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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海外军事基地同样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海外维护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依靠手段,成为大国海外利益消长的“晴雨表”。海外军事基地的获取方式,既与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动因息息相关,又与大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稳定性存在重要关联。迄今为止,学界对大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研究主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深入的理论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而从海外军事基地的获取方式角度考察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成果则更少。[7]
一、大国海外军事基地获取方式的理论解析
域外大国如何获取中小国家的军事基地?该问题并无唯一答案,因为大国在中小国家部署军事基地的目标、时机、地缘、对象国、决策机制和领导人个性特征不同,其获取基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大国获取海外军事基地主要包括殖民统治、和平转让、军事占领、军事结盟、提供援助和撤离原住民等六种手段。
(一)殖民统治
近代,大国海外军事基地绝大部分设立在殖民地,它们是近代西方强化殖民统治、加强军事干预的手段。西方殖民主义者通常认为,海外殖民地是“无主地”,任何国家都有权根据“先占先得”的原则占领和使用,并有权在这些“无主地”上建立军事设施、部署军事战斗人员和开展军事活动,从而形成了近代西方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雏形。二战结束后,西方大国统治下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民族自决成为时代潮流,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奉行“白板主义”(Clean-slate Doctrine)[8],宣布宗主国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丧失法律效力,西方大国必须尊重新兴国家的主权,关闭在海外的军事基地,特别是法国在非洲、英国在东南亚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但美、英、法等国通过重签军事合作协定,在部分前殖民地国家仍保留了军事基地,如美国在菲律宾,英国在塞浦路斯,法国在吉布提、加蓬、喀麦隆、塞内加尔、中非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等地的军事基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西方殖民统治的延续。以美国为例,1946年7月4日,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但美军参谋长要求在菲律宾保留40处军事基地,包括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等大型军事基地。经过美菲双方的讨价还价,双方于1947年正式签订的《军事基地协定》规定:美国在菲律宾独立后将租用16处军事基地,包括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租期为99年。[9]
(二)和平转让
盟国之间的和平转让也是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一种手段。海外军事基地需要财政投入作为保障。当一国国力衰弱而无法继续维持海外军事基地,同时又不愿看到敌国占领并支配这些军事基地时,将海外军事基地转让给实力更强的盟国不失为一种选择。例如:二战爆发后,英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但是英帝国留下的海外资产——海外军事基地数量众多,加上法国沦陷后英国兼并的法国海外军事基地,数量达1,000多处,海外军事基地的管理和维持已经超过英国的财政负担能力。为此,二战期间到冷战爆发前,英国将众多海外军事基地和平转让给了美国。[10] 1940年9月2日,美英两国领导人以换文的方式达成《租借协定》,美国以50艘老式驱逐舰作为交换,获得纽芬兰南岸、百慕大东岸、百慕大湾等军事基地。英国还允许美国在巴哈马群岛东部、牙买加南岸、圣卢西亚西岸、帕里亚湾的特立尼达西岸、安提瓜岛(Antigua)和离乔治敦50英里的英属圭亚那等地立即建立和使用海军、空军基地及其他军事设施。英美《租借协定》还特别规定:上述所有基地和设施,将以99年为租期,租借给美国,除因建立这些基地和设施而补偿私有财产所有人的损失外,英国免收美国一切租金和费用。[11] 美国在冷战期间还租用了英国在阿松森岛(Ascension)和印度洋迪戈加西亚(Diego Garcia)的军事基地(1966年12月30日起租用,租期50年),并临时租用了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基地,作为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空军司令部。[12] 1959年,美国一份为国防部参谋长准备的研究报告将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六大战略岛之一,美国也通过向英国提供援助而获得该军事基地。[13]
1978年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所有军事力量后,其在海湾地区留下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如巴林)成为此后美国在海湾军事基地的重要资产。英国和平转让给美国的新加坡、阿松森等军事基地也成为后来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和卫星跟踪站。[14]
(三)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也是大国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手段。军事占领同殖民统治一样,是基地使用国通过强制手段在东道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力量并建设相应军事设施的行为。所不同的是,军事占领具有临时性,一般在特定时段后将行政管辖权移交当地政府。如在二战期间,美国打败日本,占领日本本土、冲绳、韩国等,并在战后强行在这些地区建立重要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就是通过军事占领获得的。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75条规定:战胜国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向发动侵略的国家强加条约,其中包括签订条约、迫使战败国接受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在该国等。[15] 对于美苏来说,通过直接军事占领获取军事基地多发生在二战后。如美国在二战中获取的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军事基地。1979年苏联则通过军事占领在阿富汗建立了军事基地。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相互制约,不结盟运动取得了长足发展,呼吁大国在国际规范的框架内通过签订合约,以和平方式获取军事基地,否则恐将因触及美苏核心利益而引发东西方冲突,通过军事占领获得军事基地的难度增加。
