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研究共出现过法西斯执政时期与冷战后两次学术高潮。由于与法西斯主义的不光彩联系，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在二战结束后陷于沉寂，一度成为学术“禁区”。冷战结束后的地区秩序大变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快速增加，为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环境。在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本体论基础上，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明确提出地缘政治研究应为政治决策服务、为捍卫国家利益服务的主张，围绕加强对意周边安全事务的介入、反思欧洲政策、巩固发展意美“特殊伙伴关系”等战略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很大程度上，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气质和叙事方式上显示出浓重的经典地缘政治风格，但其理论建构仍不完备。尽管如此，作为意大利国内政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冷战后的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仍发挥了广泛的学术、社会和政治影响，其部分观点对21世纪头十年意大利外交政策转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长期扮演地缘政治研究学术中心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相比，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研究虽长期不为国际学术界所熟知，但却有值得一提的理论传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诡谲难测的国际政治情势，包括乔治·罗莱托（Giorgio Roletto）和欧内斯托·马西（Ernesto Massi）等人在内的部分意大利学者，在梳理南欧、北非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形态基础上，以《地缘政治》（Geopolitica）杂志为主要学术阵地，对意大利当时“应有的”战略对策进行了理论筹划。这些学者的很多观点，如巴尔干、地中海地区之于意大利“生存”的重要意义，热带殖民地在“复兴罗马帝国荣光”中的关键作用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影响，甚至争取到墨索里尼、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等法西斯政权要员的赞赏与引用，在法西斯对外战略的谋划与实践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在法西斯侵略扩张政策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地缘政治研究很快遭到意大利国内进步势力、舆论和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谴责，“地缘政治”等受到法西斯玷污的词汇连同墨索里尼政权一并遭到了彻底覆灭，地缘政治在二战后40余年里成了意大利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冷战结束后，主要归因于意大利国内、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激进变化，很多当代意大利学者、军人和政治人物或是出于对冷战结束前后周边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困惑，或是出于对意大利国际地位不断下落的焦虑，或是出于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迷茫，开始鼓吹以全新的视野审视意大利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作为一门学科理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套话语模式的地缘政治，再度进入到这些知识与政治精英的视野当中。在他们的不断鼓吹下，“地缘政治”一词开始在学术研究、公众传媒、政治辩论乃至政策文本中频繁出现，俨然成为当下意国内政治中的时髦术语。在部分意知识、政治精英那里，地缘政治甚至成为一种“理性的”、“现实的”、足以确保“民族利益”的国家战略，或者一种能够真正理解国际政治的“万能钥匙”（passe-partout）[1]。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冷战后法、德、俄罗斯、捷克、乌克兰等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回潮[2] 一起，构成了地缘政治研究在欧洲的当代复兴态势，极为深刻地体现出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各国政治局势、集体心态乃至对外战略判断的剧烈变动，相关动向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历史形态
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初兴之时。1903年，意大利著名地理学家奥林托·马里内利（Olinto Marinelli）便饶有兴致地介绍了现代地缘政治研究主要奠基人——德国政治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相关著述，并对地缘政治在理解国家空间形态及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3] 一战结束后，受塞尔维亚著名地理学家约翰·茨维伊奇（Johan Cvijic）在凡尔赛和会上阐述巴尔干地区政治地理状况从而争取到对南斯拉夫王国相当有利的领土边界划分一事的启发，很多意大利学者同样开始希望凭借其地理知识为意大利在新世纪中的“生存”与“扩张”出力。而上世纪20年代后德、法等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狂飙突进，更引发了意大利学者的巨大兴趣和热烈响应。在此背景下，以1939年《地缘政治》（Geopolitica）杂志出版为标志，部分意大利学者开始聚集在地缘政治研究旗帜下，试图提供一种对当时国际权势空间状态的意大利式解读，为重现意“历史辉煌”、“复兴罗马帝国”梦想提供理论襄助。在其不断努力下，《地缘政治》杂志最终发展为欧洲学术界中足以与其时赫赫有名的德国《地缘政治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相媲美的著名刊物，社会和政治影响显赫一时，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也发展到了其历史的顶峰。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者具有广泛的学术兴趣。在地区层面上，一战后意大利周边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动及空间态势的发展，特别是意大利宣称拥有“独占权利”的亚得里亚海以及存在“广泛利益”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均是这些学者的研究重点。在更大的战略视野中，这些学者将研究视野投向了对“复兴罗马帝国荣光”具有极为关键意义的西亚、北非和东非等地中海东、南部毗邻区域，并对意大利在既定区域与英、法、德、西等国难以避免的权势争夺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和预判。在诸多麦金德式的预言（如“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就控制了巴尔干”以及“统治地中海，就意味着统治世界”[4]）的鼓动下，这些学者详细考察了这些据说是意大利“命定”“生存空间”（spazio vitale）的政治地理现实以及域外大国在上述地区的政策意图及权势伸张状况，以期为意大利发挥位于地中海核心位置的地理优势、在地中海周边区域进一步拓展权势空间进而“重现罗马帝国伟业”提供理论支持。[5]
