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由阎学通教授领衔的清华团队开始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1] 经过七年的努力，清华团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11年，由阎学通等人编辑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一书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清华团队这一阶段的研究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2] 2012年初，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张锋博士发表长篇学术评论文章，将阎学通及其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定名为“清华路径”（Tsinghua Approach），并指出这一路径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旨在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其次，它借鉴中国先秦思想与实践的独到之处，以之为知识与思想来源，这是清华路径最具特色之处；最后，它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3]
本文两名作者均是清华团队的成员，现在仍然行走在“清华路径”之上。我们赞同“清华路径”这一标签，并接受张锋博士对清华团队主要成果的学术批评。此外，作为局内人，我们可能对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有更独特的认识，也愿意将这种认识加以分享，请方家指教。简单地说，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已经有所分化，出现了思想与历史并重的现象，可以称作为“一条路径、两种取向”。“清华路径”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如何提炼一个或几个核心概念，以便在思想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何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为一套国际关系理论。
一、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梳理
从2005年到2010年，阎学通教授及其清华团队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列国并立，国家间交往（贸易、战争、人员往来）比较频繁，非常类似于1648年以来的近现代国际体系。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思想与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中，一些是国家间政治的参与者，一些是旁观者。但不管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他们都对那个时代的国家间政治有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就隐藏在先秦典籍中。
因此必须首先把这些思想梳理出来。对中国先秦典籍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先秦时期的伟大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们并无严格的学科分类意识，因此其著作无所不包。往往在一章中既谈论国内政治，也谈论国家间政治，还谈论社会治理。经过阅读，我们发现，先秦典籍中并无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包含一些原始的且颇具特色的国家间关系思想。因此，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编辑一本包含各种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原始文献集，以方便现代学者的进一步研究。2008年，由阎学通和徐进编辑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4]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不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套用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事实上，先秦思想家对于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流派之争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争也无法有效地对应起来。比如，先秦时期的儒家、法家和道家虽然分别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有相似的思想认识，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更大。例如，儒家“礼”的思想与理想主义的“国际规范”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儒家“仁”的思想在理想主义中是找不到的。
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严格地贯彻这一原则是做不到的。我们仍然需要以某种套用或对应的方式来理解先秦思想家的思想。比如，对于《荀子•王制》篇的理解，我们指出：“荀子认为等级规范（礼）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和谐的根本。……国内和国际规范的本质都是等级规范。……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共识是，严格的权力等级体系有助于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这一点与荀子关于建立等级体系规范才能维护体系稳定的观念是一致的。”[5] 又如，我们指出：“荀子认为，王权是世界上最高的权力，其基础是道义，获得王权是君主实行道义的结果。……霸权是低于王权的一种国际权力，拥有霸权而不能获得王权因为君主的道义水平还达不到王者水平。……荀子关于领导人道德水平对国际体系性质的影响，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研究，但在国别研究中可以找到相似的研究”。[6]
不管荀子的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能否找到相应的研究，这均表明：在我们的思考中，仍然需要将古代的思想与现代的理论相对照，否则无法更好地理解古人的思想。但是这种古今的比较很可能被称为“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容易割裂古人思想的整体性，使其部分思想去语境化，不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古人的思想，因此提倡先要“我注六经”，然后再“六经注我”，甚至“六经注我”是完全不必要的。[7]
对这一批评的回应有两点：一是“我注六经”应当主要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政治思想史学家的工作。他们应当彻底而深入地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注疏，以便后人学习和理解。而国际关系学者主要是借鉴其研究成果，来为建立或发展我们的理论而服务。二是批判者有些过虑了。先秦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多散见于先秦典籍中，缺乏系统性。我们必须首先将其从典籍中“切”出来，这的确造成了某种“割裂”现象，但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如果批评者将这些被“切”出来的语句或段落与我们为其所做的导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导读的内容是非常审慎的，尽量避免了过度阐释和不当类比。