二战结束后,尽管侵占他国领土、强行建立军事基地的案例大大减少,但有些国家仍通过侵略方式占领他国土地,强制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东道国。如1967年以色列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后建立军事基地。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在黎南部建立军事基地,直到2000年才全部关闭。[16]
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地位使其摆脱了冷战时的羁绊,先后在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以武力方式实现了反美伊斯兰政权的更迭。美国在科威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也主要是通过军事占领获得的。虽然美国宣布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具有临时性,其无意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但通过军事占领获得基地仍遭到伊斯兰世界的抵制。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通过军事占领获得军事基地更加不得人心,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对,美军基地成为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动暴力袭击和“圣战”的重要理由。而在阿富汗,由于新政府对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有限,面对塔利班武装的严重威胁,美国一方面履行奥巴马政府组建之初所承诺的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另一方面从2009年开始增兵阿富汗,扩大打击塔利班武装的范围和力度。总体来看,尽管一战、二战、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爆发后,军事占领成为大国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方式,但在新时期,通过军事占领获取并维持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风险进一步增加,尤其是维持这些军事基地变得越来越困难,基地政治化使大国在战败国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成本上升。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国都不愿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避免卷入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纷争。
(四)军事结盟
结盟也是大国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方式。例如二战时期,为应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轴心的安全挑战,美国在英国、法国、加拿大、中国等盟国土地上建立了数百处军事基地,其中在大西洋建立了228处,在太平洋建立了256处。[17] 冷战期间,为应对美苏竞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处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东西方国家纷纷寻求在联盟框架下保留或建立军事基地,如美国在北约多边军事联盟框架下,在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建立了上百处军事基地,还在日本的横须贺、大凑、舞鹤、佐世保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尽管苏联在1951年联大全体会议上指责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条“锁链”,旨在包围苏联和其他进步国家,但不久后苏联也在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盟国对大国的态度决定海外军事基地的稳定性,如在朝鲜战争背景下,中国曾要求盟国苏联推迟交付旅顺军港,20世纪60年代古巴则请求苏联在其国内建立导弹基地,以应对美国的威胁,土耳其、伊朗等国为应对苏联威胁一度在安全上对美“一边倒”,并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海军、情报等基地。在中东,苏联曾在埃及、叙利亚、南也门、利比亚等盟国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英国曾在海湾盟国土地上建立了军事基地。
冷战后,通过结盟而获得海外军事基地最为典型的例子要数美军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成员国、东欧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和高加索地区(如格鲁吉亚)所建立的新军事基地。萨达姆政权虽然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战败,但其政权并未倒台。因此,寻求美国的保护成为海合会六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最为迫切的任务,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成员国纷纷与美国签署军事合作协定,结成准联盟。这些国家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美国则为各国提供安全保护伞与导弹防御系统。虽然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从沙特撤出了大部分作战部队,美军基地在海湾各国的存在也面临来自美国与上述伊斯兰大国政治与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但海湾地区纷繁复杂的安全形势尤其是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使海合会成员国长期维持甚至强化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军在该地区的存在强化了美国与海合会的准联盟关系。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冷战后,东欧各国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记忆犹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东欧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在新政府奉行“全盘西化”政策的那些国家,其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积极响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邀请”,陆续加入北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还允许北约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在北约的军事保护伞之下制衡俄罗斯的潜在威胁。2006年,保加利亚政府同意美国部署2,500人,罗马尼亚同意美军部署1,500人。实力骤降的俄罗斯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在其西线步步紧逼的战略攻势。2008年8月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开战,并在格鲁吉亚建立军事基地,旨在阻止西方在俄战略边境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压缩俄战略空间。但这场战争反而加速了格鲁吉亚在安全上向美国和北约“一边倒”的进程,近年来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俄罗斯边境线上的前哨。
