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针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美国政府一改过去的观望态度，明确表示了“失望”的立场，这种做法既是美国对日本领导人参拜行为的失望，也是对日本领导人本人的失望。奥巴马政府此举向日本鹰派政客发出了强烈的不满信号，从而暴露了日美之间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当然，为了安抚日本，奥巴马在2014年4月访问日本时，首次以总统身份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日本施政权下，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领域。外务省的翻译没有把“territories”一词翻成“领土”而是翻成“领域”，因为日本安保条约第5条的日文正式文本使用的是“领域”，这是日本感到无奈的，特别是奥巴马还追加了一句：美国对最终的主权问题不持立场，这又让日本感到不满。因为日本非常希望美国承认对钓鱼岛的“领有权”。其实，日美之间的矛盾，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两国虽然是同盟关系，但是两国之间并非目前的表面现象所展现的那么和谐，分歧也不只限于历史观的不同，还涉及其他领域。究其原因，在于日美之间的同盟是一个非对称性同盟，不信任与不和谐是这种同盟的常态性特点，所以，“同盟的悖论”不可避免。所谓“同盟的悖论”，是指两国间的双边同盟，特别是在非对称性同盟中，经常存在着两个不安，一个是“被抛弃的不安”，另一个是“被卷入的不安”[1]。所谓“被抛弃的不安”是指同盟中较弱的一方担心较强的一方在自己的安全遇到危险时不会履行诺言援助自己，如果较强的一方不援助自己，那么，自己将被抛弃，从而引起不安。所谓“被卷入的不安”是指同盟的一方担心自己被卷入一场与自己的利益无关的冲突或者战争之中，如果被拖入无关自身利益的冲突或者战争，将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产生不安，担心同盟的伙伴挑起事端拉自己下水。“被抛弃的不安”往往产生于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忽视，特别是较强的一方对较弱一方利益的忽视，进而导致被忽视的一方试图谋求增强自主防御或者摆脱另一方的控制；“被卷入的不安”则产生于一方凭借其影响力强拉另一方在冲突中站在自己一边，引起另一方不愿意过于强化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谋求一定的行动自由。如果同盟关系弱化，则会增加一方被抛弃的不安，反过来，同盟关系强化则增加自己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日美关系就属于这种情形，美国担心同盟关系弱化会导致日本脱离自己，而同盟关系强化则也有可能被日本拖入战争；日本也有同样悖论，如果同盟弱化，美国可能不援助自己，而同盟强化则可能被美国拖入战争。有学者认为，如果不理解“同盟的悖论”理论，就不可能理解日美同盟中日本的对美态度，[2] 当然，同样道理，如果不理解“同盟的悖论”也不可能理解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本文旨在通过“同盟的悖论”角度阐述日美关系的复杂性，并从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相互猜疑的思路展开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互相依赖
日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表现在安全保障领域，特别是对于日本来说，该同盟总让日本有“被抛弃的不安”，而对于美国来说，同样的不安也有所增加。日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包括互相需要与相互配合两方面，相互需要是指日本在安全上需要美国保护，美国则需要日本分担防卫责任，两国互不抛弃；相互配合最近主要表现在两者的西南诸岛防御问题和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尤其是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同时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目的是避免被美国抛弃。
（一）相互需要。相互需要就日本来说，是日本需要美国的保护。日本在安全上需要美国保护的状况起源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造与和平宪法的制定。战败之后没有武装力量的日本必然要在安全上寻求美国的保护，是美国剥夺了日本的武装，然后转身成为日本的保护者。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关于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的对日方针》中说：美国对日终极目的是“为了不使日本再次成为美国或者世界和平的威胁”。[3] 为此，美国认为“必须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坚决禁止军国主义及反映侵略精神的制度”[4]。 非军事化的法律保证是和平宪法。1945年10月16日，麦克阿瑟宣称：日本如果要求生存的话，除了和平的道路之外别无他选。[5] 在此基础上，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占领军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备起草宪法， 11月3日，和平宪法公布，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日本宪法的核心内容是第九条的“非战条款”。
