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举行气候变化首脑会议是自2009年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首次就气候议题齐聚联合国。会议的主题是“催化行动”(Catalyzing Action)。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仅邀请12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会，也邀请了相关公民团体、商业和金融机构参会，真正实现了全球问题、共同行动的理念，峰会承诺在2015年法国巴黎第21届缔约方大会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新协议，并在2014年12月秘鲁利马第20届缔约方大会上，就该协议的第一稿达成一致意见。本次峰会实际上是气候谈判的一个拐点。以往的全球气候谈判以大国政治主线，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相关气候谈判阵营，如欧盟、伞形集团、77国集团加中国、小岛屿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展开激烈博弈。然而随着气候风险加剧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出现了新的趋势，各国纷纷开始强调务实的气候行动，从这次峰会进程来看，已经进行二十年的国际气候谈判也进入了逐渐从“政治博弈”回归到“气候行动”。

在联合国峰会上联合国官员指出：“人类正在见证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 根据报道，不仅如此埃博拉等病毒也和气候变化有关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空气污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健康污染威胁。大约每年有700万人死于来自于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污染。而因为气候变暖，西部非洲的湿热环境还将不断导致埃博拉等病毒向全球蔓延。由于2011年以来，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过半，谈判效率受到质疑，很多发展中国家付出的气候带价越来越大，因此世界各国都开始强调以立刻行动来应对日益发展的气候灾害。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进展。但让我们再次表明我们正在见证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而且穷人和弱势群体已经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必须行动，这样他们才能在巴黎会议之前把他们的计划放到桌子上讨论。”[1]
随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陆续推出，科学报告不断警示世人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气候治理的紧迫性，联合国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确认了气候变暖的事实，并预测到本世纪末地表温度可能比1850-1900年增长1.5-2摄氏度。届时长时间的高温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降水的地区分布将更加不均。气候变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已经出现不可逆性，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
做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如此甚嚣尘上的时候，无疑给中国参加气候治理提供了压力与挑战。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有着参与气候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做为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进行气候治理可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西方国家及媒体不断散播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不负责任，中国搭便车等言论给中国参加气候治理施加压力。
传统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核心角力和博弈主要来自中国、美国、欧盟三方，各种其他势力依附此三者形成不同的集团影响着总体的平衡和声势，然而随着联合国平台谈判能力下降，地区性集团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成为谈判中的重要力量，表达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造成国际气候谈判各方局势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国政府的变化：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多数政府首脑从未作过关于气候变化的演讲。上一次峰会是五年前在根本哈根举行的，多数现任的领导人在当时都未上任。
这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集团利益逐渐分化。首先是小岛国虽然在地理上分布分散，但是其共同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气候谈判中一支重要力量。其次是非洲集团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与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共同语言日渐增多，除了对发达国家减排、提供支持等方面的一贯要求外，也出现了要求新兴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和提供支持的苗头。再次做为能源供应国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阿拉伯联盟中由于有许多成员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出口，因此对于严格的全球减排安排始终持消极态度。第四拉美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自己的分化，哥伦比亚等部分拉美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上与美国联系密切，在气候谈判中也积极呼应美国的主张。但是巴西、阿根廷等另外一些拉美新兴经济体国家，则跨地区与中国、印度、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形成“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等联盟，避免为本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设定过于严格的量化减排任务。还有委内瑞拉等一部分拉美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展斗争，这一形势也传导到气候谈判中。
发展中国家大集团中的这些利益分歧，使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逐渐处于下风。欧盟 小岛国、伞形集团 AILAC（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独立联盟）的格局，逐渐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以七十七国集团 中国为主体的团结。
此外，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变化的重要方面是各方都在试图提出新的理念。包括奥巴马和英国首卡梅伦在内的一些领导人指出，现在没有必要在经济增长和减少排放之间做出选择：各国可以同时兼顾两者。他们的发言的依据是峰会举行前一周发布的重要《新气候经济报告》，该报告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有关气候行动经济效益的新权威证据。