在全球层面上，意大利学者着力对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全球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情况提供一种“意大利式”的描绘和解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地缘政治》杂志主编欧内斯托·马西通过对全球自然资源和殖民领土位置、列强的控制与开发情况乃至全球主要贸易通道的分析，为世人揭示出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世界。在他看来，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事实，在于英、法等“富裕民主强国”对全球几乎所有重要战略资源和殖民地领土的严密控制。这正是上述国家在当时的世界秩序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工业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更高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资源贫乏的国家和民族”，既不能占有充分的自然资源服务于工业生产，也缺少足够的殖民地市场供其制成品销售，其结果是导致工业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衰退。[6]
面对这种“不公正”局面的存在，马西呼吁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从而更为“公正”地分配全球资源特别是殖民地资源。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在全球资源的未来分配中拥有的份额多少，应根据以“历史传统、民族意识、文化宗教以及成为强权和帝国的意愿”来衡量。而像意大利这等被《凡尔赛和约》“抛弃”，但却具备足够能力挑战世界秩序的强国，其对自然资源、工业原材料、殖民领土和贸易通道的要求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方能消除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公正”现状，从而消弭那些对世界秩序心怀不满的国家与“富裕民主强国”的未来冲突可能。[7] 而意大利的最终目标，正如其时另一位重要地缘政治学者马里奥·莫兰迪（Mario Morandi）所描绘的那样，就是建立一个以意大利为核心并主导、排斥其他强国进入以及存在基本南北关系的“自主经济空间”（spazio economico autarchico），该区域在地理上涵盖东南欧、地中海、中东和非洲殖民地，能够为意大利的国家发展提供坚实后盾，进而发展为未来意大利“帝国共同体”（comunità imperiale）的基础。[8]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出现及其活跃，与一战结束后意国内社会集体心态的发展紧密相关。作为一战“五大战胜国”之一，意大利对于通过凡尔赛和会“补偿”其战争损失乃至满足扩张野心的期望极高，但其实际所得远少于英、法、俄在1915年《伦敦条约》中的承诺，更没能满足其在中东和非洲获取新殖民地的要求，这无疑令几乎所有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大失所望。而1935年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制裁，也是意大利很多知识和政治精英对当时的国际体系心怀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面对这种局面，意大利相当一部分地缘政治学者乃至绝大多数法西斯理论家开始确信，将意大利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强盛国家的目标，受到了主要由英、法等国所主导的国际权势体系的“故意排挤”，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现状完全忽视了意大利的“合法权利”，直接减少了意大利成为殖民强国进而谋取“世界地位”的可能性。[9]
出于这种原因，正如《地缘政治》杂志的副标题“政治、经济、社会和殖民地地理学”（rassegna mensile di geografia politica, economica, sociale, coloniale）所昭示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根本诉求，在于通过对特定地区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工业能力和其他“静态”现象的考虑，为意大利实施“正确的”政治联盟、经济生产、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服务，以期最终达成“复兴罗马帝国历史荣光”之目标。在此过程当中，尽管罗莱托和马西等人均坚称其理论主要受马基雅维利、马志尼、贾科莫·杜兰多（Giacomo Durando）将军等意大利历史先贤思想的启发，因此具有与同时代法国政治地理学和“德国地缘政治学”迥然不同的精神传统和学术风格，提供了一种对其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意大利式理解”；但统观这一时期意大利学者的研究特别是对所谓“生存空间”的强调以及建立“排他性”经济区域的主张可以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研究依然受到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强烈影响，它在基本逻辑上不外乎是地理决定论和“国家意志论”的混合物，很多观点都是对拉采尔“生存空间”概念和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大空间”、“泛区”思想的模仿和运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政治效应。在《地缘政治》杂志影响力最为兴盛之时，其编辑部成员拥有包括“德国地缘政治学”之父豪斯霍弗、西班牙的海梅·比韦斯（Jaime V. Vives）在内的很多著名欧洲学者，甚至部分来自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学者也参与其中。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与法西斯政权的关系更非同一般。