二、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
我们的第二步工作是分别研究先秦主要典籍中所反映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由于那时的学者都是思想家而非理论家，他们对国家间政治的观点都是不系统、不完整的，甚至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将他们的思想尽量系统化、理论化。因此，我们不得不谨慎地使用一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的成果陆续发表在《国际政治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期刊上，并最终集结成一本论文集《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8] 由阎学通教授撰写的第十三章《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的异同》可以认为是对第二步工作的全面总结。[9] 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因此我们把一些文章和评论结集成书，交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
该书出版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并撰写了学术批评文章，有的文章还相当尖锐。[10] 归纳起来，这些批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书中某些概念的批评。比如，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和卡宁汉—克洛斯（Linsay Cunningham-Cross）针对“王”、“霸”这种具有高度道德和文化色彩的概念指出：“许多人对大国提出的道德性观点保持警觉……用中国式的道德观念来代替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以中国的新霸权代替美国的统治地位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它很容易将中国定位为道德上正义的一边，而认为其他方式都是不道德的。因此，他们提倡在讨论道德问题时，首先各方都需要尊重他人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对政治的多样性理解。[11] 他们还批评阎学通对“政治”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明确，几乎包括了所有中国古代价值观的经典术语清单，而且未将政治实力与其他形式的实力或影响加以明确区分。
对于这些学者的批评，我们认为：虽然这个世界上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多样性的政治，但的确是某（几）个价值观和政治形态占主导地位。在当代世界中，自由、民主、和平等价值观显然占主导地位，共和国的数量要远多于君主国。因此，适当的文化和政治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是必要的，但切不可过分。我们无法预知欧洲中心主义未来会被什么替代，但显然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将与世长存。关于诸如“政治”等概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两位批评者可能有些误解。我们并未对“政治”下定义，而只是归纳先秦思想家对于“政治”的界定。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是集中在梳理和理解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而不是做理论建构或问题解决型研究。因此，如果说一些概念不清晰，那也是缘于古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不够严格而导致的。
二是贺凯对阎学通提出的某些概念能否应用于当今世界提出质疑。比如，道德是阎学通所欣赏的“王道政治”的基础。贺凯质疑阎学通将体系主导国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与普世道德联系起来的做法忽略了国家道德，而且如何判断统治者的个人道德水准是很困难的，在这方面缺乏客观的操作标准。[12] 贺凯还认为阎学通所欣赏的另一概念“等级制”实际上对现代国际体系来说是一个乌托邦，根本无法操作。[13]
对于贺凯的批评，我们承认目前尚无统治者个人道德水准的客观判断标准，其道德水准的高低可能也需要通过长期的历史研究来判断，在其执政期间是难以定论的。至于“等级制”，阎学通并不主张以等级代替平等，而是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那种认为等级制已经退出国际关系历史舞台的想法是错误的。
三是对该著作可能引起的政策后果的批评。卡拉汉和卡宁汉—克洛斯指出，阎学通所推崇的等级秩序是西方和中国周边邻国难以接受的，因为国家一律平等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阎学通提出的“小国或弱国服从于中国所领导的等级制度”的想法在东亚很难得到认同。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近两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邻国发生争端后，许多东亚国家开始通过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来制衡中国。
我们承认，各国一律平等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能阻止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某些关键领域建立等级秩序。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华约都是等级制的体现。至于小国是否愿意服从一个大国而不是另一个大国的领导，这取决于大国的相对实力优势以及采取合适的政策。如果未来中国在东亚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而周边小国仍然不愿意服从中国的领导，反而更愿意服从美国的领导，这需要反思中国的对外政策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断言等级秩序是不可行的。
邹磊提出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由王权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如何运作和治理？王权国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王权体系的和平？如果王权国与霸权国同时存在，前者如何应对后者的挑战？如何判断王权国的道德？王权国是否有权力将自身的道德原则推广到世界？等等。[14]
我们承认，在王权国出现之前，上述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正如在核武器没有出现之前确定核大国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不可能的一样。但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超前思考一些问题并无坏处，反而有助于在事情真正发生时有所准备。
四是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批评。张锋担心，研究者用预设的范式和熟悉的标准来研究经典文本是危险的。正确的方法必须是从经典作者自己的情境中去理解他们，而阎学通等人的著作几乎完全忽视了荀子思想的历史政治背景、意义与后果。[15] 对于阎学通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张锋批评称，把先秦思想家分类到一个非常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框架中，虽然可以得出颇具新意的结论，但不排除它可能遮盖先秦思想中一些独特的东西。因此，他建议通过先秦思想来反思当代方法论假定的局限性。[16]
