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全球化的实质是对西方化的再平衡，而金砖国家是再平衡的主要力量代表。新型全球化目前虽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其发展是全方位的，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金砖国家的发展受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模式的冲击与塑造，在吸收其精髓的同时，也对其做出了反应和重塑。金砖国家崛起的宗旨并非要颠覆或改变西方模式，而是通过制衡该模式进而丰富全球化的进程，最终形成多元和平共处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那种由强势的西方模式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将很难延续，新型全球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力量、价值更为多元的互相建构的进程。

自9·11事件爆发以来，全球化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以9·11事件和全球气候变暖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在定义国家利益方面日趋将事关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球权”与传统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面对这些非传统的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威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平衡的发展态势，西方国家的主导能力趋于下降。国际体系内主要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东升西降、南北互动的格局趋于明显。国际社会的发展模式相互竞争，借助复兴的力量传统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在这一全球化的新阶段，金砖国家影响力上升，理解其角色日趋重要。
一、新型全球化的出现
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将全球化界定为西方模式向全球扩散的进程。事实上，非西方或者第三世界出于被动或主动的原因，的确发生过极为广泛的追随和学习西方的现象。西方工业文明凭借船坚炮利、制度优势和创新能力使得居于弱势地位的非西方国家研究进而学习西方模式。对于这一现象的中性描述为现代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性是西方模式的产物。可以说，全球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满了现代化或者西方化的色彩。
到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本土或内生发展模式的思想占领了第三世界各地，以本身既有的和最近重新发现的价值和制度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系统，涌现出东亚或儒家发展模式、南亚发展模式、伊斯兰发展模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模式，可能还有拉丁美洲发展模式等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模式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需要相应的国家去代表。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评论认为西方的民主加市场模式将一统天下，非西方模式在全球化中影响力再度受挫。
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关于具有个性的发展模式与普遍性的发展模式之间的论争再次浮现。金砖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金砖合作对全球秩序的可能影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讨论。与此同时，西方传统强国在内部发展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极化现象和政府关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政治制度的不足。欧盟在应对部分成员国的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展现了主权与跨国治理之间的矛盾。金砖国家代表了一批新兴的能够基于本土文化有选择地借鉴西方传统，进而平衡其影响的新力量，从而有望对全球化的发展向度产生影响。
西方化在全球化中重要性的变化是衡量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依靠力量和解决思路都发生了不利于西方化主导的局面。全球性挑战成为世界主要威胁。[2]国际前沿的关键问题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3]世界的新问题可能危及地球的平衡，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世界各地中产阶级的迅速涌现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4]城市化进一步提升了人类对粮食和能源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城市化和能源食品短缺等问题是相互交织的，解决之道对系统性要求更高。全球性问题本质上是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趋具有复杂性、超越意识形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其解决也需要跨国合作和国际共同努力。
国际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全球化面临重塑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单极世界的终结与多极世界的浮现。美国经历了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领导世界的能力有所下降，合作维持全球秩序的意愿提升，其主要标志是领导推动G20升级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西方大国的内部互信也受损于斯诺登事件泄露出的监听丑闻。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处理克里米亚问题的表现，以及金砖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境遇的理解，进一步削弱了西方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根据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中心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28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第三至七位分别是印度、日本、巴西、德国和英国。[5]届时，金砖国家将占据世界前七大经济体的三个席位。基于其经济实力和外交活跃度，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被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提及。这意味着全球化的依靠力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迹象。