罗莱托、马西等人本身就是狂热的法西斯党徒，他们长期致力于通过其理论观点影响法西斯政权的对外战略实践，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者有关“控制”巴尔干地区、在非洲“拓展帝国空间”的观点及为此进行的大量精密考察，均为法西斯政权入侵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的军事行动发挥了理论筹划之功。在罗莱托等人的积极争取下，长期担任法西斯政权教育部长的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成为《地缘政治》杂志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之一，“领袖”本人据说也是地缘政治的热情拥护者——早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墨索里尼在其胡言乱语中就特别喜欢选择一些似是而非的“地缘政治”观点为其侵略说辞服务。[10]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盟国投降，直接宣告了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终结。如同“德国地缘政治学”在纳粹德国侵略扩张当中扮演的丑恶角色一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由于与法西斯主义及对外扩张的紧密联系，二战结束后在意大利国内的影响力骤然下降，连同法西斯政权一并遭到彻底覆灭。一些法西斯当权时期相当“热门”的地缘政治与政治学词汇，如空间、权势、民族竞争、国家利益、世界地位等，很快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托词和愚弄民众的工具，甚至本身就是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样，地缘政治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意大利学术研究的禁区，很快就被意知识分子和民众所遗忘。
二、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复兴及主要议程
随着苏东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欧洲乃至世界的空间权力结构得到了革命性重组。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骤然崩溃、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完全成型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很多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和政治人物开始寻求采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视角，以求对冷战后欧洲的权力格局与空间秩序进行深入解读，地缘政治的理论价值也再度进入其视野。在冷战结束后地区秩序大变革、大震荡的背景下，很多意大利学者在重新评价地缘政治学术意义、实践影响与历史得失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地缘政治的视角，为新时期意大利对外战略与未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在其努力下，特别是以1993年《国境：意大利地缘政治评论》（Limes: rivista italiana di geopolitica）[11] 杂志的出版及迅速流行为标志，大批冠以地缘政治名称的文章、刊物和著述得以出版，各种形形色色的地缘政治论调在公共政策辩论、国际关系研究和大众传媒中取得了极其强势的地位。尽管在此过程中，作为理论体系的地缘政治不断地被演绎、误读甚至扭曲，但在很多政治人物和学术精英那里，“地缘政治”已经成为意大利国家“在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中前行的指南”[12]。
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首要问题，在于对地缘政治研究本质和目的的思考。当代意大利知名地缘政治学者、退休将军卡洛·让（Carlo Jean）认为，尽管地缘政治可能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历史上甚至时常与战争、侵略和帝国主义相联系，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地缘政治作为一种融汇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不同参考变量的“理性体系”（sistema di ragionamento），在认定一个特定国家之国家利益以及为其对外战略提供合适建议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13] 另一位意大利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学者、曾在兰贝托·迪尼（Lamberto Dini）政府时期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马里亚·桑托罗（Carlo Maria Santoro）也主张充分发掘地理、历史、文化等“基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以尽可能“自然”和“客观”的态度分析当前意大利国家安全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而推导出一种足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现实”且“理性”的对外政策。[14] 与上述两人的观点相当接近，意当代著名时事评论家、《国境》杂志主编卢西奥·卡拉乔洛（Lucio Caracciolo）也认为，尽管地缘政治在历史上时常受到“决定论”和“准科学”的指责，但地缘政治作为一种“君主的地理”（geography of prince），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所谓的“学术中立性”，而在于筹划出一种特定的对外政策或国家战略，并最终说服决策者或公共舆论接受之。从这一点上讲，地缘政治就是“对国际态势尽可能客观的理解、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为争取国际和国内共识而采取的宣传行动”。[15]
当代意大利学者对于地缘政治本体论的理解，与传统上将地缘政治视为“永恒存在的自然法则”的经典地缘政治本体论主张，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卡洛·让等人所推崇的“地缘政治应当尽可能服务于国家决策”的认识，却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德、意等国经典地缘政治研究者的论调惊人地相似：罗莱托和马西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地缘政治因其能够在“科学与政治”之间扮演一种“桥梁”作用，或者说，能够对国家权力、领土资源、种族文化、精神意志等诸多相互“分离”的因素加以“融合式理解”，肯定能为更加全面地筹划特定国家的总体战略提供相当的助益，而意大利地缘政治学者的任务也正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意大利人民“建立起地理、政治和创建帝国的抱负”，从而“为法西斯国家作出独特的贡献”。[16] 从这点来看，尽管当代意大利地缘政治学者大多自称其对于地缘政治本体论的理解主要受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法、美等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的启发；但他们还是习惯将地理分析与历史考察作为其理论构建的主要依据，在总体风格上依然呈现出浓厚的政治现实主义倾向，并热切希望为国家决策者提供“可靠的”政策建言。从这一点上说，意当代的地缘政治研究依然沿袭了豪斯霍弗关于“地缘政治就是科学加艺术”的认识，他们至少在逻辑方法上仍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德、意等国的地缘政治“学术前辈”持有基本的敬意。