(五)提供援助
提供援助也是大国获取非盟国军事基地的重要方式之一。基地使用国将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与提供援助相挂钩,以“有偿使用”为原则,使该大国获得地缘政治利益,基地东道国获得地缘经济利益。截至1982年,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苏联在全球12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英法等西欧国家在16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大多是大国对中小国家援助的产物。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全球拥有359处军事基地和大约1,200处军事设施,在海外军事基地驻军41.6万人,其中约33万部署在欧洲,而且美国的海外援助额是全球第一。[18] 通过援助获得的基地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大国以租借方式获得的海外军事基地也不是少数。所谓租借军事基地是指:军事基地使用国在遵守东道国主权的政策宣示下,以经济和军事补偿的方式,使用东道国的军事设施,并在军事基地范围内开展军事训练和作战演习。例如,1903年,根据美国和古巴签订的《租借协定》,美国租借古巴关塔那摩并在该地区建立了海军基地。[19]
冷战期间,为遏制苏联,构筑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包围圈,美国需要借助某些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希腊等。它们大多在二战后经济落后、政局不稳,急需资金和军事装备巩固政权,抵御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并都希望借助美国设立的军事基地维护国内安全,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租赁大国(Leasehold Empire)。以土耳其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军基地每年为该国带来8亿美元的收入。[20] 而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时期的菲律宾,社会矛盾突出、腐败严重、经济发展停滞,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正是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带来的财政收入,才使之得以维持20年的威权统治,而美国也得到了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长期驻扎权,成为其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据点。
同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租借古巴的军事基地,不仅使古巴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扩大了苏联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并在同美国的安全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摆脱了被动受遏制的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联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获得了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使其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投射前沿基地向南延伸了一千多公里。冷战后,大国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筹码,换取军事基地使用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吉布提,法国在阿联酋,俄罗斯在叙利亚,印度在塔吉克斯坦,美国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沙漠地区的军事基地,都以援助为交换条件。吉尔吉斯斯坦则是世界上唯一既有美国军事基地,又有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国家。类似地,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也均在古巴部署军事基地。美俄部署基地的租金和各种援助也成为该国重要的财政收入,例如“9·11”事件后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军事基地的年租金达8,000万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1] 尽管20世纪80年代希腊要求美国关闭其军事基地,但当美国承诺提供可观的经济援助后,希腊立即予以积极回应,宣布美国第六舰队可以继续使用在该国的军事基地。[22]
(六)撤离原住民
军事基地不同于民用设施,具有较强的军事机密性,且常常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大国有时会根据需要,要求海外某一战略地区的居民或原住民为海外军事基地“搬迁”,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以英美在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为例,该军事基地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印度洋的唯一大型、永久性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海湾地区、亚丁湾等战略要道起到重要作用。为此,英美两国曾在冷战时期要求迪戈加西亚岛上的1,200名居民和劳工迁往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国,并给予毛里求斯政府65万英镑的经济补偿。[23] 在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均发挥了重要辐射和力量投射作用。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600架次B—52轰炸机(临时部署在该基地)经停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多次执行空袭伊拉克任务。[24] 英国在迪戈加西亚的军事基地是撤离原住民而获得军事基地的典型例子。
二、实证分析
本文以21世纪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六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部署为例,分析其海外基地获取方式。本文的考察范围——中东伊斯兰地区,包括中南亚、西亚和非洲阿拉伯国家,可分为四大次区域:(1)中南亚伊斯兰地区(系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2)东地中海地区(系美国欧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包括土耳其、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3)海湾地区(系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包括伊朗、伊拉克、海合会六国及也门等;(4)非洲阿拉伯地区(系美国非洲司令部责任区,但埃及隶属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包括北非、东非阿拉伯国家。