在解决思路方面，全球治理论的研究议程长期被西方强国学术界主导的局面正在改变，随着非西方国家综合实力和全球联系的逐步提升，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学的非西方视角正在勃兴。[6]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也开始更多地探讨未来世界的多种可能性。毋庸置疑，西方传统强国不会轻易放弃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领导权，但也越来越表现出合作领导的倾向。在解决新的全球性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借此巩固或者获得国家的复兴已经成为美国和德国等国学者开出的新处方。[7] 各国围绕创造工具、建立制度、清洁能源与新的经济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开展新一轮竞争与合作，在内外统筹的视野下越来越把本国的经济转型作为施政重点，力争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进程中实现国家的荣耀。
全球化在以往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代称，新型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出现新的特征，而且更多地涉及文化和政治的层面，呈现出更趋全面的特征。有学者将经济全球化概括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90年-2001年）各国共享全球化红利，在第二阶段（2001年至2008年）中美GDP占全球的比重出现反向变动，在第三阶段为改变全球化失控和应对中国竞争，美国试图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8]经济全球化已经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全球化经济”，其中国际直接投资不仅替代而且创造着国际贸易，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9]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应该选择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和本国的市场规模优势加速发展自己，成为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形成类似美国的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10]上述概括说明国家的经济布局和要素流动已经高度全球化，而且经济要素的流动将更具选择性。随着TPP和TTIP等新经济协定取得进展，国家的综合经济环境将成为吸引要素流入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深入，全球化的上层建筑层次的讨论与变化也开始显现。新兴大国除了努力提升自身在主要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或建章立制权之外，还试图在发展模式、理论研究等层面提升自身在世界政治乃至文明关系中的影响力。中国的再次复兴引发全球史学者发出应该以更宏大的视野看待传统的呼吁。全球史研究启示我们，西方一些优势行业可能起源于东方，而一国的文化、宗教也可能是外来的；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21世纪，我们需要避免将国家认同陷入国家主义，需要进一步增进全人类共识；世界历史其实是东西方之间的起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并非总是处于优势地位。[11]中国的复兴进程也引发了学术界向传统和历史寻求智慧的热情，相关学术努力试图从中寻求对当代中国模式、国际关系中国视角建构的研究启示。[12]事实上，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趋势在金砖国家的学术界都有体现，这反映了新兴大国在自身实力和地位变化后对符合自身理解和需要的理论的渴求。在这种情势下，新型全球化无疑需要超越文明冲突论、大国政治悲剧论等重要理论的局限，为构建多元文明和谐共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金砖国家的机遇与挑战
如果说新型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非西方力量的和平崛起（部分国家为复兴）、更加自由的经济要素全球流动以及多元文明互动强化，那么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无疑是新型全球化中的重要参与者乃至领导者。全球化的新特征对于金砖国家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型全球化为金砖国家获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如何在西方相对衰弱和金砖相对崛起中维持和平的、建设性的国际体系转型又面临重重困难。这对金砖国家抓住全球化新阶段的战略机遇、管控国际体系转型期的风险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非西方力量的和平崛起为金砖国家营造了更加有利的战略环境。当前国际体系变革和多极力量的发展，确实出现了较大的共生力量和意识，以抑制多极力量向历史上两极对抗体系的悲剧性方向演变。[13]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竞争，金砖国家主要是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崛起的，大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要比冷战双方的联系密切的多。这种情景甚至使西方的战略家相信金砖国家不会从根本上挑战令其获益的现存国际体系。因此，金砖国家的崛起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为与发达国家合作提供了更为对等的条件，而不是为挑战国际秩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金砖国家2014年里约学术论坛为金砖合作确定了五点支柱：促进合作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保障和平与解决安全问题，关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与民众福祉，实现经济与政治治理，以及促进知识共享与创新分享。从这些议题来看，金砖合作更多关注的是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而不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更加自由的经济要素全球流动将为金砖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资源，有望使其同步参与新一轮技术创新进程。目前因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政策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的资金从金砖国家撤离的现象是暂时的。从综合条件来看，金砖仍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出现严重恶化，外汇储备仍然充分，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整体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对外来直接投资仍然颇具吸引力。长期来看，基于金砖自身的经济转型、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效应，结合改善的外部经济环境，金砖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值得期待。金砖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结构正在发生蝉变，在巩固与发达市场的关系之时，金砖国家大力开拓了与包括成员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这既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扩大其发展空间和强化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此外，金砖国家日益注重技术创新也提升了其把握机遇的能力。虽然存在数字鸿沟，但金砖国家在大数据管理时代来临之际并未落后太多，政府和企业对信息社会蕴藏的机遇认识更加深刻。金砖机制已对网络安全和信息管理表达关注，相关硬件建设列入合作议程。
