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用生态学的适应力概念来观察两岸关系中三个重要党派之间的互动，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稳定性进行适应力分析。文章对现阶段两岸政治生态中的“改善中的对抗，对抗中的平衡”以及两岸各党在生态系统中“相互制约，互为环境”的特征进行了阐述。两岸关系的现状是一个多种变量互动的生态系统，是一种变化之中的现状。任何一种变化都不足以形成单一方向的趋势。各方都处于不满意现状又试图改变现状，但又不得不依赖现状的处境之中。本文同时以底线思维和对“不可回复临界点”进行管理的角度，解析了各方采取务实弹性的两岸政策的前提和适应力特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科学者将生态系统一词引入政治研究领域，论文中时常会出现如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或者两岸关系政治生态等短语。生态系统的科学定义是指，在某个给定空间范围内，其间所有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可以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形成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如果我们从这个定义出发，以此角度来观察社会群体，那么社会生态就应当理解为，在某一地理和社会环境中，人类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构建的一个社会系统。
其实这样一个新的术语的引入，会引导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采用新理论方法去认识和诠释我们所处的政治域，进而帮助我们更加平静地看待刚刚过去的“历史”，观察正在进行的政治过程。研究者或许能从政治派别的互动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生态学现象。在社会生态域中，不同的人类群落或社会团体之间也的确有了自然生态中那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状态。每一个处于这些政治域中的团体，基于自身的政治目标和终极关怀，都会对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利于自身的因素感到不满，并试图改变；而这些努力又造就了其他政治派别的生态因子和变量。
本文试图借用社会-生态学的“适应力”概念来观察两岸关系中各种派别之间的互动，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现状的稳定性进行适应力分析。
一、概念界定与方法借鉴
在研究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生物学家也会从“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中，考察不同的子系统，特别是人类群体与生态变量之间互动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所产生的自身耐受能力和调试能力的变化。适应力（resilience）的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生物学家克劳福德·斯坦利·霍林(Crawford Stanley Holling）于1973 提出。霍林用它来描述在自然生态统面临由自然引发的或人为导致的生态系统变量变化时所呈现出的持久力和适应变化的耐受力。也有中文翻译著作将其译为“复原力”，[1]认为“resilience可以定义为适应能力，其不仅要能够面对外在的变迁或震撼，也要能够针对这些冲击做出主动与积极的回应。Resilience可以是物质环境的能力，也可以是个人或团体的特性”。适应力指的是社会-生态系统所具备的应对干扰和恢复的能力，系统借此来维持其核心功能和存在。本文作者认为现代中文的“适应力”就包括了“适力”和“应力”的合成，能充分概括resilience一词的核心含义，故本文采用“适应力”的翻译方法。适应力概念是基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依赖而存在的。霍林教授1999年退休后，将一系列重要概念引入了生态和进化的理论应用，这些概念包括了适应力、适应性管理、系统转型等，使得这一理论的系统性和应用性更加显著。
霍林教授领导的全球适应力联盟[2]将适应力概念应用于今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社会-生态系统”面对变化的因应之策。他们的研究认为，社会团体必须提高适应力以应对气候和生态变量给人类群体带来的影响，通过行为调整和技术干预使生态系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或延迟灾难性的变化的到来。社会-生态系统一旦跨越了“不可回复的临界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人类社会群体必须在另一种循环方式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在此之前人们需做好转型的各种准备，包括对下一个循环系统做出准确的模拟，对转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出预测。对不同的生物群落耐受变化的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和转型的能力进行评估。本文重点应用其适应力和“不可回复点”的管理来观察两岸关系的现状。
二、两岸政治生态环境特征
两岸政治生态环境是两岸三党的生存之境，也是他们实现各自政治目的的竞技场，是他们行为方式和政策调整的外在制约。目前两岸关系的状态是从上一个状态中演进过来的，两岸三方的适应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培养，一些不稳定的状况还时有发生。两岸政治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1、改善中的对抗，对抗中的平衡
