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物质力量的快速崛起，有关中国崛起的思想层面的探讨和建构努力也得到快速发展，其基本指导框架便是仍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到中国崛起的国际后果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便是仍在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认为，在自2001年“9·11”事件后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停滞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重要推动力的重大潜能。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学者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内涵和方法，仍存在诸多争议。[1] 显然，无论是美国学派还是英国学派或是哥本哈根学派，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内部都不是统一的。[2] 尽管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仍处于构建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其内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导向、逻辑和方法，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北京与上海两地国际关系研究在旨趣、聚焦、方法与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上海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计划”优势，使其可以在较长时间内领先于国内同行。尽管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普及对上海冲击颇大，但这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进而事实上推动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上海学派”的逐渐形成，其核心旨趣与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精神传承恰好吻合，即追求以“共生”概念为基础、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一、从引介到共生：“上海学派”的历史发展
尽管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相对较晚，但考虑到中国曾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国际关系研究事实上远早于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在开埠较早的上海。[3]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有不少起源于上海，如在上海发行的《向导》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世界知识》杂志。[4]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上海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历经三个阶段的发展之后，“上海学派”正呼之欲出。
“上海学派”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可被称为“积淀”时期，其核心特征是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国内建设，即如何从百废待举的局面中走出来，对外关系主要依赖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原则，相对缺乏全国性、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努力，更谈不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直到1963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加强对外国工作的研究之前，[5] 上海的国际关系研究努力都更多是地方性的，主要体现为1957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成立和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创建。1964年，根据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首次有了全国性努力，建立了三个主要基地并加以分工，即北京大学侧重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大学侧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侧重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分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海此后较长时间内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和其早期引介西方理论的特征。
从机制上看，这一时期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集中在国际关系理论更为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196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并在60年代后期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等机构。“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上海的国际关系研究陷入瘫痪，但尼克松总统对上海的访问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率先恢复了相关研究工作，也为上海国际关系研究后来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6] 尽管改革开放后一批研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在上海成立，但1985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加上1985年成立的上海日本学会、1988年成立的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92年成立的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美国学会，均显示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仍在理论领先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基于上述政策和机制保障，同时受限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上海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进而也是核心特征是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正是上海学者率先引进、译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启动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积淀了力量。1985年，以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为标志，上海学者在中国较早、较全面、较系统地开始介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和经典著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论点进行简评。[7] 此后，《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两本著作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国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引介，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自主意识的形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迅速成为上海甚至全国学者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平台，其推出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大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经典书目。“上海学派”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高潮在2004年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版时到来，同时也是“上海学派”从引介转向开创的标志。