在多元文明互动加速发展的进程中，金砖国家发展模式的合法性有望提升。在国家建设上，金砖国家都不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更为重视有效的、稳定的国家制度的建构，特别是突出了福利与社会政策、反腐败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有学者将冷战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建设战略议程概括为三个方面：有的国家亟需解决国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问题；有的国家必须解决国家结构体系的内在一体化问题；有的国家必须解决福利与社会政策问题等。[1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华盛顿模式遭受重创，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表明西方文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不但转型国家、新兴国家，而且发达国家也普遍面临着国家建设的任务。应对极端气候、恐怖主义等新的全球性议题也考验着主要文明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金砖国家不能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双方都需要创造更为生态友好同时保证质量的生活方式。有关文明优劣的论调已有所降低，各国开始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国内制度改革上面，这为不同文明相互学习、交流互鉴提供了有利氛围。
就新型全球化的治理机制而言，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核心特征是从“西方治理”向西方与非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并以此构成金砖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机遇。[15] 新阶段的全球化出现了区域化和碎片化，这既是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也是全球化难以同步推进的现实反应，亟需加强全球治理来加以协调。新型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全球治理的力量和议题都发生了变化。金砖国家面临着通过参与全球治理维持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和提升本国福利的机遇。金砖国家在提升自身在主要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推进国际制度的增量建设、适应和建设国际规则方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在美国权力衰退和重心回归国内的形势下，加之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国际体系更加需要依赖多国共治、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机制。大国关系进入再平衡期，发达国家在防范金砖崛起的同时，又不得不有限度地接纳金砖的发展和国际作用，以防止出现全球混乱。金砖国家迎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机遇。
在创造机遇的同时，新型全球化也孕育着深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对国家能力、政治制度、经济竞争力、文明水准的全方位挑战。金砖国家多数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很重要的是能否转化增长动力机制。一些研究指出，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共同的动力因素是固定资本形成率、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当经济发展到中高收入阶段以上时，上述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开始下降，经济增长对制度因素和原创技术进步更加敏感。[16]从当前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来看，金砖国家仍将很多精力投放在提高对外开放、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对基础设施等投入上，在制度层面主要是加强了廉洁政府的建设，巴西、中国和俄罗斯均出现了向高级别官员腐败现象宣战的趋势。就金砖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尽管要素积累的作用开始下降，但对于巴西、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而言，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非常重要。金砖国家在创新上的政府投入呈现增长趋势，巴西政府发起了“科学无疆界”项目，其主要目标是为巴西培养高科技研发人才。然而与政府投入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市场创新机制的完善、依靠制度创新来培育创新能力。
金砖国家普遍面临着旧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挑战。尽管金砖国家在过去20年进行了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改革，但均非常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扶植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国企业的成长。这种战略在发达国家奉行货币宽松政策、资本充裕的阶段是能够吸引外来投资的。但随着新型全球化阶段发达国家对实体经济和再工业化的重视，加上金砖国家减少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和劳动力、环境成本的提升，金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下降。外资返回母国或者临近母国消费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现象在增加。金砖国家需要在提升对外开放质量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此增强本国在新型全球化条件下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重要例证。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经济出口导向、依赖初级产品、传统产业和能源资源的出口结构暴露出很大的脆弱性。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驱动经济增长、释放发展潜力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作用的凸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企业寻求资源配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完全重合。金砖国家的跨国公司已经部分地成长起来，在海外布局中初见成效。然而，由于部分金砖国家跨国企业的国企背景以及受制于国家间互信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制约，即便是有竞争能力的民企在进入发达市场时也面临着侵害国家安全等指控。根据斯诺登披露的信息，巴西石油公司、华为等金砖国家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总部遭受美国国安系统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的跨国企业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存在相对容易，而进入发达市场则要求金砖国家参与新一轮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谈判，其实质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换取发达市场对金砖公司敞开大门。