目前两岸关系的生态环境状况被描述成“和平发展阶段”、“不独、不统、不武阶段”、“不需要宣布独立的事实独立阶段”。简而言之，两岸关系处于一种维持和平，保持适度交流，主要政治派别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其宣称的政治目标的阶段。这样一种状况是两岸关系长期曲折性改善的结果。两岸关系中的相互定位从曾经的“死亡政权VS.叛乱团体”过渡到“地方政府VS.叛乱政权”，再进一步过渡到“一国两区VS.一中框架。[3]中间还出现过“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论述。
两岸政治生态是一种“交流中包含着对抗，对抗中维持着平衡”的状态。大陆学者陈星将两岸多年来的政党互动模式归纳为：“一、对抗型模式，二是对抗与合作兼有但偏向于对抗型模式；三是对抗与合作兼有但偏向于合作型模式，四是合作型模式。”[4]其中模式一是1979年之前的模式，模式四是理想模式，而模式二和模式三是当前的主要模式。
国、民两党围绕着省籍矛盾、独立与反独立、“中华民国”的合法性等问题存在着重大分歧；而国、共两党围绕着两岸相互定位、两岸关系发展的节奏存在着分歧；更为激烈的对抗是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围绕着“台独”与反“台独”，统一与反统一的对抗。国、共两党的互动模式已经进入对抗与合作兼有，但偏向于合作的模式，但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模式却是对抗与合作兼有，但偏向于对抗型模式。民进党的对抗性不仅在于其“台独”的主张，更在于它在执政期间推行的“法理台独”和“去中国化”的教育和实践。民进党的历史性格和政治立场对这种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党一直以来都是以抗争的方式取得政治利益并实现政治版图的扩大。倒是在陈水扁执政之后，民进党以抗争方式获取政治利益的方式进入了一个收益递减的曲线拐点。
2、相互制约，互为环境
面对气候变化、环境生态变化状况，人们在不满意同时，也易使到自己又是结构中的一部分。两岸关系政治生态也有类似的情形，各方都处于对现状不满意而自己又是结构中的一部分的状态。二者的区别在于，两岸各派之间相互为对方制造了变化的趋势，同时又不得不适应对方带来的变化。因此两岸关系的现状就是一个多种变量互动的生态系统，是一种变化之中的现状。任何一种变化都不足以形成单一方向的趋势。各方都处于不满意现状又试图改变现状，但又不得不依赖现状的处境之中。一方对另外两方政策的最高评价往往是“务实”二字。各方因为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对现状不满，对对方的改变有期待，因此两岸三方“对抗中的平衡”成为两岸各主要党派采取“务实”两岸政策的一个环境依据。两岸各主要党派都生活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相互之间在提高自身耐受力和适应力的同时，也希望影响和改造对方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期待整个系统进入自己描述的下一个循环状态。而下一个状态，可能是另一方，或另外几方认为的“不可回复点”。
3、受外部因素深度影响的两岸内部生态
两岸关系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但却是一个深受外部因素影响的内部事务。外部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时美国的介入。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仍没有放弃它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美国在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仍然维持着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这种非官方的关系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采取了“以华制苏”、“以台制华”、“以独制蓝”的循环制约的战略。到苏联解体，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国之后，美国战略中将台湾视为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筹码的思维一直没有消失过。美国至今还在向台湾出售武器，影响台湾岛内政治。
两岸关系通过国共和谈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两岸官方可以直接对谈并建立起机制化的交流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使美国从两岸紧张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不信任有所改善，这有助于推进两国在更加广泛的全球领域的合作。这一关系的发展也使得两岸关系受外部影响的程度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美国对这样的发展既满意又不满意。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11月在北京参加APEC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重申：“美国欢迎和支持一个和平、繁荣、稳定、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美方没有围堵或损害中国统一的意图。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美国不支持“台独”，坚定支持两岸关系改善，希望这一势头继续保持下去”[5]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是表示了对两岸交流深化的担心，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警示台湾不要过度依赖大陆，她认为“台湾一旦失去经济独立，就会影响政治独立，台湾对大陆若依赖太深，会让自身更脆弱”。[6]在岛内政治中，美国通过“以绿制蓝”为两岸关系发展踩刹车的痕迹随处可见。