秉承这种认识，当代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在于通过对冷战后时代意周边安全形势的细致考察，以求为意大利的对外政策提供理论指引。在卡洛·让等人看来，尽管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意大利面临外来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基本消失，但以海湾战争、前南地区冲突、科索沃战争、阿尔巴尼亚危机、伊拉克战争为代表，冷战后意周边区域的剧烈动荡、武装冲突的频发及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均对意国家安全形势构成了极为明显的冲击。与此同时，主要源起于西亚、北非马格里布方向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冷战后南欧地区安全形势亦构成了严峻挑战。[17] 在各类安全威胁复杂频发的情况下，早在冷战结束之初便有意大利学者着重指出，意自二战结束以来维持了近50年之久的对外政策，由于无法适应新时期国际和地区安全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已宣告死亡”。后冷战时代的意大利迫切需要改变以承担同盟“国际义务”为核心的传统对外政策，应当在细致算计“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出一种足够“理性”和“现实”的地缘战略，积极主动地适应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巨大变化。[18]
在地区层面上，包括巴尔干、西亚、北非在内的东地中海安全形势，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议题。早在冷战结束之初，在前南地区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国境》杂志在1993年6月的创刊号中，便集中刊发了多篇研讨前南地区局势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由意大利知名知识分子、时评家、前外交官所撰写，从不同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后冷战时代前南地区局势异常动荡的历史、地理根源及演变趋势，意“国家利益”的分布状况及其已经或可能造成的损害。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意大利出版的冠以“地缘政治”名称的著作中，大多数也都将意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如何确保意国家利益作为研究的重点。[19] 在此过程中，海湾战争、巴尔干冲突、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阿拉伯之春”、北约军事打击南联盟和利比亚等行动以及仍在延续的叙利亚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安全事件，均引起了意大利地缘政治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尤为不安地看到，与冷战时期相比，意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如果不能说是空前恶化的话，至少也正经历着极为复杂的变化：两极阵营瓦解、冷战结束所导致的诸多国际政治效应，至今仍在意周边地区不断引发震荡。自冷战结束一直到21世纪头十年结束之际，东地中海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仍深陷混乱之中。
在考察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演进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种族矛盾、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不太被传统地缘政治重视的研究领域，也受到部分意大利学者的充分关注。卡拉乔洛就指出，上述新型地缘政治问题在后冷战时代的凸显，正前所未有地影响着地区安全态势，因此当代意大利学者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充分发掘这些议题蕴含的“空间”和“领土”意义，分析其对意国家利益构成的可能冲击。[20] 他们强调，意大利在欧洲及地中海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应对此类安全挑战时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意大利实际上发挥着为欧洲抵御此类安全威胁的“缓冲区”角色，其面临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明显高于其他欧洲国家，但其巨大付出往往没有得到后者的承认和回报。为此，意大利务必推动欧洲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与地中海周边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在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情况下，有效消除上述问题对意国家利益的威胁。
除直接与安全问题相关的周边和地区问题外，意大利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地位与作用也是讨论热点之一。在很多意大利学者看来，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相比，20世纪末期的欧洲显然已经丧失全球国际政治的中心地位，而作为欧洲传统强国的意大利在当前全球权势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下降，也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坚持认为，意大利异常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特殊地理位置，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一种“桥梁”作用，即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欧洲与西亚、北非地区、甚至欧盟和北约新老成员国之间的“桥梁”。这种新型的建设性作用，既对确保和拓展意国家利益具有现实的政治经济意义，也对提升意国家影响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意大利完全可以凭此在当前诸多重大国际事务（如巴尔干冲突、巴以危机、欧非合作等等）中发挥“调解者”的角色，在确保意大利国家利益的同时，彰显其大国地位。
