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后，伊朗一度将“输出革命”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而在遭受挫折后，伊朗不得不将维护伊斯兰政权的生存、安全和合法性作为现实目标。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伊朗实现上述外交目标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对抗还是融入，都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变化经历了4个阶段：激进否定体系、积极融入体系、强烈挑战体系以及重启融入体系的阶段。在此期间，伊朗国内始终存在否定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政治势力，对抗体系故而是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在一些时间段内，伊朗也曾积极主动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政治承认，但并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40年发展历程中，伊朗一直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其程度甚至不断加深。伊朗并未成功融入国际体系，既有其内在逻辑，也有外部因素制约。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表明，行为体与体系的关系是融入还是对抗，不仅取决于行为体自身是否按照体系的要求进行调适，而且取决于体系是否具有足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全球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不断增强的国际体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有利于伊朗融入国际体系。

关键词  伊朗对外关系 国际体系 美国 霍梅尼 拉夫桑贾尼 哈塔米 鲁哈尼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40年发展历程中，国际体系在其主要方面和主要时间段内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国际体系对伊朗进行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虽然伊朗在一些历史阶段采取了激进对抗体系的政策，但在1989～2005年以及2013～2018年两个时间段内还是表现出了积极融入体系的愿望。然而，即使是上述时间段内，伊朗也主要是被孤立、制裁和威胁的对象，尽管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5月8日违背联合国安理会第2 231号决议退出伊核协议，并先后于8月6日和11月4日重启两轮对伊朗制裁，伊朗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外交孤立的状况有所改善。那么，为何40年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国际体系，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探讨伊朗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伊朗这个拥有8 000万人口的中等大国的外交走向，而且有助于理解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还有助于理解伊朗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和地位。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伊朗的地位

   国际体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也是指有规则、有机制并且分享共同价值和方向的一种稳定态势”。广义上，当代国际体系始于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以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确立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地位，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的主权原则。狭义上，当代国际体系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原则。其中，美欧国家主导的经济组织和机制构成了其经济上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则是其重要基础；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则是其政治和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亚太和中东地区组建的同盟体系则是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体系的支柱。

   毋庸讳言，权力（或实力）是制订规则的基础，西方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有权力的群体，故而它们既是国际体系内的主要成员，也是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创建者，还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美欧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据3/5的席位，美国长期把持世界银行行长职位，欧洲国家长期担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体系的西方化特征，但西方仍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重要甚至主导性地位。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体系的非西方特征将愈加突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秦亚青教授指出，“在国际制度领域，西方垄断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兴大国已经从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核心。”

   按照建构主义的解释，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是指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由挑战者转变为接受者，或由局外角色转变为局内角色。这种身份转变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接受，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对伊朗的政治承认；既表现为伊朗力争使其政治制度得到国际体系认可的进程，也表现为伊朗接受规则和加入国际机制的进程。亚历山大·温特指出，“我把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

    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尽管在某些时期伊朗对国际体系采取了排斥性的立场，比如霍梅尼时期和内贾德担任总统的时期，但总体而言，伊朗在大多数时期还是采取各种政策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比如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鲁哈尼担任伊朗总统的时期。然而，由于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并没有在政治上接受伊朗伊斯兰体制，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当我们说伊朗“融入”体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伊朗并不处于体系之内，因为伊朗一直是体系内行为体并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保持互动关系。所谓融入体系，主要是指伊朗伊斯兰政权对体系的态度从否定到予以政治承认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争取体系内的主要成员以及主要多边组织等体系的载体政治承认的过程。当我们说伊朗并没有融入国际体系，是指伊朗伊斯兰政权并没有完成上述两大进程，在现实中，其具体表现则是作为体系载体的主要国际组织和机制仍将它作为孤立和打压的对象，这种孤立和打压常常是这些组织和机制被其主导者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结果。“对抗”则意味着伊朗本身并不承认体系及其主导者的合法性，故而对体系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尽管国际体系具有经济、政治和安全3个维度，但事实上这3个维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一个国家处于某一维度的体系之外时，它也常常处于其他两个维度的体系之外；当一国是某一体系的挑战者时，它也常常是其他两个维度体系的挑战者。比如，当国际体系拒绝在政治上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体系也会在安全上将其视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在经济上将其作为制裁和孤立的目标。

