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手段日益多元化、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之间仍存在不同步现象，使中国外交当前的转型面临一种异化困境。导致这一困局的原因主要在于，外交手段与外交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导致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脱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依据多维度视角对中国外交资源系统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改变当前外交资源碎片化的现状，在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方面依据差序化逻辑将不同维度的外交资源组织起来。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有机结合，差序化逻辑可使中国外交资源的调用形成一种复合式结构：明确不同外交资源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比较优势，进而建立实现外交目标资源调用的立体结构图。对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化管理要求，准确认识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通过调节资源分布来对结构加以优化。这一立体结构图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依据外交目标和外交资源之间的不同搭配，促进外交目标的更好实现，同时有效节约外交资源。这对实现中国外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外交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也有重要意义。

作为全球秩序中的新兴力量，中国的崛起被赋予了更多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引发了不同的争议与担忧，使中国外交陷入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不同步的困境。针对这些争议与担忧，中国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转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复杂战略，[1] 成效明显但仍不尽如人意。诸多研究或者尝试从拓展外交手段的角度突破这一困境，[2] 或者从战略规划的角度为走出困境提出建议。[3] 笔者认为，目前关于中国外交手段和外交战略方向的优化与规划已经比较完善，问题主要来源于外交战略目标与外交手段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对接，这与中国外交资源管理的碎片化趋势有关。基于这一假设，笔者对中国外交资源进行了多维度分析，试图将碎片化的外交资源进行重新归类，并对其中体现的差序加以探究，进而从外交资源的角度发现中国外交的相对灵活的应对模式及相对固定的发展方向，缩小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
一、中国外交战略转型中的异化困局
由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断深入及中国崛起所引来的猜忌、担忧及遏制的不断增多，中国在外交战略、策略方面已做出诸多调整，尤其是增加对公共外交和周边外交的投入，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和推广。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已经实现了由单一手段向着立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并用发展，形成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公共外交等齐头并进的外交新局面。[4] 然而，从结果导向的视角看，多元化的外交手段与其预期效果之间依然存在差距。
首先，巨大的公共外交投入并未导致中国国家形象的明显改善，中国的国际接受度仍然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外交具有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以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孔子学院为例。从2004年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到2013年，中国已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在600多所中小学建立了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85万人，[5] 在多个地区掀起了一股“汉语热”。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负责，主要目的是支持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但在实践中，其效果仅限于语言教学且收效甚微，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制造中国“文化威胁论”的由头。[6] 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通过沟通与交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7] 而现阶段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据调查，仍有超过半数（52%）的发达国家国民认为中国形象是“严肃、不可亲近的”，约四分之一的国际民众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8]
其次，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并未导致周边安全环境的明显改善。实力本应是安全的维护者，而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则恰好相反：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恶化。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钓鱼岛问题、朝鲜核问题都威胁着地区安全；在中亚地区，恐怖主义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随时有可能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在南亚地区，中印边界及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南海地区，中国与多个南海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此外，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进一步挤压了中国的周边战略空间，还从军事上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主权领土争端遏制中国发展，经济上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试图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在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陷入了“越强大越不安全”的困局之中。
