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刘宗义发言内容：

近期，我到了亚东口岸和普兰口岸。 

在亚东口岸，我们对面就是印度。我从口岸望过去，印度的碉堡在三面山头上环绕，每隔10米到20米有一个，非常密集。 

我们听当地的同志讲，我们边境的土地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地被印方蚕食。比如在离班公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温泉，是属于我国领土范围内的，原来我们的村民经常过去泡温泉，牲畜身上生了疥癣之后，村民也经常把它赶过去泡一泡，因为里面有矿物质，泡完了就好了。现在温泉完全被印军控制了，我们老百姓过不去了。 

从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中印两国的边界纠纷或者边界对峙实际上增多了，并且烈度增强了。 

洞朗对峙之后，我曾经跟印度的很多战略界人士交流，问洞朗对峙中印方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印方说没吸取什么教训。 

印度在边境上的行动，投机主义色彩非常浓 

印度在边界搞事的目的，就是趁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时机，不断向中国施压。 

这个迹象从洞朗对峙时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当时特朗普已经上台，印度认为中国面临美国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印度觉得有机可乘。印度采取这些行动，投机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 

这一次也是这样，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没有改变，并且越来越激烈。我们看到，这一次对峙是在中国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印度的战略界有一个判断，认为中国自顾不暇，这个时候正好是给中国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所以，当时印方在班公湖地区春暖花开之后，就开始搞事情。 

印度在边界搞事情，它对时机的把握和选择是非常精准的。这一次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印度这一次在班公湖地区、加勒万河谷采取这么咄咄逼人的态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跟这个地方的地缘战略环境有关系。    

在加勒万流血冲突之后，印度对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交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是对加勒万流血冲突事件的报复，另一方面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事件对中国施压，逼迫中国在这个地区让步。这也暴露了印度的战略野心。 

今年的一个特殊事件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疫情就像一个催化剂，改变或是加速了很多原来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说中印之间的这种地区级别层面的矛盾。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始，就已经暴露了印度对中国严重的经济依赖，因为印度很多的出口创汇产品，它的上游原料来自中国，比如制药业，70%的原料药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一停工停产，就对印度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印度在这方面，特别是社会的中右翼，对这个事情反应非常强烈，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中国暴发新冠疫情之后，印度决策者认为这对它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天赐良机。他们认为，中国停工停产了，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需要进口更多印度产品，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推进所谓印度制造的绝佳良机。所以，当时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特别是游说一些在中国的大型跨国集团到印度投资，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要给这些企业投资。到现在，印度的这种政策也没有改变。 

他们觉得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必定会发生调整，而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美国所提倡的“去中国化”。 

我们看到，印度在“去中国化”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非常果断的“去中国化”的措施。比如说禁用中国的59款App，后来扩大到一两百款。它要在很多产业方面建独立于中国的产业链。实际上从新冠疫情一暴发，美日澳印四国，再加上越南、韩国、新西兰等国家，他们就不断在开会，讨论的议题就包括如何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价值链、供应链。 

印度禁用很多中国的App，排除中国的很多产品，排除中国国企对印投资，除了实现所谓的自力更生外，也是为了达到它自己国内垄断财团来攫取市场的目的。所以是一石数鸟，考虑得比较全面。

印度已经超越了不结盟外交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中印两国在边界上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印度采取了这么多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措施，那么中印关系能否缓和？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美战略竞争。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因为至少目前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在美国大选之前，不会有缓和，甚至美国大选之后中美的战略竞争也不会出现根本的转变。所以这个条件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条件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印关系我觉得也很难缓和。印度觉得中国面对美国的巨大压力，对它来说是攫取国家利益的一个天赐良机，它可能觉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就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同时，中国崛起的速度也使印度人感到非常震惊，可能其他一些国家也非常震惊，但印度人是公开表明这种震惊态度，因为以前印度人是不大承认这一点的。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觉得中印两国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5倍；他们还测算，十年之后，即使在对印度最有利的情况下，就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非常良好的情况下，中国的GDP仍然会是印度的3倍。而在对印度最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将是印度的10倍。对于这种情况，印度是绝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宰，这是它竭力所要避免发生的。 

那么它要避免这种情景发生，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要跟其他国家结盟来制衡中国，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 

