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动态变化将对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外交议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迈入现代化强国建设并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我们更要“见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用整体性的思维来综合考察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并针对其中的主要问题探讨应对之策。

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分析视角

        考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需要从以下四个角度分析：一是全球战略稳定是否可持续，特别看全球主要力量之间战略关系的态势；二是区域安全架构是否包容，尤其是要看中美能否在亚太或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中有“共同的朋友圈”；三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难点的治理是否充分，特别看国际社会管控新旧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建设。四是国内国际两个安全场域的互动是否良性，特别看中国国内发展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反弹效应的运筹和管理。

        上述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密切关联，同时还相互交集。大国战略关系及稳定与否，尤其是中美战略关系稳定与否，是中国的周边安全合作机制能否朝着更加包容、有效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大国战略稳定、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又对全球层面重要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管控前景至关重要，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环节；最后，中国作为影响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一方，是最活跃的变量之一，中国自身的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推进也必然深刻影响着国际安全环境本身。总之，在新时代，我们更要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来综合考察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

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格局交替、新旧威胁交织、新旧观念交锋将更加激烈，影响国际安全环境的动荡源可能会发生更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对中国而言，其中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也会产生更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

        1.国际格局的非均衡多极化

        从大国战略关系角度看，“非均衡的多极化”特征明显，“一超多强”的国际权力格局日益式微，“两超诸强”虽然还未确立，但这一态势日益显现，这对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大国战略关系“稳中有变”。在中美俄、中美欧等三角关系中，中国不仅积极进取，而且还是影响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最确定的力量，美、欧、俄等盘整态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有望继续处于战略主动和相对有利的位置。另一方面，美国将是影响大国战略关系最不确定的力量，近年来“我进美退”的态势将越来越被“我进美怼”的态势所取代。美国社会正在出现“战略反华派”、“意识形态反共派”以及“美国利益本土派”三股势力合流来对付中国的趋势。包括美西方国家同以中、俄等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竞争和斗争将日益显性化甚至扩大化。当前美西方舆论炒作中国“锐实力”概念、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的“对华接触破产论”、“中美竞争为主论”、推动基于价值观和针对中国的“印太”构想，就是这波斗争的最新反映。尽管该构想能否落地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2.风险管控的滞后和失灵

        从重要地区和领域的安全风险发展和治理角度看，随着新旧力量格局和新旧秩序交替，国际社会管控新旧安全威胁和挑战将面临更多滞后和失灵的风险。

        从地区层面来看，一方面，朝鲜半岛局势的高危风险持续，朝鲜对抗现行国际核导体制的决心同大国之间缺乏合作管控朝半岛危局的战略意愿的矛盾继续凸显，朝鲜的“走边缘”政策和美国的“极限施压”更容易引发双方的误判和危机升级甚至失控。尽管近日南北朝鲜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局势降温，但美、朝各自对朝核问题的战略目标的认知没有出现根本的松动迹象，其主要矛盾仍不具备彻底缓和的基础。因此，目前的局势降温可能是短暂的和脆弱的。另一方面，中东地区以伊朗和沙特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斗争升温，中东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冷战化”特征明显，也为美国等大国提供了更多干预并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机会。

        从领域层面来看，一方面，“后伊斯兰国”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暴恐活动呈现扩散化、“独狼化”、本土化加速的趋势，国际反恐形势更趋复杂。另一方面，国际战略新疆域的博弈升级和规制缺失的矛盾突出，尤其是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倾向加剧，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和不稳定性加剧。  

        从全球层面来看，一方面，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对国际安全的冲击。西方国家政治极化、不少国家社会分化严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经济全球化的叠加，当前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出现剧烈变化，正从“金字塔型”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在金字塔结构里，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大体还处于同一个社会结构里，在塔低层的人还在努力往上层攀爬。如今的“马拉松比赛”，每一段都有人掉队，这些人不仅可能堕入底层，而且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无法回归，被迫“退赛”。这种颠覆性的结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在世界上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层和主张公平、保护的普通劳动阶层的矛盾，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的得利者与全球化的失利者的对立”。另一方面，人类居住的客观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代际变迁。”日益严峻的极端气象与生态灾害、大规模传染疾病等的风险以及国际合作意愿和资源缺失的矛盾进一步突出。2016年8月国际地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用新的地质年代意义的“人类世”概念来取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全新世”概念，这一“地质年代概念”更改，不仅表明人类社会的整体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最大因素，同时意味着“全新世”时代的稳定的自然环境将成为过去，“人类世”将面临更剧烈的环境变迁。这种变迁意味着地球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耦合性”增加，许多事物不再呈现“线性”发展，而是以“突变”来呈现，地球系统内的震荡、意外的频度和强度都将前所未有地增加。这将增加未来国际安全环境中动荡来源的不确定性。