非军事化是日本依赖美国保护的原因。关于宪法第九条，根据吉田内阁的国务大臣金森德太郎的答辩，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官方是这样解释的：第九条第一款包括了不能发动自卫战争的内容，而第二款则规定了不管是否自卫战争，不准拥有战力，也不承认交战权。这样的话，即使出于自卫的目的也不承认交战权，也就不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第二款的意思就是日本不能进行自卫战争。[6] 既然连自卫战争也不能进行，那么，日本在安全上也就不得不依靠美国的保护，比如，1951年10月18日，吉田茂曾经说过：“日本现在没有防卫力，处于真空状态，只好选择集团防卫的方法，这就是政府缔结安保条约的原因”[7]。
相互需要就美国来说，是美国需要日本分担责任。关于日本对同盟的责任，一般理解为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但是美国后来却越来越不满足于这一点，还希望日本提供其他军事协助，这意味着美国改变了要日本非军事化的初衷。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同意增加军备，吉田茂遵照麦克阿瑟的要求组建自卫队之后，大平内阁又因为美国批评日本在安保上“搭便车”，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构想，认为日本虽然不能修改宪法，跟西欧一样提供军事贡献，但是可以在经济技术方面做贡献。后来美国利用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构想，默认了日本的经济贡献，同意日本向美国输出和投资，然后用贸易赚得的钱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环流。
冷战结束之后，美军开始逐步整编，其特点是分散兵力配置，美国继续要求日本承担防卫责任。2011年11月，美国发表了新的国防战略，计划大幅削减陆上军力，并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投入。2012年2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说：关岛是美国亚太战略上的要冲，[8] 这次调整的一个重大动作是将驻扎在冲绳的美军海军陆战队转移到关岛，并提高美军的机动打击能力。美国将其部队撤离第一岛链，为的是避免受到中国的直接打击，而牵制中国的任务将落到日本身上。奥巴马说：“在历史性战略转换中，同盟国日本将在安全保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9]。美国认为日本应该加强应对中国海军的能力，装备新式战斗机，有必要把防卫的重点放在西南诸岛。美国的调整当然有避免由于日本与邻国的冲突而把自己卷入进去的思考，美国打算与中日冲突拉开一定距离，保持某种自由空间。
（二）相互配合。日美之间相互依赖的另一个方面是相互配合。日本在防卫上依赖美国的保护，而美国则在军事基地等方面需要日本承担责任，这一相互需要的模式虽未改变，但是日本最近对于美国的其它责任分担要求，由原来的消极抵抗变得越来越积极，表现了相互配合的新特点。
西南诸岛防卫问题是日本应对美国责任分担要求的一个积极反应。日本防卫省干部的基本观点是：驻扎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搬迁到关岛，美军这种从日本的收缩行为，对于日本来说势必使日本感到其周边出现空虚，日本会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军备，推进自主防卫力，从中得到战略益处，所以他们主张应该协助美国的战略调整。日本有人认为他们应该增加西南诸岛的防御，因为这些岛屿正好处于中美两国军事对立的线上，日本提高单独保卫这些岛屿的能力，将是最好的对美合作。[10] 其实，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日本的积极态度，特别是2010年底，民主党内阁制定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了重视西南诸岛的机动战略，也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集体自卫权问题也是日本配合美国的一个表现。美国早在2007年3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日本装备的导弹不能只用于自卫，美国更关心日本能否击落通过其领空的打向美国的导弹。然而，这涉及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问题，所以，美国人说：日本有必要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本的领海之外受到攻击，美国当然会应对，但是美军受到攻击时日本却不能应对，这不是对等的同盟关系。[11] 对于美国让日本修改集体自卫权解释的要求，态度最为积极的是安倍内阁。安倍第一次内阁时，设立了“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再构筑恳谈会”，2008年6月该恳谈会曾提出建议，为了行使集体自卫权，政府应该修改对宪法的解释。安倍认为：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并不是从属于美国的，而是对等的权利。只有这样，日美同盟才能更加牢固才能增强遏制力，自卫队和美军才能不费一颗子弹。[12] 安倍内阁的顾问谷内正太郎指出：“集体自卫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品格问题。朋友帮助你，你却不能帮助朋友，这是国家的耻辱”[13]。
2013年1月18日，日美两国外长在华盛顿进行了谈判，商讨了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问题，认为修改的最大理由是中国的海洋扩张和朝鲜的核开发。安倍试图通过指针修改，满足美国关于日本分担防卫责任的要求，强化日美同盟，并在“指针”中加进集体自卫权的内容。其实，这里的潜台词是：日本想借机强化自己，提高自主防卫能力，避免同盟一旦弱化，日本陷入无防卫能力的状况。因此，修改集体自卫权问题也是日本“被抛弃的不安”的反映。
二、相互竞争