“上海学派”发展的第二阶段大致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可称作“自创”时期，其核心特征是试图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上海的国际关系研究界从来没有停留在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在引进消化基础上，上海国际关系学会领导和学者最早提出中国要有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在重大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上要有中国风格的学问，在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主创新道路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早在1980年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上海学者金应忠提交了《试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和范围》一文，较早地提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化”问题。[8] 1987年8月由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单位发起召开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是我国有史以来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全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全面地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基本概念及其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讨论了国际关系学的逻辑起点，讨论了国家利益、国家间竞争与合作、马克思主义合力论等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讨论了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讨论了国力构成，提出了“极”和“格局”的概念，强调了体系层次、单位层次、个人层次等多层次体系结构，强调了国际文化及意识等软权力因素的重要性，从而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 这次研讨会还首次明确提出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根本上由于中国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需求仍相对有限，21世纪之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尽管有一定的自主意识，但仍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动力。这种情况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了很大改变。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越来越强。1998年和2004年分别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又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就，展望下一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路。2004年的研讨会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理论研讨会。2012年7月，上海学界组织召开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讨论会”，以纪念25年前召开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这三次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性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对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尽管有上述集体努力，但“上海学派”这一时期对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仍更多聚焦于如何从中国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对外交往经验中提炼理论。从2004年起，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2004）、建国60周年（2009）、上海世博会（2010）、建党90周年（2011）等重要纪念活动或大型国际活动，组织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骨干，围绕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大努力，为推动“上海学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0]
“上海学派”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可称作“共生”时期，其核心特征是实现中西理论的海纳百川与包容共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有关“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大讨论的刺激下，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国际关系院系，各类研究机构或自主发展或得到政策扶持，使得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由于有前两个时期的积淀和自创努力，“上海学派”迅速从机制、研究路径、研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创新，朝向海纳百川、包容共生迈进。
机制上，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国际关系研究各机构均做出了重要的机构调整，一改先前聚焦资本主义世界的传统，变得更具全局视野和全球眼光。其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院无疑居于领先地位。鉴于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3年左右启动了新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于2008年启动“改院建所”进程并于2009年正式完成，一改过去以国别地区为核心的研究布局，基于议题研究配置研究力量；自2012年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进一步启动“项目制”改革，依据“先有项目、后有队伍”的原则配置研究力量，推动研究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努力，该院于2006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智库”，2007年又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美国除外）。此外，复旦大学于2000年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于2004年成立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06年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建为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又于2014年9月升级为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同济大学在2001年成立了亚太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研究所、2007年整合资源成立了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社科院也于2012年将亚太研究所和欧亚研究所合并，组建了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有这些，都表明上海的国际关系研究至少从机制和力量上正变得日益综合和全球化。
在研究路径上，“上海学派”得益于大量新生研究力量的加入而大大丰富了传统的历史—哲学方法，各种科学研究方法日益被引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的努力，其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8000 B.C. to the Future一书对国际体系历史演化提供了一个角度新颖的社会演化诠释，得到了国际政治学界大师级学者的高度评价。康涅狄格大学詹尼弗·斯特林—福克认为该书主张的“社会演化范式”已然成为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则认为该书重新阐释了战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内容上，如果说此前两个时期的“上海学派”尚无核心理论逻辑甚至概念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上海学派”很大程度上正围绕“国际共生论”展开努力。主要以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胡守钧所提出的“共生”概念为基础，[11] 上海国际关系学者与哲学、社会学学者一道，共同推动着国际共生论从单一学科向着多学科发展，并发表了大量成果，[12] 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二、包容共生：“上海学派”的内涵与特征