最近，印度外长苏杰生，出了一本书，他在这本书当中引用了印度的古典史诗摩诃婆罗多这个故事，就是讲印度的战略选择。他以般度族和俱卢族这两个家族的战争来映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他认为，在这两族的斗争中，印度不能置身事外，如果置身事外的话，等尘埃落定，等世界秩序敲定之后，印度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了。 

此外，他认为印度也不能自恃太高，两边要价，使得两边都不喜欢它，最后使得它也不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前景有任何影响力。所以它的选择就是要结盟，跟所谓正确的一方结盟，就是跟它的民主价值观相同的一方。 

苏杰生作为亲美派的代表，把这本书送给了莫迪。 

现在，印度已经超越了不结盟政策，而是有了一条新的道路、新的选择。

莫迪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骑虎难下

中印两国关系能否缓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内因素。 

中印两国能否缓和，主要取决于印方。而对于印方来说，除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外，还有它的党派政治。印度人民党和莫迪已经把这种民族主义鼓动起来了，而且在莫迪2014年当选之后，他们就大肆宣扬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三个强盛期已经到来了。第一个强盛期是尼赫鲁时代，第二个强盛期是英迪拉-甘地时代，第三个就是莫迪时代。 

因为莫迪在吉拉特邦的经济方面很有起色，他们觉得莫迪上台之后，印度经济必然是大放光彩。所以在过去几年，印度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GDP的增长率有多高，增速超过了中国，他们把莫迪上台之后印度成为全球大国、世界大国，认为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造势，造成当下这种结果，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鼓动民族主义，造成印度社会整体的右倾化。武汉暴发新冠疫情之后，印度社会隔岸观火，甚至它的一些高级外交官为新冠疫情写诗歌，赞美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 

中国的新冠疫情得到控制，而西方和印度的新冠疫情开始暴发之后，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精英认为印度的崛起之路可能因此大受挫折，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恨意更加深了。印度社会对华友好的态度可以说荡然无存，原来的一些对华友好人士噤若寒蝉，根本就不敢发声。 

印度国大党当中的年轻人，思想也是向民族主义倾斜，他们为了拉选票，为了赢得选举，不断向莫迪政府施压，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攻击莫迪，说莫迪对中国还不够强硬。这样做的结果，造成莫迪在对华政策上已经骑虎难下，很难反驳。

印度的政界和资本家心态并不是非常开放

中印之间的经贸关系比较复杂。以前，中印之间的贸易额还不到一千亿美元，双方的相互投资也比较少。但从2014年之后，中国对印投资增长很快。 

截止目前，中国对印度的投资额，印方统计大概在80亿美元左右。还有人说，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达到200亿美元。 

中国的一些国企和大型私企对印度投资比较多，特别是在一些风投领域，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对印度投资增长很快，因为它们觉得印度今后十年可能是像中国过去几年一样，成为一个增长非常快的市场。所以它们着眼于此，投资额增长很快。 

我做过一个图表，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受两国关系和两国边界问题的影响很大。 

中国的风投据说在印度已经超过美国。中印两国的贸易从2006年出现中国对印度的出超。印度觉得中印两国的贸易不平衡、不对等，但是从我们来看，两国贸易出现这个状况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造成的，特别是印度的产业问题。印度的制造业不发达，对中国出口商品以原材料、农产品为主，他们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工业制成品、机电产品、太阳能元器件、手机元器件这些电子产品为主。 

但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主要是市场准入问题，所以它希望中国扩大对印度产品的进口。在2018年之后，中国对印市场开放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让步，对进口印度的大米、食糖做了非常大的让步，但是这没法弥补双方的贸易赤字，所以印度非常不满。 

这次新冠疫情之后，两国之间特别是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就凸显出来了，这让印度非常担心，担心它的经济安全，所以它希望实现所谓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 

印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对我们中国App的限制，以及对中国国企进入印度采购市场的限制。它采取这种限制行为，一方面是想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跟当今印度莫迪政府的政权基础有关系。因为莫迪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这些大财团、大资本家的基础上，所以希望为这些印度垄断财团攫取市场。中国的企业来了，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来了之后，给他们创造了很多的消费者、创造了很大的市场。现在这些印度的本土企业就要过来接盘了，他们有这种目的。 