张锋的批评与上文“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争论相类似。先秦思想中的一些概念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在借用时只选择了一部分能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或现象相对应的内容，这是由我们的研究目的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借用到底是否不利于我们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观察尚有待验证。比如，阎学通对荀子的“王”、“霸”、“强”概念的借用，是否能够达到更深刻地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现象的效果，这是我们更关心的，即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过程中，能否更准确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但是必须承认张锋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所幸我们前两步的工作已经为感兴趣的研究者奠定了初步基础，他们可以根据张锋的提议来作相应的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研究相对照，如此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三、借鉴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工作可以说到此为止了，下一步的工作应当是在前两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我们的目的是借古鉴今，即利用古人的思想来丰富、发展、弥补甚至替换现有的理论，也就是创新。2011年初，阎学通教授发表了《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一文，这可以视为新阶段工作的开始。[17] 在这篇文章中，阎学通借鉴荀子的“王”、“霸”、“强”三分法，指出体系主导国的性质决定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而其自身行为是影响国际规范演化的主要路径。
自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以来，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只强调实力、不考虑道义的做法多有不满。他承认这可能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的后果之一，而经典现实主义者是强调道义的。比如，摩根索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中的第四项原则就是讨论道德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摩根索认为，道德要求和政治行动成功的条件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必须把道义原则渗透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加以贯彻。[18] 阎学通对第四项原则的理解是：利益（指物质性利益）和道义都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当两者不存在矛盾时，国家可以同时追求利益和道义；当两者存在矛盾时，国家通常先确保利益。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体系的主导国和崛起国会争夺道义制高点，并将自己的道义原则固化到国际规范中。
在《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一文中，阎学通提出主导国影响国际规范演化的三种路径：示范—效仿、支持—强化、惩罚—维护。[19] 他认为示范—效仿是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路径，其精髓是人们熟知的“以身作则”。他认为：“示范—效仿的路径与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和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的劝说路径[20] 有本质的不同，劝说路径强调霸权国通过话语权来促进他国遵循其所提倡的国际规范，而示范—效仿路径是主导国通过以身作则来促使他国遵循相同的行为规范。劝说路径无法排斥诱惑和威胁，而以身作则是样板作用，是使对方自愿地效仿。主导国不遵守自己所倡导的国际规范也能劝说他国遵守。例如，美国违反《核不扩散条约》与印度进行核能方面的合作，但是仍能说服韩国不以发展核武器来回应朝鲜的核试验。然而示范—效仿的路径只有在主导国遵守国际规范的前提下才能产生作用。”[21]
这篇文章的政策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思考中国崛起后应当提出什么样的道义原则，并据此促进国际规范的转型。对于这一点，阎学通本人有一些尚未完全理论化的有趣观点。他在2012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由主义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促进新型国际规范形成的空间。……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是现代国际规范最主要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并非没有超越的空间。在中国‘礼’、‘仁’、‘义’的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可以提出以公平、文明、道义为原则的新型国际规范。”[22] 在2013年初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阎学通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一套符合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观的观点，并认为这套价值观的核心应当是“公平、正义和文明”。[23] 他还自信地认为，这优于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
四、对古代中国和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研究
许田波曾质疑阎学通借鉴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是非历史的，好比在沙滩上盖大楼，地基不稳。[24] 张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我们确实需要关注事实，但并不是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事实，而是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史实。”[25] 虽然这两位批评者的提醒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在前两个阶段的工作旨在梳理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关注历史不是这两个阶段工作的任务。当转入第三阶段后，思想与历史并重是必需的。阎学通在《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一文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尽管该文仍然是思想重于历史。