选择21世纪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军事部署作为考察对象,主要是因为中东伊斯兰地区是当今世界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恐怖活动、领土争端等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也是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之一。该地区由于其丰富的能源储量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而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是大国争夺中东伊斯兰地区的重要手段。21世纪初,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六国在该地区部署了数十处军事基地,大国以强化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维护海外利益、促进民主、维护中东稳定、反恐和反海盗为目标,强化军事基地部署,不断根据新任务调整布局,体现了网络化、前沿化、小型化、分散化和机动化等特点。但是,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引发各种新矛盾,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碰撞加剧,突出表现为大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基地东道国与反对大国部署基地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美、英、法、俄、日、印在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情况如下:
(一)美国
21世纪初,美国的军事基地无论是数量还是驻军人数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数量在2005年达700余处。[25] 2011年底美国关闭在伊拉克所有军事基地后,仍然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有100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13万人左右。其中,美国在海合会六国军事基地人数为5万人,是其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中之重。美国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驻军人数约3,000人,在吉布提驻军人数约3,500人,在阿富汗驻军6.6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驻军人数约1,000人。截至2012年,美国在海外共部署了666处军事基地;其中,在中东伊斯兰地区,美国在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吉布提、土耳其等均部署了军事基地或军事存在。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与美军在中东数十处军事基地与军事设施、13万驻军息息相关,这些驻军、武器装备和设施增强了美国对该地区事务的军事干预能力。
(二)英国
冷战爆发初期,英国在塞浦路斯、埃及、也门、海湾地区等部署了数十处军事基地,具有较强军事投射能力,成为中东伊斯兰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大国。1971年,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后,其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数量和规模锐减。2013年以来,英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仅维持两处军事基地(英国皇家空军在塞浦路斯岛上的两处主权基地),驻军人数为3,000人以上。该基地与英国在直布罗陀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形成“品字形”结构,旨在保障英国在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一海上贸易生命线的安全。
(三)法国
21世纪初,法国相继关闭在非洲大陆的永久军事基地,海外军事基地数量和驻军人数大幅度减少,且海外军事基地驻军中大约2/3由外籍军团组成,仅1/3为法国公民,但仍具有较强军事投射能力。2013年以来,法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有两处较大规模军事基地。一处在吉布提,人数在2,800人左右[26],主要用于强化法国在东非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以吉布提为据点,向东非、红海、亚丁湾和非洲大陆内部投射军事力量。法国另一处军事基地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萨科奇任法国总统后,法国首次在美英传统势力范围海湾地区部署军事基地,驻军人数在500人左右。[27] 法国在阿布扎比的军事基地显然有配合美国、欧盟和英国向伊朗施压,预防海湾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目的。
(四)俄罗斯
在欧洲大国中,俄罗斯是在地缘上最接近中东的国家,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地中海和亚丁湾的活动能力近年来逐步增强,弥补了其在中东军事基地的力量不足。在苏联军事实力处于巅峰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苏联曾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索马里、苏丹、南北也门、叙利亚等7个中东阿拉伯国家部署了数十处军事基地。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在西亚仅剩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唯一海军基地,驻军不足200人,主要承担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维修与后勤补给任务,并为俄罗斯在地中海与亚丁湾巡逻的军舰提供修整场所,不具有大规模作战功能。[28] 除叙利亚外,俄罗斯还在吉尔吉斯斯坦驻军700人左右,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部署了5,500人,后者是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下的联合军事力量。
(五)日本
