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町是东京的政治中心，日本国会和首相官邸等均位于永田町。因此，永田町周边的酒店餐厅，就自然成为自民党政客们筹集政治资金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没完没了的筹款餐会在各大酒店餐厅举行。

  早在战后初期，为了防止日本发生政治腐败，当时的驻日美军就为日本制定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但既便如此，此后日本政坛各类权钱交易的丑闻仍此起彼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丑闻”曝光，田中因此下台，日本不得不对企业和各类社会团体对政党的捐款规定了上限。

  此后于1995年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凡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政客个人的政治捐款超过5万日元就必须申报，这就迫使这类捐款转向政党和各类资金管理机构，而无法进入政客的个人腰包。2004年卸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从日本牙医联合会那里收到了一张1亿日元的支票被媒体曝光，引起了广泛非议，此后这类捐款被限制在5000万日元以下。2009年日本又对政治捐款实施了审查制度，规定所有相关开支都必须保留发票以备查。

  政客要保住自己的位子，要参加竞选，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既然来钱的渠道受到了诸多制度制约，日本政客们当然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是举办筹款餐会，通过这一方式来筹集资金。

  这种政治筹款餐会，在餐厅内外都充满了政治氛围。不仅餐厅正面悬挂巨大的横幅，门口会摆放巨幅海报，各派系领导人都对筹款政客不吝赞美之词，往往令人感到肉麻，甚至还会演唱专门为此谱写的歌曲。餐会开始后，先后奏唱日本国歌和自民党党歌，然后是各派系大佬发表祝辞，最后是集资者致答词，大约近一小时后才开始干杯。在宾主用餐后，筹款者便忙于与各支持者干杯、合影，女政客其间还要换装，俨然是在婚礼走秀。餐会大约持续一个半小时。

  这种餐券大多都是由政客的秘书前往各大企业和行业协会推销。而有意支持某政客的个人，也可前往政客的事务所购买。大酒店的餐厅大多都可以容纳几百人，除了支付场地费和餐费以及餐券的印刷费，剩下的都归政客个人所有。通常情况下，售出500张餐券，到场人数往往只有一半。而有些人纯粹是点点卯，干杯后就走人。所以最后聚餐人数一般仅为150人左右，这样又可以大大减少餐费开支。有时餐厅为降低成本，准备的菜肴太少，以至不时发生全部“光盘”的窘境。只要不选五星级酒店的餐厅，通常这类餐会的净收入可高达80%左右。这类政治筹款餐会，基本上都是自助餐，这样可便于与会者之间的交流。在东京，这样的聚餐券行情是2万日元一张，而在各政客选区，基本上打对折，也就是1万日元一张。如果定价太高，就会影响餐券的销路。被推销者就会产生不胜负担之感：既要我们投票，又要我们花钱，这是谁为谁服务啊？

  1994年日本各企业和行业协会对政党的捐款曾多达577亿日元，此后受到一系列相关规定的限制逐年走低。随着政治捐款的透明化，哪家企业向哪位政客捐了款都一目了然，由此自然使得这类捐款趋于减少。另外，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的资金也比以前紧缺，这当然也对政治捐款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今虽然各政党总部可从国家接受政党交付金，但这是供政党总部运用的资金，至于政客个人以及自民党各派系所需要的费用，就只能从筹款餐会来筹集了。

  吃了人家的嘴软，理应为捐款者美言一番。但日本政客们自忖来的都是支持者，为取悦对方脑子里就缺根弦了，不时荒腔走板，由此祸从口出的案例不在少数。例如2017年在一次筹款餐会上，原重建部长今村雅弘居然在其所属派系的餐会上如此表述2011年的东北大地震：“还好发生在东北地区。”这当然导致东北地区群情激愤，他随后因此引咎辞职。

      前内阁府政务官务台俊介在一次视察台风受灾地区时，竟然让随行人员背着走过积水地段，此事当然招致猛烈抨击，孰料他居然在筹款餐会上大放厥词：“这下可为雨靴企业做广告了！”如此缺乏自律，他立马被迫卷铺盖走人。但政客们对此不是自我检点，反而归咎于媒体的报道，因此近来这类餐会基本上都不让媒体记者入场。

  日本国民对这类筹款餐会感觉不佳，因为这类餐会还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今年7月自民党众议院运营委员长古屋圭司就被发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故意少报收入，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指责，但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2016年一名国会议员在同事的餐会上领取了一张空白收据，而负责政治资金运作的时任总务部长高市早苗却表示：“此举在法律上并无不妥，”这一表述引发了广泛质疑。因为相对于捐款者受到较多监管，而被捐款人受到的限制却不是那么多。

  显而易见，日本政治与金钱的关系应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充分接受媒体和广大国民的监督，实施阳光运行，这样才有利于减少各类政治猫腻。

文献来源：联合早报，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