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频出狠招——

4月8日特朗普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

4月22日决定停止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

5月3日宣布不再续期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部分制裁豁免……

     而面对美国不断在中东进行的武力部署，伊朗也不甘示弱。5月1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指挥官回应称，如果华盛顿采取具体军事行动，伊朗将对美国发起攻击。

     次日，《纽约时报》随即爆出一条重磅消息，美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助手会议上提出新的军事计划应对伊朗，包括可能向中东派遣一支12万人规模的军队。

    按照该计划的设想，一旦伊朗袭击美国军队，或加速核武器的研发工作，美国将向中东派遣多达12万人的军队。

     《纽约时报》称，这一部队的规模令一些了解情况的人“感到震惊”，12万人的部队规模将接近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军队规模。

    美伊双方之间的博弈不断加码，“火药味”越来越浓，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动作，与特朗普政府将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及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主权一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美国的中东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打压伊朗的战略诉求。这将对伊朗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困难，然而也将极大地消耗美自身的战略资源，加剧美国自身的衰落。

    历史或将证明，过度保护以色列可能会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

   一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是以其新战略为框架依托，而这种新战略又是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为基本目标。然而，特朗普政府中东战略的内涵到底包括什么，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似乎又讲不清楚。

   2013年9月，笔者在华盛顿访学期间，曾经就美国中东政策背后的动力请教一位资深美国学者。这位学者指出，别把美国中东政策想得太复杂，美国的中东政策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以色列、以色列，还是以色列”，语气中颇带怒气。正如米尔斯海默等美国著名学者一样，这位学者也认为美国过度保护以色列的政策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笔者曾对这一回答感到茫然，在笔者看来像美国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有着众多的智库和专家学者，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中东地区的政策，怎么可能仅仅反映某个地区国家的意志呢，尽管这个地区国家也许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像美国这样的一直自称为“领导”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必然是复杂的国家利益权衡的结果。

  此后的六年中，笔者仍然不断在脑海中回想上面那位学者的观点，越来越觉得上述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以色列的诉求。换言之，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帮助其地区盟友以色列拔除安全上的钉子。不仅如此，几乎每一场地缘政治戏剧的变幻背后似乎都能感觉到以色列的存在和操纵。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没有搞清楚美国发动那场战争的真正原因。

   美国先是指责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并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恰恰否定了美国的上述指责。萨达姆的政权不是中东地区最独裁的政权，也不是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

   今日反思，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当年之所以发动那场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奉行高调反对以色列的政策，而且是中东地区唯一具有实力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国家。其时，埃及早已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而另一个地区大国伊朗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担任总统期间总体上奉行低调的政策。

“伊朗威胁论”是怎么来的？

   同样，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根本逻辑也在于以色列以及亲以色列政治游说团体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果。

   伊朗的崛起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迁最为显著的特点。

   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迅速升温，并积极构建以什叶派宗教认同为纽带，以自己为中心，包括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伊朗为巴林、沙特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内部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支持，将其影响力渗透到阿拉伯国家内部。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伊朗积极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借机实现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并将其军事力量部署到了以色列的边境。

   伊朗的崛起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中东地缘政治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未来中东地区秩序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更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伊朗改变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低调的地区政策，战略和外交上更加激进，并成为了继萨达姆之后中东地区唯一最为高调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

   伊朗合乎逻辑地成为了以色列下一个必须拔除的钉子。近年来，中东地区出现的伊朗威胁论的论调，既有伊朗实力上升的客观一面，也是以以色列主观上竭力建构为条件。正是在以色列的奔走游说之下，在美国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看来，伊朗问题已经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了中东地区主要的安全问题，以及中东地区的首要议程。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朗劫持美国使馆人员作为人质，固然是美伊敌对关系的渊源所在，但时间已经过去40年，创伤的记忆多少已经淡化，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使美国非得采取那种“致命”的制裁。只有无限制追求自身安全，并将伊朗视为死敌的国家才能产生如此大的动力欲将伊朗置于死地，也只有与美国国内政治深度捆绑的犹太游说团体才有能力说服美国政府采取力度如此之大的政策。

伊朗别无选择，反制成为必然

   诚然，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伊朗国内政治急剧右转，温和力量趋于强硬化，强硬势力更加强硬，伊朗并没有更多的政策选项，反制成为伊朗必然的选择。

   在特朗普宣布将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之后，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侯赛因·萨拉米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其战略进攻态势突显。相对于其前任，侯赛因·萨拉米是一位立场更为强硬的反美斗士。对于美国试图将伊朗石油出口清零的压力，伊朗国内则不断有声音要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核问题上，伊朗事实上已经做出了政策调整。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核协议以后，伊朗在随后的一年里继续兑现协议义务，但伊朗总统鲁哈尼于2019年5月8日宣布暂停履行部分伊核协议的义务。此举既是迫于国内要求退出伊核协议的压力，也是为了向美、欧等协议方施加压力。