上述建议在冷战后历届意大利政府的对外战略当中均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早在冷战结束前后，在前外交部长詹尼·德米凯利斯（Gianni De Michelis）的主导下，意大利便以部分地缘政治学者的论证为依据，以确保意大利“国家利益”与“地缘战略需要”为口号，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对外政策调整。在此过程中，意大利提议召开“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CSCM），推动欧盟与地中海地区国家建立“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EMP），发起“地中海和平稳定宪章”的倡议，积极促进欧盟与地中海国家的对话与合作。与此同时，意极力强调欧洲南翼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呼吁北约关注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发展，推动北约成立“地中海常设舰队”，并力争与法、西等国合作组建“地中海快速反应部队”。[21] 冷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还极其关注巴尔干、西亚、北非、海湾等周边区域局势发展，积极介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北约军事打击南联盟及利比亚行动，深度参与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的国际调解等。在这些政策举措的筹划和实施过程当中，“地缘政治”均成为意大利对外政策转型的重要理论依据：包括德米凯利斯、前外长安东尼奥·马尔蒂诺（Antonio Martino）、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等人在内，多位意大利外交决策者都曾以地道的地缘政治词汇表达其政策诉求，德米凯利斯本人甚至多次在《国境》杂志上撰文以证实“新”对外政策实践正确性之所在。
三、欧洲还是美国：对意大利对外政策的再思考
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欧洲政策和北约框架一直都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两条主线。欧洲政策一直都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重心之一：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意大利便与法、德等国一起发起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并持续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建设强大且团结的欧洲视为维护意大利安全和利益的基础；与此同时，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意大利重视发展跨大西洋盟友关系，承认美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全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二战结束后长达近5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对外政策的这两条主线基本上得到了延续。[22]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动，意大利部分当代地缘政治学者开始对意战后延续多年的“双轴”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很多意学者认为，作为西方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合作体系，欧盟与北约尽管在目标和利益等方面存在若干一致，但在冷战结束后美欧间隙逐渐扩大的背景下，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安全判断和利益诉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认知差距。其后果是导致兼具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意大利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上不时陷入窘境：一方面，在美欧分歧明显的北约东扩、欧盟扩大、安全问题、对俄政策、能源等问题上，意大利往往处于美欧竞争的夹缝之中；另一方面，与正逐渐主导欧盟事务的法、德等国相比，意大利由于国力衰退在欧盟中的地位持续下滑。这样，意大利的利益关切不为欧盟其他成员所重视和承认，甚至还可能被迫在欧盟框架下执行一些明显不符合意自身利益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其“欧洲—地中海国家”的地理身份，意大利同西亚、北非地区形势紧密相关，但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它却不得不承受美国中东政策的后果——这对意国家利益往往损害极大。[23]
正是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切实存在，部分意大利地缘政治学者指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意大利必须将维护自身利益和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作用为目标，更为审慎地评估“欧洲主义”（Europeanism）和“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政策倾向对意国家利益的影响，从而作为恰当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强调，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承担了过多国际义务，但回报甚微。因此，在冷战后“国家意识和民族责任占上风”的情况下，意大利应当彻底反思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体现出的“跨国主义”、“主权让渡”等乌托邦理想，重回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传统，以意国家利益为政策制定依据，用灵活的结盟战略，在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重回“钟摆”（pendular）政策，从而在国际政治当中扮演“关键分量”（determinant weight）的角色，通过这种方法力争重归大国的行列当中。[24]