伊朗对国际体系态度的历史演变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至鲁哈尼总统任期，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分别为激进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阶段、强烈挑战国际体系的阶段以及重启融入体系的阶段。西方国家的态度构成了上述进程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领导决策阶层的变化则构成了标志性因素。换言之，各个时期领导人的立场和态度是影响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原因。当然，领导人的产生也是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

（一）激进否定国际体系（1979～1988年）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不仅颠覆了伊朗国内政治秩序，而且颠覆了巴列维王朝外交路线，也由此开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激进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早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霍梅尼就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他认为伊斯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这是人类真正的道路；它引导人类走向完美”，于伊朗如此，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尽管霍梅尼也对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持否定态度，但其在外交上主要还是将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其“输出革命”的外交也对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霍梅尼以及当时的伊朗革命力量将美国视为“撒旦”，高呼“打倒美国”的口号。1979年11月4日，以学生为主的革命群众还冲击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美国外交官员劫持为人质，时间长达444天。劫持人质的事件既是伊朗反美主义在行动上的体现，也违反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重要基础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此，基辛格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不仅如此，革命初期的伊朗所奉行的“输出革命”的外交也冲击了伊朗周边民族国家。伊朗于1981年9月成立了伞状组织结构的伊斯兰革命总会，负责监督和协调阿拉伯及伊斯兰诸国革命势力的全部活动，下辖5个最高革命协会，包括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非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和亚洲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等。这种全面“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与中东乃至亚洲国家的民族国家体系格格不入。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伊朗的政策既是否定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也试图否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伊朗既是国内秩序的革命者，也是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只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伊朗毕竟国力有限，其疯狂的宗教革命不足以撼动当代国际体系。相反，伊朗激烈挑战和否定国际体系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惧，特别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安。作为应对之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在两伊战争中选择了支持伊朗的对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在国际体系中陷入了极其孤立的状态。

    （二）积极融入国际体系（1989～2005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于1989年去世，其后具有务实主义精神的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为伊朗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国内政治层次上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两伊战争结束以后，伊朗国内百废待兴，经济重建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客观上需要伊朗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保持良好的关系。拉夫桑贾尼清醒地认识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不仅需要宗教口号，更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拉夫桑贾尼曾经宣称：“没有生产能力我们能有独立吗？如果我们总是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得到小麦、肉、工业零件、机器以及技术工人，我们将一无所有——没有政治独立，也没有经济独立”。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在这一时期，伊朗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与拉夫桑贾尼一样，1997年当选总统的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也被西方视为温和派，但两者对西方的态度还是存在区别。务实保守派主张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并最终融入国际体系，其出发点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于利益的权衡；而哈塔米则是一位在西方国家生活过多年的政治家，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更为积极。

    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位总统事实上放弃了“输出革命”的外交，采取主动措施力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以期最终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拉夫桑贾尼曾经试图以极为优惠的条件吸引美国资本投资伊朗的石油产业。哈塔米的标志性举措便是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响应。所谓文明之间的对话，哈塔米显然首先指的是伊美之间缓和关系。在伊朗看来，伊朗是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国家，而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国家。哈塔米提倡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委婉地否定了霍梅尼提出的“不要西方”的政治路线，而且委婉地承认了西方体系存在现实甚至是必然性。哈塔米还多次会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并数次到访欧洲国家，足迹遍及德、法等主要欧洲大国，极大地缓和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哈塔米政府时期，伊朗还积极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斗争提供配合，为此后阿富汗的政治过渡提供支持。2004年，哈塔米政府还与欧洲国家达成了一份关于伊核问题的协议，同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遗憾的是，伊朗积极融入体系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的积极回应。克林顿政府以“达马托法”制裁伊朗回应了伊朗缓和关系的信号，并将伊朗列入“无赖国家”行列；“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非但没有对配合美国阿富汗反恐斗争的伊朗表达感谢，反而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2005年美国又将伊朗列入“暴政前哨”国家。

    （三）强烈挑战国际体系（2005～2013年）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期间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比如，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国家名单，伊朗国内民众对务实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失望情绪上升，伊朗国内政治急剧右转，并导致强硬势力的代表内贾德于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内贾德或是被称为极端保守派，或是被称为民粹主义势力的代表，或是被称为伊朗宗教民族主义者，无论哪种称谓，其当选都意味着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16年来所坚持的务实温和路线将告一段落。

