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对“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意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康德认为它源于人类理性追求无条件的客体的自然倾向，反映了理性内在矛盾的必然性。[①]在外交领域，各国的出发点无一不是力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即国家在理性层面追求无条件地实现本国利益，希望能够好处全拿。但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单惠主义论述，现实世界中的外交实质上是国内外多重博弈的过程与权衡利弊后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完全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其对外行为中频频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便不足为奇了。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2012年12月底二度执政以来，在对华关系上就呈现出了鲜明的二律背反特征。
一方面，安倍多次表态要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并主张要举行首脑会谈。[②]另一方面，他却对困扰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最敏感议题——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非但无视中方提出的“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③]的呼吁，反而罔顾事实地反复强调所谓的三段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双方并不存在领土争议，也不存在就搁置和维持现状达成共识的事实，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开历史的倒车，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安倍反过来还振振有词地批判中国说，“不应总是将所有问题泛政治化，更不应为达到政治目的，动辄以经济为要挟手段”，并将其对华政策归纳为“政经分离”。[④]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政”指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历史认识及东海等敏感问题，“经”则是宽泛地指两国关系中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在邦交正常化前，其特征是“官民分离，民间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则逐渐演变为“安全上要防范，经济上要赚钱”。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阶段，表现为安倍一方面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全面挑战中国的底线，另一方面意图将综合性的战略互惠关系降格为策略性的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意欲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拉拢周边国家等对冲[⑤]方式，迫使中国放弃在上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领域深化相互依存关系。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一、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溯源
追溯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政经分离”并非安倍首创，其不但行之已久，且相沿成习。它最初是由日本民间团体——“中日贸易协会”提出的一种设想。新中国成立伊始，日本因受美国压力既不承认新中国，又对华实施禁运，“中日贸易协会”遂希望日本能在美国容忍的范围内，将对华经贸往来纯粹交由商界人士推进。[⑥]1952年10月28日，吉田茂在国会答辩时首次提及了这一概念，称：“日本政府将把政经关系区别开来处理，谋求在无邦交情况下推进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⑦]1963年，日本政府正式将之作为对华的施政方针。[⑧]至此，“政经分离”已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而安倍不但在《迈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明言对华外交应坚持“政经分离”方针，更在2013年出版的《迈向美丽新国家（完整版）》一书中再度强调这一点。[⑨]
根本而言，为“政经分离”政策的出台和形成惯性提供理论支撑的是战后中日关系中一直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即日本在安保方面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在经贸方面推进相互依存关系的这种在政经领域对华定位的大相径庭。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不但导致日本惯性地将“政经分离”视为对华外交的最佳选择，还使得其特征虽在两国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位移，但实质却基本相似，即日本不从两国关系整体发展的大局出发去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敏感性问题，在不正视甚至视其为防范、遏制中国砝码的同时，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中方能顺从日本的意图，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
显然，若任凭日本将单方面认为的最佳选项完全付诸实施的话，势必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因此中国对于“政经分离”的基本立场向来都是坚持“政经不分离”。但中国也并非是一刀切地采取“泛政治化”的处理手法，在强调原则性的同时，总不忘以面向未来的态度，从中日关系整体发展的大局出发，出台一些具有灵活性的政策。相比日本掩耳盗铃式的做法，中国既不在矛盾面前退缩，也不刻意激化矛盾，还努力在矛盾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即使当台湾、历史认识（包括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等）、东海（包括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划分及油气田开发等）等问题的敏感度上升至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更因日本坚持“政经分离”政策而对上述问题处理失当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时，中国仍然坚持这一点。反而是日本在经过一番较量后，会逐渐认识到如果不对“政经分离”政策有所调整的话，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崩盘，从而承担难以估量的损失。然而，只要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政经分离”政策就会持续，日本所调整的仅是政策落实的强弱程度，并非政策本身。
在邦交正常化之前，这一矛盾主要体现为两国分属东西不同阵营，政治上不但无法建立官方关系，甚至相互敌对，而日本又想在经济领域将中国大陆视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消费地。对此，中方立场坚定，周恩来就强调说“日本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⑩]当时，日本应因“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两难困境提出的“政经分离”政策主要体现为“官民分离，民间贸易”。而中方因认识到实现邦交正常化无法一蹴而就，遂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导方针。[⑪]以此为背景，中日双方1952～1958年共签署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⑫]
