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陈东晓院长接受上观新闻专访，谈国际抗疫合作与全球治理。本文为访谈的上篇。

        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学者来院里拜访的人数明显减少，代之是一场场跨越国界与时差的视频会议，“今年是上研院建院60周年，之前计划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将做较大调整。”陈东晓介绍，现在已经举办了4场主题为“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和维护中美关系”的讨论会，接下来还会就中国与联合国机制、中日、中欧、中俄、中国与东南亚等主题进行多场对话。

        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长期从事全球治理与中美关系研究。“我不敢妄称在这些领域有多少代表性，但愿意分享自己的一孔之见。”陈东晓说。而我们的对话，就从当下不少国家采取的“锁国”措施谈起。

从广义全球化概念来看，现状可能不那么悲观

上观新闻：有些国家在这场疫情的表现，让人想到这些年的热词“逆全球化”。

陈东晓：现在大家口中所言的这轮“全球化”，主要是指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苏东欧市场被纳入西方市场体系中，以及中国通过自主的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再加之进入新世纪后，包括非洲、南亚等广大发展中地区也逐步加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入以美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供应链与价值链中去。

        “全球化”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推动，第一是国际关系。冷战后大国关系缓和；第二是资本利润最大化推动。在欧美市场的利润洼地收窄、市场空间萎缩情况下，资本向成本更低以及潜在的更大的终端市场流去；第三是通讯技术推动。远距离的迅即信息和思想交流日益简便和高效。

        这些年所谓“逆全球化”的出现，也是由于上述三大动因出现新的变量。国际关系上，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明显加剧。美国日益以“零和关系”看待美中经贸关系，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决定经贸关系的一个前置考量。

        资本因为追求效益最大在全球布局后，势必导致欧美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发达国家中的那部分因产业转移出现的“失利者或失意者”，认为自己权益被全球化剥夺，导致国内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强劲抬头，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呼应这种诉求。我想，之前跨国公司宣扬的“股东利益至上”及“效率唯一”观点应该已经走到尽头，开始像钟摆一样摆向另一个方向。

        此外，作为生产力代表的科技，还没有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出现一波革命性的爆发，还没有达到能强有力催生新产业暴发式发展的阶段。

上观新闻：这场疫情会不会加速“逆全球化”的速度？

陈东晓：从狭义的全球化概念来看，疫情确实对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物流、人流、贸易流短期内出现了停摆。全球价值链分工最深的东亚和欧美地区，目前受到的影响最大。世贸组织做过测算，2020年世界贸易额在前两年已经开始下降的基础上，再降低13%到32%。2021年会不会恢复？我谨慎看待。

        现在疫情在一阶段一阶段发展，从东亚地区到欧美地区，并向非洲、拉美、南亚等公共卫生能力薄弱的国家蔓延。国际交流不会在短期内恢复到原来水平。国际旅游组织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旅游流动人口14.56亿，2020年会下降20%到30%。这样的预测可能还过于乐观。今年全球经济大体上都是负增长，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但从广义的全球化概念来看，现状可能就不那么悲观。一方面，按照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作为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全球间的信息流、数据流、思想流流动数量和速度在加快，并没有出现逆转，尽管也面临数据跨境问题的国际争议，以及数字经济存在碎片化的压力。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世”，特征就是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换言之，在人类占主导地位的系统中，人类活动深刻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界反作用到整个人类体系中去，这样的互动关系只会越来越深化。如今人们经常会用“超级关联”“远距离关联”“蝴蝶效应”“雪球效应”等概念，都在强调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假使新冠疫情发生在一个互相隔离的时代，怎么会如此巨大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这次疫情反而会加深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体系的认识。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和挑战越严峻，从理论上说，越有可能推动国际合作、国际间协调的意愿。既然客观上我们已生活在一个人类生态社会系统中，即便在短期内经济上的关联有所调整，但想退到过去互不关联、互相隔离的状态，是不可能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超级疫情所引发的超级冲击，考验的是各国的“抗打击能力”

上观新闻：虽然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体系中，但感觉经过这场疫情，世界的民意被撕裂了？

陈东晓：疫情就像是面镜子，照出世间百态、善恶美丑、人心向背。我们看到各国医疗卫生工作者、工商企业、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巨大付出与牺牲，推动国际间医疗合作，努力去战胜人类共同敌人，显示出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但与此同时，围绕疫情及其背后的政治问题、道德伦理、意识形态，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在加深。比如说，美国一些政客就故意称“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挑动美中民间情绪。

        对此我只能引用一个观点：理想的全球主义者会认为，当人类面临巨大威胁时，应该会增强合作意识一起对付敌人。但更多的是，即便威胁再大，也有人宁愿与敌人合作来消灭对手，而不愿与对手合作来消灭敌人。当前，合作的力量同对立对抗的力量同时存在，相互博弈。大灾大难不等于能使人们自动摒弃原来的对立和不信任。持久的合作需要许多条件，包括利益的纽带、共情的观念、互利的机制等。