200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的全国性国际政治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地域特色与机构特色，“京派”、“海派”、“地区研究特点”等词语反映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些特性。[13] 在经过初期的引介、中期的自创之后，“上海学派”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建构“学派”的包容和大度，而“共生”概念的引入，更使“上海学派”逐渐能够围绕这一概念发展出自身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其发展的前两个阶段的区别性特征更多来自于地理差异的话，那么共生概念及由此产生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建构努力，使“上海学派”的创建真正得以成为可能。
浮现中的“上海学派”的核心理念和理论内涵无疑是“共生论”或更特殊的“国际共生论”。胡守钧教授认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互补性和利益冲突，而作为个体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又必须与他人合作，这导致了共生的可能；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法律是共生的度，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等。他以此建构了“社会共生论”分析的三十六条定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同为人的社会，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存在相通之处，都是共生系统，行为体间的各种互动关系，成为问题的成因与出路。因此，国际共生论是一种关于现代国家（包括国际组织）如何选择的理论。[14] 基于胡守钧教授的共生概念，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哲学界和社会学界共同努力，自2011年起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共生论”的内涵和研究路径，实现了多学科综合性的努力。[15] 这一初生的“国际共生论”理论体系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从社会共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来看，由人派生出来的所有行为体均是人的共同体，是既存在矛盾冲突又必须合群共生的对立统一体。恒久矢量引领内外关系的联系互动，不断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排解各种矛盾冲突，构建起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16]
第二，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共生系统。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四大基本要素，即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共生关系的拘束性；国际社会共生性命题取代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命题势在必然。[17] 倡导国际共生论不仅符合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再到和谐共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逻辑，还符合整个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发展规律，更能将中国目前所倡导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建构既具中国特色、也具世界普遍意义的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的共同体，[18] 从而实现整个国际体系从共存到共生的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建构。
第三，共生性国际体系可分成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个发展阶段。[19] 每个阶段的递进都意味着共生关系的优化，并伴随着一系列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20] 国际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改进、多极体系的管理以及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等一系列关系到国际关系发展的全局性议题，相互叠加在一起，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发展以及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文明共生的价值体系、包容式改进、结伴不结盟以及跨国行政合作推动着国际关系升级换代，向新型国际关系转化。[21] 即使从地区层次上看，传统东亚秩序就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成为在若干个世纪中这一共生体系运作的条件。[22]
第四，中国外交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面对的仍然是共生与对抗、对话与伐异、包容与排他、结伴与结盟等复杂国际选择，构建和平发展的共生国际体系的耐心和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仍然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对主题。[23] 中国和平发展遵循共生性国际社会内在的发展逻辑，充分利用国际社会中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而又联系互动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发展空间。[24]
尽管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的“上海学派”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5] 的包容性思维：它不只是倡导国际关系本身的共生，还倡导多样化的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与路径的共生。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不仅对中国仍然充满着傲慢与偏见，而且还不时予以排斥和打击”[26] 的大环境下，“上海学派”试图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观点，而国际社会共生性是普遍有效的理论命题，具有无可辩驳性，[27] 受到了高度重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共生意识的进一步聚集，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但共生型国际社会的出现还有赖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互动、国家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国际争端处理机制的建构。[28] 中国外交体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道）、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术）及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势），与“中国梦”的“共赢梦”、“和平梦”、“发展梦”的三个核心理念彼此呼应，[29]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既适应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的需要，也将使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根本上没有复制“强国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的必要。中国和平发展既有益于自己的人民，又为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30]
在国际共生论之外，“上海学派”还包括多项与国际共生论气质相通的理论概念，如体系复杂性、全球治理、安全—发展关联等。作为一个商业性大都市，上海从不缺乏体系性眼光和全球性视野。在“上海学派”看来，今天的中国不仅已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而且在国际体系中越来越占据并分享核心地位；中国要强调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建章立制、理论创新、战略运筹和政策规划。[31] 就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而言，最为根本的或许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32] 由此而来的，转型多极格局的根本意义在于变革，中国成为这种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之一。[33] 国际体系变革中的大国竞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制度模式的竞争。[34]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或变革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中美权势转移，如何管理这一权势转移进程，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35] 东亚地区也是“上海学派”关注的焦点，对于东亚秩序的重组，有学者认为它呈现经济特性、权力特性、海洋特性和军事特性四大特点，该秩序需要解决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36]
