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中国模式”的定义和影响，认为“中国模式”关键在于较好地平衡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提高民生的关系。“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发展必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国软实力构建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中国模式”所倡导的合作精神是对现有西方秩序的有益补充；“中国模式”的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道路选择；“中国模式”将促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受益于这一过程。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没有主观意图推行“中国模式”，而是主张发展道路的多样化。

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研究与中国崛起几乎是同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9.6％，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个“奇迹”让发达国家嫉妒，让发展中国家羡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个研究解读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热潮。
目前的探讨大多将“中国模式”界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少有讨论其外交、文化、社会方面的启示。其实，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除了走改革开放道路、引进市场经济之外，还应归功于中国较好地平衡了实力增长与维护世界格局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发展必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东西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中国软实力构建等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直观上表现为其他国家热烈探讨“中国模式”，以及尝试复制“中国模式”，但从长远看，“中国模式”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一直倡导的和谐世界的构建。

一、对“中国模式”的解读

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是同步进行的。2003年11月3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报告，此后，“中国崛起”成为西方世界描述中国最常用的词汇。如果在谷歌搜索引擎里以“rise of China”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网页结果显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一亿两千万之多。如果说最初关注的是“中国崛起”这种现象，那么更高的热情随后转移到了探讨“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上面，其结果就是对“中国模式”的大讨论。
对“中国模式”大讨论的第一个高潮始自“北京共识”的提出。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11日发表了高盛公司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简称《北京共识》）。为与“华盛顿共识”区别开来，雷默在报告中将他所看到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引发了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第一波热潮。第二个高潮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发展模式遭到普遍质疑，而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发展，这种现象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西方学者纷纷把“中国模式”当成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和可能的替代品。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模式”有诸多解读。国外较常见的解读有三种：第一种是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数量最多，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著名中国通戴维·蓝普顿，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应该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种发展的方式。这一方式非常成功，已经带领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民进入到了一个全新阶段。”[2]
第二种比较流行的解读则是把中国发展中的某些独特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指导原则当作“中国模式”。代表性人物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对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经验作了总结，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定义就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3]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则用“第三条道路”来形容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4]
第三种解读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特点和方式解读为“中国模式”。法国著名汉学家魏柳南认为中国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制定经济和政治战略决策时，没有受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且能够“吸收外来精华，使之适应中国国情”。[5]而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则指出，“中国在发展战略上主张通过试验，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进行渐进改革。”[6]日内瓦大学高级研究员，曾经担任邓小平高级翻译的张维为则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确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7]
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时意见比较统一，大多数人强调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推动和互动作用。常修泽先生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所谓一个核心是指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核心；整合两种制度是指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潜力；三大优势是指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和后发国家；四轮则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五位一体是指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8]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则把“中国模式”总结为“经济领域以公有制居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为特征、政治领域以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和经济功能为特征、文化领域以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特征、社会领域以收入分配多元化和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9]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的总结基本上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度分析，体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的阐述。[10]
目前中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仍在继续，其观点各有所长，但都不能算是完全切中核心。“中国模式”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而且应包括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努力以及保持政治稳定和不断提高民生的做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较好地平衡了与世界的关系，避免对当前国际秩序产生大的冲击。改革开放政策表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但是敞开大门既不是完全西化，也不是制衡西方国家，而是强调与所有国家的合作。这一点根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君子和而不同”，意即多元化的存在，尊重彼此的差异性。这个基本原则使得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较好地处理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不主导经济领域的国际制度，不具备利用国际制度主动将国内压力转化到国际社会的可能，因此中国通过国内制度创新降低、消化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可能对世界政治产生消极效应的问题，从而避免了中国发展对世界政治产生的域外负效应，为国内发展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1] 关于这一点，中国官方通常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表述。[12]正是因为其内敛性的发展区别于19、20世纪其他用外延扩张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才能获得足够的国际空间顺利实施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
第二，面对来自外部经常性的民主政治压力，中国较好地平衡了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稳定”这个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中共十七大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九个结合的内容就是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13]胡鞍钢把中国在保持稳定方面的经验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是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社会环境。第三是政治稳定，这也是最重要的。[14]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悖论往往就是政治始终不能稳定，比如泰国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其动荡的政治局势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而中国清醒地看到了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维护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外部周边环境的稳定，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改善民生的目标，中国的发展是惠及全民的发展。这个成果有众多数据可以支持：2009年中国GDP从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2165美元增加到4.92万亿美元；[15]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23.4倍和29.6倍，恩格尔系数也分别从67.7和57.5下降到45.5和36.7；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2.5亿降到4007万人（农村贫困标准按1196元测算）。[1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的报告高度赞扬中国，称“中国经济发展使得其在消除极度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绩。无论是按照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标准，中国都已经实现了到2015年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八个中的一个。”[17]如果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这些成绩就会更加凸现“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华盛顿共识”所列出的政策清单被拉美、东欧等国家广泛采用，然而，“它是帮助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实际上，它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18]
这三个方面的补充是发展过程中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最突出的特点。《华盛顿邮报》刊文说[19]，当西方世界遭遇困难和打击的时候，中国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不同于美国自由市场和西式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不仅让中国增添光彩，更让美国模式失色。