2008年,索马里海盗活动进一步猖獗,日本急需在亚丁湾地区部署一处反海盗基地。2009年,日本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签订协定,在红海和亚丁湾交汇处建立了军事基地。为避免给中国、韩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留下日本侵略扩张的形象,日本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尽力低调处理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甚至避免使用“基地”一词,而是用更具防御性质的称谓——“设施”,即“日本在吉布提执行反海盗任务设施”(Japanese Facility for Counter-Piracy Mission in Djibouti)。[29] 很快,日本海上自卫队大佐北川敬三(Keizo Kitagawa)宣布:日本将在海外建立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军事基地——吉布提军事设施,该基地也是日本首次在非洲大陆建立的军事存在。2010年5月,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和吉布提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马哈穆德·阿里·优素福(Mahamoud Ali Youssouf)在东京签署日本使用吉布提军事基地协定。[30] 自2011年建成以来,该基地拥有12公顷独立军事设施,新设施总价值为4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5亿元),驻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人数从150人增加至180人。[31]
(六)印度
迄今为止,印度首个也是海外唯一的军事基地部署在中亚塔吉克斯坦而非中东,且该军事基地的前景也充满变数。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印度一直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为威胁,并试图将塔吉克斯坦作为扶植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重要基地。“9·11”事件前,印度、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就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积极合作,印度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东南部130公里处的法科尔(Farkhor)小镇建立了一处军事医院,以支持当时阿富汗北方联盟抵抗塔利班的进攻。2002年,印度与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签订《三方安全合作协定》,使三国反恐合作制度化,并扩展了三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范围。印度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一方面旨在打击塔利班政权,另一方面希望以此牵制巴基斯坦。在俄罗斯的默许下,印度将塔吉克斯坦的法科尔变成反恐空军基地,由印度空军与塔吉克斯坦空军共同使用。
印度在法科尔的空军基地曾是苏联的一处空军基地,冷战结束后一直处于废弃状态。2003年,印度政府投入5亿卢布(约合1,000万美元)用于重建,并于2005年正式建成。[32] 据2007年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印度快报》报道:该空军基地成为印度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另据《简氏防务周刊》透露:印度在法科尔空军基地部署了两个米格—29中队,共部署有12架俄制米格—29战斗机,40余名印度官兵驻扎在此,并使用该基地中的一座控制塔。1997—2001年,印度在塔吉克斯坦军事基地的主要任务是训练阿富汗北方联盟游击队打击塔利班。“9·11”事件后该基地主要承担军事威慑、训练塔吉克斯坦军队、侦查、预警等多种任务。[33]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指出,印度在中亚建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旨在发挥大国作用,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克什米尔极端分子和寻求能源利益等多重目的。[34]
三、理论假设检验
尽管新时期美、英、法、俄、日、印六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均部署了军事基地,但这六国在该地区军事基地的规模差异较大,六国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见表1)
统计显示:第一,21世纪初,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海合会六国、土耳其、吉布提、迪戈加西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军事基地。截至2011年底,美国相继关闭了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剩余驻军约13万人。就获取方式而言,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主要通过提供援助而获得;在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巴林等盟国和准盟国的军事基地主要通过军事结盟和提供援助的双重手段获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主要通过军事占领获得;在迪戈加西亚的军事基地主要通过英国的和平转让而获得。
第二,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两处主权基地,主要是殖民统治的产物。1960年,英国被迫宣布允许塞浦路斯独立,但前提是塞浦路斯同英国签订《军事基地协定》(Treaty of Establishment),保留英国在岛上的军事基地。此协定规定:“塞浦路斯独立后,英国军用飞机有权不受限制飞越塞浦路斯共和国上空,除非英军的行为危害到了塞浦路斯境内其他飞机和人员的安全;英国对于亚克罗蒂里(Akrotiri)(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和泽凯利亚(Dhekelia)(英国陆军航空队基地)两处军事基地及其上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42] 从此,塞浦路斯尽管在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并未完全实现主权、自由和民族自决,也未真正建立民族国家。正如英国在塞浦路斯末任总督休·富特爵士(Sir Hugh Foot)所言,塞浦路斯只不过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基于协定统治的转型”。[43] 而英国在迪戈加西亚群岛上的军事基地则是通过撤离原住民的方式获得。
第三,法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是法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产物,是法国允许吉布提独立的条件之一。法国驻扎在吉布提的军队总人数约为2,800人,约占法国在非洲驻军人数的一半,包括两个战斗团和一个伞兵团的别动队。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海军有一支增援印度洋舰队的海军分舰队,一支突击队和一个通讯监听站。其空军有一个中队和一个直升机运输大队。[44] 此外,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主要是通过提供安全援助的方式获得。法国海军参谋长皮埃尔·弗朗索瓦·弗里希尔(Admiral Pierre François Forissier)上将强调指出:阿布扎比军事基地主要承担防御性任务,并称该基地为“和平营”,驻扎有法国海空军官兵500人,包括约80名非战斗人员。[45]