    内贾德认为现存国际体系不公平、不公正，且充满偏见，认为伊朗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伊斯兰的国际体系。在具体施策过程中，伊朗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破坏现行国际体系，而后建立伊斯兰的国际体系。就任总统以后，内贾德旋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强烈对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内贾德多次发表激进反以言论，包括否定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以及要将以色列这个“瑕疵”从地图上抹去之类的讲话，这实际上公开挑战了二战以来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共识，也挑战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以色列国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尽管以色列过度使用暴力的政策应该得到谴责，但以色列建国是具有国际法基础的，是得到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授权的。在核问题上，内贾德也改变了哈塔米政府以谈判和对话解决伊核问题的方式，而是采用激烈对抗的政策。2005年8月，就任总统以后，内贾德便宣布重启哈塔米政府一度根据与英、法、德三国达成的协议暂停的铀浓缩活动，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内贾德政府还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置若罔闻，继续进行有关铀浓缩活动。

    内贾德强硬对抗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联合国安理会以多边决议的形式对伊朗实施比较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和欧盟还以单边方式对伊朗实施极其严厉的制裁。欧洲国家的公司，如西门子和道达尔等相继撤出伊朗，欧盟禁止成员国保险公司为伊朗出口石油的船只提供担保。美国则于2012年以“国防安全授权法”的形式对伊朗实施了所谓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冻结了伊朗对外贸易结算代码（SWIFT），要求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陷入了极为孤立的状态。

    （四）重启融入国际体系（2013年以来）

    鲁哈尼是伊朗国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本人不愿意承认是改革派还是务实保守派，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2013年大选中，鲁哈尼得到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位前总统的鼎力支持，在第一轮中便顺利胜出。他的当选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内贾德所实施的政策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果。在伊斯兰革命30余年以后，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更需要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而内贾德的政策使得伊朗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面临巨大困难。

    尽管鲁哈尼也认为现行国际体系因其不公平、不公正而需要改革，但他也认为伊斯兰共和国要在现存体系内更多地借助软实力，并以多边方式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去修正国际体系，伊朗不仅需要与欧盟加强关系，而且需要理性地协调与美国的关系。鲁哈尼在2013年竞选期间便明确表示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特别是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2013年9月，鲁哈尼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明确表达了与国际社会构建良性互动的立场。2013年11月，伊朗与有关各方达成了关于伊核问题临时协议（也即《联合行动计划》），2015年4月达成了框架协议，2015年7月最终达成了《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也即《全面伊核协议》）。根据《全面伊核协议》，伊朗以10年、15年和20年为期暂停不同类型的核能力建设，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其多边和单边制裁。该协议的达成也标志着伊朗重新启动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然而，鲁哈尼政府以《全面伊核协议》为突破口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没有得到美国可持续的积极回应。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全面伊核协议》，并分别于8月6日和11月4日分两次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由于美国仍然是国际金融市场内的主要力量，美元仍然是主要的结算货币，美国对伊朗金融和能源领域内的制裁会再度削弱伊朗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当然，由于美国退出该协议遭到了世界其他大国的反对，此番博弈使伊朗在政治外交上非但未被孤立，反而得到中、俄以及欧洲国家的同情。

    综上所述，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经历了4个阶段和3个转折点。霍梅尼时期伊朗选择了否定国际体系的立场，但是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16年的时间内，伊朗则是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伊朗于2005年选择了内贾德担任总统，并开启了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而在2013年鲁哈尼当选总统之后再次启动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上述进程的反复性表明阻碍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发展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其深刻的国内原因，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更是国内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伊朗反体系思想和行为的国内逻辑

   毋庸置疑，伊朗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伊朗的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伊朗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系的政治承认。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首先在于伊朗自身存在反美、反体系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反体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伊朗的反体系思想既植根于其伊斯兰价值观，也源于其独特的历史体验。