二、“中国模式”引发的担忧：威胁与捧杀

过去10年间，虽然反恐仍然占据美国对外事务的首位，但对中国的关注呈不断上升趋势，关注的议题涉及共产党领导、经济增长、军事现代化、人权、地区影响、贸易规则、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对台政策等方面。对中国的密切关注在媒体上表现得也非常明显。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其受关注度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排在首位。这种关注度其实表达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深刻担忧，而“中国模式”的提出更加深了这种忧虑。
根据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总结，对于“中国模式”西方有三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观点：“威胁”、“捧杀”和“否定”。[20]“威胁派”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模式”，构成了对西方价值的竞争和威胁；“捧杀派”则认为“中国模式”很快就要取代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扩大和传播不可避免；“否定派”看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认为中国并不存在某种“模式”。目前“中国模式”威胁说基本上占据了主流地位， 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投资大师罗杰斯、《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都曾对“中国模式”发表意见，共识有两个：一是“中国模式” 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二是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正在冲击西方价值观，对西方模式构成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21]
西方国家产生的这些忧虑，原因首先来自于西方国家流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相互转化”的逻辑。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09年版年鉴称，过去10年，中国的军费增加了两倍，并在2008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达849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266亿美元(占世界总军费的5.8%)。[22] 这些数字经常被用来说明中国所具有的威胁性。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于所谓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会重走西方扩张崛起的老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对现有大国构成挑战。尤其是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用霸权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表态要向中国学习，甚至俄罗斯这个大国的总理普京也在内部场合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23]。这显示了“中国模式”巨大的影响力，在价值观和制度层面上与西方模式形成了竞争之势。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实力此消彼涨局面更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反思西方模式的困境。戴维·蓝普顿2009年的新著《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24]和布鲁金斯协会董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教授约翰·桑顿的文章《长久的期待——中国民主前景》[25]都表达了对“中国模式”挑战美国软实力的担忧。
面对纷至沓来的对“中国模式”的忧虑和赞美，中国官方和学者都担心出现“捧杀”局面。因为西方先后炒作过“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现在又热炒“中国模式”。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定性过程一方面表明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从否定到认可，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对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并不甘心，并力图干预中国的发展方向。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国务卿佐立克在演讲种首次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的概念，将中国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要求首次摆上桌面。[26]　2006年底欧盟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也把更加负责任的大国作为界定中国国际行为的标准。[27]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挽救颓势的呼声高涨。200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G2概念[28]，呼吁两国首脑举行定期会谈。G2被认为是“中美共治”，实际上是变相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这一点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也有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提出，美中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40%，哥本哈根会议要达成任何协议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具体承诺。但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着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混淆两者的义务显然是试图用气候问题来阻挠中国的发展。
日本的经历被认为是中国会遭到“捧杀”的又一证据。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步入鼎盛时期。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热炒，[29]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承担作为经济大国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日元升值。被捧得晕了头的日本甚至在1985年谈判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时主动提出日元
升值10％。日元大幅增值后对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股价暴跌，地价急剧回落，日本许多家庭的财富化为乌有，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10年”。因此，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的文章告诫中国，“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当然，“捧杀”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当事者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应该可以更好地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和赞誉。此外，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的重点不应在于宣扬经济数字，而应更多强调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弘扬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作精神，彰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与当初日本号称要“购买美国”的经济野心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中国哲学已经得到众多思想家的认可。曾断定“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30]“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31]

