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不仅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而且加剧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全球发展治理带来空前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在目标认知、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调整，从而将此次疫情作为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契机。具体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生命安全和生存需求成为突出的发展问题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满足公民的生存需求，成为一项突出而紧迫的发展问题。安全和生存等基本人权问题，在全球发展治理目标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凸显。这种认知变化将给全球发展治理带来持久的系统性影响。

    从各国国内层面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的治理短板问题同时显现。如何有效筹集资源控制和应对疫情，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和青少年等脆弱易感人群提供基础性卫生服务，已经不再只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脆弱国家独有的问题，而是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普遍面临的一项挑战。因此，公共卫生安全将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各国国内发展的一个优先议题，并最终反映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政策领域。

    从国际合作层面来看，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在发展目标的认知上缺乏足够共识，这种认知差异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在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时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的干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所以最终以包括17个大目标和169个小目标的庞杂指标体系呈现，在根本上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的认知存在多元化。此次疫情使得发展的核心问题凸显出来，让我们更加深刻意识到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才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即生存权是最根本的发展权，最核心的人权。这也再次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的深远意义。没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在疫情之下保持社交距离的基本要求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就是一种奢望，保障清洁水、足够食物和基本卫生清洁用品的供应也将无从谈起。因此，对于生存和安全的发展需求在此次疫情后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并将有可能深刻影响2030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

全球发展治理总体环境急剧恶化

    新冠疫情导致多重危机叠加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首次出现所有地区同时面临多领域系统性危机。全球发展治理的总体环境急剧恶化。

    首先，按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能性正在丧失。这尤其反映在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世界贫困人口数量恐将大幅增加。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1]，全球经济正面临严重衰退，2020年将有7000万至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悲观情景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可能达8%，之后在2021年缓慢恢复至略高于1%；其中，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2000年收缩接近5%。受疫情影响，不仅一些国家之前所取得的减贫成果将付之东流，而且很多国家在健康、教育、性别等发展领域的进展也将出现倒退。

    其次，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和动荡加剧，危及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国际社会未能利用全球抗“疫”合作降低国际冲突和动荡，相反，国际社会维和能力受疫情影响大幅降低，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将有可能因疫情而加剧。联合国难民署2020年6月18日发布的难民趋势报告显示，2010年以来，全球流离失所者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截至2019年年底，达到7950万人，与2018年底相比增加了70万人[2]。如果国际社会无法有效控制因新冠疫情和维和力量降低所引发的动荡，全球难民数量恐将进一步上升，这将进一步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

    第三，西方国家“内顾”倾向加剧，将持续扩大全球发展治理的融资缺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欧美国家出现日益严重的政府债务上升问题。同时，受到国内民粹主义的影响，欧美国家的“内顾”倾向日益明显。全球发展援助的资金减少或停滞不前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一个问题，即使没有疫情，发达国家的发展资金贡献已经开始下降。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报告显示：2018年官方发展援助净流量共计1490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比2017年下降 2.7%；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按实际价值计算比2017年下降3%，其中对非洲的援助下降4%、人道主义援助下降8%[3]。疫情很可能促使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国内问题，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将会下降。

    第四，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面临巨大挑战。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和确保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有利于推进全球发展治理。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新一轮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压力。疫情强化了各国对供应链潜在风险的认知，国家将试图通过将生产移至最终消费者附近来重组生产链和供应链，并可能出台强制措施恢复或扩大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的国内生产。逆全球化浪潮将破坏以精细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制造业格局，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机会将因此受到削弱。

全球发展治理机制亟需重大调整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多边发展治理机制一次沉重打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组织虽在疫情防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尤其是，责任与权力之间的不匹配，制约了世界卫生组织在阻断疫情蔓延和减小疫情负面影响方面的作用。此次疫情将推动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一方面，面对疫情最需要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的时候，国际多边发展合作机制却遭遇21世纪以来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最强烈的冲击。尤其是，2020年4月，美国宣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5月29日又宣布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美国对多边主义和多边机制的消极态度增加了多边发展治理机制解体的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亟需改革全球发展治理机制。其一，G20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作用应得到加强。G20在2010年多伦多峰会、首尔峰会开启了对全球发展议程的关注，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发展议题被置于全球政策协调的首要位置。之后的历届峰会主席国，无论是德国、阿根廷还是日本，都持续关注发展议题。2020年3月，G20轮值主席国沙特召集了领导人特别视频峰会，以及卫生部长的视频对话，对促进全球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的是，美国为将中国排除在外，企图通过组建由G7 俄罗斯、印度、巴西等组成的新的对话机制来弱化G20。美国此举对于G20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忽视。其二，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改革应重点解决责任和权力间的不匹配的问题。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尽管世卫组织承担着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然而，会员国没有给予世卫组织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履行这一角色。此次疫情也暴漏出国际组织权威性不足、统筹协调能力虚弱等全球治理机制的问题。为此，对国际组织给予更大赋权，增强实施风险监测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促进全球伙伴关系，增强联合国系统的协调性，应当成为新一轮机制改革的重点。

疫情更加凸显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因不平等造成的发展鸿沟问题日益加剧，不仅损害经济进步，而且加剧了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鸿沟，给政府治理带来严峻挑战。造成发展不平等的因素复杂多样，包括性别、族裔、年龄、残疾、收入等等。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存在，加大了弱势群体在资源获取、机会获得等方面的不公平。虽然各国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不尽相同，但受大流行影响，全球186个国家超过12亿儿童因学校关闭而受到影响。一些没有可靠的互联网接入的学生很难参与数字学习。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都可以看到这种差距。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在瑞士、挪威和奥地利，95％的学生拥有可用来完成学校作业的计算机，而在印度尼西亚，只有34％的学生拥有计算机。在美国，拥有特权和弱势背景的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几乎所有拥有特权背景的15岁青少年都拥有一台可供自己支配的计算机，而近25%的弱势背景青少年却没有计算机。尽管一些学校和政府一直在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数字设备，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但许多人仍然担心，这场大流行将扩大数字鸿沟。[4]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更大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获得教育的数字设备支持上的境况更加令人担忧。

    不能否认，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正在构筑新的发展鸿沟。以自动化、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国际产业格局、创新格局和投资格局。新技术带来产业革命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呈现进一步固化的趋势，全球发展差距处于持续拉大的局面。南北数字鸿沟不断拉大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的潜在能力，并导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固化的风险。

[2] 联合国网站：联合国难民趋势报告：全球每100个人中就有1人流离失所，2020年6月18日。[3] 联合国文件，E/2019/68，2019年5月8日。[4] Cathy Li，Farah Lalani：新冠肺炎大流行永久改变了教育，世界经济论坛网站，2020年05月11日。

[3] 联合国文件，E/2019/68，2019年5月8日。

[4] Cathy Li，Farah Lalani：新冠肺炎大流行永久改变了教育，世界经济论坛网站，2020年05月11日

原文链接

文献来源：IDT公众号，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