    （一）传统的价值观与伊朗反体系思想及其行为

    “伊斯兰教自身是一种超越民族、超越地域和超越国家的宗教，乌玛是整个穆斯林社团存在的唯一完美的形式；伊斯兰教既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地域、边界，也不承认穆斯林中存在种族和语言的区别”。诚然，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伊朗也在事实上成了民族国家，但伊朗国内仍然存在强大的保守势力，或是恪守上述思想观念，或是仍然在外交政策中拒绝主权原则。霍梅尼便深信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的宗教，他曾经宣称：“伊斯兰并非是一个国家、几个国家、一群国家或者穆斯林的特权。伊斯兰适合于全人类……伊斯兰希望将全人类置于正义的保护伞之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伊斯兰政权在成立之初便将“输出革命”作为外交的主要目标，也是在这种思想的默许下，伊朗伊斯兰革命群众还置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于不顾，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使馆外交官员劫持为人质。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伊斯兰革命初期激进否定民族国家体系的行为成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记忆，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界定伊朗伊斯兰政权性质的重要依据。

    伊朗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否定也来源于其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鲁哈尼三任总统均被视为温和派，但他们缓和与西方关系也并非出于对西方文明的仰慕，而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考量。哈塔米提出文明对话，固然可以解读为伊朗试图与西方缓和关系的积极信号，但他在更深的层次上是认为伊朗所代表的文明是一种更优越的文明。哈塔米在2000年联合国文明对话会议上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国际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人们应该放弃对西方文明笛卡尔–浮士德式的阐释，而应该倾听人类其他文化提供的阐释”。可见，哈塔米对国际体系背后西方文明的否定也是比较鲜明的。

    进入21世纪以后，伊朗虽然已经放弃了“输出革命”，但仍然为黎巴嫩真主党等中东地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无论如何，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得到了广泛认同，并构成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而伊朗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的行为也在客观上成为引发或加剧地区局势动荡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不满的重要原因。基辛格曾指出，伊朗“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他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如何界定自己：如果伊朗将自己界定为一种事业，那么伊美冲突的局面将难以改变；而如果伊朗将自己界定为民族国家，那么伊美关系将会很容易得以重塑。

    （二）反美主义“基因”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

    反美主义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霍梅尼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将伊斯兰革命群众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视为第二次革命；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也几乎从不直称美国的全称，而是将其称为“全球傲慢国家”（Global Arrogant）。即使是在伊斯兰革命40年之后，伊朗的大街小巷也仍挂满了“打倒美国”的标语口号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美标语。2012年8月26日至31日，伊朗举行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伊朗俨然将这次峰会举办成新时期反美主义的盛会，将伊朗打造为反美主义的全球中心。伊朗的反美主义，首先在于美国是伊朗巴列维政权的支持者和庇护者，也在于伊美关系的种种历史恩怨，包括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了伊朗民选政权，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政权，以及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

   尽管美国并不完全代表国际体系，但美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得国际体系具有强烈的美国色彩。伊朗所具有的反美主义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比如，伊朗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视为为美国服务的机构。内贾德甚至在2006年联合国大会上愤怒地指出，“安理会显然只是用来确保某些大国的安全和权利的”。

    而伊朗反美主义行为也必然引起美国利用体系的力量进一步打压伊朗。在伊核热点不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不仅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而且多次推动甚至主导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个制裁伊朗的决议。

    （三）独特的民族心理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挑战

    伊朗具有复杂而独特的历史，早在2 000多年前，波斯人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但是在此之后，伊朗进入了漫长的被欺凌的历史，包括阿拉伯人的征服、蒙古人的侵略等，近代伊朗沦为沙皇俄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当代伊朗则饱受强权政治的伤害。波斯帝国辉煌的历史赋予伊朗以大国心态，屈辱的历史则又使得伊朗具有受害者心理，两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伊朗独特的过于追求尊重的民族心理。伊朗也特别受到了什叶派宗教文化的影响。阿里被篡权，侯赛因因反抗强权而战死，以及什叶派作为少数派而被压迫的历史，又赋予伊朗以追求公正的独特文化传统。