与国际体系的复杂转型相联系，如何实现对各类全球性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有效治理，进而促进国际体系的共生，也是“上海学派”的聚焦之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曾提出，应依据国际体系力量重组进程中的行为体类型而设计全球治理方案。他认为国际力量重组导致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这一“四势群体”的形成，“四势群体”正在从各自和共同的立场出发，应对美国对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挑战，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进入深度磨合期。因此，国际社会应当推动现行的基于自我利益的国际体系向追求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转型。[37] 也有学者认为，“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后西方国际体系，新兴经济体的意图在于和平渐进地改变世界权力的结构，整个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这对全球治理而言意味着全新的思路和方法。[38] 还有学者认为，在当前“多元无极化”的国际格局下，可以通过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来协调各方利益，以寻求现代国际体系中某种无序里的有序、不稳定中的稳定、不确定下的确定，从而为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39]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则提出“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全球体系”的“三重治理体系结构”，认为中国在这个三重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角色，需要形成“互有区别、互为支持”的“三位一体”模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40]
与前述两个方面相一致，同样秉承了共生逻辑的一个发展是“上海学派”对于国际关系议题间的相互关联（nexus）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且主要集中于非洲研究领域。张春在其对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对非政策比较中，首次采纳了“发展—安全关联”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之后，发展与安全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导致了一对孪生现象，即发展政策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 of development policy）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化（developmentalization of security policy）；他还认为，这一发展—安全关联对于理解中欧美对非政策的异同、理解中国发展经验对非洲的意义等有着重要意义。[41] 于宏源在研究非洲安全问题时也指出，非洲地区的安全不仅是一种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各议题之间相互影响的现实；在非洲地区，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纽带。[42]
最后，尽管强调海纳百川、包容共生，但“上海学派”始终坚持“两个服务”，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鉴于中国是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和超常历史的政治共同体，有学者主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必须超越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国家利益角逐，中国应该把外交学艺术转化为一种全新的外交哲学，一种关于未来世界总体架构和过程的世界政治学。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不时遭到西方质疑，但中国在坚持不干涉内政方面的实践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经历了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的发展，可通过参与国际集体努力建立参与但不干涉、在参与中坚持不干涉的新方法。[43] 此外，上海学者还围绕中国和平发展、中国外交战略谋划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可以认为，形成中的“上海学派”是以“共生”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以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为宗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上海学派”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一是其开放与包容心态，它不只聚焦共生论，也关注其他理论来源，特别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引介和自创基础；它不只聚焦于国际关系理论，还注意汲取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44]；它不再仅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也重视来自非洲、亚太、拉丁美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二是其宏大视野和历史思维，“上海学派”经历了引介和自创两个阶段的发展，为其拓展国际视野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确保不会故步自封；杨洁勉研究员正确地指出，中国外交理论的历史使命包括凝聚中国特色、强化指导作用和增加世界意义三个方面。[45] 三是对国际关系各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解，特别如发展—安全关联、安全纽带、国家、市场与社会相互关系等。
三、“上海学派”的不足与未来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上海学派”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也仍在建构过程之中。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无论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流派建设相比，还是与科学意义上的“学派”标准相比，“上海学派”的真正形成仍需要较长时间。可喜的是，“上海学派”的创建当前获得了两个全新的动力，一是核心理论体系的浮现，二是上海学者的理论自觉。
“上海学派”迄今为止的不足或未来需要强化的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上海学派”的核心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特别是围绕“国际共生论”的理论建构仍需要更大努力。尽管已经出现了一批成果，并有了某种系统努力，但迄今为止仍未根本性地解决成为“学派”的核心理论问题：共生概念到底是什么？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得出的不同界定，对于指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国际共生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国际共生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理论要素？如果其核心假设仍是国家利益或更一般的“利益”，那么它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何区别？如果它基于自由主义视角考察利益的斗争与妥协，那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又有何区别？尽管到目前为止尚看不出“国际共生论”存在全面推翻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动机或相关的概念或理论体系，但必须明确的是，其中的利益斗争—妥协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与当前仍相对流行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或有所区别？换句话说，“国际共生论”要成为“上海学派”的标签或品牌，它就必须说明与当代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联系与区别；或许更为特别地，考虑到其“共生”概念基础，“国际共生论”与其他理论是如何实现“共生”的？既然“国际共生论”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那么它与其他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区别或许就在于，它不能如同其他理论一样宣称自己在所有或特定领域内“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那么“国际共生论”到底有何特殊性，或者说到底有何用处？这既是中庸主义相对于极端主义的优势，但同时也是劣势，根本上是一种走中间道路的理论的哲学困境。“上海学派”如果不能解决这一哲学两难，则难以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学派”。
