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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15年之后发展目标——中国如何发挥作用?
薛澜
2014-07-15
简介
正文
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政策试验之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到2015年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2015年之后联合国新的发展目标的确定。从几年之前开始,围绕着联合国新的发展目标,各种讨论与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展开。2011年 联合国系统成立了包括60个联合国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工作组。2012年由潘基文任命的包括27位来自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家领袖、私营和社会部门精英领袖的联合国高级别名人小组成立。同时,由潘基文倡导并推动的由全球学术与科技界、工商界和民间社会领导人士以及发展领域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UNSDSN)正式成立,我本人也应邀担任该网络领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这些机制通过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对2015年之后联合国新的全球发展目标开展了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我所参与的UNSDSN也于2013年6月向联合国提交了以10项具体目标为基础的2015年之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现在,非常高兴地看到《国际展望》为此开辟的专题,发出中国社会的声音,令人欣喜。
从参与这些讨论可以感到,各个国家和全球各种政治力量对于2015年之后的全球发展目标高度重视,但想法仍有分歧。首先是2015年之后,以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势在必行。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MDG是否继续延续?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是两套目标并行还是合成一套?虽然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联合国很难同时推进两套彼此密切相关的发展目标,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MDG的很多指标还没有完成,MDG与SDG并轨是否会导致MDG的内容被冲淡?同时,很多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在推动2015年全球发展目标的作用也更加关心。中国在全球实现千年目标的努力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2015年之后的全球发展目标制定过程中,中国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进步也越来越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如果说中国在执行联合国的千年计划是优秀生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2015年之后,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自身发展的过程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可能会出现矛盾。中国能否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做出牺牲?多大的牺牲?谁来决策?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决策者难以回避的挑战,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必须思考的难题。十分可惜的是,中国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2013年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的一个讲座中发问有谁知道联合国的千年计划,出乎我的意料,下面的几百位同学居然没有一人举手。在另外一个给地方中层干部的培训班上,我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结局完全相同。这样的茫然无知让人感到惋惜,感到担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美国人意识到其将在国际社会中承担领导责任时,曾经召集了很多专家,讨论美国如何为此做出准备。其结论是美国必须加强对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美国大学的很多国别/区域性研究(area studies)就是由此而生。今天,当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承担责任时,我们要为此做什么准备?
从参与这些讨论可以感到,各个国家和全球各种政治力量对于2015年之后的全球发展目标高度重视,但想法仍有分歧。首先是2015年之后,以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势在必行。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MDG是否继续延续?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是两套目标并行还是合成一套?虽然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联合国很难同时推进两套彼此密切相关的发展目标,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MDG的很多指标还没有完成,MDG与SDG并轨是否会导致MDG的内容被冲淡?同时,很多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在推动2015年全球发展目标的作用也更加关心。中国在全球实现千年目标的努力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2015年之后的全球发展目标制定过程中,中国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进步也越来越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如果说中国在执行联合国的千年计划是优秀生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2015年之后,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自身发展的过程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可能会出现矛盾。中国能否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做出牺牲?多大的牺牲?谁来决策?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决策者难以回避的挑战,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必须思考的难题。十分可惜的是,中国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2013年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的一个讲座中发问有谁知道联合国的千年计划,出乎我的意料,下面的几百位同学居然没有一人举手。在另外一个给地方中层干部的培训班上,我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结局完全相同。这样的茫然无知让人感到惋惜,感到担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美国人意识到其将在国际社会中承担领导责任时,曾经召集了很多专家,讨论美国如何为此做出准备。其结论是美国必须加强对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美国大学的很多国别/区域性研究(area studies)就是由此而生。今天,当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承担责任时,我们要为此做什么准备?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