在具体对策上，意大利地缘政治学者大多持“欧洲怀疑论”，对加强意美“特殊伙伴关系”兴趣甚浓。卡洛·让就提出当前意大利对外政策所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第一，加强泛大西洋关系特别是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在他看来，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维持国际秩序唯一的核心力量，欧洲——即使是团结的欧洲——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发挥这种作用，因此“一个保卫全球化的全球警察的存在是绝对有必要的”。第二，意大利对外政策应当是一种新型的双边主义而非传统的多边主义。第三，尽管意大利应加入欧洲政治体制的未来设计之中，但有必要减少对欧洲事务承担过多的、明显超出其国家利益的国际义务。另外，在欧盟扩大问题上，意大利必须要求欧盟向土耳其等国家打开大门，以避免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地中海欧洲”在欧盟内部被进一步边缘化，甚至最终蜕变为确保中、北欧免遭不稳定的大中东地区威胁的缓冲区。[25] 简而言之，卡洛·让等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在坚定追求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借与美国的特殊双边关系提升自身地位，同时基于对欧洲的怀疑态度实施所谓的“欧洲现实主义”。
冷战后意大利的另一位著名地缘政治学者桑托罗则力图利用经典地缘政治视角，为当前意大利对外政策的“欧洲倾向”与“大西洋倾向”之争提供综合性解释。在他看来，意大利地处欧洲与地中海之间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其自1861年统一以来的“海洋定位”与“大陆定位”摇摆。作为一条隐藏于对外政策中的“主线”（grandes lignes），意大利在19世纪时摇摆于德、法之间，稍晚则摇摆于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摇摆于德国与英、法之间，冷战后则摇摆在欧洲与美国之间，这就是所谓的“钟摆”政策。[26] 在桑托罗看来，意大利在地理上的两栖身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其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因此长期以来“意大利对外政策众所周知的软弱和易变，不应当归咎于具体的人，不应归咎于特定的政权，更不应归咎于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反，这应当被认为是意大利独特的“地理边缘性”这种结构性因素的后果。[27] 这样，桑托罗的政策建议是，意大利应当充分发挥这种地理优势，在21世纪欧洲显然已丧失国际中心地位之际，发掘其与“欧亚的东方”及“大西洋的极西方”之间的差异，重申其作为“真正西方”的历史；另外，它必须发展出一种地缘文化和地缘历史战略，以便在淡化海洋国家“海洋控制战略”霸权倾向的同时，以遏制和对抗来自欧陆强权的威胁，在海洋国家与大陆强权之间发挥独特的作用。[28]
意大利地缘政治学者的政策建议，对冷战后意大利的欧洲政策与大西洋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里，欧洲政策还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重心，意大利仍致力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对发展意美双边关系不甚重视。但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联盟第二次和第三次执政期间[29]，意大利对外政策开始出现从欧洲一体化建设转向北约的明显偏移：意美特殊关系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空前强调，“大西洋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欧洲怀疑论构成了贝卢斯科尼政府对外政策的三大标志”。[30] 在此指导下，意大利积极参与北约事务，注意追随美国步伐，在欧洲导弹防御计划、北约东扩、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问题上坚定站在美国一边，与法德等欧洲国家明显拉开了距离。意学者罗伯托·阿利伯尼（Roberto Aliboni）和皮耶罗·伊尼亚齐（Piero Ignazi）指出，在贝卢斯科尼政府期间，意大利减少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支持力度，将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而对欧洲事务则“明显缺乏热情”，这与卡洛·让极力鼓吹的那种保守的、以“地缘政治理性”为标志、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大战略”不谋而合。[31]
公允地讲，在冷战结束之后意大利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当中，“欧洲倾向”与“大西洋倾向”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余年里，无论是中左政府还是中右政府执政，意大利都在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与巩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间维持了大致的平衡，意政府也从未曾设想过被迫在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之间做出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在事关重大的安全事务上。[32] 与此同时，意大利部分地缘政治学者所鼓吹的“加强与美国关系”、实行所谓“欧洲现实主义”的主张，尽管在意中右政府的对外政策实践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它也在意国内遭到持续批评。意左翼知识分子马西莫·卡恰尼（Massimo Cacciari）就特别尖锐地指出，贝卢斯科尼治下的意大利“几乎变成了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33] 部分学者甚至哀叹：考虑到美国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完全是其国家利益，紧密追随美国对外政策而放弃了欧洲理想的意大利，既没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21世纪头十年的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坚定捍卫自身利益，也没有达到有效提升国家地位的目标，反而沦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枚棋子。[34]
四、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特色、影响与评价