但“政经分离”与“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如日方坚持民间贸易的民间属性，而中方却希望民间贸易能最终上升至官方往来。因此当1958年3月5日签署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同意双方在互设的办事机构中悬挂国旗时，岸信介内阁便认为这已经突破日方底线，而断然反对，使协定无法执行。加之同年5月2日又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⑬]，中日之间的各种民间交流一度被迫中断。显然，这一时期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经分离”政策。因此，池田勇人继任首相后，就不得不有所调整，以与中方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⑭]找到契合点。最终，双方于1962年就“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⑮]达成口头共识，并缔结了具有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1964年5月，有意角逐首相一职的佐藤荣作曾对中方表示，如果由他组阁，将为改善日中关系尽最大的努力，并主张政经不可分离。但同年底他上台伊始却声称要遵循胞兄岸信介的“政经分离”政策，表示在未承认中国之前，坚持“政经分离”，只保持一般民间交往。对此，中方在“LT贸易”到期后的1968年表示不再续签长期贸易协议，只签年度协议事项，并坚持在公报中要求日方承认“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分离”原则是中日关系必须遵守的原则。[⑯]这样，在中方的坚持和推动下，中日民间交流经过20多年的起伏发展，逐步使“政经分离”向“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向靠拢，加上尼克松“越顶外交”的外部冲击，终于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在1972年水到渠成。
从邦交正常化到冷战结束，双方基于共同防苏的大战略布局和要从大局出发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意愿和合作热情高涨，中日关系处于一个总体稳定的“蜜月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共同防苏大战略格局的不复存在和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逐步抬头，加之老一辈政治家逐渐淡出政坛，两国关系的政治互信日渐淡薄，战略互疑日益增加，虽然表面上还保持正常发展的势头，但“安全上要防范、经济上要赚钱”的结构性矛盾已有所呈现。进入21世纪后，这种战略互疑一度因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集中爆发。因而这一时期“政经分离”的特征是日方罔顾中方对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重大关切，意图将靖国神社问题从中日关系的整体发展中剥离，只寻求借助对华经贸往来的推进为日本谋求经济红利。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中日曾于1986年达成了首相、外相及官房长官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君子协定”。[⑰]而小泉却罔顾共识，一方面无视中方的多次呼吁，坚持连年参拜，还责难中方干涉日本内政，另一方面又指出两国在经贸领域已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割的“互惠关系”，并强调两国关系不应受制于靖国神社问题的影响。[⑱]受此影响，双方首脑互访中断5年之久，且使得中日达成战略谅解的困难明显增加，当历史教科书、钓鱼岛主权归属、东海油气田开发及李登辉访日等诸多问题接踵而至时，双方更因缺乏能快速缓和矛盾的沟通渠道，进一步导致了隔阂的加深。最终，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政冷经热”的双边关系有滑向“政冷经凉”之虞，小泉的一意孤行也遭到了日本经济界的普遍反对。这才有了安倍晋三首次组阁后的调整，即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使双方就克服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一致，并在“破冰之旅”中，共同确认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重要性，还就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⑲]
现阶段，中日关系正处于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阶段。一方面，中日已互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相互依存度已超越日美关系。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虽然持续两年呈现下滑趋势，但2013年贸易总额仍高达3125.5亿美元，约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且两国已开始互持国债、双边贸易部分直接结算。[⑳]此外，双方在人文交流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也有着不凡业绩和较为密切的合作，可以说相互依存度已到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阶段。另一方面，日本却将中国视为其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和大国化目标的主要障碍，甚至点名将日本周边的战略环境恶化归罪于中国对日本的“挑衅”，将中日两国的竞争关系假想成东亚地区的霸权争夺战。[21]基于此，安倍的对华策略正如他在《迈向新的国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日中经贸关系紧密，‘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所谓战略互惠关系，指的正是这一点。”[22]可见，其真实意图是将战略互惠关系降格至单纯的经贸往来。因此，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特征体现为：一是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即将综合性的战略互惠关系降格为策略性的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一方面强调中日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全面挑战中国的底线。二是面对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分离现象，日本也积极参与其中，并意图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拉拢周边国家等对冲方式，在迫使中国遵守所谓“国际规范”的基础上，放弃在上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中日关系僵局延宕至今的症结正在于此。
二、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背景
如前所述，2006年安倍为改善中日关系，曾适时地对小泉的对华政策加以调整，并与中方共同确认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重要性。但同样是安倍内阁，又同样面对中日关系的僵局，现阶段安倍的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非但不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反而再度将“政经分离”奉为圭臬，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方底线，使得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集中爆发，进一步导致本已进入严冬期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其背景主要与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及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等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随着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对华政策的一味用强与以弱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倾向一拍即合。以安倍为代表的“新国家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思潮，在内政方面，它号召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基础；在外交方面，又以深化日美同盟，实现日本的大国化为首选。相比2006年时外有民主党、内有自民党鸽派对安倍有所制衡，现阶段日本政坛已完全由“新国家主义”派主导，目前民主党的立场已与自民党相差无几，而自民党内鸽派势力式微也无力对安倍加以掣肘。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的制衡装置失灵，使得安倍在中日关系上即便有极其出格的言行，也不会遭到有力的制约。
