团体中不仅凝聚力最强，而且在事关中日关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最鲜明。从2001年以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任日本首相先后6次参拜靖国神社。白西先生总是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钓鱼岛风波发生后，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少数政治家罔顾中日间有关搁置争议的默契、肆意破坏中日两国互信的倒行逆施。

  白西先生曾多次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或上海市日本学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2015年1月9日，白西先生在上海市日本学会为他访华600次举行的纪念演讲会上，提出了中日关系必须遵循4个“四”：一是要切实贯彻中日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二是要坚持“村山谈话”等日本历届内阁有关历史问题的四大表态；三是要切实遵守两国间达成的四项基本共识；四是要铭记四个重要纪念日，即7月7日卢沟桥事变、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和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白西说：“这四个‘四’，是日本政治家应当做到的，也是每个日本人都要铭记的。”

  最令人感动的是，白西先生30余年如一日，坚持组织日本的追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植树访华团，开展名为“绿色赎罪”的民间交流活动。“绿色赎罪”始于1986年，由已故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先生、东方科学技术合作协会副会长菊池善隆和日中协会名誉会长向坊隆共同发起。首次访华团有80余人，将1000多棵象征日中和解、日中永不再战的雪松、柏树和樱花树苗栽种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浦口区的珍珠泉景区。“绿色赎罪”活动在白西先生的执着努力下，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仅南京珍珠泉公园一地由植树团种下的树苗就有5万多株。早年栽下的如今已叶茂根深、蔚然成林。

  2015年4月3日，我与原外交部翻译周斌先生应白西先生之邀担任日本第30次追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植树访华团的特邀团员。当晚，在南京市对外友协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白西先生深情回顾当年冈崎嘉平太先生的教诲，表示他将争取更多的日本民众参加这项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要坚持到让日本现任首相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来低头忏悔。”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起满场热烈的掌声。第二天一早，植树访华团一行前往珍珠泉公园植树。75岁高龄的白西先生走路有些艰难，不得不扶着我的肩膀，蹒跚而行……

  如今，白西先生已和我们天人永隔。但他的执着追求，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后来人以他为楷模，为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互利合作鞠躬尽瘁，尽绵薄之力。

文献来源：新民晚报，2017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