再次，对和平崛起的不断强调和依然占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之间的差距。冷战结束后，基于零和博弈下的国家利益考虑，西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老调重弹。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要在无政府状态中实现生存，国家就会采取进攻性的行为企图控制其他国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使这一论调在东南亚国家中获得更多市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思想，后又进一步转变为“和平发展”的理念，即“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9]。而这一理念同样受到了西方的质疑，认为中国要和平发展是非常困难的，[10] 它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11] 因此只是个幻想而已。[12] 迄今为止，尽管“中国威胁论”已喧嚣多年并被证明毫无根据，但中国依然缺乏有效的反驳。
最后，围绕着中国崛起，已出现了一种对崛起国而非霸主国的制衡格局，对中国的制衡方式逐渐由过去的硬制衡（hard balancing）为主转向软制衡[13] 及战略对冲[14] 等方式为主。这一变化在给中国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导致原有应对手段的异化而与既定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在战略目标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已出现“和平与发展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不结盟战略”、“大国外交战略”、“伙伴战略”、“多极化战略”、“和平崛起战略”等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15]；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对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公共外交、经济外交、预防性外交等[16] 现代外交方式均有所涉猎。尽管外交战略目标及外交方式均呈多样性发展趋势，但在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由于各手段之间统筹协调不够、科学论证不力、战略规划不足，只能在问题或危机出现之时进行单一、被动的应对，未能形成合力来推进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在于现有外交资源呈碎片化格局，未能被有效地整合与利用。
二、中国外交资源的多维划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资源”的定义是：“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期、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资源可以被开发与利用以实现目标，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非自然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资源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这已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7] 但对外交资源的研究关注却较为单一。有学者从软性与硬性资源的角度对外交资源进行了定义，认为“外交资源是指一国发展对外关系时能够运用的多种硬资源和软资源”；[18] 也有学者从政府和民间两个角度对外交资源界定与分析。[19] 这些分析皆从单一层面入手对外交资源进行了简单的划分，但随着外交资源的丰富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形态各异的外交资源已很难被限定在某一特定层面内，要缩小外交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归类原则，对中国外交资源系统进行多维划分。
（一）按资源特性分类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国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实力，即可利用资源的多寡。[20]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书中将国家权力的来源归纳为九个方面，分别是：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这九种不同资源根据其有形的或无形的特征又可进一步分为两大类：硬性资源与软性资源。[21] 硬性资源主要指国家外交可以利用的有形资源，是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支撑。一国在硬性外交资源上的优势可以为其带来更多命令式的硬权力，从而形成外交上的威慑力。而软性资源主要指国民士气、政府素质等外交可以利用的无形资源，软性资源的优势会给国家带来更多同化性的软权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外交影响力。软性外交资源的推广和宣传离不开硬性资源的支持，硬性资源的发展也需要软性资源的磨合与维护。
在硬性资源方面，中国近年来有了大幅提升。尽管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质疑，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硬性资源的开发是中国近年来外交资源开发的重点领域，反而是软性资源似乎成了中国外交资源中的短板。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软性外交资源。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为中国外交储备了大量软性资源。然而，尽管软实力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软性外交资源却一直未被从资源的角度加以充分的利用。中国外交中对软性资源的使用是一种“付出而不求回报”的态势，以硬性资源为依靠进行持续性文化输出，建设众多孔子学院、举办诸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斥巨资制作、播映国家形象宣传片，但这实际上依然是在运用硬性资源而非软性资源，体现的依然是国家实力而非国家影响力。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及影响力，需要切实将硬性外交资源与软性外交资源加以区分。
（二）按领域分类
从领域来看，外交资源可以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传统外交主要集中于政治资源的利用上，而随着国际议题的不断增多，经贸往来、国际人权的维护和发展、环境和能源的保护和开发、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活动的打击等都被纳入国家交往议程，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也成为外交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几种外交资源应在各自领域的外交中占主导地位并与其他领域的外交资源相互配合。