意大利独特的自然地理形态与其历史、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历来得到诸多学者的承认。当代著名欧洲史学家丹尼斯·斯密斯（Denis M. Smith）就指出，“直到1860年，‘意大利’还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伸向地中海的一个半岛，而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因此，意大利历史的开始与地理密不可分。亚平宁山脉从头到脚将意大利分为两块，阿尔卑斯山则将它与欧洲其他部分相分隔。这些地理特征为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设定了特殊的限制。……山脉是不能移动的，即使是意志也无法改变这一点。”[35]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达根（Christopher Duggan）在1994年出版的名作《简明意大利史》中开篇即指出，意大利的历史与其地理特征紧密相关，这些基本地理特征包括海岸线、地形、土壤、气候、森林与矿藏等等，都是决定意大利国内政治治理、农业发展、工业化水平和人口数量的直接因素。[36]
尽管颇受历史学家重视，但从地理因素着手论证意大利政治发展特别是对外政策制订与实践的学术尝试，在1861年后的意大利依然罕见：在统一后长达150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意大利仅出现了两次地缘政治研究高潮。而每一次研究高潮的出现，究其原因，如同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乌斯滕（Herman Wusten）指出的，“地缘政治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幅增强，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其国家权力地位要么正在面临极大危险，要么正处于急剧变动当中”。[37] 在国际权势格局急剧变动的背景下，地缘政治由于宣称能够发现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神秘且被隐藏的法则”，能够提供一种综合、有力和生动的解释方法和思维模式，格外强化了一国知识和政治精英、普通民众对自身的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往往被用于塑造该国的社会集体心态和对外战略。这正是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两轮高潮的原因所在。这样，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的广泛流行，应当被视为意当代知识和政治精英对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形势急剧变动、意周边地区动荡频仍的一种理论回应，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意国内民众对于意大利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日趋边缘化的一种情绪反弹。在每一次时代大变动面前，意大利部分学者都力图凭借“地缘政治理性”以帮助自我理解国家的走向和世界形势的演进，或许唯有在这种充满变动和焦虑之际才会促成地缘政治理论在意大利的发展。
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其鲜明的政策服务定位。甚至早在上世纪20年代，罗莱托和马西等意大利学者便尖锐地指出，欧洲主要强国的学者在论证地缘政治学时“几乎都是从自己国家的利益目标出发的，特别是在国际形势紧张时更是如此”。因此，地缘政治研究就是“为政治事务服务，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一种地理和政治意识”。[38] 近百年之后，卡洛·让也指出，在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仅仅谈及‘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以及‘自由主义地缘政治’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只有将地缘政治放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境况中理解方有意义。因此，历史上的各种地缘政治流派更应当“被称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和‘意大利的地缘政治学’”。[39]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传统的存在，当代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者在进行学术论述时，大多将自己界定为“政策建言者”，始终将冷战后意大利面临的诸多迫切地缘政治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帮助决策者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中认定意大利国家利益“为何”和“所在”，从而谋划出一种“客观”和“理性”的“大战略”，以帮助意大利“重新主张国家利益并据此展开行动”。[40] 可以认为，在后现代主义地缘政治研究日益流行的背景下，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以其紧密关注意大利问题、坚守意大利立场、服务意大利战略的目标定位，仍在致力于实现“君主的地理”这一目标，在精神气质和叙事方式上显示出浓重的经典地缘政治风格。
但另一方面，从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看，当代意大利学者在坚守经典地缘政治思想传统的同时，也敏锐觉察到了时代发展的巨大挑战。卡洛·让就指出，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代地缘政治研究者应适当修正经典地缘政治中对地理因素的过多强调，而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和兼收并蓄的多学科视角，致力于加强对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认同政治的研究（地缘文化研究），对军事力量决策、应用及其后果的研究（地缘战略研究），对世界市场中竞争与合作的研究（地缘经济研究）以及对信息技术手段、效应的研究（地缘信息研究）。[41] 尽管如此，以桑托罗为主要代表的部分意大利学者，依然在研究范围上固守经典地缘政治的传统志趣，他们仍致力于在地理分析和历史归纳当中发现发掘那些主导国际关系走向的“深层次力量”（forces profondes），努力发现领土、位置、空间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及对意大利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的影响。[42]
总的来看，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在理论构建上仍是不完备的，它还没能形成一个精细的学科标准和理论规范，在概念界定和体系建设上还相当混乱。正如上文所述，卡洛·让和桑托罗这两大当代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领军人物就在地缘政治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差异，甚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学术倾向。与之相似，在当今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界甚至在同一部地缘政治著作中，一些在方法论、认识论甚至在重大观点上彼此矛盾的政治学、经济学、宗教与社会学命题，也不时被用作直接论据。而“地缘政治”在当前意大利政界、知识界、公共媒体乃至普通民众中的广泛流行态势，并没有改善这一状况，反而更为加剧了这种认识混乱：部分意大利学者将地缘政治视作一种足以洞察国际政治演进的“真正的科学”，也有不少学者仅仅将其看作一种“政治现实主义与地理考察的结合”，而更多的意大利民众则将它视为国际事务和国家利益的同义词。正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早就不无讽刺地指出的，“我们现在都是地缘政治学家，因此对‘地缘政治’这个词汇的含义不需要争论。”[43]