从“同盟的悖论”角度看，日美之间的相互竞争现象也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及不断出现的经贸摩擦。日美两国虽然是同盟国，但是由于两国经济并不互补，而是互相冲撞，战后史上两国曾经发生过多次经济摩擦，现在又以TPP问题的形式重复着这种摩擦，美国从同盟的角度要求日本配合其TPP战略，而日本则怀疑美国要抛弃自己，通过TPP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一）美国要求日本“自主规制”。当美国需要日本合作是时，美国会加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甚至在经济上援助日本，但是，当美国不需要日本时，美国会抛弃日本，并不顾日本的利益，压日本让步，从而使两国经济关系表现为竞争的特点。日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不再需要日本的“战争特需”的背景下发生的，主要表现在贸易领域的摩擦，这种摩擦自从日本战后经济开始恢复之后就已经出现，由于美国对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所以，经济摩擦也总是以美国施加压力，要求日本自我限制对美出口的所谓“自主规制”模式展开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到了1965年，日美贸易收支呈现日本处于经常性出超状态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便一发不可收拾，期间几经调整，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1972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两国签订《纺织品贸易协定》，日本被迫承诺“自主限制”纺织品的出口，这种摩擦才告一段落。之后，两国又在钢铁、彩电等领域出现摩擦，最后都是在美国压力下以日本的“自主限制”得到暂时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美两国又在汽车、半导体和农产品等领域展开贸易大战。比如，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是500亿美元，美国把原因归结为日本市场的封闭性，美国尤其对于日本在投资、金融和服务贸易市场方面的闭锁状态非常不满。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急速升值，虽然严重打击了日本企业的出口势头，但是日本企业就像不死鸟一样，通过合理化调整和海外转移，很快恢复了竞争力。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超级301”报复性条款在内的《新贸易法》，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制措施。1989年，在美国压力下，两国签署《构造协议》，指出了日美贸易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结构和市场闭锁的问题，美国要求日本进行结构改革并开放市场。
在克林顿政权时代，日美两国汽车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美国除了要求日本改变宏观贸易不平衡之外，还在汽车谈判中具体向日本提出承诺在个别领域实现“数值目标”。日本认为美国提出的“数值目标”是不公平的，当时的通商产业大臣桥本龙太郎联合欧盟与东盟对付美国，迫使美国放弃了“数值目标”要求，但是，由于日美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最后双方在这轮谈判中仍然是以日本做出重大让步达成协议的。之后，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政权时期得以恢复，而日本经济却一路下滑，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之经济怪圈，而美国则对日本的利益不管不顾，似乎忽视或者抛弃了日本。
日美两国虽然是同盟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顾及到日本的切身利益，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日本。比如，对于国内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能源必须依赖海外供应，与产油国伊朗的关系加强是必不可少的。高村正彦担任日本首相时曾计划邀请伊朗总统哈塔米访日，当时的驻伊朗大使孙崎享与伊朗进行了密切的沟通，日本的意图当然是确保石油供应，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因为日本当时获得了伊朗阿扎德干油田的开采权，这也是当时日本邀请哈塔米访日的主要动机。然而，美国却认为日本不应该与伊朗接近，也不应该协助开发阿扎德干油田。据孙崎享回忆，当时美国副总统切尼指示将日本外务省积极活动获得阿扎德干油田开采权的官僚调离岗位。由于美国的干涉，最后日本以另一种形式的“自主规制”不得不放弃了该油田的开采权。[14]
（二）日本抵抗美国的压力。日美之间“同盟的悖论”除了表现为压力与“自主规制”模式中“被抛弃的不安”之外，还表现为压力与抵抗的博弈特点上，进而意味着一方如果过于忽视另一方的利益，则会导致同盟的疏远，甚至一方企图摆脱另一方的倾向。以日美围绕TPP问题的谈判为例，可以看出美国的压力与日本的抵抗特点。TPP问题是日美经济摩擦的继续。
TPP是美国试图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措施，但是美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却忽视了日本的利益。就日美经济关系来说，美国的意图是极端利己的，目的是在医疗、保险、金融、农业等美国主导的领域设立规则，获得日本市场。奥巴马上台之后，为了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制定了五年内出口增长一倍的政策，目的在于以此来拉动产业复兴，增加就业，缓和社会矛盾。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市场开放潜力最大，奥巴马政府看中TPP框架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把日本拉入这个框架，将意味着日本的市场向美国打开。所以，2011年9月21日，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中首次向日本提出这个问题，他请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认真考虑一下。[15]
