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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COMMENTARY
当前人民币汇率总体趋稳
王玉柱 2017-12-11

        一、总体判断:人民币汇率风险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当前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利好因素正在不断集聚。

        引发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外部和内部因素都在消弱,人民币汇率风险最大的时刻已经过去。从2015年8月11日汇改开始,国内经济“新常态”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使得人民币汇率承压,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从2015年底开始,受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影响,资本外流加速,国内为此出现换汇“挤兑”的排队潮。市场信心的动摇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然而,这一切最终于在2017年上半年尘埃落定,诸多因素推动人民币汇率企稳。影响人民币币值下行的外部投机风险、内部增长压力均有所释放,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企稳是决定汇率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二、世界经济正从“不对称复苏”进入“整体复苏”阶段,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再调整”发展趋势将减弱“追涨”美元资产的动力基础。

        (一)目前全球经济的总体形势是世界经济结构性复苏、资本流动再平衡与美元币值合理化回归。上一轮美元走强受到世界经济不对称复苏的影响,在新兴经济体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尤其受到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影响,美联储加息预期使得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市场,美元被持续追涨,市场甚至以此认为这是“美元周期”的发展逻辑。尽管如此,当前世界经济整体进入复苏周期,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将出现“再调整”发展趋势,传统“不对称”流向格局将有所调整。

        (二)欧元汇率上行将使美元币值承压,进而有助于缩小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套利交易空间。随着欧元区经济回暖,欧元币值存在较大回调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去杠杆化,欧洲债务国家结构调整稳步向好,竞争力日渐恢复。英国脱欧的利空已消化殆尽,英镑币值回调,英镑兑美元汇率从年初的1.22低点上升至当前1.32左右,尽管有所波动,但支撑英镑币值的基础相对稳定。

        (三)未来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持续大规模流出的动力机制缺乏,难以形成上一轮“追涨”美元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新兴经济体已进入复苏周期,相比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资本外逃,包括巴西、阿根廷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迹象日渐明显。中国经济筑底回调,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势头。出口态势向好,居民消费信心稳中有升。良好的增长预期奠定了人民币的价值稳定之基石。

        三、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周期使得美元承压。美国内资产价格高位徘徊,边际投资收益递减,后续投资空间受到显著抑制。

        大宗商品价格稳步回升,美元币值进一步承压。美元作为国际大宗商品计价交易货币,二者价值变动长期呈反向关系。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周期背景下,美元币值难有实质性回调。经过一段时期的“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后,中国对油气资源及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有所恢复。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正催生沿线国家和地区新一轮工业化需求,国际市场大宗商品需求刚性将推动形成新一轮大宗商品价格周期。

        目前美国国内资产价格处于高位,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将显著下滑,未来美国国内资产价格甚至存在一定的回调空间,追涨美元资产的动力基础正在弱化。纳斯达克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几乎处于历史高位,甚至有投资者担心可能出现资产泡沫问题。目前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人数近乎饱和,美国已几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制造业后续增长空间有限。进一步经济增长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在移民、税改等核心领域的政治态度和后续改革进展,以及美国在新经济业态领域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

        四、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再起,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稳步恢复,资本大规模“走出去”渐趋理性。

        首先,经济数据持续向好,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稳步恢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连续提高中国经济上涨预期。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动格局,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于汇率投机的趋势性判断逻辑正发生改变,美元“回弱”将形成与国内资本通过大规模“走出去”对外投机行为双向抑制的交互循环。相比上一轮大规模“走出去”的资本流出格局,目前资本在“走出去”过程中渐趋理性。

        其次,新增长动力正在形成。十九大报告提出一系列政策改革措施,将催生新的投资机会和新增长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经济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投资增长点正在形成,为吸引外来优质资本和优化国内资本投资布局起到有效促进作用

        第三,传统增长动力继续发力。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回暖,中国出口增长一定程度得以恢复,传统动力基础仍在发挥增长驱动作用。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亦将成为驱动增长的重要动力。

        尽管如此,仍需认识到引发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其他风险因素,尤其需要从金融安全的系统性和风险的传染性角度综合审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宏观环境基础,比如,宏观系统高杠杆风险、企业或金融机构微观层面的高杠杆风险以及因此可能引发的外部冲击。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