三、金砖国家的战略选择
新型全球化的实质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对西方化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不是以谋求冲突为特征，而是谋求一个在力量和价值等方面更为多元和平衡的世界。金砖国家作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力量，需要从经济发展、治理能力乃至制度文明多个维度进行长期的调适和准备。
在经济战略方面，金砖国家顺应新型全球化追求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趋势，可以加强对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内的经济体进行投资、加强对新一轮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并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提升其水平来管控新型全球化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来扩大出口以扭转贸易不平衡的形势下，金砖国家也应积极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从而进一步削弱金砖国家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即通过投资发达市场减少对其贸易顺差。金砖国家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产业结构升级、货币国际化以及外汇储备的积累客观上为金砖国家下阶段强化以释放进口潜能来深度参与新阶段全球化的可能性。金砖企业走向全球对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扩大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空间至关重要。在金砖崛起的形势下，期望发达国家放宽对金砖国家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很难，金砖企业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有利于参与占据更高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对拉美和非洲的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有利于分享新兴市场的发展机遇；对更为广阔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以转移过剩产能、推动和参与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面向全球的对外投资有利于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金砖经济的持续成长。
金砖国家深度参与外部世界的战略需要进一步推动国内的改革进程、参与新一轮世界经济合作的规则制定，强化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参与战略。在资本、技术和销售网络日趋跨国运作的情况下，金砖国家需要构筑更好地国内投资环境，利用不断提升的内需市场，吸引优质要素流入。一方面，仍然需要坚持在经济开放中寻求发展机遇，在强化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硬件条件、以国内市场换取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培育能够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能力相匹配的本土企业，在国内形成较为平等和可持续的内外企业良性竞争局面。尽管金砖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减速的情况，但需要避免采取大规模刺激的政策，而是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以驱动经济增长，才能使经济在中期走得更好更强。事实上，一个受到国内就业、社会和环境严重制约的经济体是很难启动内需的。另一方面，鉴于发达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力图通过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发展以更大自由度和排外性的大区域合作协定创立经济合作新规，以知识创新和制度优势减轻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金砖国家不能被排除在该进程之外。目前的客观情况是，TPP和TTIP倡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大大领先于金砖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水平，金砖国家需要加速推动国内改革的议程来减少未来参与其中所遭受的冲击效应。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巴西推动的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代表，金砖国家展现出试图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意愿。
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变得更为关键，这要求金砖国家在世界主要的经济治理机制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得到G20成员的广泛确认。随着欧美经济复苏趋势的显现，美联储根据美国经济复苏的状况确定了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政策，这对面临经济减速压力的金砖国家造成了额外挑战。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过程表明，即便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的央行，美联储的政策制定首要考虑的因素是美国经济的状况和发展前景，其次才会考虑其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G20和IMF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预警和监督就显得非常必要，而2010年达成的有利于金砖国家提高份额的IMF改革增资协议迄今仍未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如果该份额改革落实，中国将成为在MF持有份额第三多的国家，同时西欧国家的份额会下降。在俄罗斯因克里米亚事件而被逐出G8之后，金砖国家维持在G20中的集体存在很重要，而且金砖国家与G7如何协调在G20中的合作对于维持有效的国际经济协调至关重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现象也需要加强国际监管。
