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执政将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机遇，中美关系有望重新回到更加稳定与可预测的轨道。但问题是，如何重建可持续和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对此，我想提四点建议。

首先，当务之急是重建中美关系的共同基础。

中美关系的原有框架过去几年已被打破，亟需重建新的中美关系框架。在缺乏合理框架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容易失控，易受日益增长的双边具体争端和分歧的冲击。

当前，包括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在内的美方似乎以“对华战略竞争”为指导原则来推行其对华政策，而中方则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双方对中美关系框架的认知存在明显差距。是否可能在新的共识基础上，构建中美关系新框架？

我们不应将中美关系框架简单概括为“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之类的说法，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无助于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当前美方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读。一是误读了中国崛起及其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二是误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特点，三是误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愿景和使命，等等。

中美关系极为复杂，存在诸多分歧。中美关系在一些领域表现为零和关系，但在另一些领域却表现为正和关系。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合作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种战略必需。两国元首必须登高望远、胸怀大局。构建中美关系新框架绝非易事，首先须重申中美合作的战略价值，即在抵御全球系统性风险和危机方面，中美两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缺一不可。

其次，中美两国都应更加主动地把握机遇。

拜登胜选后，美方存有一种心态或看法，认为“现在球在中方”，中方而非美方应首先主动采取措施来缓解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认为拜登政府将优先处理国内议程而非外交议程；认为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遗产，严重制约了拜登主动积极调整对华政策；认为拜登希望保留特朗普的一些对华“强硬政策”，例如对华关税，以此作为对华博弈的筹码。

在敏感的过渡期，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某种谨慎是必要的，但国内议程不应成为拖延重启中美双边对话的借口。双方都要加紧恢复双边对话。

在重启中美关系方面，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心和决断至关重要。中美关系的历史已多次表明，如果两国领导人不能在关键时刻排除障碍，果断决策，中美战略协作就会面临拖延甚至偏航。

因此，在拜登执政后，两国领导人应尽早派遣重要特使进行私下接触，就双方立场进行“对表”，探讨中美关系新框架，制定双方“待办事项”清单。

第三，制定具体的中美合作路线图。

中美关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双方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调整对彼此的合理预期，避免双边关系出现剧烈波动；二是通过具体方案建立互信，争取双方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大力支持。因此，两国需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制定具体的合作路线图。

双方应首先在以下四个领域开展具体合作。一是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疫苗生产、分配等方面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包括制定“全球健康码系统”（QR system）或“免疫护照”方案，帮助恢复全球人员跨境流动。二是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习主席最近宣布了中国的最新减排承诺，包括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当选总统拜登承诺在执政第一天就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两国领导人在气候问题上的承诺，为中美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三是在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方面开展合作。G20仍是中美恢复全球经济宏观合作和稳定全球金融形势的最佳平台。四是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治理领域合作制定国际规则，促进人工智能的正确使用。双方应珍惜共同的责任，使科技服务于国际公益。

第四，加强有效的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机制。

中美两国是对国际体系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关键力量，同时两国在现代化模式、治理体制、战略重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中美之间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机制，是确保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稳定的关键。

为此，双方需要加强以下措施。一是中美两军恢复在不同层面、不同轨道的接触，在威慑、核军控、防扩散、网络空间规则、外空资产安全等议题上开展对话。二是恢复高层战略对话，减少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解。三是在海上和网络空间的军事风险管控方面，采取特殊的、可验证的措施。四是双方应避免破坏或威胁对方政府的合法性，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总之，两国应承认分歧，但不应把中美关系整体定义为“零和”关系。两国主要应通过切实合作来建立信任，以坦率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存在的分歧进行对话，在双边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方面投入更多。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12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美教育基金共同举办的“从不同视角看中美关系未来”视频研讨会上的发言。）

原文链接

文献来源：中美印象，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