随着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不断彰显，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领域外交活动中。经济上，中国利用经济外交资源倡导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与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安全上，中国参与打击国际贩毒、反海盗的联合行动；环境上，中国积极与各国协作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尽管中国对各领域都积极参与，但在外交资源的调用方面却并不平衡，存在对政治资源过度重视，各种领域资源的相互配合不够的情况。以经济资源为例。在国内，有企业家认为在中国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化条件下，强大的政府干预的力量使经济运行并不服从于经济规律本身，而是服从于政治决策的周期性；[22] 国内层面的经济附庸政治现象，必然导致外交层面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混淆。领域外交使外交工作更加细化和具体化，这同样要求对外交资源按具体领域重新分工，让不同领域的外交资源与该领域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效对接，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大局。
（三）按资源管辖范围分类
以资源的管辖范围为衡量标准来对外交资源进行分类，外交资源可以分为政府和非政府性的外交资源，前者主要指政府行为下所能调用的为外交服务的资源，多为首脑外交、城市外交等政府间外交方式所用；后者则指不受政府管辖的但同样可在外交中发挥作用的资源，主要服务于公共外交、市民外交、公司外交等。政府外交资源更为权威，但调用起来也更加困难，往往成本较高，灵活性有限。非政府外交资源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资源在上述各方面的不足，由于没有行政方面的诸多限制，非政府外交资源在运用方面更加灵活，也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由于缺乏干预，非政府外交资源在分布上相对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为某一外交目标服务。
无论是政府外交资源抑或非政府外交资源，中国均不匮乏。中国政治稳定，执政党拥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与不断增长的执政能力，为政府外交资源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外交往不断增多，非政府外交资源的开发力度也逐渐加大。鉴于两种不同的外交资源各有利弊，在运用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相互配合。在实践中，非政府外交资源的运用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一个较新的议题，现阶段中国对这种资源的运用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垂直化”的模式，强调“从政府到公众”[23] 的政府主导模式，使非政府外交资源难以发挥其灵活性高、可信度高的优势。在“9·11”事件后，西方开始反思官僚机制对非政府外交资源的制约，[24] 这也值得中国借鉴。自全球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非政府外交资源，对这一部分新增资源，中国政府除了加强管控之外并未将其视为一种外交资源予以足够的重视。
（四）按时空分类
按时空分类，外交资源可分为现实可用资源、潜在可用资源与正在消失的资源。现实可用外交资源指在现阶段可以为外交所利用来实现外交目标的资源。对于此类资源，在外交上应加以重视与维护，它们是现阶段实现外交目标的主要支撑。潜在可用外交资源指目前尚不具备开发、调用条件或短期内没有足够利用价值，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为外交所开发、利用的资源，对于潜在可用外交资源，政府应在资源开发方向上予以政策性倾斜，优化相关资源的未来布局，使潜在可用资源成为下一阶段的现实可用资源。正在消失的资源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指消耗类外交资源的总量在减少，另一种指外交资源的可利用价值在消失。对于前者，政府应重视该类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维护现有资源并促进资源的再生；对于后者，政府可根据发展趋势在同一领域内寻找替代性资源，以确保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有效性。
按时空将外交资源分类对中国的主要借鉴意义有二：第一，它指出外交资源的优势具有时空限制，其价值大小不仅取决于总量的多少，更取决于利用的时机。以中国的区位外交资源为例。“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中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25] 这是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但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给古代中国统一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的对外交流构成了挑战，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优势与劣势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因此，这要求中国对外交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应具有时空上的大局观。第二，对外交资源不仅需要合理利用，还需要积极开发，“客观存在的外交资源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开发、管理和运用，只能是一种浪费”。[26] 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已自主开发出了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资源，如通过最初的熊猫赠送到后期的熊猫租借，中国的“熊猫外交”为中国与多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对新外交资源的开发依然步西方后尘。地缘政治思想在西方盛行很久之后，中国才开始重视地缘因素对外交的重要影响；在西方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中国才逐渐注重文化等资源的开发。因此，尽管中国在自身外交资源的开发上有一定建树，但就全球范围而言，并没有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发挥充分的引领性作用，这也使得目前中国的外交多以被动性应对环境变化为主、主动性改善环境为辅。