第四,近年来俄罗斯在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维持了军事基地。就获取方式而言,俄罗斯维持在这三国的军事基地均依靠军事结盟和提供援助的双重方式。例如2012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与拉赫蒙总统达成新的基地协定,两国国防部长在协定上签字。该协定规定:俄罗斯在今后30年(2012—2042年)将继续免费使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期满后可再续签5年。作为交换,在就业方面,俄允许110万塔吉克斯坦人继续在俄工作,这些工人每年可为塔吉克斯坦带来约28.6亿美元的汇款,占该国GDP的44%;在援助方面,俄将向塔吉克政府额外提供500万美元的反毒品行动专项资金,以增强两国在禁毒领域的合作,并向塔吉克斯坦优惠提供能源;在安全方面,俄承诺其在塔吉克斯坦的驻军将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46] 此外,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叙利亚提供了军事援助,以获取在上述两国的军事基地。
第五,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主要目的在于打击索马里海盗,其获取方式是日本向该国提供经济援助和租金。吉布提允许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主要是从经济而不是安全的角度出发。据透露,日本政府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每年租金为3,000万美元。[47] 这对于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吉布提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收入。2011年7月,吉布提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马哈穆德·阿里·优素福在公开讲话中也欢迎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并表示“吉布提政府很高兴成为东道主”。[48]
第六,印度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也主要是通过提供援助获得。印度在该国法科尔获得军事基地后,又投入7,000万美元更新塔吉克斯坦艾尼(Ayni)空军基地,该基地也称吉萨尔(Gissar)空军基地,距首都杜尚别仅15公里。印军扩建飞机跑道(扩建后为3,200米)并建立航空管制塔,配备先进导航系统,试图建立印度在塔吉克斯坦第二处军事基地,部署一个米格—17直升机中队,并部署部分米格—29战机。印度希望通过在艾尼建立空军基地,在中亚进一步建成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网络,打击主张在克什米尔地区对印度实施“圣战”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并对巴基斯坦形成战略牵制,增强在能源储量丰富的中亚地区的战略投射能力。[49] 2006年,印度政府宣布其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已经投入运行,并派出150名印度工兵、工人和军事顾问。[50] 但由于俄罗斯的反对,艾尼军事基地至今尚未正式投入使用。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迄今唯一没有在中东伊斯兰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域外大国,这与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有很大关系。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华部署一系列军事基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西方殖民大国在香港、上海、青岛、大连、旅顺等建立了海军基地,成为侵蚀中国主权、向中国内陆地区渗透的桥头堡。1943年,本着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原则,中国政府取缔了西方在华特权,包括取缔军事基地在内的治外法权。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原则,中国进一步取消了西方在华特权,并通过谈判解决了苏联在大连和旅顺的军事基地等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主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其他大国围绕军事基地的新问题龃龉不断。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中立台湾”为旗号,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拉开了中美持续对峙22年的序幕,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美国才从台湾完全撤军。1958年,中苏关系因苏联试图在华建立海军基地即所谓“联合舰队问题”出现裂痕,并最终导致中苏矛盾激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条件之一是美国从越南撤军,并关闭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允许美国在新疆设立联合情报搜集站,搜集苏联的军事情报。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中国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苏联关闭在蒙古、越南和阿富汗的军事基地。由此可见,海外军事基地成为影响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国与其他大国互动关系中,海外军事基地也是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主要矛盾是英国试图继续保留军事基地,直到1997年香港和平回归祖国后,英国在香港的军事部署问题才完全解决。
纵观历史,当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时,西方大国通常以各种借口在华部署军事基地;而当中国民族主义力量上升或者国力强盛时,西方在华军事基地随即关闭。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海外军事基地的评价总体是负面的,认为它是大国寻求殖民扩张、谋求霸权、破坏国际和平、引发军备竞赛、侵犯他国主权、损害民族尊严的不义之举。因此,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从朝鲜完全撤军,没有留下一处军事基地,而同期美国在西欧、韩国与日本,苏联在东欧却保留了大规模军事基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中国也没有趁势填补权力真空,谋求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新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胜过其他大国。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能源、投资和贸易利益不断扩大,海外侨民人数不断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面临的风险也不断上升,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武装犯罪团伙、街头政治、教派斗争、国家分裂和区域战争等。为维护上述现实利益,中国政府已经作了军事部署,包括向亚丁湾派出护航编队,向南苏丹、达尔富尔、黎巴嫩、西撒哈拉等派出维和部队等。[51] 今后,为更好地发挥中国军队人道主义救援功能,在撤侨、护航、侨民保护、确保运输线和关键投资项目的安全等领域更好地发挥“硬权力的软运用”,中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以及在印度洋北部地区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具有必要性。正如2011年《国防时报》所指出的:“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被国外看作是中国在那里建军事基地。中国在马尔代夫设立大使馆,也被印度等国渲染为中国的远洋出击。2011年塞舌尔邀请中国建立军事基地的消息,一如既往地遭到了西方各种势力的围剿。中国与塞舌尔、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加强军事联系,主要目的是确保自身航路的安全,促进至关重要的能源进口。”[52] 不同于上述六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获取方式,中国后勤补给基地通常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的精神,通过与东道主政治谈判和外交协商的方式获得,双方本着互利和自愿的原则进行合作,且不谋求永久驻军或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