2011年初周方银发表了《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一文，标志着清华团队成员开始进入古代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研究领域。[26] 该文运用博弈模型对中国古代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既有学术意义，也有政策意义，但政策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其学术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关于朝贡体制研究的既定框架，从中国与邻国策略互动的角度揭示朝贡体制的内在逻辑。朝贡体制向来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国际关系学者此前几乎无人涉足。历史学家对朝贡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朝贡的理念、制度、礼仪，各朝代外国朝贡使团的人数、活动、礼物、路线、贸易，等等，但几乎无人对朝贡制度背景下的中外关系互动策略进行研究，这正是政治科学家所擅长的。周方银发现小国对大国的最优策略是骚扰，但不能骚扰过度，以免引发大国的军事惩罚。而大国对小国的最优策略是怀柔，但不能怀柔过度，以免引发小国的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所以大国和小国需要寻求双边关系的平衡点。
该文的政策意义在于，它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自1949年以来与某些与我有陆地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这些邻国企图以“切香肠”的方式蚕食中国的领土或权益，又注意不引起中国的强力反弹；中国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可能不愿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甚至可能暂时默许对方的某些行动。但当这些国家不断地“切香肠”，以至中国忍无可忍时，就会以一次强有力的反应（通常是军事行动）来回击，迫使对方全部或部分放弃已获的利益。此后双方关系重回一个均衡点，同时又开始新一轮重复博弈。
2012年，周方银根据春秋时期的历史撰写了一篇分析“尊王”策略的文章。[27] 该文分析了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争霸行为－－尊王。他认为“尊王”是一种在松散等级体系下较为有效的争霸策略，因为它是一种合法化的崛起方式，既可以减少体系内中小国家的担心和反对，也有助于孤立和威慑竞争对手。该文虽然通篇都是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但也有现实意义。周方银在文末指出，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避免只是从欧洲的经验来理解大国崛起和争霸行为，……对于我们理解未来东亚秩序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周方银最近在与作者交流中解释称：“该文讨论的是大国争霸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可以体现东亚与欧洲的历史经验存在一定差异。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争夺的重点之一是以合法的方式获得权威。欧洲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战争不一定是东亚地区的未来。由于未来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可能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因此，东亚秩序的演化（包括这一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特别是对于大国争取权威的方式及其条件和有效性的讨论，以后的研究也许会取得更多成果。”人们会发现，中国在崛起过程正在实施某种“尊王”策略。比如，中国非常重视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的作用，强调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等等。
2012年，徐进同样根据春秋时期的历史撰写了一篇分析“尊王攘夷”的战略效用的文章。[28] 作者发现，“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取决于战略对象的价值。当战略对象的价值高时，战略的效用大；当战略对象的价值低时，战略的效用小；当战略对象无价值或价值消失时，这一战略就会被抛弃。事实上，这个发现与周方银分析“尊王”策略的发现有些类似。周方银指出，春秋国际体系越是松散化，“尊王”策略的效用就越是下降。[29]
徐进文章可能的政策意涵要大于其学术发现。作者指出，如果我们抛开“华”、“夷”等具有东方色彩的政治概念，而把春秋时期的“华”、“夷”之别看成两类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预期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现象与事件。比如中国将中美关系视为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类似于春秋时期的“尊王”战略。当中国持续崛起导致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时，未来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效用会随之下降。又如，楚国“由夷入夏”的启示是中国应当继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缩小与美国在政治、思想、教育及文化上的差距，使美国今后难以以意识形态为题而鼓动制衡同盟。[30]
对古代中国和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并非新生事物，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已经作出非常杰出的贡献。[31] 清华团队成员在这方面只能算作新手，他们的成果尚未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较大反响。[32]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对外关系经验的确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型宝库，有理由相信，清华团队成员未来还会利用这个宝库做出更有价值的研究。
五、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发展方向
虽然由阎学通教授领衔的清华团队在“清华路径”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可能会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一）创新步伐放缓
清华团队在前两阶段的工作参与人员较多，士气高涨，成果较多。发表了多篇论文，编辑出版了三部著作。而从2011年转入创新阶段后，团队成员发表的论文明显减少，亦有不少成员转向其他研究领域。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术创新的困难程度要远高于学术梳理。梳理需要研究者耐心、细致地花费大量时间去阅读、梳理经典著作，然后将他人的成就以更好的方式体现出来，便于大家学习和批评，但梳理工作本身不具有创新性，它只是创新的前奏。梳理工作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创新不是靠人多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少数人的独特能力，特别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清华团队成员的学术素养仍有待提高。借鉴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与历史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研究者既精通国际关系理论，也熟知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历史，因此研究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清华团队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国际关系领域，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知识储备不足，虽然可以借助于现代学者的白话文解读来大致读懂典籍，但要做到精深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就十分困难了。