日本对于美国的压力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对于日本来说，虽然也看到了利用国际市场促销自己工业产品的必要性，这一点，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积极态度就可以看出，因为日本汽车业希望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特别是打开美国市场，但是日本政府鉴于保护农业等领域利益的需要，并不想急于参加TPP谈判。前外相玄叶光一郎曾表示：日本并不是一步到位参加这个零关税的协定，而是先与各国就FTA和EPA问题谈判，可以逐步提高自由化成都，设置例外品目逐渐使国内调整，以适应非关税壁垒要求。
对于日本的抵抗态度，美国施加了压力。比如，野田在2011年11月15日，参加完日美首脑会谈之后提到可以“适当考虑敏感商品问题”，对此，美国政府马上发表声明说日本保证了参加所有商品和服务项目自由化贸易谈判，等于反驳了野田的谈话。日本外务省要求美国订正这一声明，因为日本没有表示过参加所有项目的谈判。但是，日本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还特别声明日本在牛肉、邮政和汽车市场方面都是闭锁的，应该开放。[16]
在TPP谈判问题上日本有不惜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安倍上台之后虽然表示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但是在TPP问题上受到党内制约，所以态度模糊，实际上也是在抵抗。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宣布过反对以撤销全部关税为前提的TPP谈判，自民党态度的背后是该党内农业利益集团出身的议员代表农民利益，他们坚决反对日本参加TPP谈判。安倍晋三作为自民党的总裁，他不想失去选票，所以在TPP问题上也不积极。日本农业利益集团的代表自民党议员山田俊男甚至说：如果自民党不能在农产品等5个特殊领域确保关税例外，那么可以退出TPP谈判。[17] 表现了日本的“离美”倾向。
2013年12月25日，对于日本的抵抗态度，美国的17个农业利益集团联名签署书简，递交给美国通商部代表（USTR），要求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他们认为日本一边表示支持TPP，一边却要求在大米、牛肉、猪肉等5个领域谋求保留关税，日本作为一个富裕国家，却要在农业领域寻求特殊照顾。如果日本继续坚持无理地要求农业保护，就应该把它排除出去。[18] 但是日本也不示弱，安倍内阁甚至在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期间，仍然没有表示让步的意思，最后让奥巴马扫兴而归。从“同盟的悖论”角度看，今后日美两国即使在TPP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与博弈还将持续下去，美国将继续忽视日本的利益，追求美国自身的利益，日本将继续担心美国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忽视或者抛弃自己，从而导致日本开始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不断加强。从这层意义上看，日本似乎有避免参加不利于自身利益的TPP的“被卷入的不安”。
三、互相猜疑
“同盟的悖论”在日美之间的相互猜疑上也有明显体现，是日美关系复杂性的又一重要特征。两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主要表现在战略选择上有互不信任的倾向。《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美国结束了对日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的独立，但条件是美军继续自由地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但是这个安保条约不但未明确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而且有吧日本拖入美国参加的战争的危险，故引起日本“被抛弃的不安”与“被卷入的不安”。对此，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从未放弃争取自主防卫和自主外交的努力，这又必然引起美国的猜疑。
（一）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对日美安保体制持怀疑态度，试图寻求摆脱美国控制推行自主外交，导致两国之间猜疑不断。战后被美国通过开除公职和审判战犯肃清过的日本政客大多具有自主外交志向，比如，石桥湛三、鸠山一郎、三木武吉、河野一郎、重光葵、岸信介等人都属于这一类。以鸠山一郎为例，他是日本最早主张自主外交的政治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吉田茂等亲美派勾结占领军司令通过“战后体制”使日本无力化，是卖国贼，[19] 鸠山对吉田茂的态度折射了他的对美态度，他对日美之间的非对称性同盟抱有敌意，并不相信美国会保护日本的安全，所以追求日本自己防卫自己的权利。
1955年8月30日，重光葵外相与杜勒斯会谈，他向美方提出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要求，他说：安保条约缔结时，日本没有武装力量，所以不可能与美国签订“相互”安保条约，但是，现在两国缔结“双务性”新条约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对于重光葵的要求，杜勒斯回答说：新条约签订的时期还早，安保条约不是永久性的，但是要等日本自己拥有了自卫的意思之后再考虑。这一天会到来，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对于杜勒斯明确的拒绝，重光葵不死心，他说：日本国民要一个与美台、美菲条约一样的平等条约，现在日本已经拥有了自卫力。[20] 当时是鸠山内阁，重光葵与杜勒斯的对话，就日本方面来说，反映了鸠山内阁要谋求日美关系对等性的意愿。