此外，中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日本的60%，但2012年时已是日本的142%，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但两国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能扭转日本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其对华反应呈现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容易凝聚人气，而政治家中更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23]加之相比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也更易激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为背景，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重振日本”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但在日本没有清算历史且修宪可能招致国内及周边国家质疑乃至反对的情况下，安倍必须为此创造条件。而钓鱼岛问题恰恰为其炮制“中国威胁论”，在国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借以乘势为日本突破政治及军事上的种种禁区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24]
其次，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其越发需要日本全面配合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规制，以对华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军事上提出“空海一体战”构想，增强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强化与盟友及中国周边相关国家的合作；经济上主导建立以全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的综合性高水平自由贸易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在投资、贸易、金融等诸多领域重新建章立制[25]；价值观上强调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相信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
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为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增强同盟的力量，正积极推动建立“美日 1”模式。对此，安倍在访美时表示“日本回来了”，高调表达了要全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意愿。军事上，在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更加倚重盟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日本加快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步伐意味着能更好地“协防美国”，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TPP问题上，日本的加入与否直接关系到TPP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26]以此为背景，尽管面临国内农业、医疗等部门的反对，安倍还是在奥巴马保证“不要求单方面预先承诺废除全面关税”[27]的情况下，于2013年3月15日正式表态参与TPP谈判[28]，在TPP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优先次序上表现出更重视前者的姿态。价值观问题上，安倍于2013年2月28日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总结指出“价值观外交”是内阁外交的原则之一，而日美同盟是推行这一原则的基轴。[29]
最后，随着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对冲因素日趋活跃，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舞台。东盟基本上实行“大国平衡”的策略，不希望东亚地区出现由一个大国主导的格局，而冀引入大国的彼此竞争，继续扮演“小马拉大车”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它们不但愿意嵌入美国的制度安排中，且对中国也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约束要求。尤其是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声索国，对华政策中的对冲因素更为活跃，不但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希望成为由“美国 盟国”构成的“辐辏格局”的延伸与补充，还主动嵌入日本意图构筑的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以日本为轴心、它们为车辐的“次辐辏格局”中。这无疑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平台。
三、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布局
安倍二度执政后将内阁定位为危机突破内阁，以“重振日本”为施政目标，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胆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及经济增长战略为支柱的“安倍经济学”，以提振长期低迷的经济。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经济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甚关联，但实际上用外务省主管的《外交》杂志总编铃木美胜的话讲，日本经济的提振与否与中国息息相关。[30]“安倍经济学”的战略是充分利用日元贬值所带来的优势，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但如果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一直停滞不前的话，势将影响日本国内的生产及就业前景，亦与安倍一再强调的“摆脱紧缩经济”困境的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在双边贸易对称性方面，日本对华依存大于中国对日依存。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优势明显，纺织品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在60%以上。因此，钓鱼岛等问题发生后，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但日对华贸易逆差却连创历史新高，如2012年逆差为3.9990万亿日元，2013年已增至5.0215万亿日元，2014年仅1月份就高达1.0448万亿日元。[31]
