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晓
-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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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应邀在京出席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举办的“发挥民间对外友好交往的作用”对口协商会。在会上,陈院长代表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作交流发言,主题为“提高站位和认识,以'民间外交 '的思路发挥上海民间外交的潜力”。以下为发言全文。
一、新现实和新要求
首先要把中国民间外交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不可或缺及无可替代这一战略定位和战略高度上来重新认识。传统上将民间外交界定为只是我国(政府)外交的一般补充和延伸的认识已经远远不够了。
一是,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国际社会不断贡献公共产品的新现实,必然要求我们的外交日程也要日益且全面地走进世界各国舞台的中央,融入进国外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外交全面落地,并与国外的民众产生深度的互动关系,它凸显了新时代民间外交所具有的不可或缺及无可替代的功能。
二是,新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交往的新现实,尤其是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必然推动外部世界进一步希望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准确把握我未来发展走向。但当前我国际环境正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的复杂局面,包括国际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认同危机等思潮泛滥下,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所谓“新中国威胁论”和“新中国有害论”等极端的和于我有害的社会思潮,这些国际社会中的暗流、逆流更要求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进一步发挥出“增信释疑”的独特功能。
三是,新时代中国国民参与民间外交的热情空前高涨,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如何将这些自发的力量更充分、更有机地纳入到国家总体外交的布局中?如何以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来具体指导我民间外交的开展,目前我民间外交的理论、方法、体制、机制等方面仍有不少短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只有从上到下都对新时代中国的民间外交的战略定位和重要作用有更明确的认识,通过“民间外交 ”的思路统筹我们民间对外交往,才能进一步发挥民间外交的潜力,使我们的民间对外交流不仅能“以利诱人”、“以情动人”,更能进一步呈现“以理服人”和“以义化人”的新面貌。
二、问题和不足
多年来上海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民间对外交往的格局,但同时也需要直面对外交往中民间属性还不够鲜明、理论指导还不够明确、工作对象还比较单一等等短板。
就“民间性”不足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民间外交主体的“民间性”不足。传统体制内团体和机构仍是主要的民间外交担当主体,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的力量和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二是交往方式的“民间性”不足。特别是本土的社会组织“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社会基层民众接触不深,与国际上通行的民间社会话语体系和NGO活动方式仍有较大距离,缺乏在国际上“草根对草根”活力。三是缺少机制来汇聚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法律、商务的专业人才,尤其缺乏善于讲中国故事的民间外交高手。四是民间外交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远远不够,企业或社会组织对外交往中以单打独斗为主,相互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政策协调等机制。
就“理论指导”不足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提供了总遵循,实践中需要我们将这些理论遵循转化为更为具体的指导理论、沟通理论和价值观理论,并使之成为有机整体来指导民间外交等实践。根据专家们的研究,中国民间外交的指导理论主要体现“最大包容、求同存异”的精神追求;民间外交的沟通理论主要突出“学习别人、介绍自己”的核心要义;民间外交的价值观理论则主要体现“兼收并蓄、反对强加于人”的思想内涵。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一些国民及国内舆论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傲慢”、“自负”的心态,他们在对外交往甚至表现出某种“中国中心论”的倾向。因此,参与民间外交的实践者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理论自觉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就“工作对象单一”而言:目前,我民间外交的对象似乎仍然聚焦在各国退休政府高官和商界领袖等传统精英对群体,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中产阶层群体迅速崛起,如何做各国中产阶层,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产阶层群体的交往工作还没有纳入到我民间外交的战略视野中。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尤其是新型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新时代。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的迅速发展,其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何将这个群体作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主要对象,已日益紧迫的摆在我们的工作议程上。
三、思路和建议
第一是继续加强党的领导,突出顶层设计,完善机制建设。建议上海的民间外交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将具体的民间外交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以及工作绩效和考核中。政府应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确保民间外交的方向,以完善制度来规范民间外交主体的行为,以扩大资源提供来加强民间力量的能力建设。
第二要进一步扩大民间多元主体参与。应加快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上海现有涉外社会组织的作用,尽快成立类似上海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的社会组织,负责协调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合作,推动本市社会组织和企业国际化能力培训的专业化、系统化和机制化。这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推动政府支持NGO能力建设的的工作机制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是明确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产阶层作为上海民间外交的主要工作对象。聚焦在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和新精英人士,同时还要关注各国社交媒体中的舆论领袖、民间社团负责人等,重点做草根精英的工作。
第四要依托高层次平台带动民间外交的整体性发展。正如世博会带动了上海民间外交的飞跃性发展一样,建议上海的各种重大国际性活动,如“世界城市日”等都能采用“民间外交 ”的思维,推动更多的上海经验、上海样板融进“中国故事”之中。上海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良好机遇和平台,在配合举办好国家主场外交等重大活动的同时,围绕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的建设目标,为地方民间外交的品牌建设做长远谋划。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