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和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自1993年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合作长期局限于经贸关系为主的格局。随着巴西国际战略的优先在卢拉执政时期转向南南合作，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深化和拓展，逐渐具备全球性影响。中巴两国在以金砖国家峰会、20国集团和基础四国合作机制等较有代表性的多边机制中开展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战略合作的深化，中巴关系中的深层次挑战也开始显现，需要通过加强战略协调予以解决。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巴战略合作在金砖国家合作中具有代表性，其深化对于巩固金砖国家合作具有重要影响。
一、中巴战略合作的主要进展
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巴两国关系在各自实力增长和活跃外交的支撑下，表现出较高的战略契合度，有力的机制支撑和丰富的全球性内涵，成为南南合作的典型，代表了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巴两国的战略合作取得了如下主要进展。
第一，中国和巴西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其战略合作表现出较高的战略契合度。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服务于两国试图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中扮演更大角色的雄心。中国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巴西在卢拉时期也力图强化巴西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影响力。中巴两国分享身为发展中大国、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国家等共同的身份认同。在这种相似的身份界定基础上，中巴两国对于国际体系的看法相近，在实现各自国家崛起中,均重视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作用，重视维持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关系，注重借助新兴大国的合作来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实现各自的大国目标。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巴两国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获得显著提升，但也面临着作为“不完全大国”能力不足的困境，因此需要在战略上相互借重。
正是出于上述战略上的契合，自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领导人持续关注双边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从互补与合作的角度看待两国存在的差异，为构建和巩固双边战略合作提供政治支持。巴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长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巴两国的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型。作为发展中大国之间建立的
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致力于发展持久、稳固和战略性的双边合作，为其后国际上战略伙伴关系的兴起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作为后冷战时期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并非为了冲突和霸权，而是致力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谋求更为多元、平衡和具有全球性的对外关系。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代表了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二，中巴战略合作的基础得到了国家实力提升、经济合作密切和战略规划细致的有力支撑。在国家实力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巴西2011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实力是基础，经济外交盛行，中巴经济实力的提升为两国开展战略合作、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巴两国的经济近两年都出现了减速，特别是巴西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7.5%骤降到2011年的2.7%和2012年的0.9%，引发金砖失色或者破裂论。[①]鉴于金砖失色论可能危及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的信心，本文在此对巴西经济前景稍作分析。巴西经济的确遇到了困难，但困难更多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等因素有关，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较为坚实。巴西政府近10年来大力推动兼顾发展、稳定和社会公正的经济政策，推进财税和社会福利等多项改革，培育了一个主要由国内消费市场带动的大型经济体，加上举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效应，巴西经济增长的前景仍被看好。此外，巴西经济长期向好的根本因素还在于该国良好的制度和治理优势，巴西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指数（2001～2012年）的排名中名列第53位，在金砖国家中独占鳌头。[②]这些指标意味着巴西仍然是一块成色不错的金砖。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巴经贸关系日趋密切,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较高，金融合作的内容增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巴西是世界前十位经济体中为数不多的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大国。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巴西是中国在全球的第九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双边贸易额为902.8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361.9亿美元。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方累计对巴投资168.1亿美元，截至2013年10月，巴西在华投资5.12亿美元，主要涉及支线飞机制造、压缩机生产等项目。[③]在2013年金砖国家南非峰会期间，中巴签署了一项价值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金额约相当于中巴年度贸易额的一半，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积极影响，并为今后在圣保罗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奠定了基础。巴西成为当时与中国签订此类货币协议的最大经济体，推动此类协议超越了中国的周边地区，此前主要的签署方是香港、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巴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此类货币合作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2013年6月美联储酝酿退出量化货币宽松政策的形势下，中巴两国领导人就此事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与应对交换了意见。