两岸执政当局的直接接触和对谈，两岸民间交流的深化，以及中美面对全球问题的共同责任，加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国在两岸关系上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深度影响两岸政治生态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的作用仍受到两岸三方的重视。马英九在2008年8月明确表示，对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台湾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马英九给美方传递的信息就是，任何关系的发展都不会让美方感到“意外”。[7]绿营政治人物每每到选举的关键时候都会安排访美，一方面在政策定位上与美方沟通，更主要的是要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显示获得美方认可的“画面”。自2003年陈云林访美开始，大陆方面也保持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访问美国的传统。大陆国台办主任访问美国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减少对台湾事务的干涉和负面影响力。正如前国台办主任王毅访美时所言，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循序渐进地继续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完全有智慧、有能力通过两岸平等协商解决好有关台湾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中方希望美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8]
三、促使两岸各方采取务实弹性政策的前提和条件
尽管现状不是两岸各主要党派的目标，但是两岸主要党派采取相对务实弹性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目前两岸关系政治生态平衡的关键。以下对两岸三党采取务实弹性政策持续力和耐受力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1、大陆采取务实两岸政策的前提和适应力。
大陆是否采取和平务实的两岸政策是两岸政治生中的关键性因素。大陆对两岸关系的现状是既基本满意又不满意。基本满意是因为，两岸关系没有成为阻遏大陆和平崛起的障碍；两岸人民可以保持经济、文化和生活上的交流；不满意是因为台湾与大陆的最终统一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独势力在台湾没有明显的减弱。从2005年以后，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侧重点和着力点从“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调整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一政策无论是在台湾岛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被称作是一种务实的政策。它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和平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得大陆有信心采用耗时更长的“和平发展”的路线图，来促进两岸走向和解，融合，最终走向统一。另一方面，台湾岛内政治演变的过程和民意的变化也促使大陆调整工作的着力点和侧重点。
对于大陆来说，要维持这样一种务实的政策，应当有这样几个前提：
(1)维持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台湾的主要政治派别中，仍然要有反对台独者；台湾民众中要有一定比例支持最终统一；
(2)维持促进统一的作用点——实现三通，两岸人民可以直接互动与交流；
(3)维持“台独”不能达成的内外条件。在国际层面，国际主流社会反对或不支持独立的台湾，也不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重承认，维持中国主权在国际上的完整性；在岛内层面，反对任何走向“法理台独”的企图和行动，主张“台独”的党派不能长期执政。
关于适应力的调适和耐受力的培养，大陆方面必须面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基本规律，必须面对台湾“台独”思潮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现状，必须面对李登辉执政后开始的去中国化历史教育，必须面对认同混乱的台湾社会。大陆的对台政策必须在这样的岛内政治生态中运行和实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
大陆对以下几种情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换句话说，就是防止台海局势走过了“不可回复点”,如，“去中国化”运动愈演愈烈，台湾社会认同（特别是年轻人的认同）从量变到质变，或“法理台独”的社会准备已经完成，国际社会干预台湾问题的趋势明显增强等。大陆曾经明确表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大陆决不会放弃争取和平统一。”[9]只要台海局势不跨越“不可回复点”，大陆务实的对台政策可以持续。台湾的主要政党若有意维持既有的两岸和平发展状态，让大陆维持对既有两岸生态的毅力和忍耐力，需要让大陆看到“一线希望”。
2、国民党和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务实性和适应力分析。
连战主席和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国共在2005年的首次会面为中国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的和平性和务实性定下了基调，而2008年中国国民党的重新执政和马英九的基本政策为两岸关系走上了一条更加和平、更加规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国民党两岸政策可行性和务实性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