由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分化组合，削弱了做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这无疑为中国参与气候治理博弈带来一些压力。既有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在国际机制中搭便车的压力，又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家指责中国不负起减排责任的道义压力。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作用，尤其是欧盟表现为尤为积极。但是目前国家气候治理出现了新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推动气候治理的热情不断下降，国际社会亟需凝聚共识推动发达国家增强气候行动。
主要发达国家的气候行动力下降。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各方利益逐渐“水落石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治理的热情在下降。英国著名的十九世纪的政治家帕麦思顿指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套用这句话，在国际政治议题上上面，利益也是永恒的。当前对于欧盟来说，乌克兰等地缘危机、内部分裂和债务危机取代气候变化和低碳问题，成为首要问题，欧洲民众和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大幅度下降。做为传统上推动气候治理最积极的欧盟国家近期有“熄火”的迹象。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任期接近过半，按照美国政治的规律，此时的奥巴马已经逐渐的向一个“坡脚鸭”总统过渡，随着美国气候变化立法已经停止，美国大幅度减排和气候行动受到国会的制约。加拿大政府借口无力支付违反《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罚款而退出，日本因核电站事故而放弃了25%的减排目标。而俄罗斯的主要精力也主要用于与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博弈，对华沙会议几乎所有议题都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就是国际经济形式的发展。由于金融危机和技术革命，发达国家减排难度大为缩小，到2012年，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1990年比较已下降近18%，也就是说欧盟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要比1990下降20%的目标已基本上可以达到。美国因出现页岩气革命，其减排量达到15%左右，2020年减排17%的目标也可以做到。这一趋势导致欧美国家在推动减排方面出现了两大趋势，一个因此欧美政府对于推动自身减排的意愿在下降，另一方面推动联手要求新兴大国减排目标的动作大大强于以往。发达国家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距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总目标仍有相当距离。因此联合国峰会前夕，美国和欧洲纷纷爆发游行，希望推动发达国家提升气候行动的雄心。
做为原来推动气候治理的发达国家的行为方式的转变，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压力：发达国家联手试压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无疑增加了施压的力度；但是发展国家迟迟不愿意兑现自己的承诺，考虑到目前的国内发展形势，在此之前中国不可能在减排方面做出大的让步，这就又为西方国家制造了施压的舆论。

与政府领域推动气候治理乏力的局面相对应的是私营部门对气候治理的兴趣越来越大。其实私营部门对于国际气候治理的兴趣由来已久，只是在此之前，国际气候治理是由政府、私营等不同行为体承担，缺乏行动协调和联系网络，2013年华沙大会确定“国家自主确定贡献”后，各国政治承诺和企业社会的气候行动更需要有效衔接。因此联合国强调搭建联合国、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协同进行气候行动的有效平台；强调气候和后千年发展议程紧密相关，峰会强调的能源、空气污染、城市和交通、可持续农业和林业、适应气候和减少灾害风险、融资和可持续经济等议题与后千年发展议程交相呼应，气候峰会成果也会融入到发展议程的后续谈判中。
在这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还同步召开了企业论坛。企业论坛是气候峰会的一部分，并为政府和商业团体证明其领导力量提供了平台。来自各国的企业家讨论如何通过长期的战略、投资和政策实现公正和公平的气候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农业、能源、森林、城市、金融、污染物、恢复措施、运输等。相较于由主权国家主导的气候峰会无休止的吵吵嚷嚷。在企业气候论坛方面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24家全球主要棕榈油生产商及大宗商品交易商承诺，到2020年对零净砍伐森林的目标做出贡献，并与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及土著人合作，确保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供应链。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和农产品零售商承诺，调整供应链，减少排放，加强气候变化适应。他们将协助5亿农民参与这一过程。民间金融界领袖呼吁建立一个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投资环境。他们宣布了以下承诺：
主要商业银行宣布，到2015年，他们计划发行价值30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并在2020年将气候智能型发展的资金投入量增至现在投入量的10倍。机构投资者联盟承诺，到2015年12月，将实现1000亿美元投资的脱碳工作，并测量和披露至少5000亿美元投资的碳足迹。 保险业则承诺，到2015年底，将其绿色投资增加一倍，达到840亿美元。
除了私营部门以外，其他一些非主权国家行为体也在为气候治理提供自己的力量：来自北美和欧洲的三大养老基金宣布，他们将加快对各类资产的低碳投资，到2020年该投资额将超过310亿美元。代表2000多个城市的“全球市长同盟”（Global Mayors Compact），再次承诺利用公共和私有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228个城市将设定温室气体的自愿减排目标和策略。如果目标实现，每年将可减少2.1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潘基文指出：“包括商业和金融部门在内的私营部门不断公布气候行动方案，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活方式及商业行为上解决气候变化危机的可持续性。”
当前一个新的主推气候变化治理的因素是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是气候行动的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放在气候变化领域就是：科技是第一要素。在本届峰会上，欧洲强调“2030年气候和能源政策框架”，强调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从气候智能型农业到整合水资源管理，并提出并从可持续性的交通运输到更清洁的城市转型。美国则突出页岩气革命对电力减排的贡献，即新电厂排放标准和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其他国家也在展示了加快减少排放进展和加强以下领域的复原力而采取大力行动和提出有利办法。在国际谈判中当个方面临巨大的利益冲突时，往往会限制住谈判的进展。而解决利益冲突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保持存量，培养增量。这些新技术的进步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有效缓解此前各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担心：各方都担心本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承担的责任过大而影响本国发展。在这方面技术进步很好的诠释了“保持存量、培养增量”的意义。