在机制保障方面，中巴战略合作得到了机制建设和长期规划的保障。2004年双方建立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2007年两国建立并启动战略对话机制。2010年两国签署《2010～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2012年双方签署两国政府10年合作规划。2013年两国决定建立中巴工商论坛，并确定两国外长年度会晤机制。
第三，中巴战略合作在多边框架中发展迅速，成为各自参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在战略伙伴建立之初，中巴两国已认识到双边关系具有产生全球性影响的前景。实力资源或者主要行为体间力量分布的任何明显变化，都有可能改变国际体系的运作。[④]随着中巴两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这些预期的潜力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的国际影响力。国际社会已经经常性地把两国看作重要的全球性行为体，进而要求两国在解决诸如世界经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国际安全等主要全球性议题上发挥影响力。例如，2011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决策者认真对待巴西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加强与巴西的全方位合作，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⑤]国际上也兴起中国责任论，希望中国在广泛的全球性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⑥]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本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多边性或全球性议题成为中巴高层对话的重要内容。根据两国《2010～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诸如武器控制、气候变化以及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峰会内开展协作等被纳入双边合作议程，以确保两国以及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并推动亚洲与拉美之间的跨地区合作。巴西支持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和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中国也支持巴西加入亚洲开发银行。2013年金砖峰会期间，巴西总统罗塞夫表示巴西支持成立拉中合作论坛，这是中方自2012年6月倡议成立该论坛以来取得的最重要进展。
中国和巴西作为两个重要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从联合国到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框架内开展了广泛的合作。[⑦]巴西在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与中国在2011年就利比亚问题和叙利亚问题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行了协调。两国的弃权票使得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通过。在2011年10月4日关于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的投票中，中国投了反对票，巴西投了弃权票，反映了双方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共同立场。中巴两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上态度都比较积极，在不少项目中保持了密切合作，如中方参与了由巴西军官领导的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中巴两国支持对联合国进行广泛改革，包括优先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以使其更加高效、有力地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中国理解并支持巴西希望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⑧]中巴两国还在“基础四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大会等多边框架下，就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可持续发展政策等议题加强协调与合作。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巴两国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就主要国际金融机制改革、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议题保持了战略协作。中巴两国成为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机制投票权与份额改革最大的获益方。在包括中方在内的金砖国家共同努力下，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当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中巴战略合作的成果正在外溢至各自所在地区之外的区域，并借助金砖国家峰会等多边机制平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巴战略合作的全球性内涵初步显现。以两国战略合作对非洲地区的影响为例，作为早期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项目成绩斐然，至今已发射3颗卫星，并免费向非洲国家提供图像服务。国际社会通常关注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影响力的上升，然而巴西在非洲影响力的上升也很明显，特别是卢拉政府时期的巴非关系获得了全方位提升。[⑨]巴西与非洲大陆发展包括政治和军事在内的全方位关系体现了其战略抱负，即担当南大西洋区域乃至发展中世界领袖和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过去10余年，非洲在中巴两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均有大幅提升，两国在非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加竞争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对这种新的关系进行管理，中巴两国迄今已经进行了两次副外长级的非洲事务磋商。[⑩]2013年金砖国家南非峰会把非洲议题作为主题，不仅体现了金砖国家集体对非洲地区重视程度的提高，也为中巴两国提供了一个协调对非政策的多边机制平台。如能顺利建成新发展银行，中巴届时能借助这一机制合作向非洲地区提供机制化的公共产品，深度参与非洲的发展议程，提升两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话语权。
二、中巴战略合作的主要挑战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中巴战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更加深层次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全球化和多极化深入发展条件下两国如何调解战略差异、加强战略协调和增加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