国民党的政策表现在“守”字上，一是守两岸关系中的台湾方面需要的“平等”与“尊严”，要求大陆给予平等对待；二是外交休兵，守住“中华民国”不被消灭，三是反对“台独”，守住国民党在台湾的合法地位和长久执政；四是保持两岸正面交流，为台湾守住和平和利益。
面对大陆，国民党有意抵消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主张的影响，要确保在两岸关系中的“尊严”和“对等”，要确保“中华民国”的政治地位；要在无力夺回在重要国际组织中中国代表权的前提下，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和事实承认。在此基础上，愿意同大陆就发展两岸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进行规划与谈判，为台湾争取更大的利益。国民党两岸政策一个显著的成效是，使得两岸经济关系进入到两岸官方共同规范的阶段。虽然民进党在其执政期间提出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口号，其实在民进党时期，台湾官方并没有能够有效地管理两岸经济交流。当时的两岸交流从台湾方面来看就是一种自由的“无政府状态”，民进党当局的角色除了对两岸经济互动和人员交流实施“管、卡、压”外，其管理者的身份根本显示不出来。到了马英九时代，台湾官方才真正有效地介入了两岸经济互动，通过两岸协定对两岸经济往来进行管理。
中国国民党所遵循的“中华民国宪法”与大陆的一中原则有很大的重叠性，这也赋予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具有较强的适应力。但是马英九也必须面对台湾选举制度和选民结构对国民党的执政压力。在民进党不断质疑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否损害台湾利益时，马英九和国民党必须不断强调他和国民党对台湾“土地的忠诚”不亚于那些自称是台湾本土党派的团体。为了证明这一点，马英九必须在遵循“中华民国宪法”和反对“台独”的同时，增加与对岸的政治区隔。比如说向美国购买武器，比如说在民主问题上，对大陆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本身构成了他与北京的区隔。这种区隔是其驳斥“卖台”指责和显示“忠诚”的必要表现。对于大陆来说也必须加强对国民党和马英九这方面表现的的耐受力和适应力。同样是批评，国民党与民进党还是有很大不同。如在西藏问题和香港问题上，国民党和马英九批评大陆的指向是“人权”，而民进党批评的指向是“独立”。
3、民进党采取务实两岸政策的前提和适应力分析。
民进党的务实政策只是相对于其以前的政策而言，而不是相对于国民党的务实两岸政策而言。对于民进党来说，采用务实的两岸政策，也有一些前提：
(1)维持“台独”选项在台湾政治运作中的存在——意即“台独”选项不能被排除；
(2)维持执政或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民进党仍然看中大陆政府是否有意与民进党打交道；
(3)维持支持“台独”民众的基本盘——民进党把扩大支持者群体的希望寄托在对青年学生的“去中国化”教育和来自大陆“外省人”的自然退出上。
对于岛内“独派”来说，在“法理台独”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只要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空间，只要两岸关系维系着和平，岛内政治生态发展能较少地受到两岸非和平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可以赢得时间在岛内继续争取岛内民众的支持。通过在岛内的努力，企图让大陆更加依赖和平，并最终默认岛内局势发展和“民意”发展的“新常态”。
民进党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不得不承认大陆对台湾的特殊影响力，特别是经济上的影响力和人员上的影响力。尽管民进党在政治上有很多极端的言行，但发生在经济领域的事实是，陈水扁执政期间，恰恰是台湾商人投资大陆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民进党必须面对的还有，台湾无法获得绝大多数国家外交承认的现实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在同一时间一方面坚持不放弃台独，同时又说愿意对马英九当局与大陆已经签订两岸协议“概括承受”。民进党的表现看似矛盾，其实又很反映两岸政治生态的现状。
民进党的适应力还可以分解为执政期间的适应力、在野期间的适应力以及追求执政可能性时的适应力三种情况。执政期间，为了不使“台独”立场影响到其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执政成绩单，民进党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和“玩弄模糊概念”企图稳住两岸关系，但这种平衡往往难以实现。在野期间，因为没有执政的压力，民进党会在两岸政策上显现更强的对抗性，重点放在稳住岛内基本盘上；当执政的可能性再次出现，民进党需要整个台湾社会对其是否能处理好两岸关系的疑问予以明确回答时，民进党又开始对于两岸关系的交流保持了更大的容忍。从大陆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首次访台和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时民进党态度和表现的前后变化可见一斑。
四、管理“不可回复点”与两岸政治生态的稳定性
1、对“不可回复点”进行管理的重要性。
察看两岸文件，大陆方面是有明确关于“不可回复点”的划分,如《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所说，“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也就是说，以上三种情况对于大陆来而言就是两岸情势跨越了“不可回复点”,必须以非和平方式予以矫正。
