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是：中国的物质能力正快速增强，但将这一物质能力转化成为战略影响的难度也在不断上升。这一困境相当明显地体现在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集中性爆发，周边国家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怀疑态度上升，以美国为首的既有大国对中国的防范态势日益提升，亚太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态势愈趋明显，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从财富到权力”的飞跃远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从物质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到真正的全球霸主经历了约50年时间；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成为“政治大国”口号，迄今尚未真正实现。一个深层次问题正在浮现：是什么逻辑在主导从财富到权力的转换过程？换句话说，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历史考察都表明，物质财富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为政治和战略性影响；具备物质财富的大国必须得到其他权力要素的支持，才能赢得国际战略影响力或成为体系主导国家。
笔者曾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崛起的特殊时代背景，初步识别出中国崛起应有的四步走战略，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性乃至物质性崛起，着眼崛起的可持续性尽早发展中国崛起的道德支持体系或价值观体系，从更为长远的大战略视角将军事性和制度性崛起置于物质性和道德性崛起之后并在配合前两者的前提下加以追求。笔者认为，经济性或物质性崛起只是大国崛起的启动阶段，军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大国崛起已基本完成并跨入维持阶段；而道德性崛起则是连接上述两个阶段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在物质性崛起和军事性、制度性崛起的中间，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或桥梁是道德性崛起，它是大国崛起的基本支撑，更是将物质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制度能力和战略影响力的关键。[1] 对今天正日益迈向更高阶段的经济性乃至物质性崛起的中国来说，实现道德性崛起已经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其核心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使之能与既有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共存共荣。为什么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具体目标？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等等，都是摆在当代中国学者和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本文尝试探讨的核心。
一、建构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纵观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发现，大国崛起往往包括四个要素：物质性或经济性的崛起是最早且也最易观察的，军事性崛起同样易于观察且经常伴随着物质性崛起而出现，制度性崛起一般是大国崛起成功且赢得了体系主导地位后的产物。道德性崛起或独特性与普遍性兼具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往往只有在其已经切切实实地转化为各种国际规范、规则和机制后才会被觉察，而在此之前并不受人重视。但如果深入考察大国崛起四个要素的相互关联可以发现：仅有经济性和军事性崛起的大国最终往往崛起失败，而实现了制度性崛起的大国往往也是实现了道德性崛起的大国；换句话说，成功崛起的大国事实上都建立了以其自身价值观为核心的独具特色同时又不乏国际普遍意义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并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较为普遍的接受。
作为大国崛起唯一不可或缺的无形要素，道德性崛起或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应该在什么时间段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追求呢？笔者认为，大国的经济性崛起并不是、也不能保证其全面崛起。经济性崛起要成功转换为战略性乃至思想性影响，必须要有坚实的道德价值体系支撑；换句话说，在实现经济性崛起之后和军事性和制度性崛起之前，大国需要确保道德性崛起。建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作用在于，使一国不断增长的经济能力的使用取得合法性或道德高地，其最理想状态是实现对合法使用国际暴力手段的垄断。例如，尽管有所反复，但在国际道德权威的地位得以确立之后，美国作为世界中“确保善的力量而行使恶的手段来维护和促进善”便是合理的，进而诸如贿赂外国官员、暗杀外国元首、推翻外国政府、实施军事干涉等便都成为合法的。[2] 换句话说，拥有国际道德高地可赋予相应的大国垄断合法使用国际非道德力量的特权，如同国家垄断在国内的暴力合法使用权一样。建构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目的，如果不说是要实现对国际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至少也应参与此类垄断。否则，中国的经济性崛起和军事性崛起只能被视为国际体系的威胁而非保证力量，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可为中国的最终崛起提供一种“再保证”，同时也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有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再保证”。
建构有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要准确地判断世界潮流并提出能触及人类心灵深处最敏感神经的口号以指引外交政策。回顾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历程，几乎所有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做出了能得到当时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接受的重大创新。例如，葡萄牙崛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海探险、洲际贸易联系和第一个全球性体系的建立等有关；而荷兰则开启了以公海自由为标志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体系，并创建了一个全球新教精英网络；继荷兰之后英国的成功则基于现代宪政制度、现代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一方面继承了英国以人类追求财富或更好生活的基本信仰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并予以拓展，另一方面提出了深刻把握有关人类发展特别是人类自由的主题的威尔逊主义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论。[3] 相比之下，失败的大国崛起，基本上都源于没有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潮流。特别是，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明显体现为误将正走向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当作正在崛起或至少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因此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即便历史可以重写，鉴于其对世界历史潮流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结局也是注定的，差异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对当前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而言，它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性甚或物质性崛起更向着更高和更深层次发展的要求，更是顺应当代世界历史潮流内在发展的要求。具体而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需要密切关注以下三个重要的世界历史潮流，并及时总结和提炼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第一，就国家实力的运用而言，存在一个从单一的军事武力使用到军事武力与道德权威结合使用的趋势。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对力量的使用的概念相当明确：大国或拥有军事武力的国家都认为“实力就是权力”（might is right），大国对于小国仅有的选择即道德呼吁往往不屑一顾。其最明显的体现便是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辩论。当弥罗斯人借助道德理由拒绝雅典人的吞并时，雅典人回应道，大家“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4] 但随着人类国际生活的发展，有关权力的使用被添加了越来越多的道德限制。这可以非常明显地从战争的演变中看出。从一开始近乎无所节制的战争——包括目的和手段使用两方面，到宗教神学对“正义战争”的强调，再到以意识形态为战争贴上合法性标签，直到今天战争或军事手段必须在符合一系列的条件下才能使用；[5] 这可简单地总结为“战争的道德化”发展。与此同时，战争背后的逻辑演变还有另一主线，即从寻求生存必需品到维护特定的生存质量的发展。[6] 可以认为，国家力量的单一使用已经非常罕见——如果不说已然消失的话。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会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特别是抢占道德高地当作重中之重。也正是由于这种国家权力使用的道德性限制的增多，才使得诸如软实力、巧实力等打开权力“黑箱”的努力得以被接受并普及。