我们已经意识到上述两个困难，亦曾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吸纳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但应者了了。这说明该研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处于一种“小众”状态，依赖少数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的坚持与努力。研究者发表的文章不一定多，发表周期也可能比较长，但力求高质量，能够引起国内外学界的争鸣与批评。
（二）两种研究取向暂未融合
如上所述，清华团队成员在坚持“清华路径”的同时出现了分别侧重于思想和历史的两种研究取向。虽然研究者在两种取向上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两种取向也有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将可能开辟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融合的途径可能有两个：侧重思想、兼顾历史或侧重历史、兼顾思想。阎学通教授在前一条可能的路径上作了初步的尝试。他在《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一文中借用荀子的“王”、“霸”、“强”思想来构筑关于国际领导权的理论，但在论证过程中也使用了中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历史案例。另外，他还设想在“礼”、“仁”、“义”的传统思想基础上建立一套以公平、文明、道义为原则的新型国际规范。如果他欲将这一设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引用中国历史案例想必是不可或缺的。
清华团队成员尚未在后一融合路径上有所成就。据悉，国外有学者尝试开展一种“斜向比较”研究，即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某一现象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一国家间现象作比较。比如，可以比较美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与清朝中前期清帝国与其周边朝贡国的关系。如果清华团队的成员开展类似的研究，可以尝试在侧重历史的基础上兼顾思想。比如，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对当今同盟体系的作用和对中国某王朝与其朝贡国的作用有何异同。
（三）缺乏核心概念
张锋指出，他之所以称清华团队的工作为“清华路径”而非“清华学派”，是因为“清华路径”的三个特征尚不足以构成“清华学派”。
一个学派必须在某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例如，英国学派以多元性方法和“国际社会”这一标志性观点闻名。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借鉴语言行为理论提出“安全化”理论，并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安全问题的社会构建。政治思想史中的剑桥学派则通过分析“语言”的含义与语境的独特方法，融合了政治史与思想史。目前清华团队在古代中国思想、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方面，缺乏在方法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清华学派的建立尚需在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上的诸多努力。[33]
我们完全赞同张锋的上述论断。从“清华路径”到“清华学派”，清华团队还缺乏一个像“国际社会”或“安全化”这样的核心概念。张锋称阎学通为“道义现实主义者”，并预言这种道义现实主义不仅有理论潜力，也有政策意义。[34] 在道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清华团队还必须创造一个概念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否则道义与现实主义将始终处于“两张皮”的状态，不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们认为，阎学通对世界主导权和新型国际规范（公平、正义和文明）的强调可能是未来提出一个核心概念的着力点。
结语及展望
本文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清华路径”的形成过程，总结了其成就和不足，同时指出了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要将“清华路径”上升为“清华学派”，清华团队还需要在思想与历史的融合、道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两方面下工夫，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将新型国际规范的设想系统化和理论化，进行斜向比较研究。此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尝试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清华路径”的提出是以阎学通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在尝试运用中国本土资源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作出的可贵努力。[35] 最近一篇有关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的学术评论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整体理论创新水平虽未有明显提升，但涌现出一些具有相当水准的创新成果，特别是出现了宏观层次的原创性理论。[36] 但该文也尖锐地批评称：非创新成果仍是中国理论研究的主流，梳理型、口号型的成果仍然充斥于中国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37]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增长知识，在于通过理论创新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世界，因此理论创新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与进步至关重要。找到并解决某个重大核心理论问题是建立原创性理论并继而发展出一个理论学派的前提。遗憾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虽经30年的努力，但仍未找到这样一个问题，因而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学派。我们希望，在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到来之前，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