大陆学者黄嘉树用“底线思维”来描述两岸三党的立场交集。“红绿蓝三方皆知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并不是以自己心中的最佳目标直接触碰另外两方的底线，而是先护住自己的底线，以追求次佳目标为优先考量。”[10]大陆将底线设定为不可独，在此底线中可以继续和平发展，或者说“缓统”；民进党的底线是不可统，维持所谓的事实独立，在此底线中可以维持两岸交流，确保再次执政的机会。国民党要护住的底线是考虑了另外两方关切但又让另外两方不满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而争取连续执政则是国民党最大的目标。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发展在守住底线优先思维模式下，变成了两岸政治生态的最大公约数。用黄嘉树的话来说，就是“三方都认为和平发展有利于或者至少不妨碍自己将来去追求既定的长远最佳目标，三方学者都认为和平发展只是终局安排前的过渡阶段，这一共识堪称为底线思维的衍生品。”
管理好两岸政治生态“不可回复点”是两岸主要政治派别的一门功课。马英九的“不独、不统、不武”政策虽不是什么高超的政治技巧，更不能满足两岸民众对未来的期待，但是这的确是一个直接管理“不可回复点”的方法和框架。独，足以使台湾社会再次陷入分裂，足以使国民党在岛内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足以使两岸人民再陷战火之中；不独是国民党对自己的承诺，对台湾社会的承诺，其次才是国民党给大陆一个信号。统，从国民党角度来说，是“宪法”所定，是未来方向，然而面对一个认同极其混乱的台湾社会，促进统一已经让国民党感到畏惧。不统，成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维持竞合关系的一个前提；不武，可避免两岸关系走向战争。国民党认为这是自己区别于大陆，也区别于民进党的最大的优势所在，在这里国民党将自己扮演成消除战争隐患的关键因素。因此大陆不承诺放弃武力对付“台独”，以及民进党否认“九二共识”主张“台独”，都会有助于凸显国民党“不武”政策的意义。国民党在目前的两岸政治生态系统仍然扮演着调节器和缓冲器的作用。
民进党似乎一直在冲击“不可回复点”考验着另外两个党派的耐受力。民进党自身的耐受力也是在“冲击-失败-调整，再冲击-再失败-再调整”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民进党曾经犯过擅自挪动“不可逆换点”界碑的错误，那就是陈水扁先生提出了“一边一国论”。当时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陈忠信先生帮助陈水扁补充说，“一边一国论”是对两岸现状进行事实陈述，而李登辉的“两国论”是经过研究讨论后的主张论调。[11]如果用界碑来做描述，也就是说李登辉“两国论”的界碑是在未来，而陈水扁的界碑是现在。陈水扁似乎要通过“什么也不做就已经做了”的方法移动界碑，会让对方认为事态的发展已经过了“不可回复点”,必然激起对方的更大的反应，使既有的平衡被打破。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给两岸和平带来的冲击仍让人记忆犹新。
前面说到，国民党马英九的的“不独、不统、不武”是一个明确的临界点管理框架，但这也给国民党带来了立场上的模糊和对未来发展方向上的迷失。国民党的“反独”立场应当来自其自身的立场和原则，而不是大陆的压力。如果国民党政策（比如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不是来自自我的坚持，那过了所谓的“不可回复点”对于国民党来说就不是那么严肃的事情了。国民党需要靠大陆的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坚持是对的，或者因为民进党倾独政策使得大陆对台经济、政治政策趋于严肃和紧缩，或者因为民进党的政策给北京外交和安全上造成焦虑，致使台湾的生存和安全受到挑战。因为立场上的模糊和对未来发展方向上的迷失，国民党和马英九的“不独、不统、不武”也会使大陆和岛内坚定的统派担心，马英九到底是在帮谁的忙？是不是在帮独派的忙？民进党及其“台独”支持者，也担心马英九把立场站到大陆一边去了。或者是明知道马英九是代表着“中华民国”的利益和立场，还是把马英九团队定义为中共的同路人，有意识引导台湾民众去怀疑，去抹红。
2、焦虑感与“不可回复点”。
判断自然界变化中的“不可回复点”往往会有准确的时间和程度测量值。然而在社会生态领域对于“不可回复点”的判断往往会有很大的心理误差和感觉上的误差。这其中焦虑感会对形势的判断产生放大作用。焦虑感也可以是对真实形势的反应，但常常是对真实形势的放大反应。具有同样立场却处于不同社会群落的人，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感。焦虑感会放大社会互动的实际状况，往往会导致激烈和过度的行为反应。激烈行动之后会有连锁互动，一方面会自我验证先前的误判，另一方面还会导致连锁的恶性循环，会对社会生态的既有平衡造成破坏。
制造对方的焦虑很可能破坏既有的两岸政治生态。章念驰先生是大陆研究界两岸关系的温和派。即使在他的文章中，仍可以找到焦虑感带来的严重影响。章先生在一篇名为《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考》文章一开篇就写到：“近二十年的两岸关系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台湾的‘台独’势力企图‘去中国化’与‘台独化’，大陆反制‘台独’捍卫‘一中’的激烈对抗过程。对大陆而言，是压抑、焦虑、悲愤、斗争、探索的二十年；‘台独’势力则以篡改历史、制造悲情、分裂族群、正名修宪、公投入联，大肆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的二十年，使两岸关系处于对抗的高危期，和平统一几乎走到绝境。”[12]
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推进两岸交流的正常化（正常的航班、旅游，正常的贸易，机制化的对话）都是消除焦虑感的措施。两岸之间在国际上的外交休兵也能起到消除焦虑感的作用。可以相信，如果民进党采取冻结《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冻独”措施，同样也可起到消除两岸焦虑感的作用。