第一，多极化进程加快可能导致两国的战略契合度降低、差异性的消极影响上升。随着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推进和巴西对外战略伙伴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巴西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战略自主和独立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可能有所降低。中巴两国在追求多极化这一国际战略上的高度契合为克服两国差异性，或者从积极和互补角度看待差异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情形在国际体系高度单极化的世界是容易维持的。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和金砖国家的相对崛起，国际格局在未来10年将变得更为均衡，大国的权力组合随着议题变换进行转换的可能性上升，中巴两国维持战略合作的结构性基础面临削弱的风险，两国差异性的消极影响可能会上升。欧美在意识到其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前景后，已经开始着手从战略上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这为巴西对外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欧盟2007年和巴西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在2014年欧盟和巴西峰会上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欧盟与南共市经济协定进展，互联网安全和包括乌克兰、中东与非洲在内的国际安全等广泛而重要的议题。[11]美国也正在与巴西构建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目前两国已经在经济和金融、战略性能源、全球伙伴关系和防务合作4个议题上形成总统对话机制。[12]其中，巴西和美国把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和尊重人权作为巴美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价值观外交色彩。从现实可行性来看，国际体系改革需要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通力合作，因此巴西等部分金砖国家希望在价值观外交等方面加强合作，以迎合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对这些国家国际地位的战略认可。“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作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并没有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兴起而衰亡，其成员国除了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支持国际发展的议题上有共同立场外，还特别强调成员国的民主国家身份，凸显了该论坛坚持价值观外交的立场。中巴合作的战略性和政治基础在未来面临的利益分歧和地缘竞争压力趋于增加，巴西对中国在其外交战略中地位的认知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巴西在多极化世界的选择增多，中巴在政治层面合作的议题需要解决的紧迫性上升，比如中国对巴西“入常”的态度面临更加明确化的压力。俄罗斯政府早在2002年就已经对巴西“入常”表达了支持立场，中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对巴西“入常”态度不明确的唯一成员。在过去几年的战略互动中，巴西与中国在一些重要外交议题上的分歧已经有所表现。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的20国集团中，巴西主张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加入工业议题，但是中国和一些国家拒绝了这项提议；巴西战略界对中国2005年因“四国提案”包括日本而强烈反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感到沮丧，因为巴西在2004年为争取中国对其“入常”支持而启动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13]2010年巴西和土耳其为避免伊朗遭受安理会制裁提出一项解决倡议，但中国和美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制裁伊朗的决议。中国和巴西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方市场的制造业贸易中正在形成竞争，这对中国发展与巴西在上述地区的深入合作形成了制约。虽然中国在巴西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是2008年的民调显示,巴西国民认为中国对巴西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不及阿根廷和美国。[14]面对中巴战略合作中的隐忧，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表示，巴西缺乏对中巴关系的全面评估，认为对华关系将是巴西未来的重要挑战之一。[15]
中国和巴西的硬实力对比在未来10年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巴西认为其在软实力上保持领先的可能性更大，两国的软实力比拼可能对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一份重点考察国家在非经济和军事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全球软实力测评报告”中，巴西2012年在全球软实力排名中位居第17位。[16]巴西政府自卢拉执政以来倡导的以既坚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注重增进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为核心的巴西模式在拉美和非洲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与国外学者概括的“北京模式”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2014年2月，在美洲理事会和美洲协会在纽约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巴西前总统卢拉声称巴西并不追求对劳工福利重视不够的中国发展模式。[17]此外，巴西近年来的对外援助颇具特色，注重双边、三边、多边、区域内和跨地区等多种援助方式，巴西借此在拉美、加勒比、非洲等地区的亲和力获得显著提升。鉴于巴西在非洲独具特色和日趋扩大的影响力，巴西在支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对非合作的同时，也坚持该国业已形成的对非合作模式。中巴两国在金砖机制内的对非政策有待进一步磨合。