第二，就国际体系的发展而言，存在一个从早期的封闭性、独占性国际体系向当前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共享性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早期的国际体系因为技术发展的落后而被天然地分割为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导致早期的大国崛起努力也相应地更多集中于建立相对孤立、封闭和独占的“俱乐部”。但这些努力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最为明显的案例便是欧洲大陆上的多次帝国尝试与中国封建时代的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朝贡体系的对比。欧洲大陆真正走向开放体系的建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此之前，从早期的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帝国、古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直到威廉一世和希特勒德国，都是建立封闭帝国的尝试，其失败也是明显的，尽管有的帝国在创建之初也颇具开放性进而延续的时间相对较长。[7] 相比之下，尽管封建时代的中华帝国也更多是帝国性质的，但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却远非欧洲大陆的历次帝国努力所能比拟的，因此其延续时间相对长得多；其朝代更替也远不如欧洲帝国征战残酷与壮烈。可以认为，中华帝国在强调武力的同时对于道德力量的使用也远比欧洲大陆的历次帝国尝试高明得多。[8] 当然，从西方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发展：英国人创建的体系远比荷兰人的更为开放；而美国之所以能从英国人手中接过霸权，原因不仅在于其实力超过英国，更在于其体系比英国的更为开放和包容。
第三，就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而言，存在一个从大写的、抽象的人转变为小写的、具体的人的发展趋势。回顾政治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其关注对象的长时段变化：从一开始的神到半神半人，再到集体的人，当前的关注核心已逐渐转向具体的个人。由此导致了对大国崛起的两项新挑战。一是国家合法性问题：国家合法性正逐渐从先前的国际承认或外部合法性，转向当前的国内公众承认和接受或内部合法性。[9] 由此而来的，对于大国崛起的合法性而言，如果崛起成果没有更多或更为合理地为国内公民所分享，则可能导致国内公众情绪的失衡，甚至动摇崛起的根本基础。同样，以往的大国崛起所需的外部合法性也只是外部国家的承认，而今天这种内部合法性使得一国崛起对他国国内公民的影响被置于更为明显的地位，进而一国崛起的外部合法性也不再只是其他国家的承认，而更多是一国在崛起的同时使其他国家的国内民众更大程度地接受。二是国际事务中个人道德规范与国家道德规范的交织甚至混淆。传统意义上，国家无须应用与个人相同的道德体系；或者说，国家的道德是中立于个人道德的。但随着对具体个人的关注增多，诸如人权、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人类安全等概念的发展，使得国家行为必须将个人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进而适用于个人的诸多道德原则正日益渗透到国家间关系或全球事务中，并导致了一种“权利即权力”（right is might）[10] 的逻辑逐渐主导国际事务。这样，对全球事务中的议题关注也逐渐从传统的生存议题转向尊严议题。[11] 而当前的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权势转移进程，特别是导致了一种就传统行为体而言的“权力终结”和就具体个人而言的“权力扩散”效应，对传统的治理机制而言，权力在现时代越来越难以获得，同时维持或保有此等权力的难度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短。[12]
结合中国迈向更高更深层次的经济乃至物质性崛起和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的三大趋势，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建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任务远较历史上其他大国来得复杂和艰巨。中国的当代崛起有着其特殊性和时代性。一方面，中国并非首次崛起，而是经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衰退之后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与既有的大国崛起相比，中国当前崛起的国际体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当属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推动下出现的“时空压缩”效应，其后果不仅是传统线性叙事结构的崩溃，更有将过去和未来全部压缩在当下的长期战略视野丧失。[13] 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思考其目标结构的内部合理性、实现路径的可持续性和落实手段或方式的被接受度。
二、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目标结构与实现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外交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这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也应是中国实现成功崛起的重要道德内涵。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并非要推翻或取代既有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相反是要实现与后者的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同步实现。由此而来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总体目标必须实现兼容并蓄，既具有由中国具体国情而来的特殊性，也具有对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的充分考虑而来的普遍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实现路径也应当是可行的和可持续性的，同时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逻辑和国际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规律。
在中国的经济性崛起日益升级、外部心态日益敏感的背景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日益被提到中国崛起战略的议事日程上。在充分考虑前述的三个世界性潮流并结合国际体系发展历史和中国特殊国情的前提下，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国际道德价值目标体系。作者认为，尽管尚不明确，但仍可从新一届领导集体所提出的诸多理念中，整合并提炼出这样一套目标体系，大致可概括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目标结构。