岸信介是鸠山一郎的同路人，他在战前曾深入研究过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右翼理论家的思想，并成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骨子里是反美的。1960年，岸信介力主修改安保条约，所追求的就是日美之间的对等性，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了社会党领导的反安保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变成了反岸信介的大游行。美国当时出乎意料地暗中向反岸信介的学生组织提供过资金，原因是美国怕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日本政治的主导权，谋求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
在冷战阶段，日本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而美国更需要日本这个在亚洲的重要伙伴。但是，冷战体制解体之后，日本人问美国为什么还留在亚洲？为什么还留在日本？于是，日本出现了修正冷战时期防卫政策的动向。1994年2月，细川内阁设立了“防卫问题恳谈会”，会议主席樋口广太郎等人整理出一份报告，虽然强调日美关系仍然很重要，但是怀疑日美同盟作用的含义还是比较明显。1996年4月，克林顿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签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同盟”宣言，提出了日美安保再定义问题。日美双方还确定日美安全保障合作是“维护东亚太平洋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基础”，强调美国在该地区有必要驻留10万人的兵力，另外，双方还修改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通过一系列的安排，暂时度过了日美同盟的危机。
当今日本政客追求的所谓自主外交也表现为脱美倾向。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日本应该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气概”[21]， 其实，他是要“抛弃”美国，寻求独自的防卫路线。在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民主党内阁时期，他与小泽一郎一起踩了美国两个尾巴：一个是普天间，一个是“东亚共同体”，既要把美国赶出冲绳，动摇日美安保体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存在的基础，又要与中国建立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对此，美国决定“除掉”鸠山，2010年2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访日后的第二天访问韩国，他对韩国官员说，美国不再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打交道，而是与冈田、前原交涉。日本外务省前情报局长孙崎享认为坎贝尔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以及日本政治家传达过，这是美国影响日本政治的表现，鸠山最后宣布辞职，与美国的压力有密切关系。
安倍晋三是摆脱战后体制的又一位典型代表，他虽然嘴上说要加强日美同盟，实际上具有“脱美”倾向。安倍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要摆脱“战后体制”，建设新国家，给美国的印象却是日本在他领导下将滑向“国家主义”。2006年安倍上台后，一改小泉的亲美政策，上台不到一周就访问中国，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后，安倍绕过美国访问欧洲并参观北约总部，探求与北约的军事合作。谁都知道北约是美欧同盟，但是，当时在伊拉克战争后，北约的军事行动由欧洲主导。安倍的外交顾问谷内正太郎曾对外务省官员说，日本今后有可能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加盟国。这无疑是宣布日本今后的外交中心将不再是美国。[22]
安倍之所以具有“脱美”倾向，是因为他预见到美国的衰落趋势，日本也许在安全上指望不上美国，表现了“被抛弃的不安”。比如，他的顾问谷内正太郎认为美国陷入中东泥沼，不可能对朝鲜动武，所以美国在东亚安全上也只能与中国保持一致。谷内进一步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也将逐渐下降，日本没有必要维持“小泉与布什”那样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安倍内阁的外相麻生和防卫相久间章生都毫不掩饰观点，曾公开批评美国的政策，麻生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政策是幼稚的，久间则说布什政府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其实，安倍与美国之间一开始就缺乏互相信任，“被抛弃的不安”双方都存在。作为全球性海洋大国，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绝对必要，不会被任何国家赶出西太平洋，更不会最终被日本赶出冲绳。美国意识到安倍的“独立”意图之后，开始“制裁”他，安倍第一次内阁在慰安妇问题上否认“河野谈话”，引起美国警觉，美国国会通过议案要求日本首相对慰安妇道歉，迫使安倍不得不进行了道歉。美国学者称安倍，一方面在各个国家宣传人权，一方面却对战时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实表示否认，那么就是一个伪善者。于是，安倍急忙派遣亲信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等人前往白宫去做工作，但是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均拒绝接见安倍的代表。美国副总统切尼在访问日本时拒绝会见对美国出言不逊的另一位防卫大臣久间章生。