显而易见，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显然与日本国家利益不符，因而安倍多次强调要改善两国关系。但从安倍二度执政以来的种种言行可以看出，现阶段他根本无意调整“政经分离”政策，只想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而为达到目的，他早已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外交布局，意图通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国就范，坐到符合日本战略部署的谈判桌前。
首先，安倍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冲政策的战略支点，意图借势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并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早在2013年2月22日，安倍与奥巴马会谈时已强调，随着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增加防卫支出、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措施有利于强化日美同盟，而为了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行动力，有必要进一步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13年12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公布后，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事宜已提上议事日程，主要内容包括日美为强化应对钓鱼岛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对策并制定具体措施，拟着手建立自卫队与美军的全方位合作机制等方面。
此外，自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一直要求美国充当其“后盾”，表态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安倍不只在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基本战略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共同应对中国[32]，在2013年度的《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中国船只不断进入东海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周边的日本海域，日本的土地、海洋、领空和人民生命都面临种种威胁。……对此，日本决心巩固同美国的联盟，使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轴，加强必不可少的威慑”。[33]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访问东南亚时还向各国转达了强化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础深化各方合作的大政方针，以便将日美同盟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外交连为一体。[34]
其次，安倍以积极拉拢周边国家为对冲政策的战略依托，意图重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强化对华的外交压力。安倍二度执政后，十分重视对中国周边国家推进柔性外交，其范围北起俄罗斯，南到东盟，西南至印度。安倍尤为重视东盟在构筑“日本 1”对华包围格局中的作用[35]，在一年的时间内五度访问东南亚，范围涵盖东盟十国，其频率与力度为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中所仅见。以缅甸为例，先是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后是首相安倍对缅甸的历史性访问，不但免除了缅甸拖欠的2000亿日元债务，并承诺提供1000亿日元的对缅政府开发援助（ODA），加大对缅投资，还要在缅开设经济特区，以支援缅甸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36]概言之，日本把加强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合作作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战略意图已然清晰可见。
2006年，安倍第一届内阁曾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主张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联手开展合作。[37]本届内阁仍延续了这一构想，如安倍在访问印尼时宣布的“东盟外交五原则”中，即涵盖了“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全力使之成为公共财富”等内容。[38]此外，他还提出囊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39]进一步地，安倍又将“积极和平主义”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40]，表面上强调日本要从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地为世界尤其是亚太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的力量，本质却是借和平之名行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实。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处处以中国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以借此强化日美同盟，并积极拉拢东盟、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扩大遏华的范围并强化对冲力度。
最后，安倍以在国际上积极制造舆论为对冲政策的战略外延，软硬兼施，意图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肇因归咎中国，并将之诋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日本国内有学者强调在钓鱼岛等问题上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主战场。[41]如安倍为制造舆论支持，不但向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与日本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因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更为严峻的变化，甚至倒果为因，刻意渲染所谓的“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瞄准日本舰机事件”。[42]
安倍还在内阁官房设立了“领土主权对策企划协调室”，旨在向国内外宣示日本对一系列领土问题主张的正当性，谋求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理解。从2013年7月中旬开始，安倍委托内阁一些高官向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等人传递亲笔信，这直接促成了7月29日美参议院通过谴责中国在钓鱼岛等海域进行“恐吓行为”的决议。8月1日，日本组建了加强对外宣传的跨省厅团队，以便更直接地向海外要人宣传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观点。[43]2014年1月，安倍又利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机会，不但辩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反战行为，还趁机将中国类比为一战前夕的德国，并指责中国是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源头，而强调要与美国等国一起抑制“（中国）无休止的军备扩张”。[44]