第二，中巴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未来两国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巴西在对华经贸关系中近年来的一个重大目标是推动对华贸易结构的多元化，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对华出口，以切实增强该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巴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需主导的大型经济体，出口只占该国2.5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但是巴西政府非常看重出口部门和制造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地位，自2004年起宣布实施新的工业发展政策。[18]尽管巴西的初级产品、飞机制造业和石油开采业近年来极大地受益于对华经济关系，但是巴西对华出口以铁矿石、大豆等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带有“南北关系”色彩的中巴贸易结构仍然引发了巴西战略界的担忧。受到大量质优价廉的中国制成品冲击的巴西国内制造业部门对此颇有怨言，认为这是巴西“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极力向巴西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对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或者增强该国对华制成品进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巴西总统罗塞夫也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来扶持本国工业。奇瑞、江淮等中国自主品牌受到巴西进口车工业产品税税率大幅上调的严重影响，不得不选择在巴西国内设厂的战略。随着中国国内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商品进入巴西市场的难度在增大。
中国与巴西在第三方市场工业制成品贸易的竞争加剧了两国的经贸摩擦，并可能危及两国在拉美等地区的战略合作态势。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巴贸易的深化出现了两个不利于巴西的趋势：一是巴西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二是巴西的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不但在国内受到中国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而且在全球市场也受到冲击，这加重了巴西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19]2003年以来巴西对阿根廷的出口显著下降，巴西高层认为其原因是阿根廷为了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而选择降低对中国部分制成品的进口限制，这对巴西制成品出口到阿根廷市场造成了压力。[20]巴西政府对发达国家搞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表达不满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也颇有微词。巴西财长曼特加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前夕曾表示，汇率战争已经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建立汇率操纵指数机制来评估那些操纵汇率的国家，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些国家实施制裁。此外，巴西政府部门对中国国有企业在巴西的大规模买地行为，中国在支线飞机制造过程中可能拷贝巴西技术等现象日趋关注。鉴于上述形势，巴西政府虽然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没有修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仍然根据1995年的第1602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第三方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21]
第三，中巴两国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巴西近10余年来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其国际地位和成为世界大国，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巴西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2010年中国驻巴西大使的级别从局级调整为副部级。[22]中国领导人对于巴西的全球性影响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南非峰会期间与罗塞夫总统会晤时指出，中巴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凸显，愿推动中巴关系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条件下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23]尽管如此，巴西能否被称为世界大国在中国战略界尚无共识，金砖国家中只有俄罗斯享此殊荣，这与巴西对中国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欧盟与美国提升巴西在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后，巴西对中国的期望将会水涨船高，在未能得到中国在巴西联合国“入常”等问题上的支持后，中巴战略互信的基础将会因此削弱。
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走向深入的形势下，中巴两国战略合作的均衡性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金砖成员中的巴西和印度具有比较强烈的“身份渴望”，但与其实力有较大差距，而中国对于20国集团等非正式的集团机制相对理性和冷静。[24]这些观察试图表达如下观点，即中国在依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平台来提升本国国际地位方面不如巴西等国迫切，巴西在评价金砖机制中中国的作用时有时也持类似看法。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对金砖合作机制创建之初的中巴合作略表失望，他曾撰文指出巴西与俄罗斯的积极态度是促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提上议事日程的关键，因为“中国的态度较为保守”，“如果当时存在互动的话，也仅限于我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两人之间”。[25]金砖国家首轮峰会始于俄罗斯，次轮的首次峰会将由巴西举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俄巴两国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引领作用。巴西学术界也很关注中巴两国在对方重大关切问题上的不对等态度，对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调的有效性存疑，并倾向于强调两国在战略合作中的相对获益问题，担忧产生和加剧巴西对中国的单方面、不对称依赖。[26]客观而言，巴西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固然有谋求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谋求在战略上相互借重。中国提升巴西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有助于加强巴西各界对中巴战略协作重要性的认知与共识。
三、对深化金砖合作的推动与启示作用
中国和巴西关系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一对比较独特和具有代表性的关系，两国的经济实力最为接近、地缘政治矛盾最小、经济关系最为密切。在金砖国家的机制性合作日趋深化和中国日趋重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用的形势下，中巴两国对金砖机制战略重要性的认知正趋于同步优化的状态。处理好中巴关系，对于处理金砖国家机制内的成员关系和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深化具有示范作用和重要意义。综合中巴战略合作的主要进展和挑战来看，中巴关系对深化金砖合作具有下述促进和启示效应。