另外，安倍也引起美国“被卷入的不安”，所以不能获得美国的支持。2012年年底安倍重新上台之后，把改善日美关系作为了重要议程，打算将首访国定为美国，还积极准备修改集体自卫权解释，但是，他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破坏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破坏了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让美国感到“失望”。美国虽然对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乐见其成，但并不希望由安倍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美国的经济主要依赖中国，他要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想因为过度支持日本而开罪于中国，特别是不想因为日本的原因把美国推入与中国的对抗的境地[23]，表现了美国式“被卷入的不安” 。这一点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摇摆态度尤其明显，安倍想借日美同盟关系，在该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没有得到奥巴马的支持，因为奥巴马担心被安倍推入军事冲突之中。[24] 2014年4月，奥巴马关于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被日本媒体歪曲解释，他们淡化了奥巴马强调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和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一贯主张。
（二）日美基地摩擦。日美之间的基地摩擦集中反映了两国关系的非对称性，也表现了“同盟的悖论”。基地摩擦的根源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其法律基础是《日美安保条约》，而该条约的核心部分则是《日美地位协定》（后来叫《日美地位协定》），它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延长和扩展。《日美行政协定》主要反映了美国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和约生效之后，美国仍然有权自由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而且是在美国希望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日本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结果是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全国都成了潜在的美军基地，而且是杜勒斯所说的：“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在我们希望的兵力，希望的场所，希望的期间驻留的权利”（get the right to station as many troops in Japan as we want where we want and for as long as we want）[25]。
按照“地位协定”，美国实际上获得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美国士兵在基地犯罪基本上不受处罚。比如，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2001年至2008年的八年间日本人和美国士兵的犯罪起诉率，日本人是48·6%，美国士兵是17·3%。另外，在基地之内，日本无权对美国财产进行搜索和扣押，而且这种美国的财产无论在何处都不收日本的搜索和扣押。比如，2004年8月13日，一架美军直升机在冲绳国际大学校园坠毁，造成周边房屋、汽车等五十多处被害。事故发生后，美军从附近的普天间基地出动数十名士兵包围了冲绳国际大学，封锁了事故现场，将其中的所有日本人赶出在外，当地日本警察和记者一律不得进入。在日本的管辖地，日本警察不得入内，令人匪夷所思，但这是“地位协定”（即“‘”行政协定）的规定。
普天间基地问题是日美两国基地摩擦在近年来的突出反应，是美国忽视日本利益的象征，因此也是日本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深层原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起因是1995年，冲绳美军士兵强奸少女事件，1996年开始，日美双方开始为搬迁商量候选之地，1997年，决定搬到名护市边野古附近，但是双方一直围绕搬迁的具体细节交涉不止，最后在2002年形成搬迁计划。2004年，发生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当时，正直美军推行世界范围内整编计划，日本借机再次要求尽快搬走普天间基地，后来双方还加上了削减海军陆战队的内容。2006年，小泉内阁与美国达成搬迁协议，美国承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8000名陆战队员及其家属9000人迁往关岛，日本承诺在名护市边野古的施瓦布军营附近沿海地段建设一个新机场取代普天间机场，美军还答应归还冲绳南部6个军事设施，加上普天间机场，归还总面积约1500公顷。
但是，普天间机场的搬迁并不能根本解决日美之间的基地问题，日美“同盟的悖论”是双方都有“被抛弃的不安”。基地问题的主要部分是冲绳问题，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军驻日基地的绝大部分。冲绳县当局坚决站在县民一边，要求把普天间基地搬到冲绳县以外的地方去，而不是搬到同为冲绳县内的名护市边野古，破坏环境，填海造机场。表面上看，围绕普天间问题的争论是日美两国如何应对冲绳县的反美情绪的问题，日本政府好像夹在美国与冲绳县之间左右为难，但是，问题的实质是日美之间围绕冲绳问题摩擦的继续。对于日本来说，冲绳的“返还”并不等于日本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美军一天不撤离日本，冲绳问题就一天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普天间问题涉及到最终美军从冲绳，乃至从日本撤离，实现日本真正独立的问题。美国当然不会意识不到，美军从普天间的撤退和普天间基地的归还，将意味着美国从日本最终撤退的开始，所以，美国尽量努力不使这个搬迁成为将来完全撤出日本的多米诺骨牌的首端。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下，普天间搬迁问题可以看做是日美之间围绕基地问题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两国已经就搬迁达成协议，但是距离根本解决还相差甚远。今后一有机会日本还将提出类似问题，美国则会激烈反击，决不会坐视不管，这是日美之间相互猜疑的根源，也是“同盟的悖论”的反应，