利益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中的低级目标或协调性道德目标[14]，其核心思想是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15] 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充分尊重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正当权利，在积极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充分顾及他国正当关切和利益，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16]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论及利益共同体思想是在2013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他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7]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中国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8]
命运共同体是这一价值体系中的高级目标或追求性道德目标，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等是其关键特征。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19] 党的十八报告也指出，中国“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
将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责任共同体。换句话说，责任共同体是实现从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协调性目标向追求性目标提升的中间性目标。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就任后不久便将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相互联系起来。例如，在2013年9月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倡议，“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21] 在不久后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动态平衡的链条中，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22] 2014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同时提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首次对这一“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作了系统性说明。[23] 可以认为，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目标层次到现在已经完全形成，由低至高分为三个层次，即作为短期目标的利益共同体、作为中期追求的责任共同体和作为长期愿景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目标层次也决定了其追求路径，即短期内通过继续坚持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中期内大力倡导和平共生建构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以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愿景。[24] 这一实现路径与目标层次可实现相互匹配，不仅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逻辑，更符合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规律。
首先，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再到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符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逻辑。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国际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或安全文化，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与它们对应的国家身份是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25] 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即以相互敌视、相互残杀为特征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国家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在这一无政府文化下，实现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便是其最为重要的道德追求。在洛克无政府文化中，国家不再相互视为仇敌，不再以消灭敌人为基本目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利益冲突仍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因此，需要各国明确建构利益共同体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担当，通过和平共生建立一种责任共同体，既确保利益共同体的长期可持续，又可以此为基础追求更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之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这实际上是安全共同体的形式，其显著特征是非暴力和互助，实现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成为首要的道德追求。
其次，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再到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也符合国际关系史的总体发展规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发展。[26] 第一阶段是自1648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权国家制度经历了从西欧到北美到东亚再到全球的普及过程，[27] 到联合国宪章正式承认主权原则，和平共处与利益共同体在经过近300年之后终于得以建立。第二阶段是整个冷战时期，尽管美苏两大阵营对抗激烈，但双方都已经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和平共处和利益共同体建构的阶段，而是尝试通过和平共生建构某种责任共同体，维护既有的来之不易的利益共同体。其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整个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于维持国际秩序的多项不成文规则，如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不谋求破坏对方的领导等。[28]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朝向第三个阶段，即追求向着更高的和谐共生和建构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冷战后的“单极时刻”使美国以民主实现“历史的终结”野心大为膨胀，另一方面整个国际社会在面对诸如贫困、疾病、战乱、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等集体性挑战时齐心协力，试图形成某种全球性共同计划，追求和谐共生，其典型例子是2000年启动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和当前正在讨论的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最后，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再到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也符合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规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在1949年至1979年间很大程度上追求和平共处和建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是革命意识形态仍影响着国内治理和对外交往，另一方面则是冷战对抗为中国外交留下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小。正是1954年中国与印度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发展创造了难得的空间。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中国在国家生存的内外部环境基本巩固的情况下，逐渐转向以和平共生构建责任共同体。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的判断，将独立自主外交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确立为最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追求，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同时还带动了其余国际社会的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以经济机会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洞察世界发展潮流和人心向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道德追求。这一道德追求的核心是通过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确保“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同步实现。