    求尊重和求公正无疑都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它一定意义上也是伊朗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民族特性的体现。然而，现实世界中，权力仍然是界定国际体系的基本概念，尊重和公正只是一些民族国家对体系的期待和愿望。对国际体系缺乏足够尊重和足够公正的不满构成了伊朗挑战国际体系的心理原因。内贾德在其执政期间拒绝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生存权，其主要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不公正对待。而在权力政治盛行的时代，内贾德所要求的公正是无法实现的。内贾德认为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对伊朗核计划提出了不合理要求，却对以色列的核项目保持默认的态度。伊朗历届政府还对联合国等机构不能保障弱者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感到强烈不满。总之，伊朗对国际体系过于理想化的期待构成了伊朗反体系的重要原因。上述对国际体系公正性的不切实际的期待是内贾德政府中断其前任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即使是在伊斯兰革命40年之后，伊朗仍然表现出了与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格格不入的特点，原因首先在于深层的国内根源。伊朗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正统，仍然恪守一些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要求的传统宗教价值观，仍然将伊斯兰革命时期坚持的反美主义基因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同时，伊朗基于独特历史体验的民族心理，也使得伊朗对国际体系抱持不切实际的期待，而期待得不到满足则又滋长了其反体系情绪。

外部环境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挫折

   伊朗与国际体系之间并没有形成积极互动，或者说，伊朗并未真正融入国际体系，其原因固然首先在于伊朗自身存在一些与体系格格不入的因素，但造成上述局面的还包括外部制约因素，主要是美欧等体系内的重要国家并没有采取接纳和包容的态度，也在于周边国家的干扰。

    （一）美国国内反伊政治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挫折

    如前文指出，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鲁哈尼三位总统任期内，伊朗均采取了主动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积极融入体系的政策，但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从美方因素看，其原因在于：美国不能容忍伊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1979年发生的人质危机给美国造成了切实伤害；美国国内犹太游说团体持续进行反对伊朗的政治活动，以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反伊政治势力和政治活动，其集中体现便是人质事件不断在美国媒体上被炒作。2005年6月内贾德当选总统之后，美国媒体发布了一张照片，指称伊朗当选总统内贾德曾经参与劫持人质的事件，但事实并非如此；2013年，描述人质事件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再次唤起了美国民众对那场危机的记忆；2014年，伊朗总统鲁哈尼拟任命资深外交官哈米德·阿布塔拉比（Hamid Abutalebi）出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但美国媒体陆续曝出阿布塔拉比曾参与人质事件，并以此为由拒绝为其颁发签证。人质危机是伊斯兰革命后界定美伊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危机的记忆不断泛起，凸显了美国国内强大的反伊朗势力。

    美国国内所存在的反伊朗势力和反伊朗政治也对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朗国内多次启动了与美国改善关系并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但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或因为美国的政策导致伊朗国内政策出现反弹，中断了融入体系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伊朗主动改善关系的行为没有得到善意回报，2005年伊朗人民选举了激进保守派代表人物内贾德出任总统，并最终中止了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2013年鲁哈尼出任总统，表示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而鲁哈尼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达成伊核协议，实则是通过伊核协议重启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于2018年退出了伊核协议，并启动了对伊朗的制裁，这无疑将对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主张融入国际体系的鲁哈尼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可以预期，下一届伊朗议会大选中，保守势力将会卷土重来，这将再次对伊朗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力量，其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伊朗在融入国际体系方面并不成功，原因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们并没有采取积极接纳伊朗的态度。美国非常有影响的伊朗裔学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也认为，美国应该实施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政策，让伊朗进入到“帐篷里”来。

    （二）周边国家的干扰与伊朗融入体系受阻

    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伊朗是伊朗与体系对抗的重要原因，而它们打压伊朗则部分在于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周边国家对伊朗威胁的建构。伊朗是中东地区高调恪守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伊斯兰国家，且能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伊朗合乎逻辑地成了以色列建构地区安全威胁的目标。正如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厌其烦地阻止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同伊朗进行接触，而且他们几乎每个回合都取胜了。不幸但可以预料的是，比起追求一项接触战略来，这种强硬方法并不像其被推销的那样管用，而是更加糟糕。”