尽管在学科建构上存在诸多缺陷，但冷战后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研究依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以当代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主要的学术阵地《国境》杂志为例：在冷战结束后意周边形势长期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该杂志发行量迅速从1993年创刊号的1.4万份飙升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的10万份，社会和学术影响力日益显著，成为意大利赫赫有名的国际问题刊物之一。在该杂志上撰文的，既包括德米凯利斯这样的前意政府高官、政治人物及部分军界人士，也包括不少在当前意大利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与此同时，在意周边地区重大国际政治事件高发的背景下，意当前很多所谓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专家经常受邀在意大利公共传媒上发表观点和评论。尽管这些所谓的专家“有的是公认的和知名的，有的则是自封的”，但前者的观点及其自称的“地缘政治视角”还是凭借这样的场合成功地影响了许多意大利民众对自身和世界的想象。[44] 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复兴还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英、法、俄等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部分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观点招致不少批评，但卡洛·让等当代意大利知名的地缘政治学者的观点成果仍不时见诸权威国际学术期刊，而包括《国境》、《欧亚：地缘政治研究杂志》（Eurasia: rivista di studi geopolitici）等在内的意大利地缘政治类刊物也同样成为国际学术界认识解读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发展的重要窗口。
作为一个颇令人瞩目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地缘政治在冷战后意大利的流行具有自身独特的国内政治背景。自1992年开始，以长期主导意政坛的天主教民主党（DC）解体为标志，冷战时期意大利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政治体制宣告瓦解，由此拉开了意国内政治持续动荡的序幕。在意大利各政党以及各类政治人物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中，对外政策问题很快便成为冷战后意公共政策辩论的焦点之一。在这场关于意大利对外政策应当“重返民族主义传统”还是“维系国际主义传统”的大争论中，那些新近形成的右翼政党以及具有浓郁政治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在对意大利过去奉行的所谓“国际主义—进步主义”对外政策的批判中，利用民众对意识形态说辞的厌烦情绪及对意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普遍不满，尤为喜欢用所谓的地缘政治论据为己方关于“拥有更多选择自由”、“维护国家利益”、“拓展意大利影响”、“追求大国地位”等观点服务。在此情况下，“地缘政治”很快便成为他们用来证实其“新”对外政策实践正确与否的工具，这也正是地缘政治研究得以在当前意大利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
地缘政治对冷战后意大利对外政策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的对外政策实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意学者露西娅·夸利亚（Lucia Quaglia）总结道，分析冷战后意大利的对外政策可以看出，在1996—2001年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和朱利亚诺·阿马托（Giuliano Amato）等人任总理、中左联盟在意大利国内政治占上风期间，意大利对外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积极参加欧盟和联合国等多边外交，努力展现一种国际社会“好公民”形象，而非努力扩展意大利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但当21世纪头十年中右联盟开始长期执政时，特别是在贝卢斯科尼第二和第三次任总理期间，意大利开始强调在对外政策捍卫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周边安全事务、拓展国家影响，同时主张巩固与美国的“特殊双边关系”，并对欧洲事务有所疏离。[45] 在意大利政府的上述政策举措中，均可看出以卡洛·让为代表的意当代地缘政治研究者的运筹谋划。也正是在这些地缘政治理论构想向政策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冷战后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大复兴最终发展到了其顶峰。
意大利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伊丽莎白·布里吉（Elisabetta Brighi）指出，自1861年统一以来，意大利在对外政策的自我定位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即：意大利到底是一个小国抑或是一个中等强国？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扩张？[46]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导致了历史上意大利对外战略在目标和手段上的巨大差异和历次反复。但遗憾的是，这个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上半叶曾长期困扰意大利政治和学术精英的问题，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明显存在。尽管当代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表明大多数意大利民众已充分意识到两极格局的终结对意大利的机遇与挑战，但在这个变动与延续相结合的动荡时代里，意大利应当如何在准确定位自身地缘政治角色的基础上，“重获其责任”或者说“发展成为其想要成为的角色”[47]，仍值得那些处于迷茫或焦虑中的学者进一步深思。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