尽管从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看，以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和以和平共生建构责任共同体似乎都已经实现，整个国际社会和中国都正迈向以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更高阶段。但现实远比抽象分析更为复杂，而且现实中随时会出现倒退性发展。这也是缘何总体上整个国际社会和中国都在朝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却必须坚持对较低阶段的强调。与此同时，诸多新出现的问题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往往也需要首先从较低阶段开始，因此整个国际关系的图景就显得非常复杂，也容易让人更为悲观。
三、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落实方式
考虑到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再加上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到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转变，中国所倡导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与现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是一种既重叠又区别的关系。一方面，结合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体系内全面与可持续崛起的战略目标，中国的道德性崛起并不是要推翻现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道德体系，尽管当前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内涵的主导性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对此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前述三大历史潮流内部也存在某种相互矛盾之处：无论是国家力量使用方式的复合性发展，还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抑或国际合法性来源的多样性发展，事实上都事关一种平衡，即秩序与正义的平衡。对中国而言，任何建构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战略设计或选择也都必须实现这一秩序与正义的平衡：要实现体系内的和平崛起，就需要充分关注既有秩序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非以绝对正义为名革命性地动摇这一体系；同时，中国并非既有秩序的设计者，在全球性的权势转移背景下，中国作为这一权势转移中的一部分，需要遵循上述世界历史潮流的三大趋势，使既有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加符合正义的要求。由此而来的，在上述目标层次和实现路径之下，建构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具体方式仍须坚持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再到和谐共生的渐进性思维。
更为微观地，在中国倡导和国际体系现行的两套国际道德价值体系间，也应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关系。在短期内的较低级阶段，需要实现中国所倡导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与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和平共处，确保二者不发生根本性冲突，不给人以中国试图挑战甚至颠覆既有主导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印象，中国应当在承认甚至继承现有国际道德主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自身的道德主张。在中长期的较高级阶段，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应实现与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相互促进、相互强化或和平共生，既包括道德主张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实现对既有国际道德主张的升级，使之更符合新的国际现实，同时并不违反既有国际道德价值观。而在更长期的高级阶段，应着重强调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与现行国际道德价值体系通过相互调整、相互适应最终实现和平共生，既服务于中国的道德性崛起，也服务整个国际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包括继承、升级和创新三种实现方式。[29]首先，中国应继承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中的有着先进意义的、但很大程度上为既有秩序主导者所放弃或试图放弃的道德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继承现行国际体系的根本组织原则及其附属性原则，即主权国家原则及与之相关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附属性原则。
尽管全球化发展和相互依赖的深入，导致很多人质疑主权国家是否仍有必要，但主权国家仍很大程度上地当今及未来至少可预见的未来的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各种技术性发展在动摇主权国家的传统治理基础的同时，也为主权国家强化其治理基础增添了新的手段。美国利用新近的技术发展实现全球无差别监视、监听便是其典型体现。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高唱“人权高于主权”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主权国家作为首要国际行为体的地位。相反，这恰好是它们设法弱化新兴大国和发展国家的主权的手段之一，一旦“人权高于主权”威胁到其切实利益时，西方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一原则。例如，美国从来就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ICC）的合法性也不加入《罗马规约》，同时还与数量众多的已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签署了双边协定以保证未来美国军人不会被国际刑事法庭所管辖，但当涉及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指控时，美国却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最积极支持者之一。[30] 同样的伎俩也体现在西方国家解构“权力黑箱”的努力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西方独霸国际体系，那时的权力从来就没有软硬之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硬实力的下降，才导致了对软实力的日益关注，但其目的不外乎是新辟权势角斗场，以求保持西方在权势斗争中的优势；而这也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西方软实力大大受损后，所谓“巧实力”概念得以提出的原因之一。[31] 可以认为，对权力概念的分解，尽管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理论的进一步展，但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切的现实关切，即：在美国或更大的西方硬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如何能以类似冷战时期使苏联将注意力集中于军备竞赛而最终被西方拖垮的方式，将新兴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硬实力竞争之外，从而使其最终在硬实力的竞争中输掉？
其次，中国应拓展和升级那些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中逐渐为少数行为体所把持的俱乐部性质的道德原则，使其为更多国际行为体所共享。这些道德原则中最重要的首先是思想类，然后是安全类，最后才是经济类。但在现实实践中的执行次序却是相反的，必须先从经济类道德价值观开始，逐渐拓展到安全类，最后才会是思想类。