   然而，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面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存在，伊朗的反应也必然是有克制的。强硬仍将主要是口头上的、和姿态上的，保持一定限度的克制则是理性的选择。同时，当下伊朗面临的最大挑战，应是如何在美国制裁之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维护国内稳定，安内将是伊朗面临的最紧迫任务。

   政治上，最高领袖于2018年12月任命其亲信萨迪克·拉里贾尼为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于2019年4月任命另一亲信穆斯塔法·莱西为司法总监，还替换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特朗普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之后，最高领袖于4月16日召开由革命卫队和国防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称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兄弟关系。通过上述安排，最高领袖事实上已经实现了政治资源的高度集中，为维护国内稳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经济上，早在2012年，伊朗最高领袖便提出了抵抗经济的概念，其意图主要在于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以来，最高领袖在多个场合多次重申加强落实抵抗经济。2018年6月下旬，伊朗便提出了一份10大类1339种商品的清单，并出台新规全面禁止进口，其目的则是加强外汇管制。这些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保持经济稳定，共克时艰。

   此外，加强外交、积极突破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则是伊朗另一重要政策选项。自特朗普上台并表达了退出伊核协议的意图后，伊朗便加强了外交公关，其目标主要是英、法、德、欧盟以及中、俄等大国和主要力量。上述国家既是伊核协议的谈判方和见证方，也被伊朗视为主要的经济伙伴，部分国家还被伊朗视为战略伙伴，争取上述国家的支持成为了伊朗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

   客观而言，伊朗纵横捭阖取得了重要成果。正是在游说之下，伊朗不仅在双边层面上得到了上述国家的支持，而且在多边层面上达到了维护伊核协议的目标。2018年7月7日和9月25日，伊朗与上述国家的外长实现了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重要成就之一便是上述国家同意建立旨在独立于美元之外的支付体系，以帮助伊朗克服制裁。

   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间，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伊朗还会继续加强对上述主要大国的外交公关，既为了打破外交孤立，也为了冲破经济封锁。

美国自我削弱，如同16年前那场战争

   美国和伊朗，一个是全球性超级大国，一个是拥有8千万人口的地区大国，两者之间对抗毫无疑问将会对伊朗国内政治稳定和外交方向、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这场在美国看来志在必得的游戏恰恰可能产生美国自我削弱的结果。如同16年前的伊拉克战争一样，这场欲将伊朗置于死地的斗争也可能极大地消耗美国自身的元气。

  一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造成美国国际信用和软实力严重受损。

  伊核协议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与伊朗以及有关各方谈判达成的，而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相继采取了系列措施否定并退出伊核协议。上届政府刚达成的协议，后任政府便推翻的做法，打击的首先是美国自身的信用。特朗普政府退出协议以后，以制裁相威胁，要求欧盟以及其他大国退出伊核协议，也伤害了其他大国的利益。正因如此，美国非但没有在伊核问题上达到孤立伊朗的目的，反而使得自己遭到了孤立。

   2019年2月美国召集旨在遏制伊朗的华沙峰会，却没有得到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德国以及欧盟等主要大国和力量的支持，一场以孤立伊朗为主要任务的峰会反而造就了美国自身被孤立的窘况，这不能不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这种自我孤立的做法正是其自我削弱软实力的表现。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欧在气候变化、北约军费、自由贸易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围绕伊核问题的矛盾将与上述问题一起加剧美欧之间的对立。欧洲大国拒绝参加美国举办的反对伊朗的峰会以及对抗美国制裁的举动，都表明在伊核问题上欧洲已经与美国走上了分庭抗礼的道路。这将加速美欧大西洋共同体的政治分裂。

   二来，美国所采取的一些制裁伊朗的措施将最终削弱美国自身的经济硬实力。

    为了达到美国自己预设的摧毁伊朗经济的目的，美国不惜动用金融制裁，切断伊朗对外贸易结算的美元通道。这项措施固然已经并将继续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但也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主要支付货币的地位，因为这种滥用美元特殊地位的做法也伤害了其他主要大国的利益，引起了强烈不满。为了抵制美国极其不合理的要求，克服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限制，探索其他方式和通道将成为其他大国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2018年9月25日，除了美国以外的伊核协议有关各方举行了外长会晤，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于美元之外的结算通道。尽管这些通道建设目前还面临困难，但假以时日一定会发挥作用，这将极大地削弱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贸易支付手段的地位。美国今日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仅是建立在超强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金融霸权之上的，而随着其金融地位的衰落，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也必然会衰落。

   最后，美国的反伊政策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长期的敌人。

   伊朗是一个拥有过辉煌文明，有8千万人口的地区大国，民族个性鲜明，追求独立。美国上述欲将伊朗置之死地的政策事实上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坚定的敌人。这样坚定的敌人将会对美国推行地区政策构成长期的牵制。

   诚然，美国仍然是在国际事务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无论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经不起其长期挥霍和滥用。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基于自身将继续无限强大的假定，回想罗马帝国、秦帝国、大英帝国，这些昔日霸主们不也都这么想过吗？

文献来源：瞭望智库，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