其次，“上海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尽管曾是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锋和重镇，但限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时日尚短且方法论发展欠缺，上海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仍更多偏向传统的历史—哲学方法，强调直觉和顿悟，对于诸如定量研究、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科学主义方法掌握不够。这就导致“上海学派”特别是“国际共生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主要是定性研究，严重缺乏“场景想定”、“正、反方论证”、“沙盘推演”等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这对于“上海学派”的建设和发展都相当不利。
在缺乏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上海学派”还缺乏国际主义的研究方法。“上海学派”要真正实现海纳百川、包容共生，就必须广泛接受国际学术界的参与，包括人员、方法、观念等所有层次，真正实现“共生”。尽管“上海学派”有着深厚的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积淀、也有着大胆的自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但当前围绕“国际共生论”的研究努力中，尚未出现这一方面的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正是由于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导致上海学术界内部事实上同时存在“消化不良”的“拿来主义”和不会讲“国际普通话”的“中国特色”两个极端。因此，“上海学派”的未来发展必须思考如何实现不只是与各类国际关系理论的“共生”，更要思考如何将“共生”当作自身发展的哲学予以贯彻。
第三，“上海学派”仍缺乏核心团队和核心平台，可辨识度相对较低。尽管“国际共生论”有潜力成为“上海学派”的标签，但迄今为止“上海学派”难以明确其核心团队，研究力量主要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迄今《社会科学》、《国际观察》和《国际展望》为此发表过专题文章，主要以相对松散的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为平台组织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已经有一定的争鸣，但由于中国学术界的特殊环境和“上海学派”本身的宣传不充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共生论”和“上海学派”的关注度仍很低，更难以谈得上有多大的国际影响。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其他发展也在分散“上海学派”的团队和平台建设。一方面，由于中国快速崛起导致了重大的政策需求，进一步削弱了原本不强的理论和基础研究力量。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守成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高度焦虑，导致中国外交压力持续增加，这又导致目前的理论建设多聚焦短期现实问题，多集中于领导关注点，缺乏长期战略视野，与学科建设和发展“学派”的要求存在差距。同时，囿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上海的高校、智库之间的网络化、协同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都仍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建设“上海学派”的差距仍然不小。另一方面，与前述短期需求相一致，各类机构都争取更大的政策影响力，对后备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这进一步使“上海学派”在缺乏核心团队的同时，又难以动员新生研究力量加入，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压力。
相应的，“上海学派”未来发展的路径便大致显现出来。第一，“上海学派”需要继续围绕“国际共生论”发展和完善其核心理论体系，真正建设自身的标签或品牌。这一理论努力需要解决至少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国际共生论”的核心概念或概念体系的建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当代的“国际”事实上已经远非传统意义上国家与国家间的“国际”，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内部及相互间复杂交织的“国际”，因此这一“国际共生”概念或理论也应具备充分的复杂性并需要具备预见更大的体系复杂性的能力；二是“国际共生论”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关系，即如前所述的这一理论间“共生”关系是什么，尽管未必在理论讨论中明确指出其与具体理论间的异同和兼容性，但的确需要在理论分析中对此加以深入和全面思考，并能通过理论描述体现出来；三是“国际共生论”的实践意义或其指导下的战略与政策体系，“国际共生论”的核心是要实现国际社会的共生，而各种利益的斗争—妥协绝非理论描述那么简单，“国际共生论”所强调的现实政策意义不应当只针对中国，而应对更大的国际社会都具有指导或至少是参考意义，这才可能推动“上海学派”真正发展成为“学派”。
第二，秉承“共生”精神，推动“上海学派”对多学科、多方法开放。“上海学派”已经吸引了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参与，今后还需进一步鼓励跨学科协同创新，吸引经济学界、法学界、历史学界和公共政策学界等的参与；同时，着眼于“上海学派”的国际化发展，也应接纳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别的国际学者的参与，并发展与国际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的合作关系，使“上海学派”的声音能够尽快传递给国际社会。同时，“上海学派”也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更新理论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加强情景想定和沙盘推演的研究能力，使理论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第三，“上海学派”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做实研究平台，夯实核心团队，充实后备力量。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上海学派”应当以理论问题的导向研究推动形成政府（官）、商业界（产）和学术界（学）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复合体模式，做实“上海学派”的研究平台。从国家和政府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维护和拓展我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安全、发展、合作为主线，以管用为原则，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从学者角度看，需要把问题研究和理论学术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启示性的战略和政策建议。由此而来，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官、学、产等互动复合体内的合理分工：企业/非政府组织是开拓者，负责及时反馈一线最新动向；智库既是战略、政策和思想的研究者也是推广者，负责使特定议题获得政策关注，并提供操作性强的政策应对；高校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者，负责为特定的国际关系议题提供合法性和理论支撑；外交部门是决策者和执行者，负责政策制定和执行。四者相互间应确保有效的人员和信息沟通。从研究团队的建设角度看，“上海学派”应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国际关系研究人才，特别是应组织“冷班子”，提倡坐“冷板凳”，在现实政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理论研究能力的背景下，对一些尚未成为“显学”的问题更要提前筹划，长期攻关，以推动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和引领。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