上观新闻：疫情将如何改变当前国际格局？

陈东晓：影响国际格局的首先还是国际的权力与权势变化。过去有种判断，从长周期看，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加速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为它们提供从现代化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跃升的机遇。这是学界近年来所持的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观的主要依据。但是这场大疫情正在打乱这种“东升西降”的节奏，国际力量格局演变是否会继续沿着原来的逻辑发展，需要再审视。

        现在可以判断的是，超级疫情所引发的超级冲击，考验的是各国的“抗打击能力”，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能独善其身。现在相互比拼的是哪个国家防控得力、率先走出疫情影响，就能抢占先机，反之就有可能失去机会甚至一蹶不振。按照这个逻辑，发达经济体中的头部国家，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如德国、北欧等在短期内遭到重创，但经过一系列防控措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率先恢复的机会显然会更高。

        反观不少新兴经济体，情况就差别很大。中国在遭受第一波疫情打击后，能够在2个月左右通过“人民战争”方式扭转抗疫局面，目前在防控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正加快全面复工复产复业。

        但其他国家让人担心。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疫情存在诸多不确定和不乐观，经济社会的负面冲击显著高于事先预期。更不要说那些公共卫生能力更弱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疫情不仅会对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更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失败。当然，我只是提出了一种比较坏的情景。目前来看，如果国际社会缺乏超级合作应对举措，这种情景发生的可能性正在成为现实。

上观新闻：也就是说全球“东升西降”的格局会出现根本变化？

陈东晓：“东升西降”概念的范畴可能在调整。我们原先讲的“东升西降”更多是政治范畴的概念，“东”是指非西方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现在“东”更有可能是个地理范畴的概念，更多指东亚地区。总体来看，东亚各方——中日韩等国，在抗疫中都表现得比较好，有可能以一个整体地区形式率先走出疫情，赢得发展先机，那就有可能形成地理概念上的“东升西降”。

科学、理性地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协作抗疫

上观新闻：一种观点认为，疫情是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与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陈东晓：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前几年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强调了国家和政府的效能建设。新冠疫情蔓延后，他接受采访时又提到这个命题。我个人认为，按照政治学原理，政府有多重属性，其中对国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是检验政府是否合格的基本指标，无论它是什么国体和政体。疫情考验每个政府的应急能力、公共卫生防控能力、医疗救助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等。从这点上说，对每国政府的检验标准都是一样的。

        但政府治理能力真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无关吗？比如说，在这场疫情中，到底是坚持“以人为本”还是“以经济增长为本”？这体现出不同政府的不同政治立场。我们国家提出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牺牲短期经济增长来保护民众身体健康和安全。为什么欧美各国有着相对更好的医疗卫生能力，但政府没有用好中国提供的前两个月宝贵时间窗口？除了所谓轻敌之外，相信也与它们政府所持的价值观有关。

        欧美各国的选举政治，其实质是各种经济利益集团主导和推动的政治。出于本能，它们更关注如何确保自己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甚至在对病毒无法准确判断其严重性的情况下就提出“群体免疫”，导致欧美疫情一段时间内处在高位运行。事实证明“群体免疫”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这不仅是西方国家的能力问题，更反映体制的价值观念。

        再比如，在国际合作方面，美国政府现在谈的是“美国优先”或“本土优先”，我们讲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国际合作”。按理说，美国的医疗水平应该是世界最强的，但它现在不愿意为全球抗疫作出更多贡献，甚至以所谓“世界卫生组织被北京控制”这样荒谬的借口，暂停资助世卫组织。我们知道，世卫组织及其数千位工作人员正奋战在全球抗疫和其他各种传染疾病的一线，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的讯息和知识，以及应对疫情的医疗资源国际协调。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断供”政策这不仅是反常识的，而且更是反人道和反人类的。而中方在做好自身防控疫情的同时，向世界多国派出医疗小组、提供大量抗疫物资援助。这是价值观上的不同，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别。

上观新闻：有媒体说，中国现在全球抗疫中扮演二战后的美国角色，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您是否同意？

陈东晓：我不同意。媒体为把内容写得更生动，会用一些比喻。但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任何比喻都是片面的。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的背景是美苏冷战大幕拉起，美国担心更多的欧洲国家倒向苏联阵营，推出大规模的经济救助计划。尽管客观上帮助欧洲国家恢复经济稳定局势，但我们不能忽视“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战略寓意。我们国家目前采取的海外援助措施，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主义观点，希望帮助其他国家尽快战胜疫情，绝对不是“马歇尔计划”所蕴含的狭隘的、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冷战思维。

上观新闻：那么这次全球抗疫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东晓：我想至少有三重角色。一是全球抗疫物资的可靠的供应源。国内企业陆续复工复产，我们国家是全球医疗物资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个时候可以为全球提供可靠物资保障。

        二是全球抗疫经验的分享方与供应方。之前，我们国家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的防控经验也是最多最全面的。近期，国内像张文宏教授这样的专家与多国政府卫生部门、医疗机构进行视频连线，就是在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应对共同的敌人。

        三是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的坚定捍卫者。目前将疫情政治化的情况特别明显，极大影响全球多边合作。我们应该在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用科学、理性的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协作抗疫，使其他国家尽快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生活秩序。

        在这三个领域，中国已经做出重要贡献，今后应该有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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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上观新闻，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