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金砖国家可以通过建章立制、积极倡议新的规范等手段，规范和引导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与早期全球化进程中主要作为学习者的角色不同，金砖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已然扮演重要角色，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巩固把履行全球治理责任与提升国际地位、维护海外利益结合起来的大利益观。金砖国家成功支持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今后有望向世界银行和IMF的最高职位推出有实力的金砖候选人。金砖国家机制发展的历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三亚峰会引入南非作为新成员，新德里峰会提出金砖发展银行的设想，南非峰会提出一系列机制创新并与非洲领导人举行对话会。金砖发展银行虽然还在筹建之中，但其对现存的同类银行以及国际发展事业的潜在影响已经被广泛讨论。这些进展表明金砖国家正在积极地拓展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
对于金砖国家而言，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参与和塑造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随着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外交的开展，金砖国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逐渐从国际发展援助的接受方转变为提供者，并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兴经济体在低收入国家贸易和发展融资中不断上升的作用引起发达国家的极大关注。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经不再把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新兴经济体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对象国。金砖国家目前强调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在发展合作中强调北南合作主导、南南合作补充的定位与责任划分。随着南南合作的逐步发展，必然面临南北多方参与发展合作情形下如何协调的问题，即如何应对国际发展合作碎片化对合作有效性的损害。金砖国家也较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使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金砖国家强调的尊重发展伙伴的自主性、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再认识等特点，有助于金砖国家与世界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进而为金砖发展银行的定位提供参考。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新渠道，也是寻找自身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加强内部的机制性合作。全球化从来都是多速推进的，金砖国家在整体上难以参与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新贸易和投资规则谈判进程时，应加强金砖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规则制定。考虑到金砖国家尚无自由贸易协定的现状，金砖提升相互的经济合作水平对于提升该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当前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项目主要是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围绕初级产品、原材料、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大项目合作比较突出。然而，仅仅着眼于这种互补性无疑是短视的，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提升金砖经济合作的水平需要认真审视金砖国家的产业，实际上过于突出金砖国家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说流于简单，忽视了金砖国家在先进制造业、通讯、航天等领域的合作成绩与前景。实际上，巴西在支线飞机、热带农业、生物制药，俄罗斯在军工产业，印度在医药、服务业以及南非在金融服务业等方面都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申报专利的数量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基于这些被忽视的比较优势，金砖国家相互之间有望更好地合作。随着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日益提升，这些经济合作的潜力将会得到逐步释放。金砖国家各部门在不同领域的合作也有望深化跨国行政合作，从而更好地将金砖内部活力与相互合作结合起来。
在塑造多元文明和谐共处方面，金砖国家可以加强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文化公共外交，提升金砖国家的软实力。金砖国家目前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和安全层面的硬性影响力，相对欠缺长期而言更为重要的基于战略信任和共享价值的软实力。金砖国家2014年学术论坛提出了金砖国家软实力的议题，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金砖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化要求更多的金砖行为体走向世界，与之相对应需要更好的公共外交去影响乃至塑造其他国家公众对金砖国家政策意图的理解。在对重要国际议题和时事的解读上，西方发达国家媒体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金砖媒体亟需借助自身改革和国家支持提升其国际存在和影响力。巴西全球新闻、新华社、今日俄罗斯等已经展现出相当的实力，金砖媒体的国际化存在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对话语权的垄断。新型全球化的实质是分解西方化的主流范式，孕育出多元文明平等互动的新格局。高质量的公共外交有助于非西方世界的政治觉醒、培育新型共识和对全球性议题的再设计。
金砖国家是多元文明的代表，增进成员间的和谐共处与相互信任对于建设理想的文明间关系具有示范意义。金砖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精华，这些因素如何与全球化的世界相结合，产生对解决当代世界重要议题的新启示需要转化和创新。在这方面，金砖国家树立健康的大国心态很关键，需要摆脱受害者心态、边缘者心态以及更久远的帝国心态，发展出更具国际、前瞻和担当特质的大国心态。在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中，向传统寻求智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做好其当代转化工作，根据变化了的条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以东亚为例，中日两强并存和超强美国介入是该地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长期因素，处理地区国家间关系需要创新思路，在这方面借鉴欧洲国家甚至巴西处理邻国关系的经验可能更有针对性。金砖国家相距遥远、文化各异，成员国国民对彼此所知甚少、交往的社会基础比较薄弱，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交往在近期显得非常迫切。在谋求共同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金砖国家需要集体应对发达国家，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构筑基于想象共同体的金砖身份。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