现代外交的发展让外交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外交方式日益多样化，再加上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化，传统单一维度对外交资源的分析已经很难满足发展的需要。外交对象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群体，这要求对外交资源的研究也同时扩展到多维度层面，从多个角度对外交资源进行审视，使外交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现有战略对接，从而避免手段与目标间的差距。多维度下的外交资源研究与单一层面上的外交资源研究主要有几点不同：第一，多维度赋予了外交资源多重属性，如军事实力属于军事领域资源也同时属于硬性外交资源与政府外交资源，这使得外交资源能够被更充分地利用。第二，多维度下的外交资源研究可以让外交资源与外交手段的运用之间更为默契，传统单一的外交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多种新外交方式的出现需要多层面的外交资源予以支撑。外交资源由单一层面向多维度研究的转变也同样对外交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出了新要求，由于一种外交资源无法再用单一标准加以衡量，外交资源的碎片化将会成为更加致命的缺陷。在多维度层面上，不仅需要对外交资源系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还需要在利用上加以规划。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对外交资源系统加以整合，让外交资源的利用有序化。
三、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开发与利用
“差序”的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用于形容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特征。[27] 他所提出的“差序”具有横向与纵向两方面的含义：横向强调“差”，即在辐射度不同的情况下由一个中心向外扩散的模式；纵向强调“序”，在结合中国社会格局时主要体现为等级制。[28] 这种“差序性”同样可以为中国外交所借鉴，这主要基于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两个前提：一是中国外交对象愈加多样性，不同对象间无法一概而论。中国早就提出外交工作要建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格局，现阶段除了上述对象外，非国家行为体也被纳入外交工作范围，要求在调用外交资源的过程中应更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不同对象。二是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无力支撑各种外交资源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9]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重点、有次序地对外交资源进行开发。因此，中国外交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样需要差序的存在。
将“差”概念运用到外交和外交资源中，它更多强调一种横向结构，指应当认识到不同的外交资源对于实现不同外交目标的优劣态势，需要在运用过程中彼此配合、扬长避短。基于“差”的思维对中国外交资源的多维划分，在实践中要求对不同外交目标所涉及的多维外交资源进行准确定位，使之横向地组成一个平行结构，各维度资源均能在结构中清晰可见。
将“序”概念运用到外交和外交资源中，它更多强调一种纵向结构，但与费孝通最初提出的概念有所差异，不同维度间或同一维度内的不同外交资源并不存在等级差异，而是一种优先次序差异。在特定的时空阶段与国际背景下，特定外交资源的使用应当比其他资源更为优先。在多维度资源划分的框架下，某一外交目标所涉及的外交资源并非总是单一的，同时也并非所有涉及的外交资源都同等重要。因此，无论是同一维度内还是不同维度间，外交资源都应依据其服务的外交目标而进行优先排序。
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有机结合，“差序”逻辑使中国外交资源的调用形成一种复合式结构。其中，外交资源被置于不同维度下加以审视，在每个维度中通过资源的差异性作为横轴对不同议题所涉及的资源进行筛选，再依据资源对目标的有效性对不同资源加以排序，最终得出实现外交目标的资源调用的立体结构图。
可以TPP为例加以分析。在应对TPP前，中国需要对该议题所涉及的外交资源作“差序”推断：在资源特性层面，TPP的提出与中国的军事装备、国家发展阶段等硬性资源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因此不应投入过多硬性外交资源，应以软性资源为主；不过鉴于TPP的背后具有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可能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产生间接影响，适当的硬性资源投入也是必要的。在领域层面，TPP主要体现为一种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的经济合作框架，因此在调用资源方面应以经济资源为主，政治资源为辅。在资源管辖范围层面，由于TPP是由美国主导的政府间行为，在应对上中国也应以政府为主导。在时空层面，中国现有的区位资源、经济资源等在应对TPP方面具有优势，应加以利用。过去中国经济资源的优势可以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获益良多，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科技原创率低、知识产权薄弱、依赖低端出口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改进，在与美日合作带来的产业链更新、技术进步的吸引力的冲击下，周边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吸引力将逐步减弱。中国经济外交资源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进而在TPP问题上成为正在失去效力的资源。综合上述分析，中国应对TPP的外交资源调用应如下图所示：

                                             图一：差序式管理视角下的中国TPP对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可以认为，应对TPP的最佳方式应当是在政府主导下，在经济及政治领域内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强化区域合作、加强周边外交并与主导国美国进行积极的对话与沟通，在不夸大TPP遏制作用的同时也不忽视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辅以预防性外交对其加以防范。
差序化对外交资源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不同外交资源内部的结构化关系，需要在利用外交资源时，准确认识到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通过调节资源分布来对结构加以优化。这种结构并不是僵化的或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差序化外交资源并不意味着要将外交资源的分布固定化，形成一种机制性的应对模式。恰恰相反，差序式管理下的中国外交资源的复合式调用结构所强调的是一种灵活性，在不同的外交目标之下灵活地调整资源分布来为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策略性地运用不同资源的优势形成合力推动目标的实现，不同的外交议题在这种复合式结构中都可以形成各自具有针对性的外交资源调用方案。在中国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并不谋求外交目标的变化，而是在不改变现有战略目标的同时优化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讲，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可为中国外交提供以下参考。