        3.系统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从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场域互动态势上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两个构建，与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的矛盾仍比较激烈；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国际地位变化同能力不足的矛盾仍比较突出；此外国内部分舆论精英和社会心态出现了对现实环境、中国地位、综合能力等方面的“认知错位”，误把“自负”当“自信”，为美西方“妖魔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提供口实。

        因此，我们要有清醒地意识，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固然对我们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也会产生更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要坚持以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全面把握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和国际环境的新发展，全面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就是习主席所讲的“凡事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积极运筹并化解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如何应对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主要风险因素

        1.妥善运筹大国关系，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大国互动博弈面临深刻变化，中国需要更加积极运筹中美俄三角关系与各对双边关系的正向互动，发挥中美俄三角关系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公正方向转变的支撑性作用。

        第一，需推动中美俄三方举行高级别会晤，就缓和朝半岛紧张局势、国际反恐合作、中东局势和平稳定等热点安全问题举行战略对话。尤其在朝半岛局势上，应适时推动中美俄举行首脑峰会，发挥大国协调防止朝半岛地区生战生乱的特殊作用。

        第二，需推动中美俄三方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开展高层对话和政策协调，从而保证联合国改革有助于大国协调、加强联合国权威和能力、适应当前国际格局新变化、特别是全球安全治理新要求等重大目标的推进。

        第三，应推动中美俄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开展安全对话，尤其是针对当前网络空间军事化、国际网络空间的安全脆弱性凸显等重大安全威胁，积极推动中美俄就如何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维护网络空间的良好秩序，加快构建并完善网络治理规则开展三方高级别对话，努力使网络空间的安全治理成为中美俄三国对话合作的新疆域。

        2.稳步推进中美在亚太秩序建设方面的合作

        需推进中美在亚太秩序建设方面的合作，要构建以区域开放包容合作架构为支柱的周边国家“共同朋友圈”，并安全、经贸、地区治理三驾马车同步推进。如此，则有助于我周边构建包容开放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秩序，减少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防止周边出现排他型的地区经济和安全结构。

        第一，在安全方面，需推进我同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安全同盟的对话交流合作，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循序推进在重要国际航道的联合巡航。

        第二，在经贸领域，需推进各种次地区、跨地区多边经贸机制的对话对接，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倡议的协调对接，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和公平互利贸易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地区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需以“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推动中美和地区国家联手提高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3.提高防范、管控国际安全风险和反制能力

        要提升此方面的能力短板，不断提升中国与大国互动博弈中的的风险防范和反制能力。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未来中国同美西方在国内和国际治理等“软实力”博弈斗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西方预计将在境内外加大力度搞形形色色的“推墙运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等。对此，要积极防范并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博弈传导到中美关系的其他合作领域，甚至破坏中美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

        第二，要认真关注并化解俄罗斯精英阶层“疑华风”、“恐华风”对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杀伤力，减少其对普京政府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

        第三，要继续化解欧洲在内顾、内乱加剧背景下，欧盟以及德、法等对所谓我“分裂欧洲”政策的过度反应，并积极反制欧洲可能在人权领域重新高调反华的图谋，防范其干扰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四，要继续加强中印、中日、中澳等双边关系和互信建设，并通过积极运筹金砖峰会、上合峰会、中俄印三国外长机制、东亚峰会等机制来对冲美日印澳等的“印太”构想。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切实管控“一带一路”等海外项目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要加快安全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加快弥补我在海外项目安保能力建设上的不足。“后伊斯兰国”时期国际暴恐分子和极端分子为宣示其存在和影响力，其攻击中国企业在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大型基建项目的风险在增加，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提升安全防范和抵御暴恐袭击的能力，并做好国内的舆论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信誉风险”的管理力度，有效化解部分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存在定位不准、对接能力不足、预期过高等造成的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有40多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甚至极低，特别是斯里兰卡、蒙古、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布提等国际债务违约风险高。大规模基建将推高这些国家的外债依赖，已成为国际舆论和当地舆论炒作热点。在此形势下，中国应加大与多边金融机构关于债务可持续的合作，促进相关国家按可持续债务标准来落实项目。此外，应廓清“一带一路”项目边界，以便聚焦资源，防止未来一些“烂尾工程”影响“一带一路”声誉。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