    自2003年以来，伊朗与美国等体系的主导国家之间围绕伊核问题的博弈和互动一直是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发展的风向标，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不仅受到了其自身关切的影响，还受到了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周边国家的影响。内贾德当政时期，伊朗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以及伊朗与西方的对抗，固然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内贾德政府的激进言论和行为感到强烈不满，也很大程度上在于以色列和沙特等周边国家极力宣传伊朗核计划的威胁。鲁哈尼当政时期，伊朗通过谈判的方式与有关各方达成伊核协议，试图以此作为重启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突破口，然而在奥巴马政府达成《全面伊核协议》并将协议称为“历史性协议”的时候，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则将其称之为“历史性错误”。以色列的游说虽然没有逆转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但却对之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简言之，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之所以出现中断和反复，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外部环境的制约：就全球层面而言，它主要表现为美国国内强大的反伊势力；就地区层面而言，主要是以色列和沙特等地区国家反对伊朗的政策。其中，中东地区伊朗的敌对国家对其融入国际体系的阻挠也主要是通过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进程而实现的。纵观伊斯兰革命之后的40年历史，每当伊朗与美国关系出现缓和的时候，美国国内都会出现要求惩罚伊朗的声音，并最终成功地扭转了美国对伊缓和政策。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美伊关系恶化直接导致伊朗融入体系的进程中断。

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前景

   伊斯兰革命虽然已有40年，但伊朗在国际体系内的身份转变并不顺利，未来伊朗与体系的互动仍将会表现出曲折性。一方面，国际体系本身处于深刻转型的进程中，国际体系的非西方特征不断凸显，将为伊朗实现身份转变提供重要机遇；另一方面，原来制约伊朗与体系积极互动的一些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将会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制约伊朗融入体系的进程。

    （一）国际体系转型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机遇

    权力结构或者说体系的统治结构是国际体系的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构成了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方面。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下降。而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上台以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陆续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和机制等，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多边机构中的影响力，而且也极大打击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崛起。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维护原有的国际体系，主张自由贸易，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不断获得提升。

    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将为伊朗身份转变提供重要的机遇。一方面，自近代以来，伊朗先后是西方殖民体系和当代强权政治的受害者，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赋予伊朗伊斯兰政权强烈的反美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伊朗与主要新兴经济体成员（如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历史往来则基本是和平的，这种美好的记忆也使得伊朗更容易接受一些由新兴经济体创建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当然，客观上，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建立的组织和机构也表现出了更加包容的特点，比如主张各国具有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主张协商解决重大问题，不干涉内政，在项目援助方面不附加政治条件等。仅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2002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强调成员国“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国家边界不可破坏，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在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利益一致的领域逐步采取联合行动”。

    进入21世纪以后，伊朗在加入新兴经济体创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从2005年内贾德担任总统以后，伊朗便已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和活动，并明确表达了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的愿望，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也得到了中、俄等主要大国的支持；伊朗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伊朗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成为该倡议的重要伙伴之一；伊朗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的重要成员，鲁哈尼总统于2014年5月参加了该组织的上海峰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体系转型也将有助于伊朗改变时常面临被美国制裁，甚至对外贸易美元结算渠道时常被切断的局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2018年中国与伊朗达成实施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的协议；欧盟也在积极探索非美元的结算渠道。2018年9月25日中、法、德、俄、英、伊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会晤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与会各方“认识到取得实质成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欢迎保持和建立结算渠道的务实建议，特别是建立促进伊朗进出口（包括石油）结算的‘专门机制’，这将帮助并确保经济实体与伊开展合法贸易。”

    可以预期，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将会继续深刻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将进一步增长，以金砖国家为例，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4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58%。据估算，2017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23.24%，贸易总额和对外投资比重分别占世界的15.88%和12.4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体系的西方特征将会进一步弱化，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包容性将进一步增强，将会更加尊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更加尊重国家主权。这是有利于伊朗这样非常注重公正、尊重和发展道路独立性的国家与体系的良性互动的。同时，伊朗本身也是一个有着8 000万人口的中等国家，伊朗的发展和融入也将会推动国际体系非西方特征的发展，进而也有利于体系转型。比如，伊朗屡屡遭受美国的制裁，导致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探索新的非美元贸易结算方式。