另一方面，安倍不但先后委托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及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等人访华探路，还利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日本重视对华关系，两国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的观点，以在国际社会上摆出一副日本积极谋求对话是一贯的、其他的得看对方的姿态。[45]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为防止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主动在“渔业协议”问题上对台释放“善意”，同意台湾渔民可在北纬27度以南的钓鱼岛海域以及周边12～24海里范围的毗连区内作业，意图借此离间两岸。[46]
由于安倍坚持“政经分离”政策，直接导致两国高层领导的互动已基本中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与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也无法开展。2013年12月26日，在安倍不顾国内外多方呼吁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更在30日召开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安倍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面派手法，接连采取损害中日关系大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行动，此次又变本加厉，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背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所谓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虚伪性暴露无遗。事实上，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中国人民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同他会面。”[47]
此外，“政经分离”政策的恶劣影响的持续发酵也已对中日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产生障碍，如2012年、2013年两国经贸总额呈持续下滑趋势，两国彼此好感度也创新低，分别有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回答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48]甚至一些在华日企也以安全为由，已经或开始考虑将资本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进一步地，它还严重制约了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合作意愿。当前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主要是中日韩FTA、东盟倡议的RCEP及美国主导的TPP。对日本而言，相比TPP会给其农林水产、医疗保险等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造成每年2.9万亿日元的损失，中日韩FTA更具现实意义。三国因经贸往来规模庞大，产业链结构的互补性较强，不但经济利益高于TPP，谈判的难易程度也优于TPP。因此，日本国内如住友商事、小松等大型企业领导人要求安倍应同时推进中日韩FTA、RCEP和TPP谈判。[49]庆应大学教授金子胜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与其在TPP的规则制定中被动应对美国产业结构转换的要求，不如将RCEP以及中日韩FTA作为区域合作及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50]但日本政府从参与TPP可为其在未来亚太新经济规则的建章立制上抢占先机，及配合美国将TPP打造成一个对华施压的有效工具等政治视角出发，优先考虑参与TPP谈判，并以之增加其在中日韩FTA及RCEP谈判中的筹码。[51]
四、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布局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的目标是让中国放弃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而他在不断强化日本自身国防力量建设的同时，积极构筑多边的对华战略对冲也是为上述目标服务。从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两国之间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现状来看，两国围绕着“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分离”的新一轮角力势将持续一段时间。作为中方的应对，明确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细致筹划战略布局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其前提是认清什么是中日关系的大局。
中日关系的大局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52]弄清楚了这一点，对日外交战略目标的设定就必须牢牢服务于这个大局。它要求既要关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敏感性问题，又不能完全被这些问题所牵制，更不能因而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这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应服务于现阶段国家整体大战略的规划。十八大报告将现阶段中国战略环境定位为“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53]，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必须把握好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维护和用好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次，应从地区乃至全球的视角思考对日战略。中国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中日关系可定位为大国及周边关系的复合体，两国的协调与合作对朝核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极地海洋等问题的推进或解决，均可发挥积极作用。最后，应思考日本在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力求实现共赢。
相应地，中国还需进一步提高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做好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即认准国家长期的发展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浮躁与冲动，同时以超然的心态审视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与挫折，不被动地跟着对方的步子走，静下心来思考长期和重大的问题，拿出长期和有效的应对方略。[54]具体而言：
第一，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切实考虑通过政策推动，扩大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实现共赢，但对于日本可能的经济反制应做好积极应对准备。“两手对两手”是“政经不分离”原则的现实运用，一方面，坚决反对安倍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开历史倒车，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做法。如在安倍及其他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国已通过驻外使领馆等机构在国际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强力舆论宣传，力争与世界主要国家开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相关工作。