（三）日美围绕防空识别区问题步调紊乱。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日方反应激烈，并怂恿美国对抗中国，但是，美国在此问题上态度暧昧，没有听任日本的煽动，也未满足日方的过分要求，日美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温度之差。
美国军事基地大多设在冲绳，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势必影响美国的军事活动，所以，美国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做出了反应。但是，防空识别区是有关国家在领空以外的一定空域针对无事先通告并被判断有进入领空意图的外国航空器而设定的区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国家“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一种防御措施，它的关键词是“防卫”和“识别”，而不是进攻或攻击。特别是国际法并无规定禁止任何国家划设防空识别区，所以，美国对于中国首次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也并未做进一步的激烈反应。美国这样做，也意味着奥巴马并不想惹中国不高兴，于是，他对中国的批评并不像日本希望的那样强烈，美国甚至同意美国航空公司向中国有关部门通报飞行计划书。
美国的这种反应，让日本大失所望，感到了一点“被抛弃的不安”。日本主张防空识别区虽然可以根据本国防御需要而自主设定，但是不可以规定其他国家承担义务，所以，他们声称中国要求民用航空公司提供飞行计划书是违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公海上空飞行自由原则的，日本绝不接受。其实，日本所强调的反对用实力改变现状，目的在于牵制中国在东海的活动，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一海域获得制海权和制空权是对东亚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绝不允许。[26] 其实，日本是担心日本的活动受到限制，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
美国之所以没有满足日本人的愿望，当然是“被卷入的不安”在起作用。美国基本上视这件事为中日之间的博弈，所以，并不想纵容日本与中国发生冲突，因为这样最后会把日本自身卷进中日冲突中去。2013年12月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日让日本人很是失望，比如，日本要求在会见联合声明中插入批评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内容，美方没有同意，日本期待的日美共同对付中国的计划也落空。特别是当时拜登提出：为了防止误判，希望中日两国通过对话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如此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令日本十分失望。鉴于美国的态度，安倍本来信誓旦旦地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后来也不得不改口说“不默认”中国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对此，尽管日本官房副长官藤胜信说：“首相在会谈中说不会默认，政府的姿势没有改变”，但是“撤销”和“不默认”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意味着安倍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其强硬的态度也就不得不往后撤。[27]
小   结
总之，在日美每次发表的官方文件所表现的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背后，实际上掩盖着两国之间的矛盾。日美同盟的悖论反映在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上，日本依赖美国，但是时刻提防美国抛弃自己，美国有能力控制日本，但是也必须防止日本摆脱自己走向防卫政策的自主路线。特别是日美在安全保障领域的相互依赖，一旦由于日本摆脱美国获得自主权，必将使日美信赖关系寿终正寝。比如，基辛格曾经说过：“就像人有DNA一样，一个民族也有DNA，日本只是战败过一次，不可能永远不发动战争。日本总有一天会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拥有核武器”[28]， 看来，对于日本人美国人是有所了解的。至于日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竞争的激烈化和战略选择领域的相互猜疑，既反映了两国的同床异梦，反映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永远认可美国控制的现实，也反映了美国时刻防备日本走极端的现实，其内在的动因是“被抛弃的不安”与“被卷入的不安”。日美同盟的复杂性可以概括为互相依赖、互相对立与互相猜疑，尤其是日本担心被美国抛弃，美国担心日本摆脱自己，日本对美国拉自己卷入与自己的利益无直接关系的战争不安，美国也对日本把自己拖入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安。这便是日美关系的复杂性，是“同盟的悖论”的反映。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