    （二）内外制约因素的历史惯性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曲折性

    诚然，伊朗的政治精英也在努力调整国内政策，以适应体系的要求，在遭受特朗普退出《伊核全面协议》的挫折之后，伊朗并没有消极应对，而是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比如，2018年10月初，伊朗议会通过了“反恐融资（CFT）”的法案，以争取“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将伊朗从黑名单中清除，伊朗也在积极推动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批准该法案。关于这一法案的重要性，扎里夫的解释是，“尽管我们不能保证加入反恐融资机制将解决我们银行的问题，但我们确信，不加入该机制，美国就会制造新的借口为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然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制约伊朗融入体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多制约因素都具有历史惯性，短期内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会影响伊朗对体系的态度和立场，因此伊朗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仍将表现出曲折性特点。伊朗仍会在其伊斯兰世界观和现代民族国家现实之间进行调适，但其为周边国家的什叶派力量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提供各种支持的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伊朗伊斯兰政权具有反美主义“基因”，与美国的对抗仍将以某种方式存在；伊朗以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为主要表现的独特民族心理也将会作为传统性和稳定性因素长期影响伊朗对外行为。同时，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反伊朗力量以及周边反伊朗力量也仍将会阻挠伊朗融入国际体系。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以后，伊朗温和派力量面临巨大压力，伊朗国内政治生态很可能重现2005年大选的一幕，也即保守势力卷土重来，这很有可能导致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再度紧张，并对伊朗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伊朗政治精英对上述曲折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2014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便从长计议、系统性地提出了“抵抗型经济”概念，这种经济模式将使伊朗具有抗衡国际挑战、国际动荡、美国和其他国家颠覆政策的能力。

    伊朗独特的民族心理将尤其成为制约伊朗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因素。伊朗因其独特的民族心理，包括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而成为过于强调尊重、公正和独立性的国家，然而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更何况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融入国际体系客观上意味着放弃部分国家主权。这种民族心理在当代主要指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未来也很有可能指向非西方国家，伊朗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心态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尽管伊朗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可望取得积极进展，但其进程也不顺利。从2005年至2014年期间，伊朗总统均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但2015年至2017年缺席元首峰会。伊朗立场变化的原因之一便是担心其独立性受到伤害。伊朗认为，如果成为正式成员，伊朗可能将在该组织的框架内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伞（Umbrella）之下，伊朗将失去交易的筹码。伊朗先前之所以表示愿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原因是伊朗一度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抗衡西方的战略工具，而随着伊核谈判进程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对伊朗的战略意义下降了。在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问题上，尽管伊朗面临的还包括其他方面的障碍，但伊朗独特的民族心理仍将是主要内部制约因素。

结  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走过40年历史，尽管伊朗是联合国以及其他重要多边机构的成员，但伊朗并没有得到体系内重要成员以及一些重要多边机构的充分政治承认，换言之，伊朗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体系。其原因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1979～1989年，霍梅尼在世期间，伊朗既是国内秩序的革命者，也是国际秩序的革命者，伊朗伊斯兰政权本身便没有承认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其争取体系政治承认的进程故而也无从谈起。与这一时期比较相似的则是2005～2013年内贾德担任总统的时期，伊朗也对体系持否定的立场。在1989～2005年以及2013～2018年两个阶段，伊朗积极争取得到体系的政治承认，也即伊朗积极融入体系。但颇为遗憾的是，伊朗的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反而被美国贴上了“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标签，并导致伊朗最终走上了否定、对抗体系的道路。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融入体系将是伊朗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然而，伊斯兰革命之后40年伊朗与国际体系的曲折关系表明，融入体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伊朗未来能否在国内层次上进行调适，且不会因为国际风云变幻而放弃融入体系的决心，还需要国际社会或者说体系层次上的主要行为体对伊朗这样独特的行为体采取足够包容的政策。在国内层面，伊朗尤其需要克服那种过于自尊、过于强调自己重要性的心态，这种心态让伊朗将国际体系对其政治承认视为理所应当，使得伊朗难以以更加主动和灵活的立场争取体系的承认。美国和西方国家仍将是体系内的重要成员，它们能否可持续地对伊朗实施包容性政策也将是问题的关键。关于西方国家如何对待伊朗等伊斯兰国家融入国际体系方面，朱威烈教授指出，“西方国家究竟怎么对待它们，是出于利益驱动视它们为打击、改造对象，还是积极帮助它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则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未来一段时期内，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要影响变量并不是伊朗国内政策调整，因为伊朗不可能按照体系的要求短期内实现其政治文化和政策的调适，也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变态度，因为美国国内反伊朗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而是国际体系自身的转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极大地推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化，并导致国际体系的非西方特征增强。新兴经济体所建立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更加注重尊重主权和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更强，有利于伊朗这样的行为体融入体系。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