中国还应努力实现联络范围的广泛化，充实相关工作的内涵，推动它向细致化、持续化及机制化方向发展，牢牢占据国际舆论的道义制高点，推动形成一种国际规范和话语权，对日本开历史倒车、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错误行径构筑国际性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两国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及人文、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扩大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日经贸依存关系中，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但在核心技术上却有明显软肋，对日依赖性大。如机电产品中，相比中国对日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为国内组装的整机设备，日本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关键零部件及优质原材料等方面，且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粗加工制成品的比重越来越低，而精加工制成品的比重越来越高，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强。据统计，2011年日本对华出口品中约70%为会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正常运营，且替代性相对不高，有些甚至根本无法替代的精密机械和核心零部件。而中国面向欧美的成品出口中，很大部分需要借助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或零部件才能完成。[55]更为重要的是，中日贸易中很大部分由在华日资企业完成，并逐渐形成了日资企业主导中日贸易、日本高新技术产品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56]因此，对于日本国内出现的要以核心技术控制、经济反制中国的噪音，一些在华日企加快产业转移、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等言行，中国应作出积极应对。如一方面可通过科技自主研发以发展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可加快中韩FTA的谈判进程，及通过中国—东盟FTA等平台，从第三方得到制造业再加工所需核心原材料和零部件等，进一步取得对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第二，坚持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准确把握大国的战略互动，综合评估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双重平衡作用。美国是安倍对华实施“政经分离”政策的战略后盾与支点。但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方针是“支持 控制”。一方面美国支持安倍采取对华强硬立场，借此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局势失控，以免身陷其中，损害美国的战略布局。[57]美国还在钓鱼岛问题上刻意保持一贯的模糊性，即将行政管辖权与主权分离，承认钓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防御范围的同时，对主权问题不表明立场。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美国也罕见地多次声明表示“失望”，表达了反对的立场。[58]因此，综合评估美国在中日之间发挥的双重平衡作用可以为中国对日的“反对冲”提供一定的战略回旋空间，而其核心是坚持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准确把握大国的战略互动。
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已就共同探索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晤。会晤中，习近平提出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和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强调双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等四点建议，奥巴马总统则积极回应指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59]以“庄园会晤”为新起点，无论是同年9月两国首脑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再度会晤，还是同年12月副总统拜登和2014年2月国务卿克里的访华，美方最高领导层均一再强调高度重视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而中美在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上也史无前例地取得了数百项成果。凡此种种都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正不断得到充实和拓展。
中美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核心，两国关系的这种相互作用可以为整个地区安全环境格局定调，因此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未必会使美国改变一贯立场，但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为中国的“反对冲”提供一定的战略回旋空间：首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正从消极防范向积极经营方向发展，如何实现合作共赢是中美共同关心的话题，而安倍对华一味用强的做法极易使美国提高对日“管控”的战略运筹；其次，中美这种互动既昭示了日本在三边关系中角色逐渐变轻的趋势，也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为其“背书”的战略意愿。
第三，坚持“亲诚惠容”的基本方针，切实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落到实处。安倍将对周边国家外交视为遏华的重要对象，尤其意图与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从地缘之便、市场潜力、人口红利等因素来看，周边也是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投资的理想基地和潜在市场，尤其是中日政治关系对经贸往来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安倍也有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恢复日本在该地区传统政治影响力的意图。而东盟加强对日合作，既有加强对华对冲的政治意涵，亦有增进合作的经济实惠。
对此，中国应坚持“亲诚惠容”的基本方针，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有效构建中国—东盟共享和平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如政治上，加强高层往来，谦逊有礼，尤其是虚心听取各国的意见和建议；安全上，加强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积极拓展与各国的防务及安全交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家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妥善处理与相关国家在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上的历史遗留争端；经济上，鉴于多数东盟国家与中国产业结构相近，经济同质化的竞争大大削减了中国的市场优势及单方向东盟让利的有效性，中国首先要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与时俱进地深化产业合作，开辟新的利益分享空间，其次要鼓励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积极以本土化方式融入当地社会，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最后要努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积极推进RCEP框架的早日落实；公共外交上，进一步增加在金融合作、对外援助等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切实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