就经济类道德价值观而言，需要升级的是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诸如自由贸易、开放经济体系等道德原则，这是与国际体系逐渐迈向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相一致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对自由贸易的追求热情大大下降，各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贸易争端频繁发生，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32] 与此同时，西方对改革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热情也时有反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2月12日通过了新一轮改革方案，决定大幅调整成员国的份额比重，发展中国家的出资比例将增加到6%。这一改革方案意味着对新的全球经济现实的确认。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股东的美国却于2014年1月对此改革方案予以否决，被普遍视为对有效率的、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体系性改革的阻碍。[33] 因此，中国需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不仅要继续坚持国际经济体系的自由开放原则，更要为这一原则的持续拓展和调整注入活力，使其不再是西方国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工具，而成为真正促进发展中国家福利的道德原则。
就安全类而言，中国需要提出新型的国际安全观，特别是将国际关系中传统结盟原则升级为更加开放、包容和非敌对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思想的新安全观，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34] 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心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逐渐朝向“安全困境”的方向发展，迫切需要提出新型安全观或升级版的新安全观以指导中国对外关系。尽管没有明确使用“新型安全观”或类似术语，但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35] 再一次，命运共同体成为新型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宗旨是避免传统的结盟思维，实现互利互惠和共同安全。这一观念与中国倡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非结盟关系是一贯的，因为前者更有利于国际体系朝向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提升国际道德价值的门槛，升级目前西方所主导的安全化思维，避免用传统思维应对当前复杂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思想类道德原则的升级对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本身和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大战略目标都同样重要。这一升级的核心是不仅要维持当前西方所强调的人类进步观念的共享，更要实现西方所拒绝的技术知识的共享。西方目前对于思想类道德原则的强调是不均衡的，对于真正能促进人类进步的技术型知识，西方往往强调保护知识产权，使这些知识只服务于其一己私利。同时，西方却反复输出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所谓人类进步观念，对所谓西式民主、自由从来不要求讲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以其普世性为由在全球推广，其结果往往是输出“民乱”（democrazy）而非民主。[36] 二者结合的后果，通常是固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次等地位，确保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权地位。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一方面需要强调中国及其余国际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全球共享，实现全球发展理念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共享，使技术性知识能够服务于全人类的发展。
最后，中国应围绕当前国际生活中日新月异的新发展和新挑战，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展出新的、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全球化本身是个复杂的结合体，它所导致的重大时间压缩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均可用“全球性急速扩散”加以形容：对几乎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体来说，它在带来短平快的机遇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同样短平快的诸如疾病、信息混乱、气候变化、环境破坏、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等问题。鉴于国际体系迄今为止的发展仍重大地欠缺集体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经验，相关的道德原则很大程度上仍在发展和完善当中；同时，少数国家却利用其技术和理念上的领先地位设法为自身谋取特权或确保维持其既有特权。因此，一种总体上既基于人类共同挑战、又基于不同行为体不同能力的道德原则迫切需要得以提出。当前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私伙伴关系等的理念，部分地适应了这一要求，但仍远远不够。中国需要与广大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相对的弱势群体一道，共同发展出更能体现出弱者利益和关切的创新性国际道德观念。
结束语
中国当前面临的战略挑战[37] 和中国全面可持续崛起的要求，使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或实现中国的道德性崛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同时，这一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成功建构，也将极大的有助于中国经济或物质性力量转化为战略性、安全性和思想性影响力，并可能赋予中国垄断或至少是参与垄断对国际暴力手段的合法使用权。成功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需要中国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的三大趋势，即国家实力使用方式的综合性、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和国际权势的分散性发展，并将其转化成为的确能深入人心的话语和具体政策举措。具体到这一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而言，其目标层次、实现路径和落实方式选择都应与中国崛起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力量。自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任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正浮现出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初步框架，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结构，它可以经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总体目标结构。这一目标结构的高中低或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搭配相对合理，同时也有易于具体的实现路径和落实方式的选取和搭配。就具体的实现路径而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应遵循以下思路，即在短期内继续坚持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在中期内大力倡导和平共生建构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以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愿景。而就具体的落实方式而言，中国应合理结合继承、升级和创新三种方式，推动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与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最终实现和谐共生，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献来源：《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