从长远来看，印度经济中存在一股非常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印度的政权基础，印度人民党或者国大党代表的是这些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利益，这批人在印度整体人口当中人数不多，但是他们觉得这批人完全可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集团提供足够大的市场。印度的政界和资本家，实际上心态并不是非常开放的，他们的市场并不是特别愿意向世界开放，而是想独占这个市场。 

现在印度采取“去中国化”的措施，在“去中国化”的同时，莫迪也声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希望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的国家带着资金和技术投到印度市场，帮助印度发展制造业，但是仅此而已。投资可以，钱就不要赚了。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若强行和中国脱钩，是印度难以承受之重

从目前来看，印度政府和莫迪他们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无法实现其目标的。 

因为，中国建立的价值链和产业链，是花了4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即使印度人比中国人更加辛勤、更加努力，没有10年、20年的时间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记者问印度是不是取消对华贸易优惠地位，还有关于华为产品的一些问题上，印度政府官员的口吻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长远的目标没有变，就是“去中国化”，实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 

但是，要实现脱钩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印度现在处于疫情期间，现在他们的新冠疫情非常严峻，对它的经济造成的打击非常大。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印度要强行和中国脱钩，对它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短期来看，难以实现。但是长期，他们还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从去年开始，美国提出“蓝点网络”计划。特朗普访问印度的时候，莫迪非常积极，希望加入“蓝点网络”计划。它加入“蓝点网络”计划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印太战略不仅要有军事安全支柱，而且要有经济金融支柱，这实际上是迎合印度的目标。

印度受条件限制不会立刻倒向美国

现在，我们周边环境变化很大，可以说呈现了一种向恶化方面发展的迹象，特别是中美、中印表现得特别明显。我觉得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可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会成为我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过去40多年搞改革开放，习惯了和平，对于现在出现这种局面，很多人觉得不适应。国内有很多声音认为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其实我们的外交政策整体上没有什么问题。

出现这种状况，中国的崛起确实是原因。但是我们中国在国际体系当中不是挑衅者，我们只是想推动一些国际机制的渐进性的变革，我们没有采取强力把现有的国际体系或国际机制推翻，我们在努力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我们在努力地维护像G20这样国际机制的权威、可信性。

印度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是已经比较确定了。比如军事同盟方面，所谓的印太战略、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同盟，美印可能不久之后会召开2 2会议，可能会签订《地理空间基本合作与交流协议》，签署了就意味着印度和美国之间基本上已经形成一种军事同盟关系了。

印日之间也签订了后勤保障协议，印度澳大利亚之间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条约。美日、美印、印日、印澳，他们双边之间、三边之间，还有所谓的美日澳印之间，都形成了以条约为基础的军事同盟框架。

这次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放出话来，要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军演习，如果澳大利亚真参加了演习，就意味着美日澳印在海上的军事同盟完全形成了。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加勒万冲突之后，美印、日印之间这种战略协同互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它的这种政策基本走向已经确定了。当然，印度可能不会立即倒向美国，因为印度也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举一个例子，印度的武器系统有70%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俄罗斯不会希望看到印度倒向美国。所以，俄罗斯在最近积极发挥作用，想促使中国和印度之间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在中印领土边界分歧问题上，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它不希望看到印度完全倒向美国。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印度现在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已经使它站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最前沿，它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出头鸟，对于这点，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能忽视。对于印度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确实需要认真思考。

中印需要涵盖双方关系方方面面的新机制

前段时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见面的时候，提出两国应该有处理边界问题的新机制。为什么提出新机制？就是说旧的机制实际上已经无效了。

我们1993年、1996年、2005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机制，已经被印度打破了。9月7日印度军队对空鸣枪，就说明现有的机制已经打破了。在前线有前线指挥官的会晤机制，还有师长级会谈和军长级会谈所达成的结果，印度方面没有遵守。

两国外长提出要建立新的机制，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机制不仅应该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新机制，因为解决边界问题的机制已经很多了，而且刚才我提到，印度已经打破了中印关系当中的很多默契，包括政治、边界问题不能和经济问题挂钩，这些默契都被印度打破了。

所以我觉得，新的机制应该是涵盖中印关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在边界问题上。

中印两国关系要恢复正常，可能并不容易，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目前印度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经济政策，对它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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