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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COMMENTARY
综述∣“加速分裂的世界与日趋恶化的地球: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国际合作的反思”视频研讨会
于宏源 2020-05-13

   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治理变革的需求变得更为凸显和紧迫。国际科学界有鉴于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自然系统所业已产生的全球性影响,向全球决策者们提出了全球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世时代的预警,并对可能发生的全球系统性风险开展分析研究(国际科学理事会未来地球计划)。目前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灾难验证了联合国减灾署(UNDRR)《2019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GAR2019)所强调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危机是级联的,灾难正在迅速引发更多的灾难,变得更加复杂和致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全球扩散沉重冲击了已经处在高度不确定性中的国际环境,国家间的互信在迅速流失,本应在共同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国际团结与合作并未出现。虽然目前尚无法全面评估全球疫情造成的影响,但一般的认知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已发生深刻的、或许是难以逆转的变化。

    5月1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加速分裂的世界与日趋恶化的地球: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国际合作的反思”视频学术研讨会。在会议开幕式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执行主任韩群力、综合风险防范计划(IRGP)执行主任叶谦分别致辞。与会代表结合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对新冠疫情等背景下的国际合作未来发展问题作了充分而深入的探讨。以下内容按与会者发言要点整理而成。

    杨剑副院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陷入停滞。各国不仅需要努力防控疫情,更要建立基本信任,促进交流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进程。

    韩群力主任指出,新冠疫情表明现有的国际治理系统的确存在缺陷和隐患。应特别加强对系统风险和新风险的研究,合理定位,开展合作,以增进国际互信。

    叶谦主任指出,虽然科学界早就对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影响发出预警,但由于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计划,全球应对捉襟见肘,这需要科学界对未来国际合作展开认真反思。

一、国际合作基本框架与要素回顾


   绿色气候基金国家项目开发部主任协调员李利锋表示,新冠疫情对气候变化有直接的短期积极影响和间接的潜在长期负面影响。短期来看,疫情限制了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从长远来看,新冠疫情对气候变化可能会有间接的潜在长期负面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及全球各国在恢复重建与刺激经济过程中,需要遵循绿色发展、低碳重建、资源循环利用的原则,以期避免或减小经济刺激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长,最大限度地实施绿色刺激,达成经济、生活与环境协调一致的恢复与发展目标。

   新西兰国际全球变化研究所(IGCI)高级气候研究员李银鹏指出,新冠疫情的挑战是“人类世”所必须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全人类应对类似全球性问题的一次初步的考验。各个国家和人们对疫情的应对,可能是在急难来临时的应激反应,人们需要更冷静的思考和长期的计划。国际合作已经受到民族情绪、国家主义、经济活动和交通的限制等诸多方面影响,特别是经济和贸易影响。疫情过后不仅是回到正常,更需要从“人类世”健康的视野和角度,找到更好的发展之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闯指出,在中国科协联合国咨商专家委员会的框架下,启动了“新冠病毒肺炎知识与数据信息系统”,以枢纽站的方法论,坚持权威性、时效性汇集、分类、连接、上网服务,得到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学术组织的重视并参与到国际疫情有关的联网系统中。在国内外媒体平台不对等的现状下,应充分发挥科学传媒的作用,提高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层面在科技领域以及科技对全球决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全球变化研究团队与人工智能团队合作,将全球变化知识和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性融合作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原联合国特别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天气与减灾服务司司长汤绪指出,“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大致诠释了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世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一些人鼓吹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或者提出“重启全球化”试图重新分配西方利益。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全球化的步伐因这些思潮戛然而止。当然,在全球化的演进中,变化、演化是高概率事件。不确定性究竟会催生出哪些变局,正成为全球范围内政策制定者前瞻的靶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卷乐指出,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国的国内数据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全球“数据汇集”(Data Together)等倡议中的影响和领导力还较弱。建议抓住这一重大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建立全球自然和社会科学数据本底,引领和参与重大科学数据计划,加强国内科学数据中心群体协作和国际合作,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仙台框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实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指出,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地位,主要国家资源战略围绕其服务。随着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资源战略与地缘政治逐渐融合。全球资源治理规则是基于地理分布下的资源消费主导国和生产国的博弈而产生的,地缘政治事件不断影响着全球资源体系,当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在能源治理领域的解释力与适用性在不断降低。相比之下,全球市场在资源治理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如2020年负油价并不意味着这种资源规律出现逆转,实际上是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资本操作过程极端化的反映。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军指出,从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国际合作架构非但不应该被打破而且应该得到加强。从东西方对话的角度来看,当前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架构实质是由欧美主导的,尽管疫情暂时割裂了国际社会,但国际化的大势不可扭转,因为西方社会自身有国际合作的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合作。疫情结束后,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灾防灾的国际合作有望成为重启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行者。

二、疫情对国际合作基本框架与要素的影响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新时代中国要更好地参与、贡献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和外交思想,准确分析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和新特征,为共同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故事,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员陈迎指出,疫情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影响是短期推延谈判,气候议题边缘化,大国关系整体恶化。能否重回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正常轨道,并转为加强国际合作,关键看人们能否从中反思,吸取教训。疫情给应对气候变化的启示是,需要提高风险意识,提前预防早行动,建立应急与常态化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IRDR)国际计划办公室执行主任韩群力指出,地缘政治会不可避免地深度卷入国际抗疫,疫情也正在被一些国家政治化。预计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乏力,缺乏共识甚至分裂的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有必要在维护多边合作基本原则和国际现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寻求新共识,尽快找到新的合作方向、政策目标和支点,并同时准备具体可行的应对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元玲指出,当下很多国家正在被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苦难所笼罩。此刻的重点不是争论对与错,而是让我们更深层次地“看见”。既看见相同,这相同让我们彼此联结,人类需要彼此协作,才能共渡难关。我们还要看到差异,这差异促使我们反思,并利用这差异促进自我的成长与更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风险治理创新项目实验室主任张强指出,全球将进入后疫情时代、乌卡时代(VUCA )和“人类世”时代,在风险新常态下灾害风险管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他基于“制度-社会-地球-经济-技术(ISEET)”框架简要讨论了新常态下的灾害风险管理以及应急管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杨赛霓指出,这场疫情让全球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每个人的重要性,也切实地看到了缺乏国际合作和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同时,由于这场疫情的政治化趋势在不断增强,既给减灾国际合作带来复杂的影响,也带来合作的契机。

三、未来国际合作基本框架与要素变化评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吟隆指出,中国与欧美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差别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差异。中华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西方文化中骨子里的丛林法则与弱肉强食,在这次抗疫行动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性传染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在这次疫情之后,亟须建立新的国际规则来防控此类灾难事件的再次发生。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要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人类普世价值观。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信息学部政策与媒介研究院教授严网林指出,国际合作领域原本就是一个欧美主导,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追赶、参与的世界。由于政治体制、价值观念、主权外交等因素,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国际科技合作似乎貌合神离,新冠大流行可能加剧这种裂痕。一方面,今后中国如何主导、参与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成果,推动产业和社会转换,需要从国内国外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度思考,包括科研机制、成果评价、社会参与、人才培养和引进等。另一方面,新冠大流行对于人类社会既有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合作是必然趋势。中国是否可以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先行先试,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继续教育中心主任曲炜指出,当前中国青年参与国际合作的数量虽略有增加,但总体力量不强,还处于“被动型”参与、“形式”参与阶段,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很少参与项目管理、议题设置和规则建立。突出表现为:缺乏参与意识、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后疫情时代一方面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更为迫切,但另一方面使得国际合作中的角力更加激烈,中国青年是否能够适应这种局面,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运”。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