结 论
海外军事基地的获取方式是军事基地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大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获取方式为研究对象,归纳出域外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获取海外基地的六种主要方式:殖民统治、和平转让、军事占领、军事结盟、提供援助和撤离原住民。通过对新时期美、英、法、俄、日、印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实例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缘环境下,大国获取军事基地的方式不同。提供援助成为新时期六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获取的最主要方式;军事结盟是美国和俄罗斯获取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重要方式;殖民统治这种获取方式是历史的产物,英法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如塞浦路斯、吉布提等国的军事部署与其殖民统治存在重要联系;军事占领是美国获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基地的主要方式,但往往导致基地的政治化与不稳定性;和平转让与撤离原住民成为大国获取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特例与补充方式,在上述六大国获取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中处于次要地位。海外军事基地的获取方式,与大国安全战略的选择存在重要关联,也受制于大国海外利益拓展的历史与地缘环境,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海外军事基地的稳定性与生命力。
随着中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国家利益的不断上升,中国在中东和中亚获取后勤补给基地、维护能源和贸易运输线安全、保护海外侨民、打击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等具有必要性。就获取方式而言,在互利和自愿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根据具体任务建立临时性、防御性军事部署,而不是建立永久性、进攻性军事基地。未来中国建立后勤补给基地的作法是中国倡导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原则的延伸,体现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合作观。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1] 丁兰:《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49页。
[2] 《军事基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页。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1-72页。
[4] 《元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高丽国:“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佥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Robert E. Harkavy, Strategic Basing and the Great Powers, 1200-20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9-30.
[5] Ann William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1968, p. 2.
[6] Jeremy Black, Naval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3.
[7] 哈卡维教授曾提出军事基地获取的三种方式,包括殖民占领、结盟和援助,但缺乏细致的分析。参见Robert E. Harkavy, “Thinking About Basing,” in Carnes Lord ed., Reposturing the Force: U.S. Overseas Pres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 2006, p. 22。
[8] 参见Yilma Makonn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New States of Africa: A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Problems of State Succession in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of Eastern Africa, Addis Ababa: Ethiopian National Agency for UNESCO, 1983。
[9]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S. Military Overse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4-66.
[10] Takafumi Ohtomo, “Understanding U.S. Overseas Military Presence after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dvanced Japanese Studies, Vol. 4, March 2012, p. 21.
[11]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6-797页。
[12] C. T. Sandars, America’s Overseas Garrisons: The Leasehold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
[13] Kent E.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Comparative Ba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Glob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4.