首先，差序化可以让中国对外来挑战的紧迫性进行重新排序，对紧迫度高的挑战主要运用硬性、政府性、政治类甚至军事类外交资源，而对紧迫度不那么高的挑战可以通过软性、非政府性、非政治类外交资源循序渐进地加以应对。一般而言，一国对外部挑战紧迫性的排序取决于其国家利益受影响的程度，越是核心国家利益面临挑战，紧迫程度也越高。对于核心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不能妥协，都会不顾一切地加以维护，因为这种利益失去了，国家就无法生存或继续存在了”，[30] 这种挑战需要国家在政府层面调用相对刚性的外交资源加以应对。但很多情况下，外部挑战的影响对国家来说并非国运攸关，如果此时在运用外交资源方面没有差序，很容易被视为反应过度。例如，国外学者多认为中国在碳关税问题[31]、西方领导人会见达赖[32]、中日撞船事件[33] 等与领土安全没有直接相关性的事件上“反应过激”，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未对外部挑战的紧迫性加以明确的排序，过于频繁地运用政治性、硬性外交资源来解决问题。
其次，差序化可以让中国拓展外交手段为战略目标服务。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外交手段，对公共外交、多边外交等现代外交方式也开始加大关注力度，但这些非传统的外交方式并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统筹，导致大量外交资源闲置而未被充分利用，一部分外交资源又被过度使用而失去了其应有效用。如郑永年曾经评论中国以前是“缺少外交资源，现在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被动员起来”。[34] 以人权问题为例，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除了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之外，也体现了一种跨文化方面的差距。[35] 而中国方面的反驳多来自于官方，民间声音极少被直接传达到国际舞台上，这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使中方的反驳在西方看来更加苍白。[36] 事实上，在应对人权问题时，民间资源要比政府资源更有针对性，中国应加强公共外交及人文外交等善于调用民间资源的外交方式。
最后，差序化可以让中国更关注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最初属于经济学概念，指当一方（一个人，一家公司或一国）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另一方低时，它在这一方面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当一国的某种外交资源较他国丰富时，前者就会拥有相应外交资源的比较优势，运用这一优势可以使用更少的资源来达到外交战略目标。以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为例，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优势在于区位上的毗邻、文化上的相通与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因此，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中国针锋相对地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很难取得积极的效果，而利用区位优势促进经济合作、寻求文化同源性或许更为合适，不仅能促进目标实现，也能有效节省资源，通过调用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让外交手段与战略目标真正契合。
结语：外交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目前中国“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37] 就资源开发和利用而言，可持续发展理念尤为重要；外交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同样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外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为充分、合理、节约、高效利用现有外交资源为当前外交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开发和拓展新外交资源及非传统性外交资源为未来战略格局奠定基础。
从短期来看，多维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可以确保外交资源的充分利用。一方面，它避免了由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合理或是机制不科学所导致的浪费，在外交实践中将以往被忽略的柔性、民间、领域外交资源与一贯被重视的传统外交资源放在同一层面加以比较。另一方面，它通过将外交资源与外交手段的充分对接避免外交手段与外交战略目标之间出现差距。外交资源的差序化运用并不意味着将中国的外交资源塑造为一种带有明显等级特征的外交差序格局。在短期层面，多维度层面外交资源的差序化是一种灵活的应对方式，资源的差序性在不同的影响和挑战下呈现不同的结构分布。在时间层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在各个维度上应偏重于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空间层面，由于中国影响力辐射范围的不同，中国在外交手段的实施上应予以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确保外交的灵活性。
从长期来看，可持续发展要求多维度、多层面外交资源的差序化不仅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外来挑战，还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开发和配置，根据时代发展对整体资源分布格局进行构建。如同其他资源一样，外交资源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这就要求中国外交从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外交资源的分布，清晰地定位自身角色与发展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主权政治方面不存在明显外部威胁、大国地位逐渐巩固、全球影响力尚待与综合国力实现匹配。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更多地侧重软性资源、民间资源、文化资源、科技资源的开发，使外交资源的发展适应外交手段的需要、适应外交战略目标的需求、适应时代前行的趋势，实现外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