最近我们在台湾发现了一股“年轻的焦虑感”，所谓的“太阳花”学生运动所反映出的焦虑感。一批年轻学生在经历了多年的“去中国化”教育之后，突然地进入到两岸关系的生态系统中，认知和现实的落差会使他们的不适应变成一种焦虑的发作。年轻人对僵持没有耐心。参与“太阳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存在着一种对台湾未来和个人未来“悬浮不定感”的焦虑，这是一种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焦虑。在未来这样一种焦虑一部分可能被两岸关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的现实所消化，另一部分可能被政治生态中的一股力量所利用和发酵。在学生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民进党也被批评走在了学生运动的后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进党经过长期的两岸互动，已经成为这种生态结构中的一部分，其适应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塑造。而青年学生对两岸政治生态的适应力还没有在环境中得到塑造。当年轻人不是一个独立派别而是一个重要变量时，处于焦虑中的年轻人是一股可以被运用的社会力量。这也说明了民进党支持“太阳花”学运的原因。至于学运所反映的年轻的焦虑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民进党实现它的政治目标，还有待观察。
在2014年7月下旬召开的民进党十六届一次代表大会上，“冻独”的问题被提出，但未能成为必须处理的议题。蔡英文说，“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已变成年轻时代的天然成分，如何冻结，废除？”。“冻独”问题在民进党内被提出本身就说明，民进党已经是处在接近执政而准备调整适应力的阶段。蔡英文的反应可以有多种解读，其中一种是，打胜九合一选举还用不着打“冻独”这张牌，言之过早。民进党曾经将“台独”立场作为一个“战略纵深”和可以置换的“资产”。这个资产往往要到选情胶着且两岸关系变成关键因素期间才可能被运用，或者等“总统”和“立院”选举胜利之后，变成与大陆作某种交换时可出的牌。民进党如何在“冻独”问题上展现自己的适应力，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五、从适应力角度展望未来的两岸关系
适应力的调整是持续的，期间也会有质的变化。两岸三党既要在维持形势不跨越“不可回复点”的基础上积累和发展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同时还必须提高自己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既要应对持续的变化，也要应对跳跃式的变化。
国民党要面对的是，一旦中国共产党与民进党之间找到了相互接受的方式和渠道（或者因为中共的改变，或者因为民进党的改变），国民党在两岸政治生态空间中的角色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价值。不仅对台湾失去价值，而且对大陆也失去价值。两岸政治生态系统会在国民党失去角色的基础上进行重组。
另一种值得警惕的情况是，大陆乐观地认定，无论民进党是否有执政机会，都必须向国民党的政策立场靠近，这是由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和两岸实力对比变化以及相互依赖度所决定的，并对此有很高的期待；而民进党也信心满满地认为，大陆会因为民进党再次成为执政党而面对现实，自动调整对民进党的政策。蔡英文最近在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公开说，只要民进党打好“九合一”选举，连中国大陆都会朝民进党方向来调整。给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盲目自信的讯息。双方过高的期待会形成巨大的落差，反而会未来双方的互动充满危机，致使既有的两岸政治生态系统失衡。
目前两岸的和平发展状态是一种改善中的对抗，是一种对抗中的平衡。这期难免状况不断，难免会遇到挫折。危机袭来时也会导致两岸政治生态失衡，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平衡。历史上自然界多次的生态系统转型，往往是以“劫后再生”的方式完成。然而两岸关系不应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新的生态平衡——即台湾经济和社会灾难性地崩溃，然后重建新的两岸关系；或者是中华民族的崛起灾难性地停止，“台湾独立”成功。
本文用了较大篇幅讨论两岸三党进入到和平发展阶段的适应力和对不可回复的临界点的管理。重点放在如何维持现状。其实“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力理论还讨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生态系统”一旦跨越了不可回复临界点,人类社会群体必须做好准备以另一种循环方式在后续的生态系统中生存。为此人们需做好转型的研究，包括对下一个循环系统做出准确的模拟，对转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出预测，以及如何培养转型后的适应力等。
因此两岸各方都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来做好转型后的系统研究和预测，处理两岸各种群体转型后的适应力的培养。正如自然科学家要说明未来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一样，两岸各方必须有足够的论据和说服力来告诉社会，他们的主张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抗拒，但可适应。按照社会-生态系统转型的适应力理论，社会群落必须建立起同时具备广泛适应性的转型战略，并说服社会接受这种转型；要建立一系列复杂且相关联的治理程序，促进有效决策，处理多种利益关系和任务优先选择的差异和冲突。如此看来，两岸各主要派别在发展转型后的两岸关系理论方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献来源：《台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