第一，中巴两国可以引导其他金砖国家从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战略高度、积极与互补的角度看待彼此在国际地位、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性。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中国多边外交和国际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作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战略重要性要求中国切实地从战略高度来看待金砖国家的大国追求，防止出现在金砖国家中按影响力大小区别对待的错误倾向，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凝聚金砖国家的合力，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在多边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巴两国合作的进展表明，金砖国家的差异性显示出各国的战略禀赋不同，这既可以成为金砖合作的战略资源，也可以成为金砖合作的战略障碍，差异性导致何种效应取决于金砖国家的战略选择。如果选择战略合作的视角，那么金砖合作就会创造出不同政治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新型国家关系。相反，如果战略合作的意愿和基础不够坚实，金砖国家就会人为地、自私地利用这种差异性，进而导致它们在贸易、人权、气候变化与核不扩散等议题上的合作难度上升。金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需要客观看待，不能在合作中过于关注相对获益而忽视绝对获益。过于关注相对获益，就会在合作中盲目要求形式平等，导致合作按照实力最小者的能力标准展开，从而降低了合作的整体影响力。金砖国家拟建新发展银行的出资比例问题面临的正是此类困境，需要金砖成员国从战略合作的高度推动建立一个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银行。只有从积极、互补、共进的思路出发，中巴两国才能更好地处理中巴关系中的挑战，也才能更好地引领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深入。
第二，中巴两国须提升可持续发展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加强金砖国家合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巴西关于发展对华经济合作中存在的去工业化担忧也是其他金砖成员国关注的问题。对此，中巴两国应对此问题加强交流，合理探讨出路，并防止其影响两国乃至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既要说明这是全球化深入发展条件下制造业重心向中国转移的客观结果，这种情况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有所缓解，同时切实地、正面地对金砖国家的这种关切进行回应也很必要。中巴经济合作目前已经做了一些比较有益的探索，比如强调发展贸易与开展投资不可偏废，投资的领域从矿产、能源向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扩散，以及开展高科技项目合作研发，等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向金砖国家进一步开放消费市场与投资机会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战略性课题。
相对中国而言，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是比较典型的移民国家，其移民大多来自本国所在地区或者欧美等发达国家，其高校、科研院所与发达国家同行的联系非常密切，有力推动了这些国家与欧美国家发展战略合作的社会基础。巴西学术界对中巴合作的关注度不如对该国与欧洲、美国合作的关注度高，或者对中巴两国合作的分歧与消极影响关注较多，这具有相当的警示意义。巴西国内专门研究中巴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智库只有一家，而中国专门从事巴西研究的机构也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巴西研究中心。这种情况与美国大学和智库数目众多的巴西研究中心相比差距很大，也远远落后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日趋深化的现实进程。金砖国家南非峰会创建了金砖智库委员会，这为改善金砖国家智库和人才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巴两国应该对这一交流机制主动加强投入，并大力提高本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平，以吸纳更多金砖国家的科研人员和留学生前来工作与学习。
第三，中巴两国须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把金砖国家建设成开放、合作与进步的新型国际力量。中国与巴西的崛起都是在深入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实现的，两国的战略合作也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冲突战略，而是为了谋求更加深入和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并将合作成果外溢到相关地区和国家。中国和巴西均与发达国家保持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上的战略互动，双方的关系并非冷战式的冲突或者争夺霸权的权力转移模式。这启示金砖合作要奉行开放、合作与进步的精神。缺乏这种精神，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易于成为恶性竞争，八国集团和发展中五国的不平等对话模式难以升级为20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本身也缺乏单独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能力。
欧盟与美国之间开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谈判对巴西政府振动很大，巴西领导下的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在此背景下已经显著加快。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挑战是塑造未来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面对此类挑战，金砖国家首先应该在成员国之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降低成员之间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壁垒，为将来在更高层次上的国际经济合作预做准备。作为各自所在地区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力量，中巴两国应该协助推动金砖成员国与各自所在地区发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并就推动金砖国家之间发展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金砖国家南非峰会把金砖合作与非洲发展联系起来是一次有益的努力，体现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意愿与能力，有利于把金砖国家塑造为开放、合作与进步的新兴国际力量。中巴战略合作的经验启示我们，金砖国家合作的全球性内涵并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它是一个需要随着合作深入而不断进行战略调整和构筑战略共识的开放过程，而中巴两国也有能力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文献来源：《拉丁美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