前文已经阐述了当前国际气候治理领域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和新变化。这些新趋势和新变化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压力：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行减排压力日益增大。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责任和地位不断发展变化。原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体上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现在由于前文论述的形势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正逐渐转变为排放大国和排放小国之间的矛盾。排放大国与小国的划分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并得到了欧盟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这种划分的依据是现实排放量和减排潜力。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新高，达340亿吨，其中中国和印度的排放占总量的三分之一，与OECD国家相当；中国的人均排放为7.2吨，仅比欧盟水平低0.3吨。[2]奥巴马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就气候问题达成一项雄心勃勃、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协议。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排放国，有着特殊的责任，率先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欧盟催促中国和美国扮演积极作用,欧盟气候谈判代表赫泽高称：要想气候谈判成功，中美两国必须接受严格的减排目标，并提供资金来帮助穷国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赫泽高认为，中国的人均排放已经超过欧洲的人均排放，且一直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3]这一压力无疑是将原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盟打破，使中国陷入孤立。
现在面对全球治理方面存在的压力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而不能消极被动的等待和观望，气候变化不同于其他议题，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与我国当前的中心工作：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如何协调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如何继续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德班平台制度建设。
首先，在国内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减排策略，并将之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以便在国家战略层面适应气候治理变化的新形势的需要。应该看到在这方面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发言中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和规划，确保实现2020年碳排放的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张高丽表示，中国要主动地承担以自身的国情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尽快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碳排放的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的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
其次，必须承认气候变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变化，传统的联合国自上而下治理已经很难把各国碳排放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因此在继续有效的发挥联合国治理机制的基础之上，应该在继续关注联合国平台基础之上探索新的治理机制，并且在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一席之地的作用。中国在峰会中承诺：将把气候变化援助资金增加一倍，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中国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援助的资金增加一倍，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第三，亮出我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观点，以理服人。在本次会议上张高丽表示，中国支持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为此他提出三点倡议：（一）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二）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三）强化未来行动，提高应对能力。中国则重点展示了应对气候灾害、社会企业的自主减排行动、以及在国内加强气候复原力等成就。我国在电动汽车、风电、电网等技术和制造能力均已国际领先，比亚迪和万科的介绍，已经用中国绿色产业海外贡献的事实回击一些西方媒体和NGO歪曲负面报道。这些原则性意见的提出摆明了我国的态度。
第四，积极参与，争取话语权。实事求是的讲。我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可能还有不足，但是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反复无常和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表现，我国还是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对中国进行歪曲和攻击。因此我国一定要要积极向全世界宣传我国在节能减排领域取得的巨大成果，让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认识到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贡献。
第五，鼓励国内的企业在节能减排、新能源技术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提高国内市场减排效果和技术能力的同时，积极走出去参与世界节能减排市场的竞争。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这方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商机，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要积极的抓住这个商机，化为危机促进自己身的发展。
承认竞争也是推动气候谈判的动力。中美欧等大国竞争不仅仅是存在威斯特伐利亚权力体系的“你之所得即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中，低碳和新能源竞争可以有效推动全球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行，也可以提升新能源大国的实质话语和倡议权等，当前中欧美等可再生能源大国继续引领气候治理，而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如巴西、北欧国家)的地位不断上升。展望未来上述问题在华沙大会之后都会成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议题。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只有准确把握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才能更好的做出应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把握世界经济运行的脉搏才能更好的使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乘风破浪、一路前行！

文献来源：《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