[14] Ibid., p. 11.
[15] John Woodliffe, 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cations, 1992, p. 49.
[16] 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冲突后,俄占领格北部的军事基地至今,引起格政府强烈不满。
[17] 托尔钦诺夫:《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是对全世界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姚嘉政译,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18] Robert E. Harkavy, Bases Abroad: The Global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
[19]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p. 184.
[20] Catherine Lutz ed., The Bases of Empire: The Global Struggle against U.S. Military Pos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72.
[21]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主编:《中亚军事基本情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22] Woodliffe, 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p. 15.
[23] Ohtomo, “Understanding U.S. Overseas Military Presence after World War II,” p. 22;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p. 185.
[24]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p. 186.
[25] Ibid., p. 50.
[26] “La France Sonne la Retraite à Bangui,” Libération, July 24, 1997; Shaun Gregory, “The French Military in Africa: Past and Present,” African Affairs, No. 99, 2000, p. 438; Shaun Gregory, French Defence Polic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2000, pp. 159-161.
[27] Matthew Saltmarsh, “France Opens First Military Bases in the Gulf ,” New York Times, May 26, 2009.
[28] Andrew E. Kramer, “Russian Warships Said to Be Going to Naval Base in Syria,”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12.
[29]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Asahi Shimbun, August 5, 2011.
[30] “Japan Opening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World Press, May 4, 2010, http://justinwrites.wordpress.com/2010/05/04/japan-opens-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since-world-war-ii/.
[31] Alex Marti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WII to Open in Djibouti,” Japanese Times, July 2, 2011.
[32] Rahul Bedi, “India to Station MiG-29 Fighter-bombers at Tajikistan Base,” The Tribune (India), April 21, 2006.
[33] Nick Paton Walsh, “India Flexes Its Muscles with First Foreign Military Base,” The Guardian, April 26, 2006.
[34] 程瑞声:《印度打造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23期,第8页。
[35] 2011年12月底,美国关闭在伊拉克所有军事基地,但保留了军事顾问和情报人员等,参见孙德刚:《美国在伊拉克军事部署的调整:从刚性基地到柔性存在》,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
[36] J. E. Peterson,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its Role in Reinforcing Regional Security: A Double-Edged Sword,” in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ed., Arabian Gulf Security: Internal and Outside Challenges, Abu Dhabi: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2008, p. 184.
[37]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关闭了在沙特的军事基地,但却保留了秘密军事设施和军事训练基地。
[38] 现已关闭。
[39] 现已关闭。
[40] J. E. Peterson,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its Role in Reinforcing Regional Security: A Double-Edged Sword,” in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ed., Arabian Gulf Security: Internal and Outside Challenges, Abu Dhabi: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2008, p. 184.
[41]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关闭了在沙特的军事基地,但却保留了秘密军事设施和军事训练基地。
[42] Woodliffe, 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p. 147.
[43] Robert Holland, Britain and the Revolt in Cyprus, 1954-19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32.
[44]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编著:《索马里 吉布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63页。
[45] Saltmarsh, “France Opens First Military Base in the Gulf,” New York Times, May 26, 2009.
[46] Nordic Intel, “Russian Military Bases in Tajikistan,” Nordic Intel, October 6, 2012, http://nordicintel.com/russian-military-base-in-tajikistan/.
[47] Mohamed Osman Farah, “Japan Open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to Help Combat Piracy,” Bloomberg, July 8,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7-08/japan-opens-military- base-in-djibouti-to-help-combat-piracy.html.
[48]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Asahi Shimbun, August 5, 2011.
[49] Rajat Pandit, “Indian Forces Get Foothold in Central Asia,” Times of India, July 17, 2007.
[50] “India Facing Eviction from Tajikistan Military Base?” India Defense Report, No. 3550, 2007, http://www.india-defence.com/reports-3550.
[51]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
[52] 陈冰:《海外建军事基地不用理会“中国威胁论”》,载《国防时报》2011年12月23日。另可参见卜永光:《中国的海外基地建设:在需求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载《现代舰船》2013年第2B期,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