三、“中国模式”的作用与影响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莫衷一是，且仍在继续，尽管这些分析和归纳各有所长，但在横向比较的层面上都认同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模式”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认可，“中国模式”提供了“欧美模式”之外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二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在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模式”比“休克疗法”、“拉美模式”更成功；三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模式”比“苏联模式”更有生命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给面临危机的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32]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西方模式以外的其他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曾经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的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则进入“倒退的十年”，东南亚国家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一蹶不振。这些实践结果证明欧美模式的局限性和非普适性，而此时中国的经验让这些国家看到了新的方向。巴基斯坦总理基拉尼表示，“中国用自己辉煌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我们将更多地学习中国模式,借鉴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模式。”[33]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曾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许多中东国家学习的榜样。”[34]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与会的非洲国家也都表示要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他们效仿的楷模。[35]
“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在减少国内贫困人口和援外减贫方面的成就突出。经济发展与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两者之间并不一定能够划等号，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印度。而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表示，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36]“中国模式”在很多方面也对西方如何消除贫困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挑战。比如在对外援助方面，与西方不同，中国在提供援助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过去10年，中国在非洲投入巨资开展合作项目，同时免除了非洲国家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针对非洲基础建设薄弱的实际情况，中国还着重于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和肯定。[37]基础建设有助于非洲吸引更多外资，使非洲受益于更广泛的技术转移，这是西方援助所严重缺乏的。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倡导者，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受益于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对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认识也更加深刻。原有的国际秩序不仅排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试图固定这种利益分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一向认为，应该建立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这其中，中国尤其强调所有国家不论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一直致力于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建立这种新秩序提供了一个契机。2009年4月匹兹堡20国峰会确认20国集团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超份额国家承诺转让5％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也同意增资2％，“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在世界经济治理中享有更大话语权，发挥更大的作用”。[38]如果说20国集团的出现更多反映了新兴大国地位的上升，那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77国集团则发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再一次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和不断上升的地位。德国《金融时报》认为，哥本哈根会议见证了世界新秩序。强势的中国，让美国身为全球领袖的形象相形失色。[39]　　
其次，“中国模式”所体现的合作精神对是对西方秩序的补充。西方秩序最初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其精神内核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制衡”。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现实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哲学基础上，认为国家在国际行为中追求的是可以制衡对方的权力。如同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质疑，西方秩序也受到了现代学者的批评。中国学者苏长和认为西方秩序在冷战结束前后已经达到顶点。他批评西方国内民主实际上直通国际专制，比如民意很难制约涉及国家安全的外交政策；民众福利对外围地带国家的依赖纵容了对外干涉；体制允许保护国内福利而向外部转嫁压力等等。[40]而中国发展依靠的“中国模式”则完全展现了另一种合作理念和价值观。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一直都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因此形成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主义秩序观。在文化选择上，中华文明也是一个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互动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多元一体”的原则。“中国模式”倡导的合作精神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它同意应有多种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合作并存。2006年“中非峰会”及其引发的“魅力外交”让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运用力量的方式与美国不同，中国不是用军力来扩大影响，而是用平等援助和共同发展来吸引发展中国家。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客观看待自己的影响力，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与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重视合作精神，从不刻意推销“中国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终需要走出自己的道路”。[41]
认识到“中国模式”对世界秩序具有独特意义的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学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预测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指出其与西方的互补之处。他在书中提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42]《福布斯》杂志网站的一篇文章甚至夸大地声称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并提供了三个证据：首先，中国在以前它从未涉足的地方施展影响力，这些未曾涉足的地方包括美国不愿意打交道的苏丹和伊朗、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和法国、美国的战略伙伴日本和巴西；第二，中国已成为创新的摇篮，中国已变成清洁技术领域风险投资的主要接受者；第三，中国开始更积极地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它使得二十国集团正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会议。[43]从《福布斯》杂志所列出的这三个证据也可以看出，西方已经认识到，中国得以成功的“中国模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与发展中国家相处的独特方式。
再次，“中国模式”让和谐世界理念更具可信性。中国2004年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在亚非峰会上又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同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特征与实现路径。[44] “和谐”思想来自于中国的典籍《周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提出，从哲学层面上表达了中国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中国的战略方向。这一点与强调多元化的“中国模式”是息息相通的。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政府曾在各种场合反复指出，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45]这恐怕也正是“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是一个哲学统一体。和谐世界是中国的理想，“中国模式”是中国对这个理想的实践。和平、发展、合作、多元化在中国的行为选择中并不只是空洞的概念，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东方古老智慧的有效性，“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表明这些理念已经开始被广泛认可。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曾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46]这个讲话中所指出的原则实际上正是“中国模式”的精神内核，是中国政治经济能够取得今天成绩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模式”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系统的内容，而“中国模式”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尤其是在“可复制性”方面，很多学者持谨慎的态度。[47]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模式并未成形，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转型阶段”，尚存不少变数。[48]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斯科特·肯尼迪则通过批评“北京共识”而表达他对中国模式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独特性，基本上可以归于韩国、台湾地区等发展模式。[49]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
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也有很多官员和学者反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发表了《慎提“中国模式”》（李君如）、《中国无意输出“模式”》（赵启正）、《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施雪华）、《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邱耕田）等4篇集中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均对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显示出官方竭力在保持清醒态度。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在文中表示，“中国案例”的提法更正确。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则表示“中国模式”的说法“很危险”，因为可能导致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从而削弱继续深化改革的动力。当然，中国如此谨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会被西方国家理解为“模式输出”和对“西方模式”的挑战，从而招致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
尽管有这些不同看法，“中国模式”以及对其展开的热烈讨论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对其无视或漠视。所以更多学者所持的态度是承认“中国模式”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寻找其不足并加以改进，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有待更多的努力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在“中国模式”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没有主观意图要像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观那样推行“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提出和传播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